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列宁和高尔基
玛·费·安德烈耶娃
马克西姆·高尔基每当去彼得堡，通常都住在出版商康斯坦丁·皮亚特尼茨基[1]的住宅里，在那里高尔基自己有两个不算大的房间。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日子里，皮亚特尼茨基这幢宽敞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有文学家、艺术家、戏剧演员、歌剧演员、大学生和工人等等。这样一来，这幢住宅自然就成了沙皇警察当局公开监视的目标。
1905年11月，我们最后决定动身到彼得堡去。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在火车上就对我说，我们先去《新生活报》编辑部，然后从那里到皮亚特尼茨基家去，这样可以不惊动监视住宅的人，也不致于让他们把我们盯上了。我们的行李由前来迎接我们的亲友拿着，我同高尔基就到离车站不远的座落在涅瓦大街上的编辑部去了。
高尔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面和相识的。
我记得列宁从里边的房间走出来，向我们迎面走来，他快步走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跟前。他俩久久地握着手。列宁高兴地笑着，而高尔基在这种场合总是显得十分腼腆，他竭力用庄重而低沉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说：
“啊，您是这样的…… 好啊，好啊！我真高兴，真高兴！”
我们到了皮亚特尼茨基那里以后，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过了很久才对我说：
“是啊！……你看，我们碰上了多么好的事啊…… 多好的人啊，是不是？”
当然，我马上就猜到，他指的是谁；我却故意逗着他问道：
“你说的是谁呀？”
“是谁？嗯，当然是列宁啊！多好的人啊！…… 你可别吹，说你早就这样认为，你比我早认识他。”他完全孩子气地这样说。
他常常象个大孩子似的。
※ ※ ※
我记得1907年高尔基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遇见列宁的情景。
列宁把我们带到离英国博物馆不远的“金币”旅馆。这家旅馆规模很大，而房间却潮湿而又简陋，但不知为什么没能找到别的住宿地方。
记得当时列宁很为高尔基担心，他说：
“我们会使他感冒的！要知道，他是习惯于温和的气候和舒适的生活条件的……”
的确，房间不大，而且潮湿、昏暗，一张大床占了半间屋子，一扇大窗正对着墙壁，使用劈柴的煤气壁炉散发的热量很小。那时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气候潮湿、寒冷。
列宁走到床前，摸了摸被褥。他知道高尔基是不喜欢别人为他的健康操心的，所以他对我轻声说道：
“被子很潮湿，该烘一烘，哪怕就在这个不象样子的壁炉旁边烘一会也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要是在我们这儿咳嗽起来可不好啊！”
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以后我曾多次确切地看到，列宁是多么善于关心别人，特别是关心同志啊！他是多么善于观察一切，注意一切，并且什么都不会遗忘。
列宁离开后，高尔基在这间简陋的房间的窗和门之间，在煤气壁炉旁边，久久来回踱步，时而用手捻捻胡须，时而习惯地咬咬胡子梢，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道：
“真是个不寻常的人！”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收到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而且还有发言权，这使他非常激动和兴奋。参加这次大会使他同来自俄国的工人同志更加接近了。他非常怀念被迫远离的祖国，虽然他甚至对很熟悉的人也竭力隐瞒这一点，而且还竭力使自己相信，似乎他并不想回俄国去。
在大会的各次会议上，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仔细地听取代表们的发言，甚至他们的每句话。每见到列宁一次，都使高尔基更进一步地热爱他。
格·瓦·普列汉诺夫给他留下的印象却不好。
“老爷！”这是高尔基对他的尖锐的评价。
当波格丹诺夫[2]、斯特罗也夫、甚至列宁同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到普列汉诺夫的重要功绩和聪明才智时，高尔基就进行激烈的争辩，虽然普列汉诺夫对党的作用他自己是十分了解的。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非常瞧不起李伯尔[3]和唐恩[4]。总的说来高尔基十分憎恨孟什维克，只有马尔托夫[5]是例外。他把马尔托夫称为“迷途的人”。还有一个例外是弗拉斯·姆格拉泽[6]，平时大家叫他“特里亚泽”。阿历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很喜欢他的倔强的性格和魁伟的外表。后来，这位弗拉斯·“特里亚泽”到喀普里后在我们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对他完全失望了。我记得有一次，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不行，一个陷得很深的孟什维克，尽管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我们也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让我们的同志的伙食能有所改善（他们多半都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我们组织一些人往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个教堂送去了几筐夹肉面包和啤酒。
大会的代表们在休息时对高尔基的《母亲》谈得很多。工人们喜欢这本小说，但有些工人认为，这里描绘的一切要比现实生活美好些。这一意见使高尔基很伤心。虽然人家的批评他向来是很珍视的，而且常常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但这一次他同人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认为表现人同生活中不正确的现象进行斗争是高尚的，因此应该是美好的。
列宁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母亲》的问世是一个重大事件，而这本小说的缺点，他认为主要是把革命知识分子理想化了。
有一次高尔基对列宁讲述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给他的印象。在柏林的时候，高尔基见过倍倍尔、考茨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人。高尔基只对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抱有好感。至于倍倍尔，高尔基有一次到他的住所去，看见那里有许多垫子、餐巾、布幔、养着金丝雀的小笼子和其他一些德国小市民家里惯有的摆设。高尔基一见到这些东西，马上就生气了，因此他对倍倍尔就相当冷淡。
当他看见坐在倍倍尔旁边的路易莎·考茨卡娅[7]不知为什么突然吻了一下倍倍尔的手时，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令人惊异的怒意。
大家围着一张大饭桌吃晚饭时，高尔基的对面坐着倍倍尔的年老的妻子。她正兴致勃勃地给胖胖的、表情淡漠的辛格尔[8]在谈什么。
高尔基问我她在讲什么。这时倍倍尔的妻子正在对辛格尔说，现在小鸡的价钱很贵，而她的奥古斯特除了小鸡之外什么都不能吃，今天她很走运，买到了两只很好的小鸡，价钱又便宜。
高尔基了解到他们的话题后，甚至惊讶得发出了啧啧声，还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把倍倍尔这个老头儿吓了 一跳。
高尔基介绍的关于1905年的事件，关于莫斯科的革命，没有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注意。他们听的时候倒是彬彬有礼，但是却抱着怀疑的态度。高尔基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不再往下讲了。晚饭后他就立刻告别，匆匆离开，这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奇怪。
当高尔基用诙谐的口吻（只有他一个人善于这样讲述）向列宁介绍拜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情景时，列宁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了，并且一再询问具体细节。
列宁对高尔基同英国作家的几次会见很感兴趣。高尔基认识肖伯纳，见过赫·威尔斯[9]（还是在美国的时候见过的），还会见过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但他不大愿意谈论这些会见的事，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被代表大会以及与俄国同志的会见吸引住了。
※ ※ ※
在伦敦时列宁曾答应过高尔基，在代表大会的事情结束后到喀普里去。列宁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高尔基见到列宁时激动得象个孩子。他非常希望列宁肯留在他那儿休息一段时间，恢复一下疲劳。
他们两人每天在海上钓鱼，谁都不晕船；他们可以毫不拘束地畅谈，因为同他们一起在船上的只有几个喀普里渔夫和我。
高尔基向列宁介绍了下新城、伏尔加河，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外祖母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还谈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他还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关于外祖父的事讲得很多。
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高尔基讲，他那习惯于眯缝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神情，有一次他对高尔基说：
“老朋友，最好把这一切都写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有教益的，非常有教益……”
高尔基马上中断了叙述，沉默起来，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忧郁地说：
“我以后要写的……”
高尔基兴致勃勃地向列宁介绍庞培，介绍那不勒斯博物馆（高尔基对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他们一起到维苏威火山去，一起游览那不勒斯郊区。
高尔基讲得非常引人入胜。他能用很少几句话描绘景色，讲述事件，介绍人物。他的这一特点列宁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敏锐，才智过人，善于开诚布公地、真诚地、异常明确地对待人和事，这也使高尔基十分钦佩。
我感到，就是从那时起列宁就十分喜爱高尔基。我不记得列宁什么时候生过高尔基的气。高尔基对列宁也是无限敬爱，异常钦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动身去巴黎的时候，明确地答应下次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0]一起再到喀普里来。遗憾的是，这一诺言未能全部实现。他第二次是到喀普里来了，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却没有来，而且他在喀普里呆的时间也很短。
那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1]、亚·亚·波格丹诺夫和弗·亚·巴扎罗夫[12]都住在喀普里。我们的同志、老朋友伊·巴·拉德日尼柯夫因出版事务也从柏林来到这里。
还在我们从缆索铁道到我们那时住的贝杜斯别墅去的路上，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波格丹诺夫对列宁怀有热烈的友好感情，谈到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是有异常才能和绝顶聪明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侧面看了看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眯缝起眼睛，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说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不止一次地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好，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楚地知道，在哲学问题上他们之间目前所存在的分歧是任何辩论都解决不了的，所以尽管大家（包括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在内）想要引到谈论哲学上去，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回避这个问题。而高尔基却非常想要了解他们之间分歧的实质。同志之间的尖锐的分歧使他感到极端不安。
这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喀普里期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很少有机会同他单独谈谈，因为常常有其他人在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喀普里总共只呆了几天，他离开后，高尔基感到苦闷，并且过了很久心情也没有好起来。
载于1946年6月16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第141号第2版
[1]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木匠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前往德国，1903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并于同年返回返回俄国，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1908年获释后前往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先后在铁路工会、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1920年春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国际联络部领导。1922年担任共产国际组织局委员，1923年担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2]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3] 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年5月24日——1937年10月4日），原姓戈尔德曼（Гольдман）。生于维尔纳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1897年参与创立犹太工人总同盟（即“崩得”）。1898年代表崩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此后成为崩得和孟什维克主要领袖。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后，起先支持战争，后来又转到“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萨马拉省。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临时政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七月事变中，他支持临时政府镇压革命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积极反对十月革命。内战期间居住在乌克兰，1920年迁往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4]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5]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6] 弗拉斯·扎里斯曼诺维奇·姆格拉泽（Власа Джарисманович Мгеладзе，1868—1943），190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参与竞选第二届国家杜马。1908年参加大不里士武装起义，并担任高加索红旗军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欧洲，曾会见列宁和高尔基。1911年回国，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罗斯托夫。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但反对《四月提纲》，同年退党并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加入格鲁吉亚孟什维克。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卫队政委。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权被颠覆后流亡欧洲。1924年秘密回国，策划并领导了库塔伊西叛乱，叛乱失败后流亡法国。1943年去世。
[7] 路易莎·考茨基（Louise Kautsky，1864年8月11日——1944年12月8日），考茨基的妻子。早年担任考茨基的秘书。1915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1919年任柏林市议员。1924年赴奥地利定居。1938年流亡荷兰。1944年被捕，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逝世。
[8] 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年1月16日——1911年1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862年参加德国进步党，当时是民主主义者。60年代中期结识倍倍尔等人后，转向社会主义。1868年参与创办柏林民主工人协会，投入工人运动。1870年后，曾和哥哥合办大衣制造厂。1873年捐献巨款，资助社会民主党，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884年创办《柏林人民报》（《前进报》前身），同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1885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887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达19年。
[9]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10]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1]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2]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年7月27日——1939年9月16日），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期间是“新生活派”。1917年底发起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21年起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相继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和高加索地区。1939年逝世。1990年平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