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在捷里奥基和巴黎
塔·费·柳德文斯卡娅
1907年6月3日，即第二届国家杜马在彼得堡被解散、杜马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遭到逮捕的那一天，在我的工作地点敖德萨正在召开全市党的代表会议。党代会议的代表（包括我在内）全部被捕，并被遣送去流放。不久我回到了敖德萨，由于我不能在那里继续呆下去，所以敖德萨委员会就交给了我一个去彼得堡的接头地点。我的高兴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将要在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里工作了，也许我在那里还能见到列宁！
为了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到了彼得堡后，先到粮食出版社的一家书店去，这家书店座落在涅瓦大街上。书店给了我到利齐尧大街的一个私人诊所去的接头地点。[1]同别的同志一样，我领到了去那里的证件以后，就装作病人到接头地点去了。我被领进办公室，那里坐着两位不认识的妇女。其中一位便同我攀谈起来。我向她讲了接头暗号，原来她就是布尔什维克维拉·鲁道佛夫娜·明仁斯卡娅。她接连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这时，另一个原来坐在靠窗的那个妇女向我走了过来，向我问好后就同我们一起攀谈起来。她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2]。她详细询问了我的党的工作后，就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当时的书记叶甫盖尼·波波夫。
就在这一天，我领到了一张“可靠的证件”（写的不是我的姓名）和一本叫做《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小册子，上面载有弗·伊·列宁的《反对抵制》一文。我被委派为莫斯科区的组织员（当时区委书记叫组织员）。我奉命去跟纳尔瓦区党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亚历山大·布伊科[3]取得联系，同他一起进行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的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并聆听他讲话是190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的代表会议上。会议地点在芬兰的一个小城镇捷里奥基。
我们是在白天到达捷里奥基的。那天秋寒袭人，细雨绵绵。同志们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等我们，他们根据约定的暗号辨认来开会的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口袋里都带着一块有花边的蓝色餐巾，不时地拿出来当手帕用。来迎接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们就交换暗语，然后他们就谨慎地把我们送进要开会的那幢房子里去。这幢房子的光线不大好，象是间棚子。院子有两个进口（当然也是出口），警察出现时就用得上。
代表们是陆续到达的。他们有的在同熟人谈话，有的刚刚才相互认识。这里的气氛相当热烈。
我站在角落里同一位代表在谈话，这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向我们走来，他的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肩膀宽阔，穿着一件相当陈旧的深色大衣，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的目光锐利敏捷，这说明他是一个十分聪明、意志坚强的人。他的脸部表情严肃而又威武，使人不由自主地听从他的话。
这位陌生人同我攀谈后便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不一会儿他的个性特点立即对我产生了吸引力。锐利的目光，对我们所谈问题的深切关心，待人真诚——这一切都说明他是可以信赖的。他问我在哪个区工作，我遇见的那些工人的思想情绪怎样，他们对国家杜马的态度如何，区里的选举运动搞得好不好，等等。突然，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疑问：“同我谈话的人是谁？”
我不露声色地问道：
“您在哪里工作？”
我的交谈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着说：
“就在这里。”
我问他列宁是否会来。他说：
“不知道。”他向我表示谢意后就去同别人攀谈了。
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责备自己：“第一次见面，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子就无保留地讲了这么多！”
时间在消逝，其他代表陆续到达了。我遇见了捷姆利亚奇卡[4]同志，又同曾在一个区工作过的维拉·斯卢茨卡娅[5]谈了一阵，我力图通过与人交谈使自己安下心来，但是并不能如愿。我一想到“失言”的情况，做什么事都心神不定。
突然，会场上一阵骚动。代表们在轻声地相互转告：“离开这里”。警察当局已经获悉有关代表会议的情报，他们随时都有上门的可能。
在几乎是漆黑的夜晚，我们相继穿过陌生的树林，走进了一幢外表漂亮，但还没有全部建成，几乎完全没有屋顶的房子。寒风透过四周的隙缝向我们袭来。我们占用了两间相通的房间。一间坐着代表，另一间坐着主席团，里面放着一只高高的小柜子当讲台。
会议开始了。主席宣布列宁同志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一股令人兴奋的暖流在会场上荡漾。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马上要见到列宁了！我又坐下来后，看见同我在房间的角落里畅谈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同志向讲台走去。这就是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1907年秋天的社会政治形势作了明确的分析。伊里奇自问自答道：“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要参加杜马？仅仅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高举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仅仅是为了使党团在杜马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从同盟者直到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但绝对不是使党团支持‘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大会上还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7]
除了这两个报告以外，列宁还就准备召开全俄代表会议的问题以及会议日程上的其他问题发了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和发言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语言淳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信念坚定，这一切使人们感到十分钦佩。他的讲话感人肺腑，深入人心。他在讲话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一样。
在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对他说，在没有看到他作报告以前，我感到非常不安。当他听我解释不安的原因后，他高兴地笑着说：
“原来您是这样一个地下工作者！您怎么同一个陌生人谈起来了呢？”
“感觉给了我启示，我感觉到您是自己人。”
“暧哟哟！感觉到！您大概不知道，感觉会骗人的，不能凭感觉估计一个人。”他温厚地笑笑，责备我说。
※ ※ ※
1911年春，在坐牢和流放期满后，我来到了巴黎。过了几天，我到玛丽·露丝街四号住宅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他的忠实的生活伴侣、战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起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套间里。
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对巴黎的小市民来说是个谜。生活极其简朴，家里十分清洁。尽管来访的客人很多，但一点也不显得吵闹、忙乱。
房间的面积很小，但由于室内的东西摆得十分整齐，所以并不显得很挤。普通的小铁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在没有上过漆的桌子上整齐地放着几叠书，书的数量不少。舒适、清洁的厨房同时又用作餐室和会客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在这里接待我，她给我开了门，看到我是从俄国来的布尔什维克，非常髙兴。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图书馆回来了。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俄国的问题，要求我非常详细地讲述一切细节。
列宁有使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的非凡本领。所以几分钟以后，我原先的那种胆怯和腼腆的心情完全消失了，我被他的纯朴的性格和对俄国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吸引住了。我好象觉得我谈的有关彼得堡的新闻已经过时。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俄国发生的事件和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但是，我所谈的关于1908—1909年间彼得堡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不但使他很感兴趣，甚至引起他的激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要了解一切，甚至想了解具体细节，如果这些细节有助于再现党的工作的情景，在那残酷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进行党的工作是特别困难的。他说：“没有无用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都有作用”，他要我毫不遗漏地详细介绍。
他兴致勃勃地听我介绍：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现在这一著作大家都知道，千百万人在学习这部著作。当时，在这本书首次出版时，好象给敌人掷了一颗炸弹。这本书的问世推动了党内广大群众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
这本书一出版，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人就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他们中间有些人学得很好，敢于对马赫[8]主义者进行有效的反击。列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我提到了一些人的姓名：党的职业革命家、原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亚历山大·布伊科，谢米扬尼科夫造船厂（现名列宁造船厂）的布尔什维克布勃列也夫，帕尔工厂的女工波丽娅和托伦顿工厂的女工克秀莎。在辩论哲学问题时，有些同志有时把那些持修正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驳得拿不出正当的论据来，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只好采取粗鲁的欺骗手段。有一次，一个持孟什维克观点的工艺学院学生大声地说，现在被“指责”为马赫主义者的那些人在1905年革命时期曾发表过哲学言论；他说，当时“列宁本人”并没有同他们争论，而现在却反对起他们来了。我讲到这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地说：
“在革命紧张的时刻谁有时间同这些知识分子去辩论，去注意他们的哲学怪论呢！”
接着列宁就向我解释，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政治思想反动的时期，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力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唯心主义和各种宗教迷信的人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不能对工人的上层受反动思潮影响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必须打垮所有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尔后，列宁的话题又回到了刚才讲的那件事上来，他满意地继续说道：
“这也能证明：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工人能够明辨是非！他们凭着无产阶级的嗅觉懂得什么是打着‘纯科学’的幌子贩卖奴隶主思想的私货。”
我汇报了这几年彼得堡的党组织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开展工作的，钻迸党的领导机关的奸细怎样使一部分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些胆小鬼和不坚定分子是如何脱离党组织的。列宁对彼得堡党组织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特别注意。
为了确保涅瓦关卡外和全市各区的统一战线，在1908—1909年间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四人小组中两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两个是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分子）的代表。四人小组的任务是：使动摇的工人脱离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基层建立统一战线，利用合法组织争取工人群众。把盘踞在合法组织里的孟什维克取消派驱逐出去是四人小组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布尔什维克用撤掉取消派职务的口号使他们陷于孤立，使合法组织成为联系地下党的纽带。
关于布尔什维克如何把瓦西里岛区的五金工会理事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撤换成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失业工人工会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开办食堂，在物质上帮助工人，组织工人发表政治性演说，等等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听得十分仔细。当我汇报到孟什维克不接受我们的邀请，拒绝参加人民大学代表大会的我们工人代表团的活动，而在投票时却同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时，列宁说：“看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列宁的这句话使我永世不忘。
召开全俄（第五次）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彼得堡的地下党组织很艰难的时刻进行的，那时彼得堡各区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涅瓦区召回派很多。尽管这样，在选举出席1908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只获得了少数。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选出了布伊科同志为代表参加十二月全俄代表会议。
我关于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汇报得到了列宁的赞扬，他说，委员会在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工作搞得不错。
我记得，在那些年里彼得堡的党组织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起带头作用的组织之一。而布尔什维克党，正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所说的那样：“就能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侵入敌人的堡垒，每日地、‘合法地’开始了从内部炸毁万恶的沙皇地主专制制度的工作。又稍过几年，布尔什维主义所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胜利了。”[9]
在汇报完了彼得堡组织的情况后，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是否听到过塔里诺耶糖厂罢工的事。
“没有，没有，”他马上回答说，“讲吧，请讲得详细点。”
在基辅省乌曼县的塔里诺耶这个地方，有个将近五百工人的糖厂，这是当地唯一的大企业。那个地方其余的工人是些缝衣匠、皮匠、木匠，他们在属于小业主所有的手工工场里干活。这些工人遭受特别残酷的剥削。
我们成功地组织了两次罢工。第一次罢工几乎所有的手工工场的工人都参加了。后来，糖厂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行列，从而形成了总罢工。工人的要求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星期六的劳动时间。经过了十天的斗争，我们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列宁先是坐着听我讲的，到后来就站了起来，在房间内很快地踱来踱去。
“这很好，这很好，”他重复说了好几次。
甚至偏僻地方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这再一次证明了列宁提出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他早在1910年10月就写道：反动势力开始走下坡路，新的革命高涨时期到来了。
我们的谈话要结束了，离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我俏皮地说道：“您说巴黎使您感到惊奇？而我却认为您使巴黎感到惊奇！”他善意地笑着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请看看我们这位巴黎妇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给我上了一堂秘密工作课。由于缺乏经验，我并没有注意自己的外表，我当时的打扮对一个不想引起沙皇密探（在巴黎他们到处都有）注意的人来说是完全不相称的。我穿着又长又大的连衫裙，袖子的样子很豪华（而那时流行的是短小的紧身短袖连衫裙），还带了一顶过时的宽边帽子，而且还有两条长辫子，这是一般巴黎妇女无论如何也不会留的。
我到巴黎后马上就同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们这个支部就是在弗·伊·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在我到达巴黎后不久，在一次支部会议上举行了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十分重视。在候选人提名前他讲了话，他说，在选举委员会时主要应考虑选举那些同国内的实际工作有联系的同志，要选举在这一工作中有经验的同志，选举那些了解国内工人状况，能给支部的工作带来生气，而不是准备长期侨居国外的人。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由列宁领导，他在巴黎的条件下培养我们，使我们熟悉国内的地下工作，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要为新的革命作好准备，为迎接胜利作好准备。
在巴黎支部中也象在国内一样，有些人实际上是在为取消派和召回派辩护。调和派分子认为，同取消派作斗争似乎不必把他们从党内驱逐出去。而列宁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全部清除出党。他认为，我们巴黎支部也绝对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
我记得在哥白林大街的图书馆里开过一次支部会议，讨论取消派和调和派的问题。列宁在向具有调和派倾向的支部成员作说服工作时说道：
“取消派要取消党。我们则要取消取消派。你们是拥护党还是想同取消派站在一起反对党？是拥护斯托雷平[10]制度，拥护专制制度，还是反对它们？要么站在党一边，要么站在取消派一边，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的。不应根据个人好恶，而应按照原则来解决问题。”
列宁这样提出问题使调和派分子无地自容。根据这一讲话的精神列宁提出了决议案。在提交决议案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声说道：
“这是一个谁都不会投反对票的决议案！愿意站在党一边打击专制制度的人不可能不赞成这一决议案。这就是我建议的团结的基础。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党。”
列宁的目的很明确：分化调和派。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原来属于这一派的几个工人脱离了调和派，回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死硬的不可救药的调和派分子从巴黎支部中被开除出去了。支部的人数明显地减少了。
列宁对机会主义者釆取的这种果断的不调和的措施使某些同志感到不安。有一位同志对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干吗把他们都从支部中赶出去？我们以后同谁一起工作？”
列宁笑着回答说：
“我们用不着混乱，就算我们现在人少了，但我们的行动可以一致了，有觉悟的工人就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应该说，列宁的严格的不调和态度却从来都没有使这些同志产生委屈情绪。当敌对的思想要造成错误的时候，当对问题缺乏认识要酿成错误的时候，他总是能预见到。于是他就耐心地向这些同志解释他们的错误和糊涂观念。他知道经过这样的“批评”以后需要对他们说些鼓励的话，以促使他们进一步搞好工作。他总是能找到恰当的鼓励的话对他们说，什么事情做得很好，值得赞扬。他带着笑容进行的表扬使我们很受鼓舞，使我们获得新的力量。
列宁对敌人冷酷无情，对同志和朋友关怀备至。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在俄国开展政治工作，造就一代在斗争中坚定不移，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形形色色的不坚定思想毫不妥协的工人领袖人物。列宁教导我们，对同志的所作所为要坚持原则，要开诚布公。如果有人背叛了共同的事业，列宁就毫不犹豫地同他决裂。
1909—1912年在巴黎期间，列宁一方面时刻关注着俄国，另一方面又在认真地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他也要求我们巴黎支部的成员积极参与法国的政治生活。所以我们支部的成员都学习法语，研究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史，出席工人的会议，参加工会活动，对巴黎工人组织的各种政治措施给以支持。我们支部的成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印涅萨·阿尔曼德[11]、绥·伊·霍普纳尔[12]等人都在法国的男女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工作。
为了印刷书刊，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我们用组织讲演、报告，发售彩票，举办晚会等办法筹措款项。曾经委派我组织过一次这样性质的晚会。我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商量。我们一起研究晚会的节目单。当我们在房间里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进来。他听我们谈了一会儿，当我们对是否要设立茶点部这个问题（带有筹集资金的性质）发生争论时，他笑着说：
“计划不但应该考虑到商业方面，而且还应该考虑到思想性方面。节目单应该包含宣传鼓动的成分。把蒙台居斯请来，他就会把听众吸引过来，他就可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他的建议再好也没有了。蒙台居斯是个巴黎公社战士的儿子，一段时期以菸他忠于自己家庭的革命传统。他轻而易举地编写了歌词，选择了合适的乐曲，这个乐曲也可能是他自己创作的。他常在大众化的剧场里演唱自己的歌曲，有时还在工人住宅区的小酒馆里演出。法国有句谚语说：“笑声能感染人。”贫苦的人民在蒙台居斯的风趣的歌声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他们把这种歌声当作对饱食终日的剥削者的一种未来的报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欣赏蒙台居斯的演唱。
我们的晚会在拉丁区丹顿纳街八号住宅里的一个大厅里举行。我们常在这里会面。列宁曾在这里作过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报告。1911年10月，就在这个大厅里他还作了《斯托雷平和革命》的报告。在音乐晚会上，蒙台居斯在演唱的时候，列宁有时轻轻地和着他一起唱。
晚会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马上离开。我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兴致勃勃地在同蒙台居斯谈话。他向蒙台居斯描绘了一幅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图景。我们的同志围在他俩身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那天晚上这样谈吐幽默、心情愉快、情绪活跃。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65—474页
[1] 把接头地点安排在医生那里，或在商店、工厂、诊疗所等地方是最保险的，因为去那里的人很多，不大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塔·柳·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布伊科（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йко，1885年4月7日——1941年1月30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维尔赫纽丁斯克委员会委员兼维尔赫纽丁斯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维尔赫纽丁斯克市长。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书记。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1925—1941年任俄罗斯联邦副贸易人民委员。1941年逝世。
[4] 罗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捷姆利亚奇卡（Роза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Землячка，1876年3月20日——1947年1月21日），1893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省委书记。1918—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7年逝世。
[5] 维拉·克利门捷夫娜·斯卢斯卡娅（Вера Климентьевна Слуцкая，1874年9月5日——1917年10月30日），189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加入崩得。1902年流亡德国，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再次流亡国外。1912年回国。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吕班。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0月30日在为镇压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赤卫队运送药品时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6] 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0页。——编者注
[7] 这两个报告的内容不久就在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上发表了（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笫123—126页）。——塔·柳·注
[8]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奥地利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
[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2页。——编者注
[10]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州州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政部长。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11]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12] 绥拉菲玛·伊里尼契娜·霍普纳尔（Серафима Ильинична Гопнер，1880年3月26日——1966年3月25日），190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书记。1910年流亡法国，参加了法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6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此后在报刊工作。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脱离政治活动。1938—1945年任《历史杂志》副总编辑。1945—1966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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