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1917年7—10月）
亚·瓦·绍特曼
1917年夏天，克伦斯基[1]政府在统治了四个月以后自己感到肯定要完蛋了，于是就把仇恨一古脑儿都集中到工人和农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身上。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的当天，就号召推翻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着权力，妄图以消灭列宁来挽救自己。他们不敢贸然逮捕列宁或杀害他，感到那样做他们一定要遭殃，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己经坚定地追随着自己的领袖。为了摆脱列宁，须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他们釆取了资产阶级惯用的老办法——造谣诽谤。
工人和士兵看清了妥协派政府危害广大群众的两面政策，终于对它丧失了信心；他们在7月3日（16日）拿起武器，走上了街头，要求停止战争，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他们提出的这些口号也就是列宁在回国后最初的日子里就向广大群众提出来的那些口号。资产阶级认为这是打击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适当的时机。
当时物色到了一个“失宠的人”，即第二届国家杜马里的原彼得堡工人代表格·阿列克辛斯基[2]来干这一桩下流的勾当。这个坏蛋伙同“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彼列维尔泽夫[3]以及一个俄国间谍，一起伪造了一个文件，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诬陷令人感到毫无道理，荒诞之极，甚至连当时的孟什维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禁止各报刊登这个“文件”。但是有一家黑帮的下流小报不顾禁令，还是刊登了这个“文件”，其它一些“大”报也就沉不住气，开始步其后尘了。
应该给资产阶级讲句公道的话，它选择的时机是成功的。三天来，彼得格勒街上的枪声使大家的神经极度紧张，这就为这种在正常情况之下简直难以置信、毫无道理的谣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听信谣言的不单有居民，而且还有一部分备受折磨、政治上无知的士兵。
资产阶级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一起对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发动了进攻。军官和士官生公开出动了，他们首先捣毁了我们的印刷所和《真理报》编辑部，在《真理报》印刷所附近打死了从印刷所里拿着传单出来的工人沃伊诺夫。
当时四周笼罩着一片暴乱的气氛。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公开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那就注定要遭到那些野兽般的狂人的杀戮。城里的一些党委会被捣毁，许多同志被捕，谣传说他们将被枪杀。
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这种局势，就派遣了许多党的工作者到外省去，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我那时则被派往芬兰赫尔辛福斯市。无耻的诽谤也传到了那里。波罗的海舰队的军官们企图在水兵中间散布这些谣言，可是毫无成效。当我向枢密院广场上的一万二千名水兵做报告，讲到七月事变的时候，从后排响起了“打倒德国间谍！”的叫喊声……但是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群众用“布尔什维克万岁！乌拉！……”的口号声压倒了这些叫喊声。
7月10日（23日）或是12日（25日）我返回了彼得格勒，在塔夫利达宫我遇见了几位党中央委员，其中一个是奥尔忠尼启则[4]，他把中央委员会要我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送往安全地方的决议转交给我。
在这以前我同其他许多党的工作者一样，也不知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哪里，尽管大家焦急不安地彼此在打听这件事情，尤其当我们知道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5]、卢那察尔斯基[6]、柯伦泰[7]等许多人被捕以后。
我接受了责任如此重大的委托以后，当天就动身前往指定的地点。奥尔忠尼启则派我去找佐夫[8]（现任共和国海军人民委员）。[9]由佐夫领我同一个年轻工人见面，这个工人再送我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蔽的住处去。傍晚，我和这个年轻的工人出发到新乡去，在那里我们乘上了开往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列车。当我们到达谢斯特罗列茨克附近的拉兹里夫车站时，天色已经开始黑了。离车站不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在住满了来自彼得堡的避暑人的别墅之间，他给我指点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叶梅利扬诺夫[10]住的那所小房子，于是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一所小平房，有三扇窗户面对着街道。
我走进屋去，向女主人对了暗号之后，就提出要见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列宁当时带在身边的身份证上就用这个名字）。我坐下来，看了看四周。这所小房子一共才有两个房间，挤满了孩子。女主人是个有七个孩子的妈妈。她知道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就是列宁，为了掩护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尽管要冒极大的风险，但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安；我问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健康情况如何，她愉快地说，他们俩都挺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抱怨一件事：报纸不能按时送到。
在进一步谈话以后，我了解到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住到树林里去，因为在这里他们很可能让密探给碰上，因为据她知道，密探就在周围追踪活动。由于在当天我无论如何要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女主人就叫自己的儿子领我去。尽管时间很晚了（约摸是晚上十一点钟），这个十二、三岁光景的男孩一口就答应了。我们沿着偏僻的小路走到了—个河湾的岸边，把船放下水去，我划桨，男孩把舵，在月光下面我们穿过芦苇丛，划向列宁的住地。
我们在河湾里划了近半个小时，后来又在沼泽地的灌木林中步行了十分钟之后，来到了堆放在林间空地上的一个大草垛面前。
男孩子发岀了一个信号之后，有两个人朝我们走过来。天已经黑了，只有微弱的月光照射着身上裹着冬大衣的人，我好容易才认出来，他们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一阵热烈的问候之后，我们就在干草垛边上坐了下来，他们向我问了许多问题。
在到列宁这里来之前，我曾到当时设在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去了一趟。那里在议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拉舍维奇[11]当时说：“你们看吧，列宁在9月里就要当总理！”
我坐在草垛边给列宁讲彼得堡的消息时，也把拉舍维奇讲的话告诉了列宁，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听到这个回答，说实在的，我有点茫然，所以很惊讶地朝他望了一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察觉到我的讶的表情之后，就开始详细地给我讲解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十分可惜，那时候我没有把他有关革命前途的话都记录下来。但是，我现在回忆起那次坐在河旁草垛边上的谈话时，我深信十月革命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列宁还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
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列宁那本匆匆忙忙印出来的《论口号》的小册子。我把手稿送到城里去印，过了几天我把印好的一本小册子送去给他看。我坐在车厢里把小册子看了一遍。在其中一个地方我读到这样一个句子：“目前，在俄国没有一个党是始终不渝地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凭记忆引证。——亚·绍·注）。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之后，把这句话指给他看，并问他：“那么布尔什维克党怎么样呢？”他先是捧住脑袋，后来笑了起来，说：“好吧，我们再版时改正。”
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干草垛边谈了很久。尽管是在7月里，但是沼泽地夜间散发出来的寒气袭人。我穿着夏装，刺骨的寒气冻得我发抖。我们就睡在草垛里，这是叶梅利扬诺夫亲手细心地把这个草垛堆成卧室的样子。虽然身上盖着一件冬天的大，但好长时间我冷得睡不着。
这以后，在两个多星期里我每隔一两天就从彼得格勒到列宁这里来一次，送来食物、报纸和其它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为了能够比较安稳舒适地长期隐藏下来，我在准备一个可靠的隐蔽地方。就我所知，从城里送食物、衣服和其它东西来的，除了我以外只有彼得堡的一个女工阿·恩·托卡烈娃。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转移到芬兰去，希望在那里依靠芬兰同志的帮助能比较安全而又方便地安顿下来。但困难在于选择什么方法穿越国境线，因为那时候国境线上戒备森严。
尽管列宁转入地下已近一个月了，但是报纸上还在一个劲地对他造谣中伤，无论是黑帮的，还是自由派的办报人都唾沫横飞地狂叫无论如何要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因此不仅动用了克伦斯基的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探手段，而且连警犬，包括有名的侦探警犬特列弗在内，都被动员起来搜捕尚未抓到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除了暗探和警犬之外，为了搜捕列宁还派出了数百名资产阶级庸人中那些自告奋勇当密探的人。有一天，报上登了一条简讯，说有五十名“突击队”的军官发誓：要么抓到列宁，要么以死殉职。
当暗探和警犬忙于搜捕列宁的时候，我正在寻找可靠的越境办法。列宁自己这个时候正忙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从自己那异常不便的隐藏地领导了这次大会。当担任大会主席的已故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把弗·伊·列宁亲手写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他一时疏忽说道；虽然列宁不能亲自出席大会，但是他在无形之中也参加了大会，甚至领导了大会的工作。这时候所有的报纸就大肆叫嚣，拿出加倍的劲头要求立即逮捕列宁。大会代表受到的监视加强了，而我作为大会的一个代表不得不十分谨慎行事，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时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免被密探盯上。
同时，转移到芬兰去的事情必须抓紧办，因为继续住在沼泽地那边有危险。有时来到隐藏地附近的猎人会偶然碰上匿藏在这里的人；而成天呆在窝棚里，只有到了夜里才能走出来，那也是令人难受的。由于逮捕、报纸的造谣中伤和阴险的谣言，在城里所造成的总的局势和气氛已经使我们不能再指望到以前同情过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舒适的住宅）家里去找一个隐藏地。大部分积极的、久经考验的党的工作者或是被捕了，或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分散到外省去了。留在彼得格勒而没有被捕的那些同志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选择必要的助手、住所、转移方法等一些事情上务必特别谨慎，因为稍有疏忽就会招致逮捕。当时对于列宁来说，逮捕就等于被克伦斯基的野兽般的走狗杀害。这一切使得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因而使转移推迟了。
当时拟定了几种过境的方案。每种方案都经过仔细的讨论和核对。最后决定扮成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许多工人住在芬兰境内，他们过境时用的是简化的护照）通过芬兰边境。当时是委托叶梅利扬诺夫到自己工厂的同事那里去搞护照的。护照搞到了，只要把那上面的像片换一换就行了。但是在给列宁寻找假发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困难。一心想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克伦斯基的保安机关禁止理发师向任何一个没有出示身份证的人出租和出售假发。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麻烦，我弄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巴谢伊纳亚街的一个理发馆里顺利地买到了两个假发。
列宁剃掉胡须，戴上假发之后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列慎科带来了照像机给列宁照了一张“乔装”的像片。
在过境之前，我受托去察看边防哨检查证件究竟有多严格。了这个目的，我必须通过克伦斯基的参谋部给自己弄一张能自由进出芬兰边境的许可证；我是一个芬兰公民，要求发一张这样的许可证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的。为了把情况了解得更确切些，我决定带一个助手。我请无限忠于革命的芬兰工人，后来成为芬兰红色近卫军著名的政委埃诺·拉希亚[12]当助手。他也想办法在参谋部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同我一样的证件。于是我们就出发去“察看边境”。我们在白岛车站往南与谢斯特罗列茨克之间的几个地方徒步通过边境之后，确信走这条路靠不住，因为每次通过的时候边防哨几乎要用放大镜来査看我们的证件，他们非常仔细地把我们同贴在证件上的像片进行核对。后来向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报告侦察结果后，这个过境办法放弃了，最后采用我和拉希亚一起提出来的办法。
还在“察看边境”之前，我们就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以防万一：列宁充当司炉，坐火车的机车去芬兰；而季诺维也夫同志留在彼得格勒，在离芬兰铁路线上的乌迭利纳亚车站不远的列斯诺伊，在一个榅桲苗圃工人埃米尔·卡尔斯科的住所里已经替季诺维也夫准备好了一个房间。
我们决定先从沼泽地搬到卡尔斯科家去，在那里过一夜，晚上再从那里去乌迭利纳亚车站，列宁在那里坐上机车，而我和拉希亚也将乘坐这趟列车，陪同列宁到芬兰境内的捷里奥基车站。在离这个车站几俄里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住所。答应让列宁坐上机车的司机胡·雅拉瓦[13]是我童年时就很熟悉的朋友。当我对他说他要冒很大的风险时，他显示出一个真正的芬兰人的镇定，他笑着要我们相信“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当全部准备工作做完之后，我同拉希亚就前往谢斯特罗列茨克，以便当天就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送出沼泽地。叶梅利扬诺夫带着儿子已候在草垛边，他把三个星期来住在这里时堆放在草垛里的报纸、大衣、被褥等东西装进小船里。
根据我们的计划，到卡尔斯科家我和拉希亚主张这样走：从谢斯特罗列茨克铁路乘车到奥捷尔基车站，而后从那里沿着维堡公路或芬兰铁路的路基步行到住地（大约六俄里路）。叶梅利扬诺夫主张走另外一条路：步行到列瓦舍沃车站，而后从那里乘上芬兰铁路的火车到乌迭利纳亚车站（从乌迭利纳亚车站到住地有一俄里光景的路程）。考虑了“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之后，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大多数人赞成采纳叶梅利扬诺夫的主张。
最后，东西都放好了，孩子坐了船就回家去了。我们五个人沿着河湾，穿过灌木林，朝芬兰铁路慢慢走去。我们要走大约十至十二俄里的路。那时候已将近晚上九点半钟，天早已经黑了。我们默默地鱼贯而行，叶梅利扬诺夫走在前面，因为他认识路。在走上乡间大道之后，我们的心情就愉快了些，路开始好走了，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一个人。我们跟着叶梅利扬诺夫拐入一条小路。因为天黑，我们在一个地方迷了路，遇上了一条小河，为了蹚过河去只好把衣服脱掉。后来我们在找路的时候又走进了一个沼泽地，为了绕过这个地方，我们又不知不觉地碰上了着火的泥炭地。我们给隐隐燃烧着的灌木林包围着，加上烟又呛人，所以每分钟我们都有跌倒在自己脚下的正在燃烧着的泥炭里去的危险。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条小路，终于跑出了这个燃烧的树林。我们觉得完全迷了路。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由叶梅利扬诺夫带领摸索着前进。叶梅利扬诺夫安慰我们说，他在这里是第一次迷路。
终于听到了在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火车的汽笛声。叶梅利扬诺夫和拉希亚走去侦察，我们就坐在树底下等他们回来。我衣袋里放着三条新鲜的黄瓜，可没有想到带点面包和盐。我们把黄瓜就这样吃了。约摸过了十至十五分钟，我们中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我们好象是走到列瓦舍沃车站附近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恼火地责备我们没有做好组织工作，应该讲这样的责备是公道的。他认为要有一本三俄里为一英寸比例的地图，还问为什么预先没有研究好路线等事项。“侦察”的事也挨了批评：为什么说是“好象”而不是确切地去打听清楚是什么车站？我们百般地为自己辩解，同时就朝车站慢慢地走去。这个车站原来不是列瓦舍沃，而是离芬兰边境总共才七俄里的迪布纳车站。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在树林里我们随时都会碰上边境警卫队的搜索而被当作可疑分子给逮捕起来，因为正派的人是不会在夜里一点钟离开有人居住的地方，来到边境附近闲逛的。我们从铁路上的看守人那里打听到：往彼得格勒的末班车将在夜里一点三十分开。我们要等候十五分钟。候车的时候，我们坐在面对车站的月台的尽头，为了防备万一，我们派了拉希亚到车站上去看看有无可疑的迹象。他从车站回来时神色阴郁，说那里有一支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官生组成的巡逻队。事情不妙。他们会走过来盘问：突然出现在万籁俱寂的月台上的是些什么人。我建议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希亚躲到堤坡下面的黑暗处去，而我自己和叶梅利扬诺夫仍坐在原地。他们刚走下去，一个拿步枪的士官生就朝我们走来，问叶梅利扬诺夫在这里做什么。叶梅利扬诺夫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回答看来并不能叫士官生满意。在听了叶梅利扬诺夫的离奇的解释之后，士官生就把他带走了。因为我的一身打扮比较讲究，看来没有引起士官生的怀疑，他十分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居住在本地别墅里的人，是不是在等候火车上彼得格勒去。对他的问话我也十分有礼貌地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后他神气十足地将马刺碰得卡嚓响，转过身就把被捕的叶梅利扬诺夫带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火车已驶近了。“我该怎么办？”我考虑之后决定留下来，明天好带他们到乌迭利纳亚去。今天夜里和明天白天就躲在树林里。我刚作出这个决定，一个身背步枪的人就来到我跟前，但这一回是个身穿实科学校学生装的人，他彬彬有礼，然而口气坚决地说：“这是末班车，今天不会再有车来了。您要乘这趟车吗？”我只好上车，再没其他法子可想了。我上了车。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我简直是惊呆了，以致还没有到乌迭利纳亚站我就跳下了火车。我本想在乌迭利纳亚站下车，把发生的事情通知卡尔斯科，可是少乘了六俄里路，在奥捷尔基站就下了车。等火车开走了，我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快到早晨三点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卡尔斯科的家。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希亚睡在地铺上，他们看见我那副慌张的神色，都哈哈地笑了。原来，他们坐在堤坡下面看见叶梅利扬诺夫被捕，看见我被那个实科学校学生几乎是用刺刀押着走进车厢里去的。他们和我同乘这一列车，因为不象我那样惊慌失措，所以就安心地乘到乌迭利纳亚站。我从奥捷尔基徒步走去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当我走到的时候，他们几乎快要睡着了。
现在需要尽快地通知叶梅利扬诺夫的妻子，她的丈夫被捕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他就被人放了），好让她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拉兹里夫居住过的痕迹掩盖起来。因为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找波卢扬，她认得叶梅利扬诺夫的家。等我走到她家时已经是五点多钟了。我向她交代了要办的事情之后，就急忙赶去维堡区，去找要送列宁去芬兰的那个火车司机雅拉瓦。
到了晚上，我们让季诺维也夫留在卡尔斯科家里，其余三人就一同前往车站。我们在月台旁焦急地等候火车。火车终于靠站了。机车上一个熟悉的司机的身影闪动了一下，我们握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就朝机车走去。列宁剃了胡须，戴着假发，很象一个道地的芬兰人。他跳上机车，卷起衣袖，捡起一块又一块的劈柴，就往炉膛里扔。一切都很顺利。每停一站，我和拉希亚就跳下车去，留心观察机车上的动静，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列车快到白岛车站了，在那里要停二十分钟，还要仔细检查证件，有时候甚至要进行搜査。列车刚一停，机智的雅拉瓦就把自己的机车脱钩，开到车站外面的一个很暗的地方……去加水。我们几乎要鼓起掌来。宪兵检查证件的时候，雅拉瓦在“加水”。直到第三遍铃响以前，机车才鸣着汽笛开回来，这样，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们就十分安全地到了芬兰境内。我和拉希亚赶忙朝机车跑去，愉快地握了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在捷里奥基车站旁已备好了马车，而在离车站十四俄里的地方准备好了住处。
我让拉希亚照顾列宁，自己就乘下一班列车去赫尔辛福斯准备住处，好让列宁以后坐火车去赫尔辛福斯。第二天[14]，从赫尔辛福斯派了两个芬兰同志去捷里奥基接列宁到离赫尔辛福斯一百三十俄里的小市镇拉提去。在芬兰国会的一名议员的协助下，我给列宁安排了以后的一段旅程。最后，我在赫尔辛福斯的……赫尔辛福斯警察局局长的住处迎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还在资产阶级政府当权的年代里，社会民主党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多数票以后任命了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罗维奧[15]为警察局局长。他是我的老朋友，彼得堡工人，如今是芬兰共产党员，后来在红色政府掌权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赫尔辛福斯市民警局长。再也想不出更可靠的住处来了。
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进这么可靠的地方之后，我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返回彼得格勒后，我又奉中央的派遣去乌拉尔。从乌拉尔回来之后，我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已经是在维堡了，后来9月底在彼得格勒又碰见过一次[16]。从9月到10月24日（11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
当最后决定由工人来管理国家政权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4日（11月6日）从列斯诺伊迁入斯莫尔尼宫。第二天，即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但这一次他已经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了。
载于亚·绍特曼：《列宁在地下活动时期》1924年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年9月16日——1967年10月4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89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流亡国外。1909年起是“前进派”领导人，鼓吹召回主义。一战爆发后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加入了“统一”派。二月革命后回国，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七月事件以后大肆诬蔑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契卡逮捕，随后获释。1919年起先后流亡爱沙尼亚和法国。1967年死于法国。
[3]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彼列维尔泽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ереверзев，1871年11月6日——1944年6月28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1年起担任律师，同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在此期间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5年担任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议员辩护律师。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法院检察官，随后担任司法部长。十月革命后逃往克里米亚。1920年流亡土耳其。1921年流亡突尼斯，随后流亡法国。1927年进入法国俄罗斯律师协会。1932年任法国俄罗斯律师协会副主席，1933—1944年任主席。1944年病逝。
[4]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5]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红军海军副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6]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7]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8]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佐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Зоф，1889年12月25日——1937年6月20日），191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明星报》和《真理报》工作。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七月事变后充当布尔什维克中央与列宁之间的联络人。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任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委员兼波罗的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红军水运总局局长。1921—1924年任海军司令部政治委员。1924—1926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海军总司令。1927—1931年任铁路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31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31—1936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6年平反。
[9] 回忆录写于1924年。——编者注
[10]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7月事件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11]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12]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Eino Abramovich Rahja，1885年6月20日——1936年4月26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1918—1927年任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退休。1936年逝世。
[13] 胡戈·埃里克维奇·雅拉瓦（Гуго Эрикович Ялава，1874年2月3日——1950年4月28日），1889年起进厂做工。1905年革命期间任芬兰铁路工人罢工委员会主席。1906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7年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流亡芬兰，同年退党。1918年参加了芬兰革命，并担任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革命失败后回到彼得格勒。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起在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工作。1947—1948年期间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工作。1948年退休。
[14] 据埃·拉希亚的妻子勒·普·帕尔维艾年提供的材料说，弗·伊·列宁曾在她父亲所在的亚尔卡拉村里住了几天。——编者注
[15] 古斯塔夫·谢苗诺维奇·罗维奥（Густав Семёнович Ровио，1887年1月11日——1938年4月2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芬兰，加入了芬兰社会民主党。1913—1915年任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二月革命后任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芬兰革命失败后流亡苏俄。1920—1926年任彼得格勒国际军事学校专员、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列宁格勒分校校长。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9—1935年任联共（布）卡累利阿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16] 遗憾的是没有文献直接证实弗·伊·列宁从维堡来到彼得格勒的确切日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忆说法不一致。有些人断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9月底到彼得格勒的，甚至讲出到达的日子是9月22日或29日（10月5日或12日），另一些人认为列宁是在10月初到的（见本卷第532、533、550、556页）。现在只有一份正式的文献，即党中央10月3日（16日）的决议，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返回彼得格勒，“以便能保持经常和密切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纪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1958年第7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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