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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伊·哈·鲍佳克申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苏维埃国家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参加这次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还有农民苏维埃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从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接管了无产阶级争得的权力，批准了极其重要的法令，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
我曾作为尔热夫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出席大会。我当时在尔热夫任预备团准尉，并在那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为争取该市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暴风雨般的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发生的那些事件如今还历历在目。我还清晰地记得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
在地方苏维埃和革命军队组织的压力之下，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大家没有理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者的意愿。10月15—18日，代表们就开始来到彼得格勒，因为代表大会定于10月20日召开。在参加大会的三百十八名各省苏维埃代表中有二百四十一名代表坚决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大会开幕之前到达的六百五十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三百九十名。代表组成的比例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而人民对妥协的党派的信任则大大下降。
代表大会定于10月25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开幕。在灯火通明的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圆柱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还有许多人挤在门口和过道里，圆柱的底座和窗台上也坐满了人。
一个胖胖的、稍微有些秃顶、穿着军医制服的人摇铃示意大家安静，这个人就是孟什维克唐恩[1]。他致开幕词，说话大喊大叫，令人讨厌。人们听着他讲话，不由得就会想到：孟什维克及其形影不离的伙伴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大会，只能是在工农起义者面前彻底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而已。一开始他们就公开支持反革命，而这时，工人、士兵和水兵正在向这帮反革命的巢穴——冬宫发起进攻。
唐恩说：“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而现在我们的党员同志们正在向冬宫开火，他们奋不顾身地执行着部长们交给他们的职责。”
其实，唐恩一再提到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这时正把军队从前线调到彼得格勒，以便镇压革命。他们派克伦斯基[2]去向哥萨克部队求援，任命立宪民主党人基什金[3]为“独裁者”，并把全部根本不存在的权力交给他。
唐恩终于宣布大会开始并提议选举主席团。
阿瓦涅索夫[4]同志代表布尔什维克提出建议：根据出席大会的所有党团的代表比例选举主席团。列宁、卢那察尔斯基[5]、诺根[6]、斯图奇卡[7]、柯伦泰[8]等人是加入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阴谋破坏大会，他们拒绝推选自己的代表。
执行主席宣读了还是上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的大会程序：讨论政权组织、战争与和平、立宪会议等问题。
孟什维克的首领马尔托夫[9]跳上了主席台，他声音沙哑，歇斯底里地大肆辱骂布尔什维克，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称为“阴谋”，说什么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醒悟过来，现在还为时不晚。他号召代表们走上彼得格勒的街头，劝说起义者解散回家。
孟什维克哈拉什出于极端的仇恨，气急败坏地要求发言。这个佩戴着大尉肩章的人宣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必须与这里发生的一切事件划清界限，并集中各种社会力量以顽强地反抗夺取政权的企图。
然后孟什维克库钦发言，他仿佛是代表一些集团军的集团军委员会讲话。他赞同动员力量用以反对革命，并威胁大会说，军队将从前线开到彼得格勒，将城市彻底摧毁。象从自己的口袋里倒葵花子那样，他拋出了许多对布尔什维克充满威胁的集团军委员会的决议。
整个大厅都警觉起来了。万一这一切都是真的呢？这时，一个从前线来的战士匆匆挤向主席台，他的大嗓门打破了寂静。
“有两位军官刚才发了言，”他开始说道，“他们都不是代表士兵讲话，而是讲出了盘踞在各集团军委员会和前线委员会中的一小撮人的意见。军队早就要求改选这些委员会。战壕里的士兵都急不可待地期望着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
还有一些士兵发了言。他们对在三、四月份当选的集团军委员会的那一类代表库钦和哈拉什的不负责任的发言愤怒地表示抗议，认为这些集团军委员会的委员是盘踞着反革命分子的参谋总部的代理人。这完全是正确的。士兵们被这些代理人蛮横无礼的行为所激怒，他们说：“这一伙人不能代表士兵，让他们滚开，军队不跟他们走。”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一个接一个地在台上宣读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仇恨的宣言。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看出人们不支持他们，便离开了会议。
当这些妥协派的头目离开主席台，穿过大厅，挤向出口时，他们身后响起了口哨声和“逃兵！叛徒！请便吧！”的叫喊声。
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作为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场的回答。决议中说道：“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退出会场是在工人、士兵群众先锋队手握武器保卫大会、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冲击的情况下妄图破坏全俄工人、士兵群众全权代表资格的一种没有作用的、犯罪的行为。”接着，决议强调指出,妥协主义者的离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苏维埃，因为他们的离去清除了工农革命中的反革命杂质。决议以“士兵、工人和农民的起义胜利万岁！”为结束语。
短暂的休息后，大会又继续进行。主席团宣布，反革命的最后堡垒——冬宫已被攻克。以“独裁者”基什金为首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已被赤卫队逮捕。
在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大会听取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批批部队和舰队转向起义人民方面的消息。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会场极其安静，只听到：“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此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员已经被逮捕……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列宁在呼吁书的最后部分号召在对敌斗争中提高警惕，保持顽强精神。
卢那察尔斯基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代表们雀跃欢呼。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早上六点结束。当我们走出斯莫尔尼宫时，天刚破晓。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自由生活的第一天。
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晩上九点开始。我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敬爱的领袖弗·伊·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列宁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时，代表们向他热烈欢呼。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大会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克伦斯基规定的在前线使用死刑的制度和立即释放被临时政府逮捕的所有革命士兵和军官。
列宁就和平问题作了发言。很难描绘当时会议大厅里的情景。列宁站在主席台上，身材不高，有着宽阔的前额和一对敏锐与智慧的眼睛。人们从位子上站起来向革命领袖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列宁感到有些为难，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示意时间宝贵。欢呼声终于平息下来，列宁才可能开始讲话。
他说道：“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很多了。因此让我来宣读这个应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的宣言吧。”
列宁开始宣读他写的致全体交战国人民和政府书，即著名的和平法令[11]。法令的内容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只想说一下它给代表们留下的强烈印象。代表们非常仔细地聆听列宁所说的每一个字。这个文件简单易懂，它符合千百万人的心愿。
列宁读完宣言后，建议大会批准这一宣言。
大会讨论开始了。弗·伊·列宁注意倾听代表们的发言。所有发言人都拥护宣言，当时一些同志的要求甚至超过宣言的内容。例如，有一位代表声明，他将投票赞成宣言，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宣言中删除我们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这类字眼。因为“这将给人以理由”，他肯定地说，“认为我们是虚弱的。我们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应该是最后通牒式的。”
弗·伊·列宁在闭幕词[12]中令人信服地表明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说，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借口说，我们抱着不能和解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大家都明白了列宁的意思。
在大会讨论时，有人表示在宣言中不应该提及国家和军队的疲惫。列宁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解释。他强调说，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这里，他举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
十点二十分主席团提出对和平宣言进行表决。宣言被一致通过。表决以后，全体代表起立并高唱《国际歌》。我从未听过如此鼓舞人心的无产阶级赞歌。
然后，大会转入讨论土地法令。
在俄国，土地问题是目前大家所注意的最尖锐的问题。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都没有象俄国农民那样，因没有土地而痛苦不堪，遭受经济破产，备受屈辱。获得土地是农民朝思暮想的宿愿。
弗·伊·列宁最全面地研究了土地问题，并制定了我党完整的土地纲领。
列宁向大会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是这样开始的：“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犯了莫大的罪，他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崩溃，激起了农民的起义。”[13]
整个大厅全神贯注地听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读土地法令。根据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二百四十二份委托书起草的全国农民委托书是这个法令的基础。按照法令，立即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农民获得了一亿五千多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以前属于地主、教堂和寺院；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租金。全部地下资源从此转归人民所有。
代表们，特别是农民代表，一面听着，一面为每一条法令而欢呼。农民自古以来要求土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使我特别高兴的是，法令的最后一款是考虑了我在布尔什维克党团讨论法令草案时提出的补充意见而写的，这就是法令的最后一行，即“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列宁做完报告后，一些人在大会上发了言。我们尔热夫县的农民克·格·日古诺夫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深深致意。日古诺夫代表农民复选人要求逮捕一再出卖农民利益、光说漂亮话的阿夫克森齐也夫[14]和切尔诺夫[15]之流。他说，呆在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的不是农民代表，而是根本不顾人民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应该蹲监牢。日古诺夫在讲话结束时又一次代表农民向贫农利益最坚定的保护者列宁表示感谢。大会代表们对我的同乡的发言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大会一致同意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10月27日清晨，我们这些大会代表离开了斯莫尔尼宫。每人都得到了载有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法令的报纸和传单。我们急忙去车站，想赶快回家，鼓起劲来，着手巩固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国人民在英雄的列宁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为之奋斗的目标。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我们都感到愉快而高兴。
载于《宣传员和鼓动员》杂志1957年第20期第55—58页
[1]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基什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ишкин，1864年11月29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是立宪民主党左派领导人。1905—1908年、1913—1917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政府工作。1917年9月25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受命担任彼得格勒事务专员，企图镇压革命。冬宫解放后被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18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被捕。1921年发起成立全俄援助饥饿委员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0年死于莫斯科。
[4]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5]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6]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7] 彼得·伊万诺维奇·斯图奇卡（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Стучка，1865年7月26日——1932年1月25日），1906年发起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移居彼得堡，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3—8月任司法人民委员，8—12月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副司法人民委员。1923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18—1919、1920—1921年两度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8]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9]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0]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页。——编者注
[11]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7—231页。——编者注
[12]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2—235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6页。——编者注
[14] 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也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
[15]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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