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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伊·列宁难忘的会见
米·彼·叶弗列莫夫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7年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上。那时，我是第一百七十六步兵后备团的普通士兵、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士兵部主席团成员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回忆录的许多作者已写了详细报道，我个人只想补充—点：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听完列宁的讲话，都受到极大的鼓舞个个精神振奋，热情洋溢，信心倍增。
10月27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伊·列宁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他虽然地位很高，但仍然平易近人。我不止一次见到，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工人、士兵、水兵们拦住，他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不回避问题，总尽力马上回答。有时，由于谈话的内容很重要，他便挽着谈话者的胳膊，与他在走廊里来回走着，一边作详细的解释。
我记得列宁在1917年1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报刊问题的一次发言。
左派社会革命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给资产阶级报刊充分的自由，并威胁说，如果不通过他们的提议，就把他们的代表从各个负责岗位上全部召回。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最后通牒丝毫也没有吓倒列宁。“卡列林[1]同志要我们相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那样走向社会主义就会越走越远。”[2]
同时列宁还斥责了一位法国社会党人（他的姓名我记不清了），这个人是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邀请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因此也就被他们拉了过去。他的发言是由社会革命党人龚贝尔格翻译的。这位法国社会党人在发言中提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原则。[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法语回答了他，这位法国人听完列宁的回答就溜走了。显然，他意识到，从侧面来干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办不到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的多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报刊的决议。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同关于酒的谣言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委员会。
当资产阶级看到士官生、军官以及临时政府的其他一些追随者的叛乱被布尔什维克镇压后，便决定采取十分狡猾的手段。资产阶级代理人有意识地在彼得堡制造破坏活动，散布谣言，挑衅地说在哪些地窖里储藏有大量的酒精、伏特加酒和葡萄酒。
苏维埃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也就是1917年的10月28日或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同关于酒的谣言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委员会，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4]担任主席。
笔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菲什曼[5]被指派为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在市内各区都成立了三人小组，在赤卫队的协助下，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粉碎这一破坏活动。
为加强委员会，不久又增加了两名委员：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康·斯·叶列梅耶夫[6]和彼得—保罗要塞委员格·勃拉冈拉沃夫[7]。
资产阶级的挑衅比较迅速地被粉碎了。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从早到晚都在委员会工作。每当深夜我们乘汽车各自回家去的时候，他都在总结一天的工作，并整理必须马上向列宁汇报的问题。
我们这个委员会工作到1917年12月5日为止，以后就停止了活动，因为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部工作移交给费·埃·捷尔任斯基[8]本人。
1917年11月底，我又一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这对我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一天，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要我留心，晚上九至十点这段时间任何一个外人不得在我们的房间逗留。
“今晚，”他说，“我哥哥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9]将军要到我们这儿来。他是从莫吉廖夫乘最高统帅的火车来的，我想把他介绍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愿领他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去，而是请列宁到我们这儿来和他谈谈。”[10]
在约定的时间里，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来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见到他之后，便去找弗·伊·列宁。不久列宁来了，他走到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跟前，站着同他谈话。
我离开桌子，向房门口走去，担负起警卫工作。
当然，现在很难准确地复述列宁当时所说的话，但是下面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
“您想说什么？”列宁问，“我听您说。”
“我，您是知道的，是个军人，”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德国人很快将进攻，祖国处于危险中。军人的职责命令我为准备反击敌人的政府效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他的话说：
“我们祖国除了国外敌人，还有国内敌人，其中，许多反革命将军就是国内敌人。人民委员会能不能指望，您会无限忠诚地既同国外敌人，又同国内敌人作斗争呢？”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没有直接回答。他开始谈到，在这个时候俄国军人面前应该只有一个任务——反击德国人。他个人愿意无条件地为反击德国人的战争服务。至于同国内敌人作斗争的问题，他请求不要强迫他这样做。
听了这番话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忙结束谈话。用一种不容再争辩的口气说：
“在反击德国人的斗争中，甚至法国人也为苏维埃政权效劳。如果需要，我们可能会同意利用他们的力量，但不会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帮助我们同国内敌人作斗争的问题。可是，我们要求俄国人应该是无条件地、诚实地、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服务，在苏维埃政府派他去的各条战线上，他都能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
讲完后，列宁便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接着，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进来，他已经知道了谈话的内容，明显地表现出对他哥哥的不满。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以后，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将军也从这次会见中作出了正确的结论。1918年2月，当德国人重新发动进攻的紧要关头，他带了一批军事专家又来到斯莫尔尼宫谒见列宁。他已不再动摇，坚决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同苏维埃政权合作。
记得还有一次同列宁的难忘的会见是在1918年3月初。大家知道，那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多么严重。我们决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出席这一会议。
我们刚打电话通知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来了。他立刻发言说：
“我们的力量在壮大。十月革命在俄国各城乡胜利地进行着,但是指望很快解决粮食问题是不可能的。
人民委员会已着手建立物质储备，以便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为城市的工人弄到粮食，但是这需要不少的时间。
为经受住已有的困难，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呢？必须在粮食消费上厉行节约，取消对所有资产阶级、非劳动分子的粮食供应，在他们没有开始工作以前，不发给他们粮食配给证。‘不劳动者不得食’。圣徒保罗也曾‘写道不做工者不得食’。既然教父们都这样提，那我们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个有利于革命的原则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具体指示帮助了我们去摧毁资产阶级分子的物质基础，粉碎他们的反抗，提高劳动效率，在粮食消费上厉行节约，因为工人阶级、赤卫队、红军是迫切需要粮食的。
载于《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95—298页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1891年2月23日——1938年9月22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担任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兼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被捕。此后在哈尔科夫从事律师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93年平反。
[2]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6页。——编者注
[3] 法国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被列入已出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记录。——编者注
[4]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5] 雅科夫·莫伊塞维奇·菲什曼（Яков Моисеевич Фишман，1887年4月11日——1961年7月16日），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1906—1908年任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斯克。1911年越狱，经中国流亡意大利。二月革命后回国，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兼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赤卫队，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2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兼彼得格勒委员会副主席。1918年加入红军，同年担任彼得格勒城防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7月策划了暗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并参加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叛乱失败后流亡乌克兰。1918—1919年任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与克拉斯诺夫白军和彼得留拉军队作战。1919年被契卡逮捕。1920年获释，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同年退党，加入了俄共（布）。1921—1922年任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1922—1925年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1925—1928年任红军军事化学总局局长。1928—1937年任红军化学防御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47年获释。1947—1948年任萨拉托夫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化学系主任。1948—1949年任乌曼农业研究所化学系副教授。194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诺里尔斯克。1955年获释并平反，同年退休。
[6]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叶列梅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Еремеев，1874年6月6日——1931年1月28日），1893年入伍。1896年加入白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1914年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真理报》编委会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红军总司令。1918年6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席。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7]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勃拉冈拉沃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лагонравов，1896年5月6日——1938年6月16日），1915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担任彼得保罗要塞指挥官。1918年加入契卡。1929—1931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9]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0年2月24日——1956年8月3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哥哥，苏联军事理论家、大地测量学家。1892年入伍。一战期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第6军参谋长、北方阵线参谋长、西北阵线参谋长。二月革命后宣布效忠临时政府，并担任普斯科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短暂被捕，获释后进入最高司令部工作，并担任莫吉廖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拒绝出任俄军总司令，随后改任总参谋长。1918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19年6—7月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总部司令。1919—1923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大地测量局局长。1931年短暂被捕。1944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56年逝世。
[10] 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回忆录里谈及这次会见。见本卷第212—21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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