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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斯莫尔尼宫会见农民代表
玛·尼·斯克雷普尼克
我曾被邀来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接待要求会见列宁的代表团。这是1917年11月（旧历）最初几天的事情。
我想简要地描述一下当时列宁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室。秘书处的大房间在斯莫尔尼宫的侧翼，两扇窗下很多日子一直架着两挺机枪，旁边有机枪手轮流值班。这个房间的一扇门通向伊里奇的小办公室，门口有拉脱维亚步兵日夜值班，当时的岁月动荡不安，我们不止一次准备着敌人对斯莫尔尼宫的进攻。秘书处的另一扇门通到隔壁的房间，在木栏杆旁，有两名赤卫队队员值班，这个房间的门旁，也有拉脱维亚步兵站岗。要进入列宁的办公室，必须通过三道岗哨，但我们这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允许代表团进入列宁办公室时，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
列宁的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扶手圈椅和几把椅子。起先地板上没有铺东西，后来才铺上地毯，因为斯莫尔尼宫里很冷，地板缝里透风透得厉害。在隔板上挂着电话机。
当时，来访列宁的人流无法阻挡，每天从早到晚，我们要接待几十个从地方上来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们一连几小时地坐在人民委员会接待室内，耐心地等待会见。无论怎样劝说，他们不见到列宁就不愿意回去，哪怕是从远处望上一眼也好。有些人在会见以后要求发给他们一张以秘书名义签写的“证明”，要求在“证明”中写上列宁确实会见了他们。要求发给这种“证明”的往往是农民代表，他们把这种“证明”视作圣物，用干净的布片包好，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当时，见到过列宁并听到过他的英明指示的农民代表被看作是村里最了不起的人，全村农民潮水般地向“到过列宁那里并同列宁谈过话的人”涌去，他们要听他讲讲。
农民代表从梁赞、库尔斯克、甚至基辅等省的偏僻乡村来找列宁，他们用“村社”募集的一点钱来到燃烧着革命烈火的首都。
“只好离开生产，丢下小孩，‘村社’要求我们这样，他们决定派代表来找列宁同志。”农民代表不止一次慢条斯里地、十分自豪地对我说。
代表们能见到这位杰出的人物，感到多么幸福啊！我是这一情景的目睹者。
伊里奇接待农民代表时亲热而温和，这使农民代表也以纯朴的感情关怀列宁。当我招待一些农民代表在斯莫尔尼宫用餐时，他们便关心地询问列宁的伙食情况。
记得有一次来了几个农民，他们在革命之前，早就通过农民银行买了一点地主的土地，数量微薄，每人只达一俄亩份地。村里把这些农民看作私有者，并且想分他们的土地。当时，平均分配份地的土地社会化法律还没通过，按照土地法的规定，普通农民的土地是不应该重新划分的。究竟应该怎样向来者解释清楚，我拿不定主张了，于是，就把他们领到列宁那里去。这是一些中农，他们成年累月用自己的血汗来赎回在改革时期被地主偷偷占据的“那份”土地。
和列宁谈话以后，这几个农民懂得了应当怎样对待省地方当局。
“现在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办了！”和我告别时他们这样说道。
一个月后，这几个农民又来找列宁。原来，通过与列宁的谈话，在列宁的影响下，他们鼓足了勇气，回到乡里便着手改选由富农占据的苏维埃，这些富农隐瞒了自己的大量佃户。
“现在我们只是来感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他教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怀着对伊里奇深切的敬意说道。
当我把他们来到的消息向列宁报告以后，列宁立即走出办公室，亲热地向他们问好。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一个农民在与列宁打招呼之前，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圆面包，郑重地捧给他，这使列宁感到诧异。
“面包，您这儿是需要的。”农民说道。
伊里奇伸出双手，接过面包，困窘地微笑着说：
“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吃完这个面包。”
大面包放在桌上。接着，列宁和农民们便围坐在圆桌旁亲切地交谈起来。
当时在农村面包确实是最珍贵的礼物，农民们用这一古老的风俗习惯来表达自己对工农领袖的敬意。
在秘书处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召开了村会，大家决定用面包来表达我们对亲爱的保卫者的敬意。”
这些农民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他们在这简短而纯朴的话语中表达了自己对伊里奇真挚的热爱和深刻的崇敬。
他们亲热地和我告别，并表示希望每个乡都能派代表来和伊里奇交谈。
记得有一次从不同的省份来了几个农民代表，他们想要甜菜地，说“种过甜菜的土最肥”。我劝他们说，工农政权是不会允许损害甜菜地的，但他们固执地回答说：
“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这块地就不行，我们要在甜菜地里种小麦。带我们到列宁那儿去吧，他会给我们公正地解决一切问题。”
我把他们带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伊里奇亲自开了门，并向代表们伸出手来，邀请他们进屋。十五分钟以后，我走进办公室。就象平时接待客人一样，伊里奇舒坦地坐在圈椅上，好象休息似的，双手插在裤兜里。农民们把帽子放在膝盖上，郑重其事地、不慌不忙地对伊里奇讲述着自己村里的情况。看来，他们谈得正热火，列宁眯缝着一只眼睛，带着追根究底的神情，凝视着他们。我听到列宁的这几句话：
“我们没有制糖厂怎么行呢？我们还要把糖运到国外去，要做生意……”
代表们终于出来了。与“布尔什维克的要人”的谈话和交往使他们完全陶醉了，在与我的交谈中，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工农政权的首脑的。这是一些很谨慎的人，他们一般不相信城里人，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切。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智慧的力量和思想的魅力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影响，这是明确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坚定地意识到并确信必须建立工农之间的友谊。我看到，只要接触到天才伟人的充满活力的思想，就能对农民们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代表们围着我说：
“回到村里，我们就说见到他了，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完全是公正的。”
一个代表说：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
针对这种不同一般的赞扬，我回答他们说，列宁考察过农民的生活，了解他们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他一直教导工人和布尔什维克，怎样使农民获得土地和自由。谈到这里，一个代表突然问我：
“请您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亲自解决，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党一起处理国家大事，列宁怎么想的，党也是怎么想的。
一个代表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那么，他不在就什么也解决不了，是这样吗？ 一切都要通过他检查，法律也是他本人同意的，是吗？”
显然，他们满怀着对列宁的信任，信赖他的英明，信赖他的领导才能，因此他们很想带着一种没有列宁必将一事无成的坚定信念回到村里去。
我把这些赞许的话转告给列宁，看来，他是满意的，并报以愉快的、略显含蓄的笑容，而列宁的微笑向来是开朗的。或许，这时伊里奇想到，他给农民们留下的印象也从一个细小方面表现了工农之间的伟大联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伊里奇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拒绝接见农民代表。
我看出，伊里奇对待农民代表特别和气，与他们相见打招呼时似乎特别热情。从他的语调，从他与农民们直率的谈话中，我发现他温和地、细心地使农民们倾向自己的看法，并使他们潜移默化地在一些问题上接近无产阶级的观点。
对待工人则是另一回事。在与工厂委员会代表的交谈中，列宁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认为工人阶级是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命运的主宰者，因此必须将工人的觉悟提高到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水平上。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8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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