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回国
谢·尤·巴哥茨基
4月9日。一个晴朗的春日。宏伟的苏黎世车站，通常总是热热闹闹的，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旅行者和来疗养的人，但现在却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影。战争使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来瑞士了，只有为数不多的瑞士人匆匆忙忙地向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赶去。
一辆开往德国边境的列车旁边，站着一小群衣着朴素的人。这是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行的俄国政治侨民和瑞士工人。工人中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由青年》杂志的一个外围小组的成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领导过他们的学习，后来他们成了瑞士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没有引起外界人们的注意，只有送行的人认识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差不多侨居十五年之后返回祖国这一事件的意义（他第一次出国是在1900年，完全是个年青人）。
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同送行的人们随便交谈，愉快地开着玩笑，借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然而他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开了苏黎世。他不时地看表，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正急不可待地等着出发的时刻。终于响起了最后一次汽笛声，列车在送行者充满友情的乌拉声中徐徐离开了车站。
留下来的人还久久地挂念着离去了的人们。他们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德国人会不会搞欺骗？会不会违反缔结的条约？临时政府会不会采取坚决的措施，阻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返回俄国？
然而电报终于来了： 一批政治侨民顺利到达斯德哥尔摩。又过了几天，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
※ ※ ※
12月下半月，结束了由瑞士遣送政治侨民回国的工作以后，我随第四趟侨民列车动身回彼得格勒。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斯莫尔尼宫去见列宁。他现在是什么样儿？他会怎样接待我呢？
斯莫尔尼宫里一切都在沸腾。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就在这里他领导着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器。
房间里的陈设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拉科夫和瑞士时的住所一样简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他还是穿着在瑞士时穿的那件西装上衣。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瘦多了，看来，过度疲劳。他很有兴趣地询问了我们旅途中的详细情况、有关瑞士的情形，了解了和我一起回国的政治侨民的要求以及他们的安置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平时一样很关心涉及到同志们的每一件琐碎小事，仿佛他当时并没有肩负着许多急待解决的国家大事似的。他依然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热情。
他还是从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论是权力，还是多年的理想和努力所取得的胜利，都丝毫没有使他变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话题转到我个人的事上。他问我想要承担什么工作。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还未能了解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起，由于医学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抵制，卫生部门完全瘫痪了。列宁说，必须竭尽全力克服这种无理性的抵制行为，不然对成千上万需要就医的病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您应当来参加组织中央卫生机构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最好您能在不久前才成立的中央卫生机构——医务委员会理事会工作一段时间，我们打算日内发出成立这个机构的文件。”
说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打电话把领导彼得格勒医务工作的同志找来。列宁把我介绍给他以后，就和我亲切地告别了。
不久，我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布鲁耶维奇[1]以及其他医务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
1918年初，颁布了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医务委员会理事会——工农政府最高医疗机构的法令。3月，医务委员会理事会迁到了莫斯科，并着手组织地方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卫生部门。全俄卫生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7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关于建立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
在这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俄国战俘的极其困难的处境。当时决定想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由中立国家对俄国战俘进行援助。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苏维埃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应该到瑞士去一趟。
除了组织对战俘进行援助外，还要我力求取得对苏维埃红十字会的正式承认。
应当说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5年就很关心在德国的俄国战俘的状况了。根据他的倡议，在当时他居住的伯尔尼，布尔什维克小组成立了一个援助被俘人员委员会，而且在1917年发表了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草的《告被俘同志书》。
他对日内瓦公约也很关心。由于预见到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可能要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国内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认为必须保证根据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给红军战士以各种权利和优待。
在1918年5月3日和8月7日的法令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指出，改组后的俄国红十字会仍将根据1864年和1907年日内瓦公约行事，苏维埃政府承认并将恪守这些公约。
临行前，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告别，并接受他最后的指示。我在克里姆林宫里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见到了列宁。这里的工作环境比斯莫尔尼宫要安静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那样平易近人，对一切琐碎的事情想得十分周到。我顺便提到了一件使我为难的事情：财政人民委员部打算以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来支付为战俘购买粮食的一笔拨款，这样就可能难以兑换成外汇。
“请等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马上弄清楚。”
他打电话到财政人民委员部，讲述了我的顾虑，同时提议用国外所习惯的沙俄卢布给巴哥茨基[2]可能要好一些。显然，对方没有同意列宁的意见。最后，他挂上了话筒对我说：
“财政人民委员部不能把一笔可观的款子用沙俄卢布拨到国外去，这会引起跌价。他们担保说，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换成外汇不成问题，虽说汇率要略低一点。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们在伯尔尼的大使馆会帮助您的。我一定给他们指示。”
快要告辞的时候，话题转到了家里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3]：她工作过度劳累，很明显，她在掩饰体力上的不足。
“我觉得她身体不好，但她不听我的劝告，也不想去找医生看病。也许，您能和她谈一谈？假如您能说服她和您一起去瑞士几个月，那就好了。只是不要对她说是我请求您这样做的。”他带着他通常的亲切的微笑结束了讲话。
这是我从这位伟大而质朴的人那儿所听到的最后的话。
载于谢·巴哥茨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波兰和瑞士的会见》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2—58页
[1]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Величкина，1868年9月8日——1918年9月30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第一任妻子。早年持民粹主义立场，多次被捕。1896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并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随后移居瑞士。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秘书。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时，提供急救服务，9月30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
[2] 谢尔盖·尤斯蒂诺维奇·巴哥茨基（Сергей Юстинович Багоцкий，1879年8月11日——1953年3月15日），1903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后流亡波兰和瑞士，曾帮助列宁在克拉科夫居住。1953年在莫斯科逝世。
[3]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