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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涉重洋的一封信
彼·伊·特拉文
我得到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的消息时，正在美国。由于我积极参加1905年的革命事件，一直受到“斯托雷平[1]的领带”——绞架的威胁。为了躲避这种威胁，我在国外作了多年的政治侨民。
听到了有关革命的消息后，我决定立刻返回祖国。然而，要做到这点，并不简单。美国当局是能够看清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的，因此，对急于回国的政治侨民在途中加以百般的阻挠。我通过巧妙的方法，假借别人的姓名，最后被雇用到一艘开往欧洲的轮船上去当了司炉。
当我们到达挪威以后，夜里我从船上逃跑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协助我转移到了斯德哥尔摩。当时那里的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是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2]。
在斯德哥尔摩，同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后，列宁交办的这件事就定下来了。记得，当我得知建议我回美国去时，我简直楞住了。要知道我是多么地渴望回到我已阔别了十二年的祖国啊！
然而列宁交办的事情的重要性迫使我忘却了一切。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旅馆的房间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列宁的信[3]——几页用打字机打的信纸。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使我情不自禁地颤动了一下。“同志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有一个参加过俄国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由他带一封信给你们。”[4]
列宁当时怎么能知道，恰巧是由我来转送这封信的呢？ 一时间我揣摩不出，但后来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信里的第一句话讲的不是我，而是我侨居国外时的一个同志基里尔·鲍罗金，他能够把信从莫斯科带到斯德哥尔摩。
我重新仔细地阅读信件。这是我有机会见到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列宁没用外交辞令，而用明确的语言谈到了这个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愤怒地揭露资产阶级在战争中掠夺了亿万美元他们的伪善险恶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为自己反对俄国的掠夺行径狡辩，说这是为了“保护”俄国免受德国侵略。
列宁的见解一针见血、富有说服力，一开始就很吸引人，字里行间充满着无情的铁一般的逻辑和对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列宁写道：俄国是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镣铐的国家。俄国的革命者在打碎这个镣铐的斗争中遭受了极其重大的牺牲，但还是打碎了它。记得，我很激动，信的末尾几乎都读出声来：
“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好象被围困在碉堡里面。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它们比我们人数众多，它们随着帝国主义的继续残暴而日益成熟、壮大和巩固起来……工人们正在慢慢地、但一往直前地实现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5]
在这些话的下面是斜体签名：“尼·列宁”。
我很了解美国的情况和人们的情绪。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列宁的信不仅能粉碎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所散布的谣言和诽谤，而且能够使社会舆论转到苏维埃俄国方面来。列宁的文章里归结了最伟大的真理，而真理是不能不为人心所接受的。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我究竟是怎样把列宁的信带到美国去的。航程是艰难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且有时确实很危险。它需要我的全部的地下工作者和秘密工作者的经验。就在最初阶段，我被迫销毁了在斯德哥尔摩发给我的外交护照。我不得不经常改名换姓，逃避监视，装扮成偶然没赶上自己轮船的美国海员。
我使用了一切真真假假的方法得以安插到从哥本哈根开往纽约的赫利克、奥拉夫号远航轮船上。在这艘船上我给自己找了个助手——一个年青的丹麦水手耶恩森，他对俄国革命非常同情。助手是必需的：我担心严格的纽约海关职员对待“斯列托夫先生”比哥本哈根的美国领事将会苛刻得多。
事情也正是这样。海关官员认为我的证明文件“无效”，并决定把我送回欧洲去。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从轮船上逃走。夜晚，我来到甲板上。在寒冷的黑暗中到处闪烁着纽约的灯火。哨兵们站在弦梯旁的桥上。在船舱的阴影里屏息不动的耶恩森向我点头示意：一切准备就绪。我等到哨兵在桥上转过身去，背向着我的时候，很快跑到了栏杆旁，一下子跳过栏杆，抓住绳索，就消失在水中了。
尽管警卫队在港口的出入口把我拦住了，逃跑总算成功了，因为我用一些钱作为“保证金”买通了警卫队。走到第一家药店，我就给寄予最大希望的人——约翰·里德[6]同志打了电话。
约翰·里德在发表列宁给美国人民的信这件事上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之一。正是这个优秀的美国记者所制定的计划顺利地实现了。列宁的信最初发表在工人刊物和进步刊物《阶级斗争》、《新世界》、《解放者》、《人民周刊》上。资产阶级的刊物被迫开始论战。在评论这封信的时候，资产阶级刊物就不能不加以引证。就这样列宁的信马上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为了表明信件在苏美关系、在美国的工人运动史中所起的作用，我要引证威廉·泽·福斯特[7]的文章《十月革命和美国人民》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10月，即在本文描述的事情过了许多年以后。
可敬的美国共产党主席写道：“十月革命在俄国给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它受到极其热情的欢迎。然而甚至在社会党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熟悉革命领袖列宁的活动，而了解和懂得列宁的党的纲领的人就更少了…… 不管有人怎样妄图诬蔑和扼杀俄国革命，广大人民群众却充满了对它的同情。列宁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纽约出现了“俄国之友同盟会”，该会要求召回美国军队。同盟会的积极分子向美国人民宣传苏维埃共和国内进行各种改革的真实情况。西雅图的码头工人拒绝为在西伯利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高尔察克[8]将军装载武器。巴尔的摩的港口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声援苏维埃俄国。
1919年初，我的使命完成了，动身回国。这件事非常复杂，可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最初去欧洲的航程却把我送到了南美洲。返回美国以后，我好不容易到达斯堪的纳维亚，从那儿到了德国。1919年秋，我自称是美国大商行“麦克·科尔米克”的代表，越过战线进入红军部队的驻地。
我在莫斯科走来走去，脚下感觉到莫斯科路面的石块，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过了一星期，我听说，列宁将接见我。我很激动，对应当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叙述些什么这点考虑得很多。但是他把我全部的计划都打乱了，迫使我从头至尾叙述了旅行的全过程。他对美国很感兴趣，向我提出了几十个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问题：关于“承认苏维埃俄国同盟会”、关于约翰·里德、关于对俄国的技术援助、关于泰罗制……等问题。
后来，在我们的谈话结束之后，我以翻译的身份出席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个美国工程师、科学组织生产方面的专家的会见。其实，并不需要翻译，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英语很有把握，不加思索，句子组织得很好。在谈话中我有机会提示的仅仅是一些专门的技术术语的译名而已。
当我和美国人离开列宁的办公室时，我看到那个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工程师起初默默地摇摇头，然后说：
“在欧洲，也许甚至在全世界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务活动家能象他这样信心百倍地为人们的幸福而工作。”
载于《文化与生活》1964年第4期第11—13页
[1]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州州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政部长。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2]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3] 这里指的是《给美国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57页）。——编者注
[4] 同上，第43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6—57页。——编者注
[6]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 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7]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 年 2 月 25 日——1961 年9 月 1 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 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 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 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 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 年至 1961 年任名誉主席。
[8]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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