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三卷）

平凡中的伟大

索·波·勃里奇金娜



　　1919年5月，有人叫我去见莫斯科市委书记，还要我立即到人民委员会去。
　　我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通了电话，他们约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我的确切时间，其确切程度达到分钟。这种异常的准确性使我深感惊讶。老实说，莫斯科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是无可自夸的。后来，当我习惯了人民委员会机关里的工作方法时，这种准确性也成了我遵守的规则。
　　我来到了弗·伊·列宁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一张大写字台旁。他那微微眯着的眼睛，用锐利的、然而是关切的、令人鼓舞的目光看着我。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人，他有着一张淡褐色的面孔、巨大的前额，在深深凹陷的眼窝里有一对深褐色的不大的眼睛。他那发自内心的微笑平易近人的态度使人忘记了拘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了几个问题以后，就让我开始工作。
　　1919—1920年期间，我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个秘书。[1]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列宁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这些岁月。

列宁对人的关怀


　　只有同弗·伊·列宁接触较深的人才会深深地感觉到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列宁对每个人是多么关心啊！不论是对领导还是对普通工作人员，他都一视同仁。他既关心人民委员会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关心领导着一个人民委员部的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每个劳动者都受到弗·伊·列宁这样的关怀。
　　无论什么也逃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锐利的眼睛。在谈工作的时候，他常常会担心地对我说：“您知道吧，有个女同志的气色很不好，必须让她去看看病，给她增加些营养。这件事请您关心一下。”工作人员劳累过度了，总会被列宁发现。一经发现，通常就会根据他的提议作出决定：“给某某同志一个月的休假。”接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决定的同志常常不知所措，借口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而不同意休假。但是，这样做，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不二，一经决定，就要求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却从未流露过这种情绪，似乎别人的个人请求会占去他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是用以处理各种各样复杂而重要的工作的。
　　有一次，弗·伊·列宁把我叫进办公室，当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也在场。他对我说，有一位战友，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在前线牺牲了。他留下的几个孩子，必须安置到保育院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我办这件事。他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同志。我不仅要把孩子们安顿下来，而且要检查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我长期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张便条，在这张便条上他要我照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昂·吉尔波[3]：

　　“［1921年11月3日］
　　勃里奇金娜同志：可否把吉尔波安置在柳克斯用膳？
　　他有病，瘦了，正在紧张地赶写一部小说；他说，小说名叫《代表证》。柳克斯离他那儿很近。据说他现在一无所有，毫无收入。
　　他的电话号码是38983。
　　如果您能写几句，将非常感激。
　　敬礼！

　　列宁。”[4]


　　列宁获悉策戚利娅·萨莫伊洛夫娜·博勃罗夫斯卡娅居住情况后，写道：

　　“她现在的居住条件是完全难以忍受的，医生嘱咐让立即把她安置到一栋苏维埃大楼里去。
　　请把执行情况通知我的秘书处。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我在1905年以前就认识博勃罗夫斯卡娅，并知道她善于不声不响地忍受穷困日子。因此应当赶快帮助她。”[5]
　　同志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说，利用委员会主席列·纳·克里茨曼[6]由于健康状况不好，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家里工作。为了给克里茨曼创造工作条件和保护他的身体健康，列宁写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1年4月23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克里茨曼同志
　　（1）鉴于他需要一间专用房间进行工作和接待，除了他家在原梅特尔波尔住的一间房间外，请将隔壁的一间也拨给他；
　　（2）由于医生绝对禁止患病的克里茨曼同志食用库存的食品，请为克里茨曼同志办理手续，让他在莫斯科近郊靠近城市的一个国营农场领取农产品。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7]

　　但是，如果有人粗暴地违犯纪律或对他负责管理的国家财产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善于惩罚这种人。
　　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某些工作人员工作中的混乱现象表示不满。
　　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把党的决议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是怎样被激怒而变得毫不留情的。我看见了一种愤怒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能扫除通向预定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记得，这事发生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8]中央政治局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领导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并要求被选入委员会的米·托姆斯基[9]通过代表大会的党团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但是托姆斯基在党团内破坏了党委托给他的工作。[10]
　　弗·伊·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提出了托姆斯基反党行为的问题。我从未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气愤。他的脸上象布满了一层乌云，阴沉沉的，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整个身子前倾着，仿佛立刻要用愤怒的火焰把违反党纪的人烧为灰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愤怒如同海上的飓风。列宁当面严厉地指责了托姆斯基的反党行为。他说，托姆斯基欺骗党，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党把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他，而他，一个中央委员，不是象一个忠实的、守纪律的党员一样，真心实意地去完成，而是玩弄花招，欺骗党。我亲眼看见列宁怎样毫不留情地对待那些欺骗党的人。弗·伊·列宁要求把托姆斯基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楚地记得并关心每一个对党和工人阶级作出贡献的人。1921年，他从雅·伊·维什尼亚克那里得到一个老同志伊·克·拉拉扬茨[11]的消息就给维什尼亚克写了一封信：

　　“他（伊·克·拉拉扬茨——索·波·注）竟脱离了俄共，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如有可能，请您来信详细谈谈他为何会脱党，什么时候脱党的，在高尔察克[12]统治西伯利亚时是怎么生活的，等等”。[13]

　　10月，弗·伊·列宁写道：

　　“我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就认识拉拉扬茨，知道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无疑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这个人尽管政治见解不同，还是应该加以任用。”[14]

　　列宁很尊重帮助过地下党的党外人士。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位著名的机车制造专家米·瓦·罗蒙诺索夫，在沙皇统治时期是冯·麦克的莫斯科—喀山铁路线上的一名长官。他时常冒着一定的风险把伊·格·普拉夫金[15]等布尔什维克安排在铁路上工作。列宁知道这件事。1921年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国外购买机车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提议由党早已熟悉的世界著名专家米·瓦·罗蒙诺索夫任购买机车委员会的负责人。政治局大多数委员反对这个候选人，但是弗·伊·列宁终于说服了他们。米·瓦·罗蒙诺索夫就领导了这个委员会，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从事地下工作的老一辈革命者是极其关心的。1920年6月22日，列宁为民意党人梯尔柯夫一事批示道：

　　“请给予梯尔柯夫公民，即英雄的民意党人小组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三月事件的参加者——现已年迈的梯尔柯夫公民：
　　二三俄亩地（从他原有庄园中拨出）和两头牛，供他家庭使用。
　　农业人民委员谢烈达[16]同志
　　和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17]同志（或他的副职）用电报与当地省执行委员会协商，迅速执行命令。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请人民委员签署：是否同意？
　　请提醒我，让农业人民委员部把执行情况报告给我”[18]。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机关中的工作作风


　　列宁认为，正确地检査执行情况是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最好的方法。他不止一次地考虑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建立一个最简便的有效制度来检查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为了便于监督人民委员会机关中各部门工作的执行情况，规定应该把材料送到收发处的准确时间记录下来。收发处也要把材料送到发行科的时间登记下来。收到人民委员会材料的单位应注明收到的时间。
　　记得有一次，弗·伊·列宁把秘书玛·伊·格利亚塞尔[19]叫到办公室，委托她对已经建立的检查制度作一点补充，即把办公登记簿划上格子，每一栏加上标题，以便检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每项决议是如何执行的，何时、何人执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常根据这本簿子亲自检査秘书处是如何监督执行决议的，是否有拖拉现象。
　　1919年8月，秘书处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怨说，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阿·伊·斯维捷尔斯基[20]提出抗议，不让秘书处查询他执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某些决议的情况。
　　弗·伊·列宁随即把这一问题列入劳动国防委员会例会的议事日程，会议作出以下决定：每一个部门对秘书处査询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不仅应该作出答复，而且必要时还要尽可能提供证据。
　　人民委员会曾多次研究过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有时每人两天才领到四分之一俄磅面包。粮食人民委员部奉命迅速将粮食专车发往莫斯科。粮食人民委员部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粮食专车没有按期到达。粮食人民委员解释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未能与转运站下新城取得直接的电报联系。于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人民委员会立即作出决定，指责这个人民委员玩忽职守，以未取得直接的电报联系作为借口是非法的，并且未将这一情况报告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人民委员会还要求邮电人民委员部对延误粮食人民委员部电报的原因作出书面说明。同时责成该人民委员将一份决议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决议草案中要提出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各地的紧急电报联系畅通无阻。弗·伊·列宁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战友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工作的。
　　弗·伊·列宁既要求自己，也要求周围的人，其中包括政府成员，在各方面做到准确无误、严守纪律。有过这样的情况，人民委员和他们的副手不顾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事先警告，常常因工作耽误而不能准时到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秘书处：在议事日程上注明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开始的时间，并且人民委员和他们的副手必须签字，表明他们已接到有关通知。
　　政府成员和其他人到会的时间由秘书准确地记了下来。但是这样做效果并不大。于是就决定，将迟到的政府成员的名单交给下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为了制订措施，以便对不准时到会的各委员会委员和各种会议成员施加影响，人民委员会推选出一个委员会，由瓦·亚·阿瓦涅索夫[21]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提出了各种建议，包括要求把连续三次以上无故迟到的人撤职或不准他们担任负责职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十分重视人民委员会机关中的工作制度，而且也十分重视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制度。
　　外交人民委员部里，白天黑夜都在工作，而且夜里工作最紧张，这时候在其他人民委员部里已经悄然无声了。这个制度是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22]规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次向契切林证明这种工作制度的危害性，可是契切林坚持不改。于是给外交人民委员部派来了一位新办公厅主任巴·彼·哥尔布诺夫[23]，列宁很严厉地命令他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间改得和大家一样，即白天进行。为了不让格·瓦·契切林妨碍这一改革，就让他休假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不喜欢高傲自大，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他身居何职，只要流露出一点傲慢态度，都要受到他的指责。
　　在1919年8月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记录中，记录了一项对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警告，因为他们对全俄撤退委员会的询问的回电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答复。革命军事委员会只是对询问的官腔作了反应：“我们建议在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公文往来中，不要用神气十足的长官口气，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你们的下属。警告你们，我们今后对这类电报概不回答。第2768号。”[24]
　　弗·伊·列宁认为，党的纪律对每个党员来说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应该一视同仁。有一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宣称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命令是“荒谬的”。列宁给这个主席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是：“为此，我正式向您提出警告，并宣布：您若不收回这种不可容忍的说法，我将提议把您送交法庭审判。因为如果我们要真心实意地教育工农执行纪律的话，我们就应从自身做起。”[25]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这样一件事。这天象平时一样，在弗·伊·列宁的办公室召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例会。我提前来到办公室，以便为会议作好各种准备。费·埃·捷尔任斯基[26]第一个到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查明是谁泄露了上次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应该说，当时我是非常不安的。我首先想到，可能怀疑到我，因为我是列席各次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例会的唯一的非政治局委员。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列·加米涅夫泄露了政治局秘密会议的内容。他把会议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于是从她那里就传开了。
　　在1919年至1920年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工人、农民代表团、受农民委托的代表、各种身份、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川流不息地来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们是来申诉和提出要求的，是来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委屈的。他们找的人，在他们看来，是唯一能够使他们摆脱困境和疑虑而走上正确道路的人……
　　至今我还记得接待一个农民代表团的情形。农民代表们不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接见他们，非常焦急不安。当我来带他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去时，他们的脸上显得异常紧张。农民代表在办公室门前停了一会，用双手抿平头发，整整衣服，胆怯地、屏息静气地跨进了日夜想念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朴实、有魅力、平易近人而和蔼的人，他站起来迎上前去，和每个代表紧紧地握手，让他们围着自己坐下，代表们的胆怯心情顿时就消失了。他们热烈地交谈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是听，而且琢磨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列宁根据几句话就能清楚地了解工人、农民的情绪，马上抓住关键、缺点和优点，立即拟定行动计划。
　　谈话结束了，怀着胆怯心情走进弗·伊·列宁办公室的代表们，出来时脸上都现出明朗而兴奋的表情。好象他们把自己的疑虑和痛苦都留在这间简朴的房间里了，喝足了起死回生的“圣水”，重新准备同一切困难作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收到大量的信件，但没有一封信是不作答复的。从四面八方，从居民的各个阶层都有人来向他申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要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的全部申诉立即向他汇报，书面申诉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口头申诉要在四十八小时内汇报。
　　我们这些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机关里工作过的人，受到多么大的教育啊！
　　有一天，一个红军战士的父亲，奥洛涅茨省奥什塔村的农民弗·尤申，给弗·伊·列宁发来了一份电报，抱怨地方当局以征收余粮为名夺走了他的乳牛。我把电报的抄件送到粮食人民委员部给亚·德·瞿鲁巴，以为就行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这份电报时，查明了电报的处理情况，在上面作了如下的批示：

　　“勃里奇金娜：这样不行。只给瞿鲁巴送去是不够的。应该检查并作记录，是怎样答复的，是什么时间发出去的。”[27]

　　在这次批评以后，我再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极其重视劳动者的个人申诉，要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拖拉、不犯官僚主义。
　　我记得有下面这样一件事。有两个农民（一个是雅罗斯拉夫里省人，另一个是莫斯科省人）向人民委员会主席申诉说有人非法征用了他们的马匹。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把申诉书送给了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罗曼诺夫收到申诉书以后，在信封上写道：“工作繁忙，琐碎事情，无暇处理。”
　　这份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而敷衍了事的复文被列宁知道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要这位“官员”负刑事上的责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能力很强，他能同时进行几项工作。凡是同列宁接触过的人无不对这一特点感到惊讶。他面前总是放着一本书，一有空闲他就读，不管这一空闲时间多么短。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发言人有时停下来，以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专心阅读，没有听他的发言。可是列宁重复了发言人的最后几句话，态度沉静地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经常开至深夜，会议快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往疲惫不堪，面色苍白。尤其是在那种严峻的政治局势下，长时间地开会，是常有的事情。
　　我们不能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关心许许多多的大小事情。
　　他常常亲自一连几小时不断地用电话询问为挨饿的莫斯科、彼得格勒运粮的专车已到哪里了，询问为我们工厂运煤的专车已到哪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专职人员给他准备发言、撰写文章等用的材料，起草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列宁自己做的：他打电话给某些机关或个人询问他所必需的情况，同时，从书报杂志中摘录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政府委员或党中央委员寄密件或急件时，常常亲自把文件放入信封，封好并写上姓名和地址，然后交人发出。即使这样，他还亲自检查公文何时由秘书处发出，收件人何时收到。
　　在国外工作的领导同志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各种文字的书籍，只要这些书是有价值的。
　　弗·伊·列宁有一间宽大的图书室，里面杂乱无章，难以找到需要的书刊，他为此感到十分着急。列宁要我为他物色一个好的图书管理员。于是我就四处寻找。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位通晓业务、肯动脑筋、善于思考的工作人员什·姆·马努查里扬茨。我把她的情况报告了列宁，列宁把她叫来，认识后，就要她开始工作。她把弗·伊·列宁的个人藏书整理得有条不紊，使他取阅资料时感到非常方便。
　　弗·伊·列宁唯一的“享受”是饭后休息片刻。整个秘书处竭力恪守一条原则，就是在这个时间不去打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在其他时间，不管白天黑夜一接到重要报告就立即向他汇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自指示。
　　人民委员会在三楼，楼梯很陡，电梯时常出故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患心脏病的同志也不得不徒步上楼而感到担心。为了防止电梯发生故障，他建议给整个秘书处发个指示：坐电梯一次不能超过三人，而且他首先在这个指示上签了名。
　　弗·伊·列宁对待党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对每一个人都称呼“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家属穿着都十分朴素。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是否见过列宁穿过一套新衣服或者一件新大衣。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一个人没见过列宁身穿羊皮领的冬大衣、头戴护耳羊皮帽的照片。大衣和帽子从未换过。列宁使用东西很爱惜、很细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家极其简朴的日常生活，使每一个到过他家的人都感到吃惊。我不常到列宁的住宅去。那里有一道长走廊通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平时，如果需要把一些文件送到列宁的住宅去，我就在门外按电铃，把文件交给开门的人。当我第一次跨进列宁住宅的时候，我走进的那个房间是餐室。记得，这个房间很小，一张方桌几乎占了整个房间。第二个房间与餐室并排，门是敞开的，我印象最深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架大钢琴。好象除了钢琴，屋里什么也没有。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音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家里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28]。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29]的副手，主管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是《真理报》的责任秘书。家庭女工阿·姆·瑟索叶瓦照料全家的生活。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掌管家务。因为我知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工作很繁重，而且也了解乌里扬诺夫家特有的简朴生活，所以当家庭女工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常常缺少最必需的食物时，我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们是列宁的工作人员，总想做些使他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只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就尽可能去做，但怎样才能使他本人高兴，我们却不知道了。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习惯于坐在有靠背和用草编织的坐垫的圈椅里工作。他坐过的一张旧圈椅已经完全不能用了。草垫破烂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找遍了莫斯科的仓库，想找到一张这样的椅子，又想找一位师傅，把草垫重新编一下。椅子终于找到了。当我们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杂品仓库里找到了理想的坐椅并把它放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时，真难以描述我们当时的愉快心情。
　　弗·伊·列宁用来处理私事的时间是极少的。在1919年和1920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患了严重的凸眼性甲状腺肿。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她、爱戴她，都为她的生命担忧。一天晚上，预定由几位著名的医科专家来会诊。这时人民委员会正在小人民委员会里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家里的人，等医生到齐了再喊他。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列宁先表示了歉意，然后委托一位人民委员主持会议，临走的时候他还说，十至十五分钟后一定回来。列宁走后，列·波·克拉辛[30]以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人太疲劳作为借口，建议休会。医生还没有走，弗·伊·列宁就准时回来了。列·波·克拉辛建议休会，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本不愿听他的。会议照常继续进行。
　　弗·伊·列宁非常讨厌摆出各种姿势让人照相。那时他的好照片不多。1920年7月，从彼得格勒来了一位摄影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照。他请我安排同弗·伊·列宁见一次面。当我把摄影师的请求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他直摇手，甚至连和他谈话也不愿意。可是，摄影师坚持要给列宁照相，我很同情他，因为我很清楚，弗·伊·列宁的每一张新照片都是重要的历史珍品。我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征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1920年7月20日，我让摄影师进入克里姆林宫，安置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也就是弗·伊·列宁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圆形大厅）去开会必经的地方。我建议摄影师做好“战斗”准备，自己则去“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相信，花费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张列宁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列宁聚精会神，看着远方，好象凝视着未来。你不由得会想起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的一句话：“现在还没有到编写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31]看着这张照片，同样使你感到，列宁在审视展现在他面前的一幅伟大苏维埃国家的远景蓝图。
　　事无大小，列宁处处都表现出朴实和谦虚的品德。
　　我想起了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时，请求格·瓦·契切林帮助他的情形。

　　“我想请您和法因贝尔格[32]（如果您忙的话，就请您介绍一名十分了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看一下我那本小册子或有关英国那一章，并告诉我，我书里有没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非常希望能用铅笔在旁边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您的列宁”。[33]


　　在这一张便条上可以看出列宁所特有的谦虚，极其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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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不仅是个天才，而且是一位深刻了解全世界受压迫者的苦难的最伟大的人。他深信无产阶级具有无限的力量，坚信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既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68—480页




[1] 由于莉·亚·福齐也娃休假，索·波·勃里奇金娜临时主持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代理福齐也娃人民委员会秘书和弗·伊·列宁私人秘书的工作。——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昂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1884年11月5日——1938年6月15日），早年支持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同罗斯默、莫纳特等人密切合作。1916年参加了昆塔尔会议。1917年移居瑞士。1918年被捕。1919年被驱逐出境，后流亡苏俄。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19—1929年期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3年起公开反对斯大林。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回国。1938年在巴黎逝世。

[4] 《列宁文集》俄文第23卷第325页。——编者注

[5] 《列宁文稿》第9卷第695页。——编者注

[6] 列夫·纳坦诺维奇·克里茨曼（Лев Натанович Крицман，1890年10月22日——1938年6月17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因受到迫害而移居国外。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苏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3年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土地研究所所长。1928—1931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兼俄罗斯土地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逝世。

[7] 《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355页。——编者注

[8] 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5月17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举行。——编者注

[9]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0] 为了领导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决议草案并委托该委员会成员米·托姆斯基在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的会议上提出这一草案。在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报告的党团会议上却通过了达·梁赞诺夫提出的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反党决议。米·托姆斯基没有反对这一决议，也不向党团传达1921年5月18日党中央的那个委员会制定的决议草案。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了工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问题，决定把托姆斯基清除出中央的那个委员会，并认为必须解除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职务。弗·伊·列宁在党团会议上批判了梁赞诺夫决议的反党性质。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党团否决了梁赞诺夫的决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11] 伊萨克·克里斯托夫洛维奇·拉拉扬茨（Исаак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Лалаянц，1870年7月24日——1933年7月14日），188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被捕。1905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起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因长期重病而逝世。

[12]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13] 《列宁文稿》第9卷第372—373页。——编者注

[14] 同上，第632页。——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普拉夫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Правдин，1879年？月？日——1938年9月3日），出身于加工工人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法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0—1922年期间是工人反对派成员。1924—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副铁路人民委员。1930—1933年期间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退休。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6] 谢苗·帕夫柳耶维奇·谢烈达（Семё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Середа，1871年2月1日——1933年5月21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89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同年被捕。1891年被流放到奥廖尔。1896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梁赞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7年10月任梁赞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7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局长。1930—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逝世。

[17]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18] 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158页。——编者注

[19] 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格利亚塞尔（Мар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Гляссер，1890—1951），早年担任护士。1917—1924年任列宁的私人秘书。1918—1924年期间在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1920—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秘书。列宁逝世后曾在列宁研究所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工作。长期对斯大林抱有不满。1951年暴卒。

[20]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维捷尔斯基（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ерский，1878年3月20日——1933年5月1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乌法。二月革命后任乌法《前进报》主编。1917年6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法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乌法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29—1933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33年在里加因车祸逝世。

[21]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22]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23]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4] 《劳动国防委员会纪录》1919年8月8日第63号。——索·波·注

[25] 《列宁文稿》第7卷笫81页。——编者注

[26]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7] 《列宁文稿》第8卷第1页。——编者注

[28]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9]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30]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3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6页。——编者注

[32] 乔·法因贝尔格（Joe Fineberg，1886—1957），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年参加英国社会党。1918年移居苏俄，参加了俄共（布），曾在共产国际担任翻译，并曾将列宁、高尔基、波格丹诺夫、爱伦堡的著作翻译为英文。

[33] 《列宁文稿》第8卷第11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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