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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对外政策
格·瓦·契切林
系统地、完整地叙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对外政策，现在还不是时候[1]。大家早就公认苏维埃共和国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政策，它比苏维埃的对内政策更具特色。十月革命以前，从来没有人试图制定一套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对外政策纲领，甚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从来没有系统而完整地阐述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对外政策，系统而完整的对外政策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他曾在许多具体场合下讲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观点，但作为总的介绍来说，他只讲过对外政策的几个总原则和一些基本观点。只有等到以后，当列宁主持国事这段时期有关我国对外政策的全部资料收集并系统整理出来，当我们目前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成为史料，那时，我们才能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理解，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编写成一套完整、系统的材料。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积极地参加国家生活中各项国务活动的这段时期里，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经常和他接触。在我们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里，我除了经常同他当面交谈外，每天还要和他通几次电话，有时谈得很长，时常和他一起讨论当时比较重要的外交事务中的所有细节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话中常常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并立刻对每一个问题作出最广泛的政治性阐述，然后再对外交情况作出最出色的分析。他的每一个建议（他往往能立刻拟定给外国政府的答文）都可以作为外交艺术和外交灵活性的典范。
我第一次同列宁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接触，是在德国提出最后通牒[2]后的争论时期。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把过去的地下革命党的观点改变为掌握政权的政府所具有的政治现实主义，是异常困难的。因此，在第一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能够认识到签订“可耻的”和约的必要性。但是，我终于转了弯子，并动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去。在我们到达接近普斯科夫的一个车站的时候，由于四散逃跑的沙皇军队妨碍火车继续前进，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停留几乎整整一昼夜。这时，我们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电报，内容大致如下：“如果你们犹豫动摇，那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们回电告诉他，我们在这里因为客观原因被阻，一有可能立即继续前进。我们从布列斯特回来时，政府正从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撤退到莫斯科。在新的地方，我立刻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了最亲密的交往，直到他被刺的那一刻为止，说实在的，我一直与他在一起工作。
他的无与伦比的政治现实主义常常使我们免犯错误，而其他某些比较喜欢从印象出发考虑问题的同志最容易犯这些错误了。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军队不受任何分界线的限制，仍然步步向前推进，特别是从乌克兰方面向前推进，因为德国军队不承认省的界线。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过问，某些带有慌张和失望性质的行动被预先制止了。我国政府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向德国政府指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并建议进行新的谈判。这样，谈判就开始了，并于8月结束，同德国签订了补充协定，德国人开始从占领的地方撤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心地注视着这次谈判中的一切波折，一方面作出适当的让步，另一方面又对对方的过分要求坚决地予以抵制。
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表米尔巴赫[3]伯爵来到革命首都莫斯科。自然，他经常制造各种难题，有时甚至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解决这些经常发生的困难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现出独具的政治现实主义。他之所以感到有必要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也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一方面考虑我国的困难情况和让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时时注意保持我国的尊严。他善于掌握分寸，知道到什么限度就应当表示坚决的态度。有时他这样声明：“这种要求是荒谬的，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另外，在进行关于交换俘虏问题的谈判时，也时常发生一些纠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过问这次谈判中的各种细节，规定出绝不能超越让步的限度。
最棘手的问题是米尔巴赫伯爵被害一事[4]。当时担心德国军队会立刻转过头来进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计，指出德国人要进攻莫斯科是有困难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对德国政府提出的将德国武装部队调到莫斯科这一要求必须加以拒绝，并十分冷静地等待着我国的答复所引起的后果。列宁的锐觉没有欺骗他，德国妥协了，我们获得的结果完全符合于列宁同我谈话时所估计的情况。
8月，协约国实际上已经对我们进行战争了。协约国军队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南方推进。他们在东方有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帮助，在南方把阿列克谢耶夫[5]的“志愿军”推向前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利用两个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的矛盾来缓和向前逼进的协约国的进攻。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中，我国在柏林进行外交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引起德国工商界同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兴趣。越飞[6]同志出色地执行了这项政策。他向德国工商界指出，如果把俄罗斯变成第二个乌克兰，那就等于把它变成了沙漠，这样一来他们将会失去同复兴的苏维埃俄国进行经济合作所获得的一切利益。因为这个原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具体地拟定了吸收外国资本和将大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的计划。对于这个问题我同他进行过若干次非常有意义的谈话。最后，租让大企业给外国资本家的计划大概是由勃朗斯基[7]制订的，这个计划同时既交给了德国政府，也交给了我们的美国朋友雷蒙德·罗宾斯[8]上校带到美国。
在最初这段时期内，我国情况之所以如此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遭受到屡战屡胜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遭受到要求愈来愈苛刻的协约国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日本占领海参崴的问题我去访问过协约国代表。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细致地教导我如何半外交、半讽刺地回答协约国开始武装干涉时发表的虚伪声明。
当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延长喘息时间，延缓协约国即将采取的进一步反对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不停地试图同协约国进行谈判，因为这种谈判即使不成功，至少也能延缓双方关系的决裂，当时决裂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从电话中给我极为明确的指示，他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善于躲避敌人打击的能力。又是由于列宁同志亲自指导的结果，才得以转危为安。当法国大使努兰斯[9]就即将到来的武装干涉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以后，我们要求法国立刻召回大使，并且声明，我们认为他代表的只是个人。最初我们对他施加各种压力，例如剥夺他的通信自由等等，但是我们立刻发现这样会失去我们得以喘息的时间，而喘息时间正是我们要千方百计争取延长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制止了这种不必要的施加压力的措施，因为这种措施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正是在同他进行了几次最有意义的谈话以后，我又同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拉维尔尼将军作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我们同他的接触是徒劳无益的。法国企图竭尽一切力量来进行殊死搏斗，不顾一切地迅速恢复德国的东方战线。我在同拉维尔尼的谈话中和其他一些场合下曾经指出，我们没有可能再进行战斗，这样谈话的结果只是引起了协约国的新的企图，他们企图为德国建立东方战线，不顾一切地来反对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这个问题的几次谈话擦亮了我的眼睛，使我认识到法国对大陆的军事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我特别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关心吕贝尔萨克侯爵访问一事（1922年吕贝尔萨克的亲属与施蒂内斯[10]签订了著名的协定）。这位年青的法国军官看见了新的、人民的俄国军队的萌芽即红军，感到非常高兴。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估计了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非常关心我们准备通过到我们这里来的特派代表洛克哈特[11]同英国谈判的事情。有一段时期，当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骚乱还没有使英国采取积极武装干涉的政策以前，这种谈判还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谈话时就预先指出，英国将竭力同一切反对我们的国家一一进行谈判。我回答说，根据英国政策的灵活性，它也会同我们谈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同我们谈判，那我们一定是最后的一个了，它同其他各国谈完后才会同我们谈判。”
当协约国刚刚开始公开进攻我们，加强秘密活动，企图在我国内部引起暴乱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必需给以一系列强有力的回击。这个时候应当采取的不是灵活性，而是刻不容缓的武力。但是在采取大量逮捕等等办法的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随时随地注意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性，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我们劝说驻在沃洛格达的协约国大使们离开俄国，因为最初我们建议他们迁到莫斯科去，他们拒绝了。这样劝说的结果使他们能够十分体面地离开俄国，这就缓和了我们后来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在我们同协约国的关系极其紧张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坚持要向协约国提出媾和。首先我们通过美国领事普尔了解英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然后我们通过同我们友好的挪威公使馆的秘书克里斯季安森转交了正式媾和的建议。
在德意志帝国崩溃的时候，建议帮助德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干涉的人民战争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个决定。但德意志共和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念完记有我与哈阿兹[12]在直通电话中谈话的纸带后，他说道：“毫无结果，必需停止这种做法。”
协约国当时要求，德国军队必须等待协约国或者其联盟国的军队到达以后才能撤走，以便将权力转交协约国。徳意志共和国执行了协约国的决定，并积极地参加了对我们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哈阿兹和考茨基的政策。但是德国军队却没有遵从他们上级的命令就自动往回撤走了。
在德国军队撤走的同时，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这是第一次实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民族纲领。这个纲领对我们的敌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当时搞不清是支持“统一不可分的”白党分子的俄国呢，还是在各少数民族中间从事反革命活动。协约国的政策，特别是法国的政策中这个内在的矛盾，对我们的敌人起了致命的作用。
整个武装干涉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向敌人提出媾和的建议。他丝毫不认为这种行为会使对方认为我们软弱无力，相反，他认为这是对协约国各国的好战黩武主义施加压力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当我们最初听到即将邀请我国参加太子群岛会议的消息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等收到邀请，立刻认为现在就必须向协约国提出我国的建议。这里第一次发挥了列宁关于利用协约国本身经济利益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逐步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发展。1919年2月4日的照会，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详细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在照会中，我们初次同意偿还我们的债务，但是具体的偿还办法还没有决定。就在这里我们向协约国提出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租让制。在我们递交美国特使布利特[13]的建议书中，这个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建议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斟酌；而且这里还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建议过了这个期限行将无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这样说道：“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以后就别想再获得这样的有利条件了。”
几个月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积极参加下，我们向邻国——新成立的波罗的海各资产阶级国家和芬兰——出了和平的建议，这样，我们就不再承认这些民族的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对外政策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这里表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和政治现实主义。我们应当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与我国并列的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已经完全成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定明确地奠定了与邻国和平友好相处政策的基础。第一个同我国签订停战协定和后来又签订条约的国家是爱沙尼亚。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是如何关心地过问谈判的一切情况，他尽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冲突，有时为了和平作出很大的让步；但是他同时也拒绝对方的一切不近情理的勒索要求……
1919年底是我们开始同协约国各列强恢复关系的时期。李维诺夫[14]同志11月到哥本哈根去了，1920年初克拉辛[15]同志到伦敦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小心地防备着，以防我们陷入对方的圈套。他仔细地研究每一项建议，总的来说，他坚决主张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1920年中期，克拉辛同志带着劳合—乔治[16]的四项条件从伦敦回来。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大体上采纳这些条件，并作为谈判的基础。当我们的军队向华沙挺进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异常冷淡的态度对待劳合—乔治的最后通牒，他认为这已经不可能给我们造成多大危害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几次最有趣的谈话，内容是关于英国建议召开和平会议的问题，这个建议在一定时期内成了英法两国的建议。这时候，法国在一段时期内（在突然承认弗兰格尔[17]以前）对我们执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同意和英国一起召开和平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充分估计了这一建议对我们的巨大利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会议必然讨论我们和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协约国成了我国同邻国关系的最高仲裁人。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理由充分地拒绝了英法的会议。就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十分浓厚的兴趣来对待同德国资本家搞好经济合作的初次尝试。
同波兰开始谈判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种卓越的思想：给予波兰的土地要比克列孟梭[18]和寇松[19]给它的还多。在里加进行谈判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各项建议的细节，最后仍然坚决主张按照现有的形式签订条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国东方政策的每一步骤所表现的巨大关怀那就更不用说了。我记得他同第一个阿富汗的特派公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其次我还记得，同土耳其举行莫斯科会议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晚上在电话里仔细地询问我当天作了些什么事。他是用全副精神关怀着这次谈判的命运。同时他还坚决执行同波斯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1921年，在我们同英国签订初步协定以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绝对主张签订协定。但是1921年他亲自参加对外政策工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他只是参加一些集体讨论，而且对各项工作的详细情况比过去过问得少多了。不过他却热烈地参加了同“美国救济署”和南森[20]关于救济饥饿者的谈判。
1921年和192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长时间住在城郊，但是他非常热心地关怀同召开热那亚会议有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很多便条，我们在热那亚的发言，总的内容就是根据他亲笔写的这些便条制定的。把解决债务的问题同借给我们贷款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他的主意。在我们动身到热那亚去以前，我们讨论了代表大会开幕时的发言稿。当时建议根据我们以前发言的精神讲一些指摘性的词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写了一张字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不必用厉害的字眼。”
1922年秋我从国外归来后在莫斯科住了六个星期。这个时期主要的问题是土耳其问题，当时正在准备洛桑会议。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积极参加下讨论通过了我们在洛桑会议上所捍卫的纲领。这是他对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后一次巨大贡献。关于海峡问题的讨论是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的谈话。这也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会见。
载于1924年1月30日《消息报》第24号第2—3版
[1] 回忆录写于1924年。——编者注
[2] 1918年1月27日（2月9日），在布列斯特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时，德国帝国主义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最后通牒：或者是割地赔款媾和，或者是将战争继续下去。——编者注
[3]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4] 米尔巴赫是德国驻苏维埃俄国大使，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他们企图破坏和约，煽起对德战争。——编者注
[5]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6]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7]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勃朗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лонский，1893年6月17日——1937年10月3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莫斯科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曾任南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兼联共（布）外高加索联邦省委书记。193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长兼副铁路人民委员。1937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8年平反。
[8]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1873年9月17日——1954年9月26日），美国作家、经济学家。早年在期货交易所工作。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2年加入进步党，曾任进步党伊利诺伊州中央主席。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工作。1917年赴俄国考察，反对俄国革命，但支持与苏维埃政权建交。1954年病逝。
[9] 让—巴蒂斯特·若瑟夫·埃利亚辛·努兰斯（Jean-Baptiste Joseph Éliacin Noulens，1864年3月29日——1944年9月9日），早年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1902年加入“激进左派”（Gauche radicale）。1902—191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06年加入民主联盟。1910年重新加入激进左派。1910—1911年任副国务秘书。1913—1914年任战争部长。1914年加入激进党。1914年6月13日至8月26日任财政部长。1917—1919年任驻俄大使。1918年被苏俄驱逐后，自任驻白军政府大使。1919—1920年任农业和粮食部长。1920年返回激进左派。1920—1924年任热尔州参议员。1929年退休。
[10] 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德国工业与工会的谈判中，他经常以资方代言人的身份出现。
[11] 罗伯特·汉米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Hamilton Bruce Lockhart，1887年9月2日——1970年2月27日），英国记者、作家、间谍与外交官。二月革命时任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十月革命后组织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间谍活动，并卷入了刺杀列宁的案件。
[12] 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13] 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1891年1月25日——1967年2月15日），美国外交官。1917—1919年任美国副国务卿。1933年任国务卿助理。1933—1936年任驻苏联大使。1936—1940年任驻法国大使。1967年逝世。
[14]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5]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a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6]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17]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8]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至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
[19]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886—1898年任下议院议员。1891—1892年任印度事务部次官。1895—1898年任外交事务部次官。1888—1894年期间多次游历亚洲各地。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07—1925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08—1925年任上议院议员。1916—1917年任航空委员会主席。1916—1919年、1924—1925年任枢密院议长。1916—1924年、1924—1925年任上议院领袖。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在任期间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线上划分所谓“寇松线”。1925年逝世。
[20] 弗里乔夫·文德尔—亚尔斯伯格·南森（Fridtjof Wedel-Jarlsberg Nansen，1861年10月10日——1930年5月13日），挪威探险家、科学家、外交家。192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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