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1921年的保健工作（尼·亚·谢马什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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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1921年的保健工作

尼·亚·谢马什柯

　　列宁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经常关心居民的保健问题。1921年，前线的医疗需要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当时军事保疗和民间保疗统一由保健人民委员部管理，囚此我常有机会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个别接见时或在会议上交谈有关的问题。
　　列宁十分了解保健工作对国防与和平建设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他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句名言：“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1]
　　那时候苏维埃国家的卫生状况问题特别严重。西伯利亚的白军正在撤退；鄂木斯克来电说：白军留下了整整几仓库死于斑疹伤寒的尸体；周围的居民个个都被传染上了；传染病也传给了红军部队。哈尔科夫的白军被肃清了。卫生部队指挥员谢尔巴科夫同志马上发来了电报：白军留下的传染病在居民中间迅速蔓延，斑疹伤寒正在红军中传播。这样，在所有的战线上，白军留下的严重后果将危及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和建设力量。
　　列宁非常不安，他注视着我们同斑疹伤寒斗争的全部过程；他在接见我时仔细听取我的汇报，常常把我们的报告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他严厉谴责疏于职守的行为，但每逢困难总给予热情的帮助。
　　有一次，我向列宁申诉，支援南方战线和乌克兰的铁路运行情况很糟。“第一七零零九次特急列车，”我写信给列宁说，

　　“在特别医疗委员会魏斯布罗德^[2]同志领导下，向南方战线和乌克兰运送防治斑疹伤寒的物资，但运行十分缓慢。三天只走了一百十五俄里。不知是谁下的命令，使这次独立的紧急军用列车变成了混合货车，以至不得不在各站因挂车厢而停留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援南方战线和摧毁白军后获得解放的南方各地区的工作将会被耽误。请：（1）立即下令让列车通行无阻，（2）对该列车加以特殊关照，（3）调查阻碍列车运行的原因并把阻碍列车运行的那些人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保健人民委员　尼·谢马什柯^[3]”

　　列宁给人民委员会秘书作了指示：

　　“请打电话给马尔柯夫，告诉他，我坚决支持谢马什柯的要求。

　　列宁　1月18日”^[4]

　　列车如期向前行驶了。
　　按照列宁的指示，保健人民委员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一份书面报告，汇报在前线防治流行病的情况。对报告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数字他都要求仔细核实。在那几年里，前线防治流行病效果不甚稳定，直到白军最终被击溃，迫使他们退却之后，这场斗争才有了起色。1921年8月26日，保健人民委员部在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并转致列宁的报告中，就6月25日至7月25日部队流行病情况问题汇报说：“去年秋冬以来，寄生性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于12月份达到了最高潮，在这一个月内红军中每一千人的发病率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以后发病率逐渐下降，1月份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2月份为百分之十九，3月份为百分之十四点二，4月份为百分之七点三，5月份为百分之三点五，6月份为百分之一点七，而且最后这个百分比和6月份后来统计的百分比，都是以红军5月份的人数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但是，列宁丝毫不允许放松警惕。相反，他要求更坚决顽强地同流行病作斗争。1921年10月北高加索军区的情况十分严重。劳动国防委员会在由列宁签署的指令中责成保健人民委员部“在不属军事医疗总管理局管辖的北高加索军区各转送站和后送站组织医疗网”，即组织民间系统的医疗网；并要求保证向这些站供应口粮、燃料、机车、车厢。
　　军事行动行将结束。经受战争、封锁、饥饿折磨的居民迫切需要医疗服务。一部分军用物资可以在对国防毫无损害的情况下调拨给居民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何况军事医疗和民间医疗是由同一个组织统一管理的，保健人民委员部可以迅速改变工作方向并灵活地相机行动。
　　因此，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6月15日作出决议：

　　“为了在军事行动再起时确保红军的医务人员和卫生物资，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
　　1．红军在和平时期必须保持原有编制百分之百的全部医务人员。
　　2．军事医疗总管理局必须在仓库里保持可供十四万只床位使用的医疗物资和军用物资作为紧急备用品，其中四万只床位用于一百辆卫生列车，十万只床位用于五百所野战医院，每所野战医院各两百只床位。
　　3．从军事医疗部门拥有的床位中调拨五万只床位给保健人民委员部以应人民的需要，其条件是：必须完整地移交医院（无权分散医院、改变编制和调动人员），使之成为积极的储备，以备军事行动再起时使用。”^[5]

　　由此可见，问题解决得很合理：对居民的医疗服务大大地扩充了（有五万只床位）。与此同时，红军保持了全部医务人员，保持了大量的、可供十四万只床位使用的动员出来的储备品，而且禁止分散转交给居民使用的医院。这就充分保证了“军事行动再起时”的国防需要。
　　当时我经常在各条战线视察卫生部队。每一次视察列宁都给我由他签署的具有广泛权力的委任状（这些委任状至今还保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利斯基车站红军伤病员的医护工作混乱不堪：伤病员几乎没有食物，没有护理，也不后送；服务工作质量十分恶劣。回去后，我气愤地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这件事。嘿，他当时是多么生气！结果医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都受到了处分。不少怠工者由于对待苏维埃国家保卫者的令人气愤的态度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民间医疗的问题通常由人民委员会处理。在这一领域内防治流行病的斗争，当时也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大的重视。1921年秋天，在黑海沿岸地区发生了鼠疫。地方当局过分注重纯粹的行政措施（检疫，在传染鼠疫的住房附近设立民警岗哨，等等），而不注意医疗措施（隔离病人，消毒，灭鼠——同传染病的媒介物作斗争，等等）。我多次向列宁报告这个问题。由于他热心的帮助（特别是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1月30日作出了关于为防治鼠疫的措施紧急拨款的特别决议），迅速蔓延的鼠疫过了几个月就彻底消灭了。
　　我每次去见弗·伊·列宁都能从他那里带回极其珍贵的指示。他十分了解，如果居民没有文化和主动精神，要同流行病作斗争是很困难的（他不止一次地赞许我提出的口号“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他一直坚持要为保持清洁、消灭虱子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他同我和邦契—布鲁耶维奇^[6]同志巡视了莫斯科的检查站。这些站设在莫斯科各个最大的车站里，其任务是让成千上万来莫斯科的人通过浴室、消毒室和洗衣室。列宁在视察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宝贵的意见。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了在工厂里建立保持卫生委员会的想法。“要多吸收女工们参加，”他向我建议说。在另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提出要吸收共青团员来参加这项工作：“让年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分散到各家各户去，您想，他们会搞得多么干净。”
　　1921年初夏，莫斯科发生了几起霍乱病例。我很清楚，任何流行病的蔓延（特别是霍乱）一定要在一开始就把它扑灭，过后就晚了，所以我立即发出警报。莫斯科的各个组织没有迅速行动起来支援莫斯科的保健部门。中央有些部门（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也如此。于是我就去找列宁。根据他的指示，关于这个流行病的报告被提到1921年6月15日举行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加以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决议，为坚决、妥善地同流行病作斗争提供了榜样。劳动国防委员会为这场斗争拨给了一大笔经费（当时的纸币十亿卢布）^[7]。决议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保证给打扫卫生、疏通阴沟、改善环境卫生的工人（八千人）供应口粮；此外，病人得到了病人食品；清洁卫生工作有了运输工具——汽车和马匹；防治流行病的医院网得到了补充扩大；医疗机构所必需的衣物、用品等等得到了充分的供应。当然，这个决议在通过前，它的每一条条款都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对。当时资金很困难，粮食和别的供应更因难。但是按照列宁的指示，一个个障碍都被克服了。这样，防治流行病的斗争有了保障，霍乱在一开始就被消灭了。
　　列宁对卫生工作不惜花费大笔资金，但他坚决要求把毎一个戈比都用在事业上。他写给我的下面这封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谢马什柯同志！
　　我今天签署了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清洁费二十亿（大概是这么多，对吗？确实数目记不清了）的决定，并且看了卫生人民委员部关于环境卫生周的《条例》（7月12日《消息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的怀疑（整个这方面的工作安排得完全不当）加重了。
　　几十亿可以拿光、偷光、盗光，事情却办不成。
　　应当使莫斯科在清洁方面成为模范（或者开头至少也应该说得过去），因为简直不能设想，还有比苏维埃的‘一等’住宅中的‘苏维埃’污秽更不象样的东西。而在非一等住宅中又是怎样的呢？
　　请给我送来一份最简短的然而是确切的、实事求是的报告，说明卫生周内在什么地方得到了什么结果？有没有哪一个省有条不紊地做过一些事情？
　　其次，莫斯科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些什么？）？谁负责这项工作？是否只是那些一窍不通、不明事理、只会签署公文的封有堂皇的苏维埃称号的‘官吏’？或者是些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究竟是谁？
　　必须做到个人负责，这是最重要的。
　　为实行个人负责制，已经做了些什么？
　　由谁检查？
　　由检查员吗？有多少人？他们都是谁？
　　由青年队（共青团）吗？有没有这样的青年队？有多少？他们在哪里？表现得怎样？
　　还有什么别的实际检查的方法吗？
　　花钱买了些有用的东西（石碳酸？清洁工具？买了多少？）还是养了一批不干事的新‘官吏’？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8]

　　这封信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列宁一贯坚持要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执行情况——全部工作、全部政治的关键就在于此，”他经常这样说）。
　　列宁特别关心疗养事业。他知道这项事业不仅具有医疗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事实确实如此，组织好苏维埃疗养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工人、劳动人民在过去为富翁所有的别墅里疗养，贫农在沙皇尼古拉住过的宫殿里疗养。列宁最关心的是克里木的疗养地。在这方面起一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当时弗·伊·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9]是保健人民委员部在克里木疗养地的全权代表，他当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过不少信，经常提到克里木疗养地的优美风景。
　　弗兰格尔^[10]被撵入黑海之后，我立即取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到克里木去查核疗养地的财产（宫殿、陈设），防止盗窃和整顿疗养事业。当时克里木所有的山里都盘踞着白匪和“绿匪”^[11]，我冒着很大的危险走遍了所有的疗养地。疗养地的财富使我欣喜异常。回到莫斯科后，我圆睁着眼睛把克里木的美景讲给列宁听。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仔细地听完我的汇报后说：“请您起草一份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但必须有政治内容，要使每句话都象歌词一样。”夜里我写好了草案，第二天交给了弗·伊·列宁。草案是这样开始的：“由于红军从弗兰格尔和白卫军的统治下解放了克里木，我们已经有可能利用克里木沿岸的疗养条件，让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原先只有大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克里木的疗养院、疗养地里进行治疗和恢复劳动能力。从前由大地主、大资本家使用的优美的别墅和私邸，沙皇和大公的宫殿，必须供工人和农民作疗养院和疗养所之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同这个草案，但建议增写一条，即克里木疗养地也必须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为那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受伤或失去健康的革命战士服务。我试图反对，说：“这等一等再说吧，疗养地还未整理就绪……”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将会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于是，关于让外国革命者在克里木疗养地疗养的想法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写进了公令草案：“同时也供由国际工会委员会送来的外国工人使用”（1920年12月21日法令）。
　　同往常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克里木疗养地（“全俄疗养所”）很快就成为外国革命者休息的地方。记得在1924年，有一次我检查了这方面的情况，查实有八个国家的革命者在克里木疗养，其中甚至有印度的革命者。
　　从疗养地开始建立起，弗·伊·列宁始终对它很关心。他支持合理的创议，严厉谴责疏忽行为。有一次一位骨结核病人（这类病人最痛苦：他们往往要治疗很多年，从一个疗养地转到另一个疗养地，弄得心情急躁，常耍脾气，使工作人员也不得安宁）写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控告疗养地工作混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写了如下一封措词尖锐的信^[12]：

　　“谢马什柯同志：
　　我收到越来越多的意见，说我们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疗养地的情况极为糟糕：受贿，优待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却令人气愤，主要是医疗搞得一塌糊涂，而最主要的是粮食毫无保障。
　　请速向我提供您手边现有的准确材料。
　　然后再较为详细地讲讲检查办法：有多少个疗养院（占总数的多少？）提出了准确的数字（粮食数量，病人用多少，职工用多少？等等），浴盆（泥疗）数目等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3]

　　我回信说，病人关于工作混乱的指控无疑是夸大其词：粮食确实少了点儿，但不存在盗窃、受贿、优待资产阶级、医疗搞得一塌糊涂和其他类似的糟糕情况。在这之前刚好有一个由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疗养地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什么类似的糟糕情况。看来，我未能完全消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疗养地情况的怀疑，虽然他稍微放心了一些。
　　象过去和以后的岁月里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年也一直关怀着儿童们。
　　1921年年底，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儿童机关在用房问题上发生了困难。革命一结束，我们就把一些私邸、最好的别墅、宫殿供儿童机关使用；各工厂也腾出厂长、工程师的住房给孩子们居住。但是，由于战争和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某些儿童机关的用房被压缩，有的被迫迁移。因此，我们去人民委员会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保护。
　　1921年5月13日人民委员会作出由列宁签署的决议，当即把儿童机关的住房面积固定下来。决议规定，“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发生军事行动的条件下”不得迫使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儿童机关迁移。不准使儿童机关的住房过于拥挤，如果这些机关占用的房屋符合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共同规定的用房定额的话。相反，决议命令省执行委员会“把各市、各居民中心和过去的地主领地中最好的房屋”划归这一类机关使用。这些房屋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腾出来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以应儿童们的需要。还建议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对这些房屋进行紧急修理。“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在一个月内，各省执行委员会必须向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提出为贯彻本法令而采取的措施的相应报告，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必须在同一时期内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不执行本法令者应负法律责任。”
　　毋庸赘述，这一-法令使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儿童机关网的发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1921年间，人民委员会讨论过许多涉及保健工作组织体系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保健人民委员部的纽织机构问题。要把医疗工作分散到各部门中去的倾向（我当时称之为“零星买卖”）又抬头了。又得全力以赴地去反对这种倾向，而且又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了我们，苏维埃医疗机构在组织上的统一才取得了胜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这样处理居民的保健问题的。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67—775页
（竺一鸣译　顾柏林校）

^[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7页。——编者注

^[2] 鲍里斯·所罗门诺维奇·魏斯布罗德（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苏联医学家。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流亡国外。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回国在医院工作。1918年列宁遇刺后，参与诊治。此后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3]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 《列宁文稿》第8卷第22页。——编者注

^[5] 众所周知，列宁在保健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就主张把医疗系统统一起来：他坚持把劳保医疗（伤病互助会）划归保健人民委员部；他坚持把妇幼保健工作从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划归保健人民委员部；他坚持把军事医疗列入保健人民委员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列宁的支持，我们未必能建立统一的医疗工作，因为最初有很多人反对这种主张。——作者注

^[6]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7] 尼·亚·谢马什柯搞错了。弗·伊·列宁于1921年10月24日签署了小人民委员会于10月21日通过的关于拨款二十亿卢布修理莫斯科住房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8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9]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10]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1] 指在红军后方活动的反革命武装。——译者注

^[12] 弗·伊·列宁于1921年9月13日写了这封佶，因为他收到了玛·瓦·福法诺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克里木专门委员会中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派出的成员）关于克里木疗养地严重情况的报告。尼·亚·谢马什柯在9月15日给列宁的回信中说明了保健人民委员部为改善克里木和高加索疗养地的工作而采取的措施。——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9卷第397—398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