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伊·列宁（路·卡·马尔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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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伊·列宁

路·卡·马尔滕斯

　　我从美国回来后同弗·伊·列宁有过密切的接触。当时我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在美国待了两年后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就在我到达莫斯科的那天（1921年2月18日）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汽车来接我，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俭朴的住宅里接待我。我在完全家庭式的环境中度过了两个半钟头。他请我喝茶；桌上放着黑面包和一块干酪；没有奶油。
　　开始谈话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请等一下，我马上去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她来了以后，他就详细地询问我，主要问了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派别活动的情况，在美国的俄国侨民的现状，苏维埃政权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可能性，等等。
　　在谈话过程中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他惊人地善于提出问题，也惊人地善于听取意见。我们亲切交谈，直至午夜过去很久才告结束。告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我到前室，使我十分不好意思的是，他帮我穿上了大衣。
　　不久以后，我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往顿巴斯。在向他报告我这次出差的情况以后，我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五金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弗·伊·列宁认为，把当时已下降降到空前低水平的冶金工业恢复过来，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当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地帮助我，向我提出建议或具体指导。在通电话的时候，或是在深夜接见我的时候，他反复跟我谈我们的冶金工业问题，帮助我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辨识方向。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遇到了无数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所以经常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指示。无论是什么问题，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跟他通电话。每一次我都感到他是一个最会体贴别人的人，从不拒绝给人出主意或作指示。
　　五金工业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关心的问题。他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主要问题，要求向他详细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五金局，甚至某些工厂的工作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管工作异常繁重，但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和请求从不置之不理。
　　比如，卡施拉工程处向他申诉说，他们得不到各种金属制品，他立即给我送来了如下的一张便条（1921年8月10日）：“卡施拉工程人员反映他们得不到订购的带螺丝帽和垫圈的螺丝钉。安装工作因无螺丝钉而陷于停顿；请采取紧急措施，于工周内满足卡施拉工程百分之五十的订货。”^[2]
　　一批到苏维埃俄国来筹建缝纫厂的美国缝纫工人向弗·伊·列宁申诉说，他们得不到管道和其他金属制品。我又接到了他坚决要求给予援助的指示^[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乌拉尔五金工业的状况深为不安，因此我奉他的指令到乌拉尔去查清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我在1921年秋天经办的事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库尔斯克的地磁异常现象，他看到这里面包含着振兴我们五金工业的巨大可能性。1922年初他委托我去库尔斯克，要我尽力查明这一异常现象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意义。当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库尔斯克的地磁异常说明，在较浅的地层中蕴藏着由地心喷出的大量纯铁。另一些人完全否定那里存在任何类型的铁矿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地磁界常是由库尔斯克省地区的巨大地质断层引起的特殊电流造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他想尽可能充分地获得有关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情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向他提出的任何请求，不管这些请求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例如，我面前有一封五金局写给几位同志，其中包括弗·伊·列宁的信，请他们为准备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的一本文集写文章，阐述我国五金工业的状况。我们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这本文集写一篇题为《五金工业与国家》的文章。弗·伊·列宁对这一请求并没有置之不理；1921年12月1日，他把信退还给我，信上加了如下的话：

　　“马尔滕斯^[4]同志：
　　非常抱歉，请原谅，我怎么也不行。

　　列宁”^[5]

　　粮食问题是当时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不言而喻，弗·伊·列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我手头有一张1921年11月17日我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我在便条上向他报告，根据同美国承租人签订的合同第一艘运载小麦的轮船已从纽约启航。列宁收到这张便条后立即在上面写了批示，要我通知彼得格勒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为不经过三次检查，就什么也搞不好，我们将因此而出丑。列宁建议将准备措施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讨论。列宁写的批示上标着他常用的“急”字^[6]。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求办事迅速。在他亲笔写的书信和便条上屡屡出现“急”、“紧急”、“火急”等字样，下面还划上两三条线，特别引人注目。
　　上面提到的美国承租人是头一批从我国获得租让权的外国人。我让美国的一家公司对承租乌拉尔阿拉帕耶夫斯克石棉矿的开采权发生了兴趣。在租让合同的条款中有一条规足，该公司有义务在极短的期限内给乌拉尔运送一百万普特粮食。
　　关于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0月19日给我来函说，如果承租人哈默^[7]的计划是当真的，那么应该力求让这一切都具有条约或租让合同这种确切的法律形式。他写道，即使是虚假的，但仍然是承租……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并在报上发表消息，说美国人已经参加承租了。这在政治上是重要的。”^[8]
　　过了几天他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并在10月27日写给我一张便条，指示我必须加快校订和通过两个合同^[9]。
　　在我对弗·伊·列宁的回忆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对1919年在美国发生的俄国侨民运动的态度。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返回祖国援助革命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前从俄国侨居美国的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农民立即坚决表示要捍卫革命。苏联驻美公使馆将近两年来一直是在俄国侨民充分同情和普遍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我们的公使馆刚开始工作就制订了一个计划，旨在利用这些侨民的同情和支持，吸收其中的优秀人物参加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工作。1919年夏天驻纽约的苏联公使馆创建了第一个技术援助苏俄协会。这个协会不仅得到俄罗斯工人，而且还得到美国工人的巨大同情。协会发展异常迅速，尽管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到1920年年中已发展会员两千五百多名。
　　随着纽约协会的成立，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也相继成立这种协会，建会的原则和宗旨完全相同。
　　但是，由于上述协会同苏维埃俄国完全隔绝，而且不可能同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机关取得联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协会的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协会的会员常常受到殴打和逮捕。尽管如此，1921年加入这些协会的工人人数超过了一万人。
　　1921年美国爆发的工业危机严重影响到俄国侨民的处境，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往。由于完全无法调节从美国返回祖国的俄罗斯工人的潮流，苏联各机关又无接待侨民的准备，我们驻美国的苏联公使馆不得不尽力加以阻止，以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1920年最后几个月和1921年最初几个月里，俄侨未经苏联政府机关的同意自动离开美国去苏维埃俄国。在上述几个月内从美国迁来的移民，仅以经由利巴瓦入境的统计，就有一万六千人以上。
　　弗·伊·列宁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以他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立即着手实施利用这一移民运动以恢复国家经济的计划。他同我讨论这个计划时，多次提出，要根据可能在我们的每一个县举办用美国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公社，为落后的俄国农民作出文明种田的榜样。在实现这项计划的道路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困难。但是几十个这样的农业公社来到了苏维埃俄国，其中的一部分顺利地在全国各地定居下来。
　　在组织农业公社的同时，技术援助协会还开始建立工业合作社，并陆续派往苏维埃俄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年青共和国的困难局而、工业的遭到破坏、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深感痛心，因此，旨在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建议都会得到他的热烈支持。列宁仔细研究了美国产业工人移居苏联的可能性，积极支持利用希望返回祖国的美国俄侨的力量使当时许多停工的工厂恢复生产的建议。
　　弗·伊·列宁亲自起草了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书，号召他们前来援助苏维埃共和国；还起草了告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农民书，号召他们援助伏尔加河流域挨饿的农民。他看到在美国各地成立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报道之后迅速作出反应，于1921年8月2日就这一问题给我来信说：

　　“我接到来自里加的电报说，据纽约《俄罗斯呼声报》^[10]报道，7月初在纽约举行了美国和加拿大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代表大会。
　　电报说，代表大会向马尔滕斯和人民委员们拍来了致敬电，其中宣布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派往苏维埃俄国的技术队伍。
　　我想，我应该给他们拍这样一封电报：
　　‘从纽约《俄罗斯呼声报》获悉你们召开代表大会并向苏维埃俄国发出致敬电的消息，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以个人名义作如下补充：我们极需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援助。如果未经事先商定住地及工厂等等即派来技术队伍，则需要为技术队伍准备两年的粮食及衣物等等。必须让每支技术队伍都做好从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工作的准备，最好先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就地察看住地、森林、矿山、工厂等等，以便承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要有马尔滕斯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签署，最好还有波格丹诺夫^[11]和契切林^[12]的签署。”^[13]

　　1921年2月2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同一批美国工人签订关于把“阿莫”汽车厂^[14]租让给他们的合同。但是，在移交工厂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磨擦。在1921年3月9日举行的全厂工人大会上，美国工人的代表格拉顿想向工人们解释租让工厂的意义和作用。当时，孟什维克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落后的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散布谣言说，来厂的美国人都是承租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奴役和剥削俄国工人。由美国工人提出的决议被否决了。这个情况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
　　1921年下半年，以荷兰人鲁特格尔斯^[15]同志为首的一批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讨论了由他们经营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一部分煤田的问题。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9月拟就了一份措辞动人的保证书草稿，当时所有从美国来我国参加工业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的人都必须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字。草稿全文如下：

　　“1．我们保证做到并集体担保，只让那些能够并准备自觉忍受大量艰难困苦的人到俄国来，因为这些艰难困苦是在一个十分落后而又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中恢复工业时不可避免的现象。
　　2．赴俄人员保证以超过资本主义标准的最大的劳动强度，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强的纪律性进行工作，不然俄国就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甚至也不能赶上资本主义。
　　3．我们保证毫无例外地把一切争执（无论争执的性质如何）交由俄国最高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最后裁决，并认真执行其一切决定。
　　4．我们保证不忘记：同我们这项工作有关的饥饿而又过度疲劳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存在着极端焦躁的情绪，并竭力帮助他们，以便建立友好关系，消除不信任和忌妒心理。”^[16]

　　谈判是在弗·伊·列宁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最后于1921年11月26日以同这些美国人签订合同而结束。
　　对于他的战友和同他思想一致的人们，弗·伊·列宁是一位真正的同志，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中。

载于《历史文献》1958年第5期第146—150页
（竺一鸣译　顾柏林校）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列宁文稿》第9卷第601页。——编者注

^[3] 见同上，第593页。——编者注

^[4] 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 Карлович 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5] 《列宁文集》俄文第35卷第296页。——编者注

^[6] 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660页。——编者注

^[7]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8] 同上，第526—527页。——编者注

^[9] 这里指的是石棉租让合同和向阿·哈默购买一百万普特粮食的合同（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568—569页）。——编者注

^[10] 指《俄国呼声报》——用俄文发行的进步日报，1917年起在纽约出版。——编者注

^[11]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13] 《列宁文稿》第9卷第250—251页。——编者注

^[14] 即莫斯科汽车厂，现改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厂。——译者注

^[15] 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 Justinus 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 Propaganda 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 Party of 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

^[16] 《列宁文稿》第4卷第119—120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