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印·亚·阿尔曼德
我要回忆的，主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到1922年的一些情况。在这以前我也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多次听过他在大会上的演讲，但只是从1920年10月起我才经常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去，也常到哥尔克去，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因为，在1920年9月我的母亲印涅萨·费多罗夫娜·阿尔曼德[2]去世了。
印涅萨是一个女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开始参加地下工作。在国外时她多年来一直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列宁对她十分了解，对她这样一个党的活动家评价很高。况且，除此以外，从1909年起印涅萨就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一友谊一直保持到印涅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母亲于1920年去世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开始照管我的姐姐、弟弟和我（当时我的哥哥都在红军服役）。从此以后我常常能见到他们，并到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去玩。我们通常都坐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房间里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每次都来看我们，虽然总是来得很晚而且只待一会儿。他不坐下，照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详详细细地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他要我们回答，我们是否都有最必需的衣服，吃得怎样，问我的工作是否太累，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关心周围的同志，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印涅萨·阿尔曼德的子女，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关怀、照料和亲切的帮助。
1920年11月至12月间，我和弟弟在莫斯科郊外的“海鸥”休养所疗养。我至今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来看望我们的情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们姐弟俩为母亲的去世悲痛万分，所以，尽管他工作非常繁忙，又值严冬季节，他还是经常来看望我们，为的是从精神上鼓励我们，以亲切的同情来使我们得到慰藉。他时常在傍晚朋汽车来看我们。每次来到后总要和医生谈话，了解我们的治疗情况和健康状况，然后才到我和弟弟这儿来。他常问我在看什么书，爱给弟弟出一些棋艺方面的难题（然后自己加以解答）。他总嘱咐我们要多到户外去散步、滑雪，以增强体力。
临走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到休养所的食堂里去，同在那儿休养的另外一些人说笑一会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看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莫大的欢乐和支持。
1921年夏天我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邀请，住在哥尔克，准备考大学。起初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偶尔于傍晚到那里去，这往往是在他感到非常疲劳，头痛，失眠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使他恢复了体力，翌日清晨他得到很好的休息以后就驱车离去了。
那年5月，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提早从莫斯科来到这儿。“我要去打丘鹬，”他对我说。我虽然没有猎枪，但恳求他带我一起去。我们一行数人就出发去打猎了。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同行的还有吉尔[3]、警卫队的一位同志和另外一个什么人。开始一段路我们走得并不十分愉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疲劳不堪而且心事重重，一直默不作声地走在前面；看来，莫斯科的工作、问题依然萦绕在他的脑际。我们跟在他后面走着，也都沉默不语，即使说话也尽量压低声音。到了打猎地点之后，我们大家分散开来。傍晚，景色宜人，林中风光幽美，四下里寂静无声，春意盎然。只有偶尔几声鸟啼打破四周的宁静。可惜丘鹏并未投猎人之所好。只有一只丘鹬飞过，而且离我们甚远；不知谁放了一枪，但未命中。
于是我想，这次出猎不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会不高兴。谁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林子时却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这是景色诱人的夜晚和浓郁的春意起了作用。在回家的路上他笑逐颜开，谈笑风生，尽讲些有趣的事儿。
1921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偕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哥尔克来休养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4]也每天在那里。实际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休养期间工作也很多。他的作息时间通常是这样安排的：吃过早饭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单独留在他房间附近的一个露天阳台上，直至吃午饭；下午一般去散步，有时独自一人去，更多的是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去，有时他们还带上我去散步。弗拉里米尔·伊里奇喜欢在林子里蹓跶。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建议下，我们曾两次出去采蘑菇。我们还乘汽车到远处的森林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河边去散步时，总要经过莫斯科市的休养所，在那里休养的人常邀请他到他们的花园里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无拘无束地和同志们谈心，所以常常到他们那边去。
很多回忆录都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十分俭朴。对他这一方面的特点，我也有切身的体会。我还记得，在哥尔克的寓所里，原主人雷因博特[5]一家的全部陈设，包括挂在墙上的画像在内，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使我感到诧异之至。在我看来，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的那套摆设：闱房用的白色描金家具、窗户之间挂着的镜子，一定会使他无法忍受。有一次，我建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这房间里的家具全换掉。她笑了起来，说：“你倒自己去向他说说看”。我真的去说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很生气，不准我掉换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后来，在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闲谈时，我才明白，弗拉卑米尔·伊里奇所以要让哥尔克寓所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是因为他想以此强调，克里姆林宫里那套简朴的住所才是他的家，他住在哥尔克就象住在休养所或疗养所一样，只是暂时的，哥尔克是国家的财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休养期间，莫斯科的同志们很少来找他。必须让他放开工作好好休息。我记得，克拉辛曾来找列宁商量有关租让政策的问题，但印象特别深的则是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6]的那次来访。
大家都知道，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地下活动时期的老战友，又是乌里扬诺夫一家的朋友。因此，在喝茶的时候一家人都来到哥尔克寓所的阳台上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谈话。当时我也在那里。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谈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一面激动而兴奋地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他不时迅速而又严格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有时简单地插上一两句话。
他们不仅谈到了当前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还谈到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繁荣将起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纵谈形势，“部署兵力”（这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形象化的说法），展望着遥远的未来。那时正值1921年艰难的夏天，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敌人的进攻刚被击退，而饥荒和经济困难仍在全国蔓延。
我永远也忘不了列宁在那一天的神态。他生气勃勃，心情激奋，憧憬着光辉灿烂的未来。他是一个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领袖。
众所周知，列宁对年青一代关怀备至：他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革命活动，并经常接见他们。我想谈谈1921年2月25日列宁会见国立高等美工实习学校[7]大学生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看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坐在克里姆林宫内她的房间里聊天。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来了。他同往常一样，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在房间里踱步。我记得，那天晚上他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详细地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接着他问起我姐姐瓦尔瓦拉·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尔曼德的近况来。当时我姐姐是高等矣工实习学校的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问了她的情况以及学生的生活条件：宿舍里暧和不暧和，食物够不够，学习情况怎样，等等。
我根据姐姐的话回答说：宿舍里的条件很好，她不需要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怀疑的神情听着，后来突然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建议说：“娜佳，让我们一起去看望瓦丽娅，同时也去看看青年们生活得怎么样。”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但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意一起去。他们把我也带去了，在汽车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冲着我打趣说：“我们去检查一下，你讲的是不是实话！”
高等美工实习学校的学生宿舍座落在米亚斯尼克街（今卓洛夫大街）邮政总局的对面。
我们穿过一个黑糊糊的院子，登上因结冰而打滑的楼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警卫员走在前面，他一直在擦火柴照亮，因为楼梯上实在太暗了。“真糟糕，一开始就够戗！”我扶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上楼梯，忧心忡忡地想着。但是，当我们一走进宿舍之后，我的担心顿时烟消云散了。
青年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列宁。大家很快就把他围了起来，高兴地向他问好。不用多久邻近几个宿舍也知道列宁来了。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把列宁团团围住。列亍显得快活、兴奋，为能与青年们会面感到满意。我们开始参观房间，列宁还摸了摸床铺。确切地说，这只是一些当床铺用的硬邦邦的木板铺。宿舍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但是四壁却点缀着标语、图画和墙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一幅画着蒸汽机车的画，机车上涂着一些特别的“活动”线条。画的作者解释说，真正的机车就是应该这样着色；从他的话推断，这种色彩可以影响行驶的速度。他的这番说明把列宁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条标语，这是马雅可夫斯基[8]的一句诗：
列宁笑着反对说：“为什么要扔往天空呢，我们地面上很需要钢筋水泥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青年在一起显得随便、风趣，大家很快就毫无拘束地谈开了。他们谈论绘画、文学，也谈到了生活以及青年画家的学习情况。可惜的是，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已经遗忘了，下面只能谈几件事。
不言而喻，谈话是从最能激动青年画家心弦的问题——造型艺术，首先是绘画开始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大家都强调说，绘画应跟上革命的步伐，政治上尖锐泼辣，要走出博物馆到大街上去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对此大家观点相符，热烈拥护。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艺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的步伐，对这个问题大家的见解各不相同，很多人竭力为未来主义者辩护，有些人反对架上绘画。
列宁非常喜欢青年人的热情、直率、对因循守旧的极端蔑视和要为革命服务的强烈愿望。然而，从这些围住列宁的青年画家们热情洋溢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艺术今后发展的道路缺乏正确的认识。列宁为了捍卫现实主义绘画，同他们展开了辩论。当然，在二十来个人七嘴八舌，激动地争相发言的情况下要说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事。
在这次谈话中，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大家谈得很多。一开始青年画家们就热烈赞扬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的宣传画——罗斯塔之窗。对这些宣传画的革命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欣然表示同意。接着话题转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方面。青年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他们心爱的诗人及其诗歌的革命性，这显然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高兴。然而，围绕着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他们又热烈争论起来了，因为在这一艺术领域里青年中间也有许多未来主义的崇拜者。
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累了，他诙谐地说，他将要专门研究绘画和诗歌方面的未来主义问题，读一些有关的书籍，然后再到这儿来，那时准能把他们统统驳倒。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青年们，他们是否熟悉俄罗斯古典文学。谁知他们对古典文学很不熟悉，许多人甚至把它看作“旧制度的遗产”而加以全盘否定。列宁特别关切地谈到，应当熟悉并珍重革命前俄罗斯文化的优秀代表。他说他喜爱普希金，推崇涅克拉索夫[10]。“要知道，整整一代的革命者都是向涅克拉索夫学习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诚然，列宁没有用讲演或者说教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在他的谈话、插话、提问和评论中都贯串着一个思想：必须批判地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然后在这基础上（而不是凭空地）建立我们新的苏维埃文化。
谈话的话题又转到大学生的生活问题上来。在列宁访问的那个宿舍里，学生是按公社的方式生活的。这是高等美工实习学校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自称公社，他们如何管理公共事务，如何保持清洁，等等。
然后，他问起学生的伙食情况，问他们定基够不够。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切都好。一个月至多不过缺少四天的口粮。”这样的回答使列宁感到异常高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详细地问到了学生的业务学习和社会工作情况，顺便还问他们是否每天晚上学习得很晚。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开夜车，而且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艺术、学习计划等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很生气，贵备青年们说：“你们工作很多，伙食又差，而且还不睡觉。你们将一事无成。你们白白耗费精力，将来会有什么用处。应当爱护‘国家的财富’”。列宁又补充说：“我要下命令，夜里把你们宿舍里的灯都关掉。”
最后，大学生们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几乎把整个月的口粮都摆在桌上，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累了，他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为了不使主人们扫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尝了点端来的粥。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该走了。为了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悄悄地离去，学生们没有送他们，因为，那是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啊。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他不时用一种特别的语调简单地说着：“是啊，是啊。”可以断定，他仍旧在回想刚才会见时的情景，思考看什么问题。
他没有跟我谈过这次访问的感想，但我听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列宁后来见到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1]时，用责问的口吻对他说：“你们那儿的青年很好，都很好，但你们是怎么教他们的？”
192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我没见过他，但我在9月份从休假的地方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写了一封信，问她，我是否可以再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全文援引她的回信，因为这是一封很好的信：
“我亲爱的孩子：你两次来信我都收到了，为此我要热烈地吻你。总的说来，你是一个很傻的孩子，真是的，为什么你不能到我们这儿来呢？恰恰相反，今年我们将过得更‘富有家庭气息’，更‘好客’，因为弗·伊·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八个小时，除此之外，一星期还必须休息两次，因此，他很欢迎客人来。我告诉他，你生病了，他很不放心，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日杰烈夫，询问你和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情况，请他关心你们。现在弗·伊·算是复原了，从星期一起（今天是星期六，9月30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将开始工作，我们将搬到城里去住；由于我们的住所尚在修缮，我们将暂时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等你来时一切都会安排定当。
总的来说，一切都趋向正常，费尔斯特
[12]（医生）回德国去了，住在这儿的那位医生也回城里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丘鹬（没带猎枪，但带了盛蘑菇的篮子），看到了一只丘鹬、四只越橘、十只老蘑菇和非常美丽的秋天的红叶……”
在信的末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不可耐地渴望工作。“况且，人们已经个别地或成批地到他这儿来了。”
这封信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我和莉·亚·福齐也娃写过一封信。这里我也要引述这封信以说明列宁对同志们的关怀体贴。他不只是笼统地托人关心同志，而且还对如何关心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在信的末尾，我们还可看到列宁式的“检查执行情况”的要求。他说，他等待回信。
下面就是他的那封信：
“9月9日
日杰烈夫同志：
请您照料两位病人：
（1）印涅萨·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尔曼德，（2）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
请您关心一下，让她们养好身体（提供好的伙食），住得好好的，等等。同时，我希望您带她们去看医生，问一下，她们是否可以进行浴疗等。总之，我希望您能暗中照顾他们，并请您写信告诉我，她们的身体是否已经见好。或许，您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给她们的医生看，并以我的名义请他关心她们。
预先向您致谢，祝您得到很好的休养和治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这封信是寄到克里木“久利别尔”休养所去的，当时我们都在那里休养。我不知道这封信对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有什么影响。至于我呢，说实话，可“遭了殃”啦。休养所的医生非常热心地为我治病，甚至还让我静卧了一个星期。
1922年10月至11月间，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里见过他好几次，还听了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和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的演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尤其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13]的那天晚上（当时我也在场），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了。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善于维妙维肖地模仿许多党内同志的发言，逼真地摹拟他们的声音、手势和讲话的风度。那天，他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演了加里宁[14]、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发言时的模样。这是一种夸张而友好的模仿，当然极其引人发笑。列宁看着曼努伊尔斯基的表演，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俏皮地眯起一只眼睛，说：“我听说您也模仿过我。来吧，来表演一下我讲话时的样子。”这一下弄得曼努伊尔斯基很窘，他只得支吾其词地搪塞过去，没有模仿列宁的模样。
后来，在喝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他从事法律事务实习时碰到的一件趣事。有几个商人来找他当辩护人，他们分明是骗子手，但他不知怎样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因而处境十分尴尬。整个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神情愉快，谈笑风生。谁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又患了重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患病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923年3月，我上柏林与丈夫相聚，从此我只能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中了解他的健康情况。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朝夕相处，非常勇敢而忠诚地帮助他同病魔搏斗。
这是极其艰难痛苦的日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语气沉重，充满着悲伤的感情。
在5月的一次来信中她说：“每天早展，弗·看到我很高兴，握着我的手；有时我们也交换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尽管我们无法用语言交谈——这就是我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可是到了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开始好转，有了痊愈的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信中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正在逐渐好转，还给我谈了他的日常生活情况。下面是这些来信的摘录：
“我亲爱的印诺奇卡
[15]，虽然我每天都惦记着你，可是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是因为我现在整天陪着弗·，他正在迅速恢复健康。到了晚上，我头脑昏昏沉沉的，不能再写信了。他的病情好得很快——睡眠一直很好，肠胃也不错，情绪稳定，现在已能经常走路（有人扶着），也能扶着栏杆单独上下楼梯。正在给他的一只手臂进行浴疗和按摩，所以手也开始好转。说话能力方面进步也很大，费尔斯特和别的神经病理学家都说，现在看来说话能力肯定会恢复，最近一个月来所取得的成绩一般要几个月才能达到。他的情绪很好，现在他也看到，自己的病在渐渐好起来。我已经提出，让我当他的私人秘书并打算学习速记。每天我给他读报，每天我们一起长时间地散步和工作……”
“……你收到我的信和列·的照片了吗？病情继续在好转，可是进展慢极了。弗·的自制力很强，极力不让大家知道，他是多么难受。总之，病将会好到什么程度，这谁也说不上，也有可能完全复原。别无他法，只能忍耐。我们常常乘车到远处的森林去，一起读报，在花园里散心。”
“现在我们这儿已是秋天了，花园里空旷无人，冷落得很。夏天时人很多，现在却一个人也没有，弗·也寂寞得很，特别是在散步的时候。每天他总有一些收获……”
“我和弗·每天读各种报纸，他满怀兴趣地注视着德国事态的发展。他总能读到或探听到我们瞒着他的一切事情，如：沃罗夫斯基
[16]的不幸遇害
[17]，马尔托夫
[18]已经死去
[19]等等。有一些报纸登载了某些同志撰写的文章，对弗·伊·的健康情况作了极其不负责任的报导。为此，我们提请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杜绝这类情况。因此今后只公布医疗公告……”
举国上下，全体苏维埃人民都密切注意着有关列宁健康情况的公告。他的健康情况有所好转时，我们大家都满怀希望相信他能把病治好。但是，我们的希望未能实现。1月21日，列宁逝世了。1月28日，在他的安葬仪式结束之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我写了一封信，把列宁逝世的噩耗告诉了我。现在，我就用这封信来结束我这篇回忆录。
“1月28日
我亲爱的印诺奇卡：昨天我们安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他病了没有多久。星期天，我们还在一起工作呢。我给他念了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关报道。在他弥留之际，医生们完全没有料到，而且根本不相信他会死去。他们说他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但现在我已确信，这些医生什么也不懂。剖检表明是严重的硬化所致。情况要坏得多，也许会再次瘫痪……每一次发病都使我心头发冷。现在灵柩还未掩埋，还可以看一看伊里奇的遗容。他的脸是安详的，十分的安详。灵柩停放在工会大厦，那儿一切都很好，庄严肃穆，不同往常。人们（有七十五万人）日日夜夜在灵柩前通过，瞻仰伊里奇的遗容，泣不成声……室外寒风凛冽，但谁也不在意。街上挤满了人群，洋溢着革命的气息，完全是1917年那时的景象。我想，伊里奇的逝世将使全党团结起来，把工作推向前进。团结一致的党安葬了伊里奇，大家全都痛哭流涕。现在应该工作了！
我们暂时还将住在哥尔克。我负责把他的文章选编成通俗的小册子——把他的最重要、最本质的言论辑录成一个文集。我已经开始工作，我认为我一定能编成这个文集。以后我将去列宁研究院帮助整理材料，把自己的经历撰写成文。现在，我最想做的是缅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平，回忆他的工作，读他的遗作。
但也得做其他的工作。
所有的同志对我们都十分关心体贴。这些日子我们都住在工会大厦，这儿一切都很方便。
印诺奇卡，要不要寄一部《列宁全集》给你？我这儿有。他躺在灵柩里的照片拍得很好，以后寄给你。
紧紧地拥抱你，还有古戈和印涅索奇卡。热烈地吻你。
你的娜·克鲁普斯卡娅”
本文部分段落系初次发表。关于访问高等美工实习学校节选自《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78—381页
（刘令仪 译 顾柏林 校）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3] 斯蒂芬·卡兹米洛维奇·吉尔（Степан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Гиль，1888年？月？日——1966年1月5日），司机出身，1917年起担任列宁的私人司机，1918年曾亲历了列宁遇刺事件。列宁逝世后于1928年创作回忆录《跟随列宁六年》。1930年加入联共（布）。此后曾任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的私人司机。
[4]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雷因博特（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Рейнбот，1868年2月4日——1918年2月4日（或1920年？月？日）），1888年入伍。1905—1906年任喀山省省长。190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06—1907年任莫斯科市长。一战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后勤部队司令、第17师团司令、第40师团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一说获释，随后参加白军活动，死于1920年）。
[6]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7] 1926年起改称国立高等美工学院。——译者注
[8]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9] 选自《我们在前进Мыидем》一诗。——译者注
[10]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21年11月28日——1878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11]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2] 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3]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1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5] 印娜的爱称。——译者注
[16]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17] 苏联外交家，1923年5月在瑞士洛桑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译者注
[18]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9] 孟什维克首领之—，死于国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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