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我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
瓦·斯莫尔亚尼诺夫
我很荣幸能在伟大的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经济建设事务的办公厅副主任。在这以前，我在斯摩棱斯克省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 ※ ※
1921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和他进行了事务性的谈话。当时人民委员会秘书处要我留在民族饭店“保持电话距离”，但等了不大一会儿，我就应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我得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不甚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办公厅工作期间我才弄清楚，在这不同寻常的用语里面包含着巨大的教育意义。事情是这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习惯让别人等他（他认为这是对人不尊敬的表现），因此有时他请约他谈话的同志留在自己的住所，但必须做到随时能给他打电话请他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持电话距离”的涵义。
谒见弗拉呈米尔·伊里奇，对我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我走近克里姆林宫原司法机关大楼时那种激动和不安的心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就在这座大楼的三楼。
我整了整衣服，尽力集中思想。今天，当我回忆这件往事的细节时，我得承认，实际情况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需要事先准备好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使人产生某种亲切的感觉。
这次接见，我没等多少时间。我刚向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问过好，就看到一位军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出来，紧接着就请我进去了。
当我走进弗·伊·列宁的办公室时，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间不大的房间布置得朴素整洁，似乎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我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热情地接待我，指着圈椅说：“请坐。”他自己也在桌子另一边的藤椅上坐下。他稍微向我挪近一些，和蔼地微笑着，略略眯起一只眼晴，仔细地打量着我，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住在哪里？有没有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问起我过去的工作来。我心中的不安和可以理解的拘谨顿时烟消云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话，不时向我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他非常感兴趣的是：我们省里是如何把一些小型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工人和拥护苏维埃的专家又是怎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的，在这些没有厂主的企业里我们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劳动生产率怎么样，我们是否在学着用主人翁的态度进行核算，等等。当时，斯摩棱斯克省是采伐木材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他夸奖我们1921年春季的木材流送工作组织得很好，同时又指出，遗憾的是，木材在国家燃料平衡表中还占着很大的比例（约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对木材的采伐工作仍需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我谈到省粮食委员会在商品交换业务方面取得初步经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感到高兴。我们用盐换取粮食，农民很乐意做这种交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具体的数字极感兴趣，如：两车皮盐能换多少粮食，用什么做等价物，等等，可是我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于是，他要我弄到这些材料，并叮嘱我一定得向他报告。他说，目前，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交换已成为我们经济的首要任务，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使我们恢复经济，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接着，弗·伊·列宁改变了话题，开始说明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内容，周详细致地规定了我的职责范围。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顺便谈了自己对组织经济工作的一些想法。他着重指出，当前经济活动的中心应转到地方上去，很多问题将取决于地方的经济机构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新经济政策。
“很多很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将取决于地方上的首倡精神……”
很多问题还将取决于地方经济会议的工作成绩。地方经济会议既是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同时又应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构。
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同地方经济会议建立经常的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强调了苏维埃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重要性。
“您是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说，“对这个计划当然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您一定要经常到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那儿去，更详细地了解这个无比科学的重要计划的各个细节。建议您把有关电气化计划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的书籍。”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我们斯摩棱斯克省的代表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省内讲解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情况。在农民聚会的屋子里点着煤油灯，但是农民们兴致勃勃地专心听着代表们的讲解，还提了许多问题。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农业中应用电力的方法。
“这么说来，他们是认真对待这个计划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们相信这个计划，没有把它看作是纯粹的幻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必须首先全力支援卡施拉和沙图拉电站以及沃尔霍夫水电站等建设工程。
他快活地看我一眼，鼓励我说，必须不惜精力和时间，学会帮助这些建设工程克服“一大堆障碍”，不然这些工程就不能进行到底。“需要帮助时，一定要来找我，把一切困难都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即写了派我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命令。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新的工作。
我初步翻阅了公文，没有找到有关地方经济会议工作的材料。当时，经济会议还处在筹建阶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签发了一份电报指示：
“1921年4月29日
通告
致各区域经济委员会
兹命令：
（1）将各经济委员会会议记录一式三份及时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不得拖延；
（2）上交经济委员会记录时，须附上在解决各项议题时所依据的全部材料（书面报告、提纲等等），如会议有完整的速记记录，亦应附上。
（3）经济委员会及各经济机构出版的经济报刊，每种应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三份。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严格进行监督，以便及时收到指定的材料，并把任何延误的事例向他报告。
由于没有收到乌拉尔的材料，列宁给该州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发出了如下一份电报：
“1921年5月6日 叶卡特林堡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卷宗里没有一份乌拉尔区域经济委员会和第一劳动军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要求速把全部记录及完整的附件，即1921年1月1日起有关经济问题的各次决议案，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后应及时上报，不得拖延。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3]
各地经济委员会陆续把材料寄来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十分重视，常常亲自阅读这些材料或请人为他编制简报。
弗·伊·列宁特别关心顿巴斯、东南地区、彼得格勒、乌拉尔和下新城省等重要工业区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省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是何等重视。下新城省经济委员会决定于1921年开采泥炭六百七十六万九干八百普特。
总的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泥炭的开采工作。他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可靠，于是他委托办公厅加以核实。
我们给该省经济委员会主席先后发了两份电报查询此事，但一直未收到回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敷衍塞贵的现象一贯强烈不满，因此他给下新城省发了一份内容如下的电报：
“1921年6月2日
5月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给你们发出的第四百一十七号电报，内容为：‘下新城经济会议。请发电报告知，第九号记录载称1921年预定泥炭开采量为六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普特，此数确否。’
5月26日又向你们发出第四百九十一号电报催办此事。
鉴于迄今未收到对两封电报的答复，要求你们立即对拖拉的原因作出解释，对问题提出实质性回答，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调查拖拉的原因并惩办失职人员，将其姓名职务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电报产生了效果，不久就收到了该省经济委员会主席发来的书面说明。
应该说明的是，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处分办法一般只要提出责问或警告就够了，但是他指出，对人们犯的任何一个过错都不能置若罔闻，以免产生可以不受处分和不负责任的想法。
1921年4月底和5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以赴地为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重要决议而努力工作。在国内，那时正是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急剧转变的时期。
当时，我们国内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全靠列宁的伟大天才和他的英明领导，我国人民才得以战胜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贫困和饥饿，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并取得历史上罕见的成就。
在这一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著名的小册子《论粮食税》。[5]
在同一时期（1921年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极其重要的文件《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6]。
《指令》提交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立即进行审议。5月2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委托由瓦·瓦·奥新斯基[7]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对《指令》作最后的校订。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8]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都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委员会加紧工作，因为必须在粮食收割运动开始之前把《指令》发送全国各地。
那时莫斯科正在举行两个代表大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吸收这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以保证让地方上的代表广泛参加各项法令的讨论。
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接着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汇报。
那几天列宁身体不好，住在哥尔克，需要作短时间的休息。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到这问题极其重要，提出把全部材料送给他审阅。而且，他很快就把这些文件送了回来。
1921年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这个《指令》。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印出来并分发到各地，“直至每一个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始至终关心着《指令》的印刷和分发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收到他一很简短的便条。
“7月29日
请记下来并考虑，我们如何检查，是否所有的乡都有了？
列宁”
1921年7月21日，列宁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真理报》、《贫农报》、《经济生活报》等莫斯科各大报编辑部：
“请你们注意1921年7月1日出版的《政府法令指示汇编》第四十四期中的《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其报告制度以及执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必须发表几篇文章，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决议的意义并加以详尽解释；尤应着重指出绝不容许设立任何报告机构，因法律已规定省和县统计局为唯一这样的机构。
应详细阐述地方经济会议以及公布周知的报告制度，对于执行新经济政策和正确进行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原则性意义。
尤应强调商品交换问题，还有鼓励地方经济积极性问题，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及吸收非党人士参加经济建设事业问题……
请莫斯科各报编辑部把按这个要求登载的文章从报上剪下送给我，也可送有关的几期报纸来，把写这个问题的文章特别加以注明……
人民委员部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为各报一系列论述这些问题的文章提供了基础。
早在1921年5月20日，列宁就提议把《经济生活报》定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他给编辑部提出了如下一些主要任务：“该报除刊登现时登载的那些材料之外，应遵照上述指令刊登有关地方经济工作的系统的综合资料。《经济生活报》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注意和研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以及根据这些经验提出指导性的指示。
编辑部应挑选和扩充党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以便了解各地工作情况。
中央出版物供应社负责按期向侮个省、县和乡的图书馆寄送《经济生活报》各两份，而这些图书馆则负责将这两份报纸装订保存供全体居民使用。”[10]
弗·伊·列宁一直认为这张报纸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方经济活动的经验，并通俗易懂地在报纸上阐明这些经验。
根据列宁的建议，报纸上开辟了《各地情况》专栏，并委任我为这一专栏的编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一专栏。他详细了解专栏的情况，关心各地来稿的篇幅和内容，以及选登稿件的原则和报纸反映整个来稿材料的程度。
我曾多次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仅仅限于学会办好经济报纸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好主要的工作——把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经济生活报》可能会分发到各乡，但却“被卡在领导干部的手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广大读者都能看到报纸。
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规定，各地经济会议必须在1921年10月底至11月初上报第一批工作报告并提供能够说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现丰收的初步经验的材料。
对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为关切，他认为，只有依据这些初步的总结，才能检验法律措施的正确性并据此作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经济会议送来了第一份工作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办公厅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同志写信表示感谢。他在信尾附言说：
“尊敬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最先送来了工作报告。务请今后也准时写好。
9月19日
列宁”[11]
他在第二封信的结尾写的是：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最先送来了工作报告，对此我深表感谢，希望你们今后继续成为遵守报告制度的模范。
列宁”[12]
其他的工作报告未按时寄到，因此，列宁发了一份电报指令：
“给各经济会议的电报 抄送
统计局
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送交报告的时间是10月1日至11月1日，现在已经过了，但劳动国防委员会没有收到你们的报告。我对你们的不守制度和办事拖拉提出警告，并要求你们按期及时地送报告来。请将负责及时编制和寄送报告的人的姓名、职务立即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并将同样的指示转告各县。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1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电报之后不久，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便开始收到报告了。
于是，研究和使用这些报告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宁首先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在1921年10月21日举行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提出了一份报告，其内容是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拟定了一个草案，题为《呈交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册》[14]。列宁的这份卓越的文件表明，他力求把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列入《图表册》。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粮食、商业、工业、农业、运输、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必须在《图表册》中得到反映。
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为下次会议拟订一个决议草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任务，并要求列入记录：
“于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关于各主管部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报统计材料和图表的决议草案。这些材料应着重于对经济生活的综合分析，对各种报告的研究、整理，并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15]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拖延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根据他的劝告和建议，拟定了一-个决议草案，于1921年11月21日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在决议中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所有指示。其中，列宁特别重视在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关挑选真正关心研究地方的总结报告并理解其意义的人员。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58—367页
（刘令仪 译 顾柏林 校）
[1]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列宁文稿》第9卷第109页。——译者注
[3] 同上，第113页。——编者注
[4] 《列宁文稿》第9卷第119—120页。——编者注
[5]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9—357页。——-编者注
[6] 同上，第366—390页。——编者注
[7]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8]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9] 《列宁文稿》第9卷第198—199页。——编者注
[10] 《列宁文稿》第4卷第29页。——编者注
[11] 《列宁文稿》第9卷第409—410页。——编者注
[12] 同上，第409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9卷第651页。——编者注
[14] 同上，第4卷第280—283页。——编者注
[15] 同上，第14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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