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永不枯竭的精力[1]
（1922年5月底—11月）
莉·亚·福齐也娃
长期侨居国外的艰苦岁月，枪伤的影响，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紧张劳累，损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健康。1921年年底他就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和顽固的失眠症。
1921年12月，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亚·德·瞿鲁巴[2]被免除了他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职务而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几个月之后，阿·伊·李可夫[3]也被委任同样的职务。
弗·伊·列宁在工作中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医生、亲属、亲密战友们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们的劝告和要求都未能奏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注意让他们及时得到休息，坚持要工作过度、过分劳累的同志进行“大修”。然而，他坚决拒绝要他休息和治疗的一切请求，风趣地推托说，他暂时还满足于“小修”。任何办法都不能使他离开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事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从事着他那广泛的、多方面的活动。
1922年1月至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名义上因病住在郊外休养，但实际上继续领导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到国内外形势的政治问题，都是在他直接参与或作出指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下述数字足以说明这一事实：仅在1922年1月这一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信件、便条和其他文件就达一百件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力和创造性仍旧象过去一样令人感到惊讶。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对祖国的热爱，帮助他战胜病痛。
在这几个月的“病假”期间，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以外，列宁还撰写了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著作，如：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2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提纲，并于1922年1月17日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予以发表，随后由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这一草案于1922年1月16日经政治局批准，分发给各人民委员遵照执行；
未完成的文稿《政论家的短评（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极其重要的哲学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该文发表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倡导下创办的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三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郊外的博尔舍沃、科尔齐基诺，后来又住在哥尔克，但他多次来莫斯科做长篇政治报告，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主持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大会上作了五次发言，其中一次是长篇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他积极参加对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讨论，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样紧张的活动不能不影响到列宁的早已受到损害的健康状况。
早在1922年春天，医生们已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南方去休养。在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4]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请他代为挑选合适的休养地点……
这次旅行未能成行。
后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5]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6]本来打算去高加索，但由于“议论纷纷”，便决定去乌拉尔。一切准备就绪。可是，这次依然没有去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不允许他去旅行。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痛病日益加剧，总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医生们认为病因是列宁受伤后留在体内的子弹逐渐氧化，影响机体所造成的。因此，他们于4月23日中午十二点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施行手术，取出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手术在波特金医院进行。取出了陷在锁骨部位的一颗子弹……手术做得很顺利。4月27日拆了线，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主持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然而，手术并没有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起良好的影响。
到了5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迫切需要立即接受长期治疗和休养。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本不考虑完全停止工作。在准备去哥尔克之前，他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今后能够继续获得有关各机关日常工作情况的详细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成他的秘书们认真监督他提出的各项要求的执行情况。他们也必须向他汇报寄给他的书报杂志的名称，把其中最重要的寄给他，并附上其他书刊的目录。“俄文报纸要按时寄来的是：《真理报》、《消息报》和《经济生活报》。
要定期同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联系，请他们把最重要的外国刊物寄来，特别是阐述当前问题的小册子。
国外出版的俄文刊物要寄的有：《前夜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曙光》（孟什维克的）、《现代纪事》（社会革命党人的）、《俄罗斯思想》及其他刊物、小册子和书籍的目录。”[7]
在哥尔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北边小楼二层楼一间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同意搬到大楼去住。从1922年5月29日起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治病的医生阿·姆·科热夫尼科夫[8]回忆说，他在小房间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有两扇朝西和朝北的窗子，窗前树木成荫。窗上装着防蚊子的铁纱。室内的陈设是：一张床、一只堆满了书的不大的书桌、一只五斗橱和衣橱、两三只不同式样和风格的椅子。地上铺着一块波斯大地毯。
一直到6月11日，医生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属才说服他迁进大楼去住。到那里以后，他可以在阳台上坐几个钟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6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进了大楼……
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治病的是一些优秀的俄国医生和外国医生。他得到朋友和家眷们的悉心照料和关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刚开始好转，他又急于恢复工作。
6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这时，给他治病的医生克拉梅尔[9]、科热夫尼科夫和费尔斯特[10]认为，已经可以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最亲近的同志，条件是不进行事务性的谈话。这样的条件，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宁愿拒绝这种会见。
在这几天，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曾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秘书处去信告诉他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他抱怨说躺得厌烦了，并请他们把他桌子上的抽屉锁起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从1922年7月中旬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恢复了政治活动。随着病情的逐渐好转，他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研究的问题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从7月中旬到1922年10月21日他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直接领导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共写了七十多个文件。况且，现有的文件还远远不足以揭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几个月里的全部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得到医生的许可之后接见了一些领导干部，他同他们进行的事务性谈话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这些谈话的内容，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和英明的意见，没有一一记录下来。现在只能根据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少得可怜的回忆录窥其一斑。然而，毫无疑问，这些谈话涉及到国内外政策的所有基本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保持警惕，孜孜不倦地捍卫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根本利益，用他的威信和影响确保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都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7月上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还没有恢复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仍旧住在哥尔克，但已经在研究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了。他收到了有关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情况的全部材料，还收到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他仔细阅读各次会议的记录，查询编号短缺的文件，通过电话同许多领导干部谈话，或者同到哥尔克来见他的人员当面交谈。他还收到各种信件、报告以及根据他的指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寄来的密封的保密邮件。他给政府机关布置任务，向各部门的领导人就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各类问题作出指示：他要求给他寄苏联以及国外出版的书报杂志。他密切注视着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写了致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并且越来越多地亲身参与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进行治疗和相对休息的这几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大量地阅读了各种书报杂志和其他出版物……
现在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夏秋两季在哥尔克使用过的某些书报杂志的远非全面的清单：报纸计三十二种，其中大部分是伦敦、纽约和加尔各答出版的英文报纸，另外一些是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报纸。杂志有：《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上义旗帜下》、《红色处女地》、《红色的书》、《书与革命》、《星火》、《鳄鱼》等等；另有一百三十七种英文、法文和德文杂志。书籍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两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几部有关苏维埃国家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还有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等。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夏天在哥尔克收到的书报杂志上面，大多有他的批注，说明他是看过这些材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些语句、作者姓名和其他一些文字下面打了看重号或者划了线。对于他希望保存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用铅笔写上：“列宁用”……
某些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需要存放在秘书处，对这些材料他一般写上：“存查”……
7月14日，十二时三十分，加米涅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会见持续一个半小时，其中半小时一起进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饥似渴地听着加米涅夫的话，不时提出问题，对一切都感兴趣。看来，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卢布的币值稳定和农作物丰收。谈话也涉及俄共（布）中央的工作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情况。
7月1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布哈林谈了话。
7月18日，费尔斯特教授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星期天之前阅读5月、6月和7月份的报纸，并从星期天开始看新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感到很高兴。
7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斯大林说：“请祝贺我：允许我看报了！从今天起允许看旧报，从星期日起看新报！”[11]
7月20日和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阅读报纸，心情烦躁。
看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疑更渴望立即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对报上报道的政治事件发挥自己的影响。他为被迫无所事事而深感烦恼。
7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修理他在城里的住房问题作了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很简单。他写道，修理工作应该一次或分两次完成，根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意见，房间之间的墙壁必须绝对隔音，地板必须绝对不发出响声，整个住房必须粉刷干净并安装通风设备……“如有可能，还要在所有的房间里开气窗（好比在墙上凿个洞），以便在冬天也能彻夜打开一点”。[12]修理工作给拖延了，因此，到了9月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莫斯科之前又不得不重新提及这件事。
7月27日，费尔斯特和克拉梅尔来看病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报纸上关于杰马尔—帕夏[13]遇刺的消息使他深为忧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14]。
7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斯大林的来信，建议他接见一位美国记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予以拒绝。
7月30日，同斯大林会晤，会晤时间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状况迅速好转，因此他越来越为无事可做而烦恼。
随着病情好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领导干部的会晤越来越频繁，会晤时间越来越长久。这种会晤往往具有工作汇报的性质，时间从一小时到两小时。自7月11日至10月底，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大约有三十个左右。其中有些人来过不止一次。他们是：米·伊·加里宁[15]、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6]、列·波·克拉辛[17]、约·维·斯大林、阿·伊·斯维捷尔斯基[18]、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9]、列·波·加米涅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尼·列·美舍利亚科夫[20]、尼·尼·克列斯廷斯基[21]、德·扎·曼努伊尔斯基[22]、费·埃·捷尔任斯基[23]、列·米·欣楚克[24]、格·叶·季诺维也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5]、扬·厄·鲁祖塔克[26]、尼·伊·布哈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27]、米·康·弗拉基米罗夫[28]、克·格·拉科夫斯基[29]、列·达·托洛茨基以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领导同志，等等。
8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还读了文艺作品。
8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执行主席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宣布代表会议开幕时，告诉代表们，根据最有权威的俄国和外国医生们的诊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恢复健康，只需作短时期的休养。在最近两周内，政治局委员们有机会同他见了面，并同他交谈了一系列问题。
根据彼得格勒代表团的提议，大会一致通过了致弗·伊·列宁的贺信。
在8月5日晚上举行的会议上，约·维·斯大林报告说，他奉召去见列宁，列宁委托他向大会转达自己対贺信的谢意。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表示希望，他恢复工作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对这一消息，全体与会代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8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略感不适，但还会见了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8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阿·阿加马利—奥格雷[30]，会见的时间不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询问了阿塞拜疆的情况。
8月15日，斯大林来见列宁。一个小时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很疲劳。
8月1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了一张便条，请他作出安排，为尔·鲍罗兹季奇提供物品并帮助他解决住房问题。尔·鲍罗兹季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的同案犯，被流放了十二年。
8月17日，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在列宁那里。半个小时的谈话具有汇报工作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十分满意。
8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列·波·克拉辛半个小时……
在逐步参加日常工作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老的，但又永远是新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关心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寄重望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负责检查政府机关一切决定的执行情况和监督国家机关改组情况的机构。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斯大林同志。在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瞿鲁巴同志被任命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同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些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工作，其中有些人过去曾同亚·德·瞿鲁巴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共事过。参加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工作的人员有：阿·伊·斯维捷尔斯基、列·伊·卢泽尔、尼·亚·烈斯克[31]和主管科学组织劳动局工作的叶·费·罗兹米罗维奇[32]等同志。1922年8月，亚·德·瞿鲁巴因患重病在德国治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33]则在达沃斯（瑞士）医治结核病。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都不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
8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写信给全体部务委员。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改组问题；在1923年1月至2月他写的最后几篇文章里，这一问题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8月22日，弗拉施米尔·伊里奇会见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34]。
在8月的最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消息报》上关于美国机耕队在彼尔姆省工作情况的报导。早在1922年5月，美国“苏俄之友协会”为向苏维埃俄国提供技术援助，派出以哈罗德·威尔为领队、由二十二辆拖拉机组成的机耕队，来彼尔姆省基泽尔煤矿附近业已荒废的托伊基诺国营农场工作。机耕队在农民中间大力宣传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具集体种田的方法。1922年8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署名为“哈·威·”的短文《对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援助》，简略地报导了拖拉机队开展的工作和遇到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这篇文章后，于8月底把剪报连同他写的一张便条寄给李可夫，请他格外注意这件事：
“……要核实（通过办公厅主任或秘书）。
如果属实，应
全力支持。
鲁特格尔斯
[35]那里有什么成绩吗？未必吧。
如果这里确有成绩，就应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而且要给美国写一封信（以您或我的名义），……叫财政人民委员部或农业人民委员部
赶紧制定出吸引更多拖拉机（今秋；现在就定出，为了能赶上用）的优惠条件。
看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援助；而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
成堆！
请让秘书或办公厅主任给我一个简单答复。
您的列宁”[36]
9月1日，斯莫尔亚尼诺夫[37]同志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已经给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发去电报，请他了解该队在当地的工作情况，查明其需要并尽力予以协助。
由于未收到彼尔姆省的答复，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于9月23日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再次给彼尔姆省发了电报，并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谈妥，通过党的渠道查询此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向苏维埃国家提供的这种援助，在这以后，他继续注视着哈罗德·威尔机耕队在彼尔姆省的工作，以及由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组织的各个类似的机耕队在坦波夫省和敖德萨省的工作，而且在提供优惠贷款、供给燃料、建造住房、修理拖拉机等方面，给了全面的支援。1922年10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以下信件：《给美国苏俄之友协会》和《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对他们提供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38]
8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显著好转。
8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8月30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记录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情况良好。他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再等一个月回去工作是难以做到的。他挑选了本月读的书，收拾了准备寄往莫斯科的书。早上，他同斯大林交谈了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各种问题。
8月31日，斯维捷尔斯基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寄给他的书感到满意。他在8月31日写信给我说：“书收到了，非常感谢。现在我这里书很多，准备分批送还。《复兴》收到了，也表示感谢。拖延了时间，不怪您，过错大概在柏林方面”。[39]
弗·伊·列宁8月31日的信生气勃勃，充满乐观情绪。他精神振奋，积极准备返回莫斯科。由于他预见到未来的工作将会十分紧张，所以很关心他的秘书处和办公厅工作人员的休假问题，让他们在他回来之前得到休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非常紧张地工作。不久，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40]被送去休假，随后我也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掌握文明的劳动方法和习惯，是摆在苏维埃人民面前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他特别重视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把它视作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有效手段。早在1918年春，弗·伊·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个任务。”[41]……
在后来发表的演说和文章里，特别是在1921至1922年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多次提到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1922年8月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孟什维主义著名活动家奥·阿·叶尔曼斯基[42]（科甘）所著《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一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书颇感兴趣，并在未写完的文章《白璧微瑕》里给予好评……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个严重缺点，这个缺点妨碍它成为一本教科书：作前太罗嗦，毫无必要地一再重复同一个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规范化局的工作。9月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即将结束在国外的治疗，准备返回莫斯科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谈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规范化局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瓦·亚·阿瓦涅索夫说，必须搜集德国和美国有关劳动规范化的资料：
“凡是有点价值的，特别是文牍工作规范化方面的（公文交换程序；形式；检查；打印；询问和答复等等，等等），全都要搜集。
依我看，我们现在向欧美学一学是很有必要的。”
鉴于斯维捷尔斯基已把这件事委托给叶尔曼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不要一味依靠叶尔曼斯基而不加以专门检查，因为他是个孟什维克，
“而且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有一些恶意（尽管书仍不失为好书）……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出文牍工作的规范，然后全面推广。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德国或者挪威能让您参观一个最好的机关，那么逗留一个星期是值得的。
主要的是规范（即多大的工作量由多少人完成）。往后我们责成中央统计局也给我们做这个工作。
此信用过之后，请转给亚·德·瞿鲁巴。他正在病中，我不想打扰他。”
[43]
9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弗·金的文章《专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实际经验，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坚定不移地号召苏维埃工作人员妥善小心地对待专家，向他们学习，吸取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技术知识，同时帮助他们扩大自己的眼界。列宁教导说，应该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44]
金的内容丰富的文章不能不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兴趣。金写道，“专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专家，另一类将越来越多地与苏维埃政权合作。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促进这种分化。金引用了他向二百三十名在苏维埃机关和托拉斯工作的非党工程师征询意见所取得的统计材料，他调查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对贪污行为的态度，了解他们读些什么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在研究调查表的基础上，金把专家分成两个部分：（1）原企业主和曾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要职的人员、大企业的经理、股份公司的董事等；（2）—般的工程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绝大多数仍旧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
金的文章曾经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这是有案可查的：列宁准备在1922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在他的演说提纲中写着：“20．金的文章”。后来，在1923年2月病重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委托亚·德·瞿鲁巴办理某项事务时再次提到了金的文章。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她交谈时曾多次提到金的文章，请她同作者面谈，转达他的意见，并请她查明金在哪里工作。
9月3日，摄影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了几张照片：在汽车里、在花园里、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房间里。
9月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捷尔任斯基。会见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明自己对同厄克特[45]签订租让合同的态度。厄克特是英国的一位大工业家，英国反苏集团的头目，俄亚联合公司的董事长，革命前该公司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拥有极其丰富的有色金厲资源。厄克特正在同我国派往伦敦的全权代表列·波·克拉辛举行谈判，商谈把该公司原有的产业租让给他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建议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后来他坚决反对同厄克特签订合同。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晤之后，捷尔任斯基立即用话传电报向斯大林转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述指示：
“只有在向我们提供大笔贷款的条件下，才向厄克特实行租让。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应了解米哈伊洛夫委员会的简报内容，该委员会已到准备租让给厄克特的工厂进行过调查并表示了反对意见。
敌人指望我们的运输业和工业的固定资产遭到彻底破坏。必须筹集用以恢复这些资产的资金，办法是对所有必需品课税，而把食糖、
啤酒之类的税额提到最高限度。
要考虑发行强制性的国内公债和征收所得税。”
[46]
9月9日，在柏林谈判的克拉辛在同厄克特初步商定的租让合同上签了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予以批准，他于9月12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写了一封致政治局委员的信：
“看了克拉辛同厄克特的合同，我不同意批准它。厄克特一面答应我们两三年后有收入，一面立即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专程去现场考察过租让给厄克特的企业，他证实破坏的责任不在我们，
而在外国人。但我们却要付钱！！我们似乎
若干年后才能松一口气，而马上自己就得先付钱！
建议
否决这项租让。
这是奴役和掠夺。
我想提醒注意米哈伊洛夫娄员会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反对租让的。
没有增加什么重要理由。应当予以否决。
请您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委员。
致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附言：这是狡猾手段，似乎这项租让不会
成为一种先例。
大概会，而且一定会成为先例。不管说什么好话和提出什么保证，
事实上必然造成这种局面。
而且总的说来，米哈伊洛夫委员会揭露的一切根本没有被考虑进去。
有大量理由反対这项租让。
列宁”[4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18日致季诺维也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谈到了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列宁写道：
“关于厄克特问题，我不再犹豫了。已经有了美国的建议。巴库要重要得多，好得多。有了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斯米尔加
[48]+安德烈耶夫
[49]+克拉辛）的
决议，这个决议被克拉辛
直接破坏了。还有其他种种缺点（九十九年、规模太大以及其他）。
附言：请送政治局各委员一阅。
您的列宁”[50]
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审议了同厄克特签订租让合同的问题，并把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十月全会讨论。10月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否决合同的决议。10月6日，否决同厄克特签订合同的决议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把他的一封信交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信中谈的是关于在同一天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职员进行一次登记的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这几天，前来访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增多了。
现在每天都有来访者。今天来访的是加里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记录着。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之后，米·伊·加里宁在日记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当活跃，打算从10月份起开始工作，虽然他担心医生不允许。[51]
9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得费尔斯特教授的同意，除每天阅读俄国报纸外，开始看外国报纸和俄国白卫分子的报纸。
这一天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主席欣楚克同志，同他谈论了他写的小册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本小册子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在合作社问题上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总结的初步尝试。几天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欣楚克同志把小册子的校样（没改过的也可以）寄给他。接着，他问道：“可不可以（要不耽误出版才行；千万别耽误出版）——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表格：
各季度交易额增长情况
乡村销售点的数目
（并按区标明）
乡村的销售额
开支所占的百分比（占交易额的）
职员人数
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认为必须掌握精确的材料，用来说明贸易普及农村的深度，广度以及具体方式……”[52]
9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收到校样后写信给欣楚克同志说：“校样已经收到，并已开始看，我原以为不用归还的。应该什么时候归还，请来信（如急用，就打电话）。”[5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天寄回校样时，请欣楚克同志把小册子的拼板样再寄给他，同时指出了一系列必须补充的问题，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小册子的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而且非常重视这本书。
“能否补充
（1）关于精简机构的详细情况？按
工作部门谈？
（2）规范化的详细情况（据说，你们设了一个局）？
（3）各季度数字的详细对比？
（4）
多少乡（及其所占的百分比）、多少村（及其占总村数的百分比）有销售点？
（5）茶叶的价格？不低吗？您是否意识到这是
奢侈品？你们如何规定茶叶的可能的
最高价格？
（6）产品按必需品和奢侈品分类的情况？
（7）农具也包括改良农具的销售情况？宣传这些农具的措施？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附言：小册子非常好。”
[54]
欣楚克同志考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恵见。小册子于1922年末由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出版。
此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问题仍旧吸引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秘书的记录可以看到，在1923年1月至2月列宁病重期间，他曾经打算口授一篇文章，题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意义》。但他没来得及这么做。
9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把伊·别斯普罗兹万纳的两本小册子《按泰罗制建立的小型工厂企业的计划分配室》和《现代美国工厂组织法》寄给他，并查一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档案，这第二本小册子是谁批准或者送去出版的……[5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次日收到了答复：该书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于1918年12月作为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小册子付印出版的，印数一万册。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调阅国家技术出版社编辑委员会1918年12月21日关于决定出版该小册子的记录摘抄。这份摘抄随即给他送去了。后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莫斯科的前几天，他查询了讨论劳动规范化问题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他对这次会议的进程和结果极感兴趣。
9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56]的来信，请他给即将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写一封贺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致托姆斯基的复信中写道：
“最尊敬的托姆斯基同志：我将非常高兴地履行您的要求。您是否有特定题目希望我在信中讲一下，请见告。我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不知道仅仅一般地简单祝贺一下是否合适，也许应当多少详细些谈谈某个专题。
向主席团全体同志
致热烈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7]
9月10日，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会见了托姆斯基，会见时间一个半小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9月11日医生的会诊结果认为可以允许他自10月1日起开始工作。
9月13日，秘书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去了：（1）政治局第二十五号会议记录，（2）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送来的几件密封的公文，（3）几幅农民交公粮的照片。同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致工会代表大会的贺信草稿寄给斯大林，并在附条中请斯大林把草稿交托姆斯基一阅，如有必要，也给其他政治局委员过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请打印好，明天就还给我。
我将于16日大会召开前或者需要的时候寄去。”[58]
9月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寄还给他的信稿，信上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表示同意的签注和托姆斯基写的意见：“最好能把工人说得再突出些，就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问题再加上两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受了这个意见，对原来的草稿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他提醒秘书说：“别忘了有两处修改。一处补充，一处修改。”
弗·伊·列宁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
“1922年9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这是我久病之后第一次向代表大会讲话，虽然是书面的。因此，请允许我只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简要地谈谈我们工业和我们共和国的状况和任务”。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恢复我们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的困难情况：
“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恢复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要知道，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
弗·伊·列宁指出，目前我们还是孤立的，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落在我们肩头是非常沉重的，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任务。最后，他用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信：
“让每个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或国家建设的过分缓慢而意志消沉的觉悟农民和工人，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吧。这种回忆会使他们重新获得工作的勇气。用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来加强和改进工作，是工农政权的唯一道路”。
[59]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9月17至27日举行。列宁的信是在9月17日晚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的。大会代表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这封信。信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之中。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如下的回信：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怀看十分激动和异常喜悦的心情聆听了您的来信。我们和全俄国的工人们一起，忧心如焚地注视着有关您的健康情况的点滴消息，计算着还要多少日子，多少小时，您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去。您献身革命事业三十年，坚定地领导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您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和贫苦民众的心田里占有如此重大的地位，他们不能不为您暂时离开工作而经受看内心的痛苦。我们知道，您不会长久地离开工作，因为斗争和革命创造是您的生命。只要我们想到您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只要我们看到您在掌着舵，我们的勇气就会倍增，而我们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会变成坚定不移的信念。
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清楚地看到了俄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困难，并决心战胜这些困难。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务使我国的大工业在最近几年内恢复到远远超过战前的规模。对此，大会以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名义向您庄严保证，我们的誓言将神圣地得到实现。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接受来自共和国四面八方的代表们的热情问候，发自全体工人阶级内心的问候。我们将把关于您病体康复的喜讯和您的问候，带到我们伟大的劳动共和国最遥远的各个地方去，整个共和国将会响应您的号召，意气奋发地回答：‘我们必胜！’”
[60]
当天晚上，这封信就被送往哥尔克交给了列宁。
代表大会以千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名义拟就的信件，表达了他们对列宁的热爱和信任，以及他们决心战胜在恢复国民经济中面临的一切困难的坚定意志。这封信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受感动。
9月17日和以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做得特别多。他写了有关各种问题的事务性信件和便条……
9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里表示，他有条件地同意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并请他保证有人能代替他做。“我有权赖掉不作，但只在身体或事情不允许作的情况下，”[6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9月下半月及稍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力于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解决顿巴斯煤矿工业的危急局面。
燃料状况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忧虑。而顿巴斯则是燃料的主要产地。
1922年秋，顿巴斯出现了危急的局面。顿巴斯煤矿的采煤量甚至低于去年。然而，铁路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顺利发展的制糖工业和轻工业，以及城市居民对燃料的需要量却增长了。9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顿巴斯的灾难》一文。文章作者认为，造成灾难的基本原因是缺少工人。
早在1921年，列宁就在几次讲话中一再强调顿巴斯对苏维埃俄国经济的意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顿巴斯是我们全国工业的基地和大中心。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弗·伊·列宁列举了顿巴斯管理不善的例子，又一次指出了顿巴斯的重要意义：“……这是我国全部经济的中心，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什么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62]
弗·伊·列宁密切注意着顿巴斯的情况，并采取措施消除危机。
造成顿巴斯严重的持续性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实行经济核算的条件还不成熟；矿井工人的工资过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农村中——特别是在丰收的条件下——招工困难。需要有巨额的资金，才能使顿巴斯摆脱危急的境况。
9月17日，弗·伊·列宁从报上看到关于顿巴斯和巴库的情况极其糟糕的报道之后，写信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请他托人写一篇“简短的（不超过五至十行）介绍”，使他对情况有清楚的了解。列宁写道：“可否冒一下风险，从黄金储备中拿出几百万来？置之不理，坐视不救不就更糟了吗？”[63]
大概正是由于上述建议，列宁才在同一天，9月17日，通过斯莫尔亚尼诺夫把询问黄金储备情况的信件发给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恢复顿巴斯是苏维埃国家的基本经济任务之一，在回莫斯科之后，他于1922年10月和11月还多次研究了这一问题。
9月17日至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连写了几张便条，要求将铁路工程师尤·弗·罗蒙诺索夫[64]教授从柏林调回莫斯科工作，因为他所领导的驻外铁路代表团已决定撤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器重罗蒙诺索夫，认为他是铁路运输方面的一位优秀专家，打算让他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担任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
9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罗蒙诺索夫去信说，他认为绝对必要的是，罗蒙诺索夫应立即返回俄国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信的开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还没有恢复工作，但是，很快（10月1日）就能回去。”[65]
9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他要了解的关于战前茶叶价格的答复，以及有关燃料工业状况的简要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返回莫斯科。他写信给斯莫尔亚尼诺夫说：
“请您选出：（1）
决议，要刊登在报上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剪报即可；
（2）—部分
记录，要特别重要的；
（3）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全会的）旧记录，
所有的全要。
其次，美国人的石油租让合同的事，请您密切
注意，请写便条并打电话给我妹妹
[66]转告我。”
[67]
由于未能很快收到索取的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给秘书处写信：“格利亚塞尔同志：我至今没有收到
剪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记录。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斯莫尔亚尼诺夫。请您同他说定。马上送来。
其次，请向斯维捷尔斯基打听一下，瞿鲁巴来信说了什么？如果他不知道，就问问
斯大林。我需要知道
确实的消息；让他们给我一份瞿鲁巴来信的摘抄，为什么他不回来？推迟
多久？
敬礼！
列宁”[68]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推迟回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因为他正在计划安排副主席的工作，明确他们的分工职责，而且由于他自己即将回去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件特别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多次询问亚·德·瞿鲁巴回来的日期。
9月20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9月21日政治局会议的议事日程。
弗拉基兴尔·伊里奇收到了实现丰收特派员舍印曼[69]的报告和工作总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过这些材料后，写了一张便条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告诉舍印曼，让他交来简单的用数宇表示的总结，说明情况现在怎样。”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仔细阅读这些材料，如果需要，给他拟一个话传电报稿。[70]
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向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71]发了一封信，请他谢绝记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他们的一切请求。
9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契切林提交政治局表决的决议草案：正式委派瓦·瓦·沃罗夫斯基[72]为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团代表，但是，在拉科夫斯基抵达洛桑之后，建议沃罗夫斯基返回罗马，待情况需要时再去洛桑。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在草案上签署了意见：“同意。9月21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加米涅夫那里收到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73]的材料编制的关于1922—1923年公粮消费计划的报告，阅后在报告上加了批语。列宁看了评述布哈林所写的一篇论文的札记，并在上面作了批注：“存查（很快要用）。布哈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1922年9月11日）的基本思想札记（波波夫和雅科夫列夫）。列宁”。
这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阿·弗·彼特里舍夫编的《柯罗连柯[74]。彼得堡文集》和《弗·加·柯罗连柯致伊·普·别洛康斯基[75]书简》，并在书上作了详注。
这第二本书的序言说，读了这些书信后，“当代人道主义作家的生活、工作和整个精神面貌将更清楚、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位作家的晚年，祖国文坛一致授予他‘俄国社会的良心’的称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道主义作家”、“俄国社会的良心”等词句下面划了线，并加了批语：“……他在1917年战争期间写的小册子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有关同德国签订贸易条约的材料，加了批示：“存查”。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下半月加紧工作的情况，以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记录来看，列宁的自我感觉良好。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记录说，9月21日早餐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很愉快。他同布哈林开着玩笑，常发出笑声。
9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便条给斯大林，要他报告中央处理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的情况。
9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鲁祖塔克，历时两个半小时。晚上，布哈林来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于次日乘汽车去打猎——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9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皮达可夫[76]，同他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国家计委工作的领导组织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年就作过研究，认为国家计委的领导不够坚强有力。1921年2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指出必须在国家计委内成立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主席团”，在国家计委主席团内，除了思想领导者外，还必须有行政负责人，以便使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摆脱行政工作。[77]
过了一年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2月22日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再次指出，国家计委的行政工作无疑没有建立起来。[7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十分了解。他善于肯定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优点，在考虑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之后，分配他们担任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器重和尊敬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国家计委主席），但同时又看到，他完全不具备行政负责人的品质。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除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这样既具有扎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又善于把人们吸引到自己周囤的思想领导者以外，还必须配备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精于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皮达可夫就是这样的人选。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皮达可夫寄去了9月24日同他谈话的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这就是我们昨天谈话的大致的记录。
（1）由皮达可夫同志负责国家计委的机构本身（或者说国家计委本身的机构）的组织工作（并按军队方式予以改进）；主要是通过办事可靠的办公厅主任去作。皮达可夫本人每天最多用上半小时左右就可以。
（2）皮达可夫同志的主要任务是：（a）侧重从整个机构的角度审查全国的计划，首先是经济计划；（b）精简机构，包括我们的托拉斯；（c）审查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比例关系；（d）研究如何按照美国托拉斯的办法缩减国家机构的开支；不必要的开支——砍掉。
（3）使皮达可夫同志最大限度地摆脱国家计委的日常工作（每天大约工作一小时）。”
在信的末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请您考虑一下，把这封信交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阅，并给我答复。”[79]
在这以后，聚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还一直挂在心上。12月27、28、29日，他病得很重，但还口授了《关于赋予国家计委立法职能》的札记，提到了国家计委组织结构方面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催促司法人民委员部尽快制订出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典，以便提交预定于10月底召开的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审定。他写信给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80]说：
“你们为出版苏维埃政府法律汇编在做些什么？法典编纂处是在睡大觉呢，还是准备出点什么迎接五周年纪念日？
应该叫醒它，给我简复两句。”
[81]
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和一般审判制度等法典，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审议，得到了通过。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制订法典并在常会上予以审定，是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证明。
1922年9月以及在这之后，直至1923年1、2月他还在工作的最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十分关心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职员在同一天进行登记的问题，把这一工作看作是为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要求进行登记，关心调查材料的编制工作。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中提出了责问，因为他于9月5日通过斯莫尔亚尼诺夫给李可夫发出了一张关于登记问题的便条，但至今未收到回信，他认为这是斯莫尔亚尼诺夫的过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李可夫当然是很忙的。您本该注意了解，要是有什么事，就把李可夫的意见口头转达给我。您现在这样是不应该的。”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给李可夫寄去了一张便条，并委托斯莫尔亚尼诺夫立即取得回信。[8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依我看，完全有必要在同一天对莫斯科市所有的官员和职员进行一次登记。我们过去搞过一次，但时间隔得太久了。
为了用最小的开支完成这项工作（仅仅花一些纸张费，而且这笔开支也可以从中央统计局总储备中提出一部分），应贵成所有从苏维埃政府和
托拉斯领取薪金的人
自行把情况（按照
简要的调查提纲，这个提纲应由中央统计局
会同工农检查院、国家计委及其他部门一起在
一周内拟出来）登记在个人卡片上。
在他们没有登记清楚以前，不给
任何人发薪。
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收上来（迟交的和填写不合格的要罚款）。
我们的机构糟得这样，应当彻底整治一下。不进行一次登记是不行的。中央统计局理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学究气十足：只是坐在那里编写‘巨著’，对迫切的问题却不加考虑。
请给我回信或把回信交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
您的列宁
要进行动员，如果需要的话，就发一个专门的法令。把中央统计局的全体职员都动员起来，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其他人员。”
[83]
9月29日和3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批准了于1922年10月对莫斯科市的苏维埃职员、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职员进行登记用的调查提纲，并批准了对莫斯科市的职员在同一天进行登记的决议。
1922年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发表演说，在演说的最后部分谈到国家机构问题时，讲了这次调查的结果：
“1918年8月间，我们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当时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和莫斯科市的）共有二十三万一千人。不久以前，在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构，现在机构—定缩小了。原来它还整整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这就是整个精简的结果。这个例子还须要费很大的气力来研究和比较”。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次强调了改善国家机构工作的任务，认为这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取得成功的头等任务。
“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个改革的热潮中进行了这样的调查，说得直率一点，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还顾不到这些事情，国内战争使我们腾不出一点时间。现在我们希望能够作好这件工作。我们的机构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即使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的机构是会得到改善的。为了改善机构，需要拿出很多精力、很多办法……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的机构，搞上若干年，那就会有很大收获，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的保证”。
[8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还打算在1922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谈这次登记的结果。在为这次大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写于1922年上半年，发表时题为《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着：
“17．国家机关的职员有数十万。
人数增加了。
NB 18．1922年（10—11月）的调查。
19．调查结果。
20．金的文章。”[85] |
对于发言提纲中的这四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划了两道着重线，并标上了注意符号（NB），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发言提纲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重视。
由于患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关心着这个问题。1923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病重期间还委托秘书了解调查材料的编制情况并向他汇报。他查问，调查材料是否很快就将发表，要求把校样拿给他看。
9月下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全俄国民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俄共（布）党团的大量材料，材料对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材料的编写者指出，对地方上的国民教育工作缺乏领导。材料特别强调了教育工作者，农村男女教师在物质方面的困难处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过这些材料，他作的批注“存查”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上所述，这一批注意味着，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材料保存在秘书处。
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把国民教育的任务放在重要的地位，每当这一领域产生实际需要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对待。在1923年1月病情严重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研究了国民教育的需要。在1923年1月2日口授的文章《日记摘录》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面地提出了必须提高农村教师的物质和精神水平以及城市支部帮助农村支部的问题。[86]
在1922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哥尔克的最后几天，他致力于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斯大林发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一封信。斯大林在信末写道：“星期二再详谈。”
9月26日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谈话进行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同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致加米涅夫的长信中就该问题作了原则性指示。
9月27、28和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一个问题连续会见了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以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干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由于这一系列的谈话以及列宁的那一封信，有关方面根据列宁的指示对《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作了修改。决议草案于1922年10月6日提交俄共（布）中央金会审议并获得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为下一步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和条约。弗·伊·列宁当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9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瓦·普列特涅夫[87]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文章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新的任务和工作方法。文章在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贩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文化艺术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普列特涅夫的这篇文章，在文章上写了批判性的评语，而且当天就把剪报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布哈林，并附上便条责备布哈林发表这篇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给您寄去今天的《真理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普列特涅夫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字眼来虚张声势的小品文这类昏话登载出来。我标出了两处，打上了许多问号。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普通的学习。难道《真理报》编辑部不打算向作者指出他的错误吗？要知道，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88]
10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雅·雅科夫列夫[89]的文章，対瓦·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作了尖锐的批评。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从《真理报》上给剪了下来，并同其他几篇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文章合订在一起。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娜·康·克鲁普斯代娅、布哈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90]
9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克雷连柯同志关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草案的信件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保密邮件。
9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早晨散步后收到了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关于宗派活动的性质及其内部派别问题的记录、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停办国立第一莫斯科大学普通教育班的决定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列宁9月17日的要求寄来的有关人力畜力劳役税的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准备返回莫斯科。他在9月下半月写的信件，即使是最简短的便条，字里行间充满兴奋和高昂的情绪，洋溢着因即将返回心爱的工作岗位而流露出来的喜悦之情。可以感觉到，他得到了休息，恢复了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连不断地发出信件、便条和指示，有时甚至忘了注明日期，可见其数量之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他的住所的修理工作会拖延下去，杂乱的环境将妨碍他的工作，所以坚决要求修理工作在10月1日前全部竣工。
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91]的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请您务必向所有负贵修理房屋的管理员讲清楚（要非常认真），我绝对要求在10月1日之前把修理工作全部结束。一定要全部结束。务必请您在离开以前[92]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这封信。您自己再讲一讲。我决不允许违反这个请求。请从建筑工人中选出做事最麻利的人，并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将注意这件事。”[93]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日返回莫斯科之后仍然不能立即住在自己的住宅里。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回忆，修理工作差不多已全部告竣，但房间里重新油漆的门窗散发出浓重的油漆味，因此列宁不得不暂时住在司法机关大楼另一头，位于瞿鲁巴办公室旁边的三间不大的房间里。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9月底写的最后几张便条中，有一张写给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
“我于10月1日或2日回去。星期二，即10月3日主持会议。会议在五至九时举行，中间休息一刻钟。
请通知吸烟的同志。
禁止吸烟。严禁。休息时（在隔壁房间）可以喝茶和吸烟。
瞿鲁巴没回来吗？他回来时，
就开三位副主席的全体
会议。
如果他回不来，就
在星期一开个会，开两三小时：或者十一至二时；或者五至七时。
这一切您都应该安排
好。
星期二
早晨按
全部议事日程为我准备好
材料。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请了解一下讨论
规范化问题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什么时候召开？您要尽可能参加。我
极感兴趣。应从国家计委派一个
非常关心这件事的人去参加。”
[94]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写便条给秘书处：
“格利亚塞尔同志：
我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写了信。
让他给您和
所有的秘书都看一下。我10月2日（或10月1日）回去。请于星期二前把一切准备好。
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已经收到。这些记录
几乎是完整的（缺一些附录）。不过目前有这些也够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记录要是送来时最好是经过选择（
剪报）并编排得
便于阅读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95]
最后，我们终于在10月1日收到了他的喜讯：“我明天回去，请把一切都准备好：记录、书”。
10月2日，弗·伊·列宁回到莫斯科，精力充沛地开始工作。
次日，10月3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有五十四人。到会的不仅有人民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和他们的副手，连那些勉强有权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人也都来了。每一个人都想尽快地就近看到亲爱的伊里奇。同志们打算把这次会开得特别隆重。请来了摄影师，准备了贺词。可是，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办公室走进会议厅，在主席席位上就座后，不让任何人致词就宣布开会，并开始对议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答应同大家一起照相，但要在工作结束之后。
在宣布开会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通过一项关于把议案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的程序问题决议。决议重申了以前的规定：会议议案，除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另有决定者外，均须在会议前七十二小时提出。小人民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提出议案的时间可暂时缩短到二十四小时。列宁提出这一提议，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整顿和完善把议案列入政府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为了同一目的，还根据第二项议程通过了关于法典编纂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报告通过的。
这一天人民委员会究竟审议了哪些问题呢？会议批准了支付给国家预算内企业、机关职工的10月份工资基金。决定指出，拨给工业的基金，除了个别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首先必须用于重工业的需要。会议通过了关于免除拉德琴柯同志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调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用的决议。会议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修改林业租让标准合同某些条款的决议，这种合同是供有共和国参加的股份公司签订的。会议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于同一天进行登记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成立俄罗斯联邦渔业管理局的问题以及地方预算法草案。
会议时间不长。尽管讨论的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纯粹是事务性的，但会议的气氛却异常热烈。每一个人都感到：“我们的伊里奇又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成了一个大喜的日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自我感觉良好。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在这一天写道：
“我和克拉梅尔是在九点半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之后看到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告诉我，他是昨天晚上乘汽车从哥尔克来的。路上他一点也不感到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自我感觉良好，只是有一只牙齿使他不得安宁。牙龈发炎，感到疼痛。会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感到十分疲劳，但是他觉察到了几个不大的差错，囚为他对主持会议已感到生疏，对情况还不够了解，对工作还不习惯”。
10月4日《消息报》刊登了报道：
“列宁同志开始工作”。
从此，我们的日常工作重新又充满了同列宁频繁接触的愉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永不枯竭的精力恢复了自己的活动。
医生们规定了严格的生活制度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医生的规定并不表示异议，但用种种巧妙灵活的方法加以规避。根据医生的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的工作时间应限定为五个小时，并安排如下：从十一点至二点，再从六点至八点，而且除星期天以外，每星期还必须有一天全部免除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选定了星期三。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在十一点而是在九点三十分就来到办公室，阅读他收到的所有报纸。我们听到办公室里有动静，就向室内探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含笑说：“我没工作，只是在看报”。
十点四十五分，他叫我进去报告收到的公文，指定接见名单，交代各项委托，这样，在医生严格规定的工作制度以外额外增加了十五分钟时间。从十一点起，紧张的工作开始了：接见来访者，同人们通电话，参加各种会议，等等。下午二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身携带文件夹回家。晚上六点钟，他回到办公室，总会给秘书们带来许多口头指示或记在便条纸上的交办事项。
不久以后，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愿望，让他主持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时间由六点改为五点三十分。这样，他又把自己的“合法”工作日延长了半个小时。可以断定，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并不比患病前少紧张些，他只是在主持会议方面对自己作了一些限制，不参加某些会议或仅仅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才出席会议。
10月、11月间，列宁致力于解决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同许多工作人员谈话，进行事务性的通信，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出席政治局、俄共（布）中央全会和各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积极参加辩论，提出自己的建议；继续处理8、9月间在哥尔克休养期间已着手进行的事务，诸如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美国机耕队援助苏俄的工作问题、顿巴斯的局面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主持了土地法、劳动法、地方预算法等法典的编纂工作，以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96]常会审查。他还在研究船舶修理规划、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电力工业、巴库石油工业、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米丘林[97]的试验、帮助亚美尼亚发展经济、卡累利阿经济建设、在格鲁吉亚境内建设水电站等问题。此外，他还在研究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事务等各方面的问题。
没有一项重大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不是在列宁直接参与和作出原则性指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
从秘书的记录和其他材料来看，弗·伊·列宁在10、11月间写的信和便条不少于一百七十七封，接见的来访者达一百五十人。在这两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了七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五次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出席了七次政治局会议和一次俄共（布）中央全会，并作了三次公开的长篇报告。
这个枯燥的、远非完全的统计足以表明弗·伊·列宁在1922年10、11月是怎样紧张地工作着。
除此之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从事日常的业务工作。他同往常一样收到许多信件、报告、汇报和其他公文。为了把繁多的来文整理得有条不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10月又一次试图把公文按门类用文件夹分开。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
类别：（1）共产国际。
（2）文献资料和札记。
（3）供阅读（苏）。
（4）备考材料。
（5）交福齐也娃。
医生们坚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到两个半小时。在这一时期，人民委员会每周于星期二举行一次例会。10月12日以后，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又增加两次会议，在副主席的主持下审议第四季度的预算。
劳动国防委员会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于六时或五时二十分开会。政治局会议则于星期四十一时举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象患病前一样，一面听取发言人的讲话并枳极参加讨论，一面处理其他许多事务：浏览新书，阅读和签署文件，同与会的同志频频交换便条，而便条上涉及的各项事务往往与会上当时讨论的问题无关。
我从医生那儿了解到，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做法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疲劳过度，并再次损坏他的健康。于是，我请同志们把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题的便条交给我，由我在会后转交给他。在这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收到任何答复，他注意到便条全都集中在秘书席上，于是写了一张风趣的条子给我：“看来，您对我搞阴谋？回答我问题的便条在哪儿？”我不得不把便条全都交给他。这样，企图干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自己规定的工作方法的尝试，同以往一样，又归于失败了。
在开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绝对保持安静和遵守纪律。会场上的窃窃私议、来回走动和其他声响，即使在过去也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在患病以后他对此更不能忍受了。在10月24日举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会上值班的秘书写了一张条子：“委托你们严格监督，会议进行时不得私下交谈，对交谈者应加以制止。”[98]
根据列宁的这个委托，我于10月25日同他谈话之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要求“务必立即向所有部务委员传达”。我在信上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说他完全不能忍受开会时有人私下交谈和来回走动，“就由于这一点他有可能重新病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切与会议无关的活动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感到疲劳，所以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他要求实行军事纪律”。我提请大家注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时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在房间里走动，不得交谈，不得打断别人发言，表决时应举手，等等。随信附有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来访的同志们。秘书处根据他的指示按以下的格式进行登记：谁要求接见，哪一天接见，谈些什么，等等。每天早晨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登记的情况，他或者同意接见，并在自己的日历上作了记号，或者请他们去找别的同志。
1922年10月至12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大接见的来访者有时多达十人，有代表团来到时人数尤其多。来访的同志在进他的办公室之前总是发誓般地答应不会超过规定的时间（十到十五分钟），但往往一坐就是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要是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厅里正在举行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话，弗拉里米尔·伊里奇总是低声说话，也不许别人提高嗓子，尽管在办公室通往会议厅的门上已根据他的吩咐挂了两幅门帘。
增加的休息日星期三，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也只是相对的休息日。这一天他往往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他把公文帯回自己的寓所，只是不主持会议或不参加会议而已。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休息日的记录：“11月1日，白天：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开会。晚上：七点至八点接见两位意大利同志——彭巴奇[99]和格拉齐亚德伊[100]；八点十五分至八点三十分接见斯维捷尔斯基。八点三十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家。这是一个休息日”。
11月1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自己的工作还有所限制的最后一个休息日。在这以后的星期三，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日理万机，工作劳累，但对同志和亲人依然关怀备至。他很挂虑亚·德·瞿鲁巴的健康情况。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递给他的一张便条纸上写道：“应该向您提出批评，您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瞿鲁巴在这张便条上回答说：“昨夜四时才睡，所以脸色不好。自我感觉良好”。
在10月4日致克拉辛同志的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请他注意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运输器材局局长叶尔马柯夫[101]同志的严重病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在国内战争时期见到过他两三次，当时他常常执行最困难、最重要而且最危险的任务。他是个杰出的人才。据了解他病得非常严重……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的人我们有责任给予治疗并把他治好。”[102]列宁建议把他送到德国去几个月，对家属给予补助。
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艺术剧院艺术学校观看根据查理·狄更斯[103]的作品演出的戏剧《炉灶上的蟋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感伤主义的戏剧，在第一幕结束以后，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回家去了。
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发表演说。在常会开会前的几天，他拟就了演说提纲。这是列宁在身患重病之后的第一次演说。人们心情异常激动地等着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很激动，他担心：他能不能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怎么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二十分钟。秘书的记录说，对这次演说不仅大家都感到满意，他自己也这样，他说：“我说了我想说的一切”。
据《真理报》报道，这次会议是在大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厅举行的。各外交使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走进会场时受到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当大会主席请他讲话时，大厅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列宁在演说中祝贺红军把白卫分子的最后兵力赶进了大海，指出这也是我们的外交活动的功绩。接着，他谈了这次常会的工作。这次常会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审判法等法典和法律。列宁把这些法典和法律的获得通过看作是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就。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了人民委员会会议直至九时，即超过规定时间一小时。
11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篇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用德语做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缜密地准备了这次报告。11月10日，他要来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和他写的论述粮食税问题的德文版小册子。
11月11日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接见任何人，在准备自己的报告。
晚上，他接见了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的一名编辑，就报告的问题用德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真理报》写道：“大厅里挤满了听众，到会的人大大超过前几次会议。大家都把椅子靠讲台边移动，以便能听清每一个字……每一个人都想亲眼看到亲爱的伊里奇身上的每一个最细小的特征。”
“列宁同志出现，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真理报》在第二天报道说。
弗·伊·列宁谈到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获得的成就：在不借外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战胜了饥荒，消除了经济破坏，恢复了轻工业，在重工业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特别是精简国家机关，因而重工业得到了二千万金卢布的投资。这还是很少的，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列宁指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的报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11月20日六点三十分，列宁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全会与区苏维埃委员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1922年11月21日的《真理报》报道说：“当列宁同志出现在讲台上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乌拉’声，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几乎淹没了同样响亮、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列宁同志想开始讲话，但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打断，大厅四角响起了‘世界革命领袖万岁！’的口号声。”
列宁的报告通篇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坚信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用这样一句名言结束了自己的话：“……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列宁于七点三十分回到克里姆林宫，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几位同志，然后于七点五十分回家。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对群众讲话。
※ ※ ※
在1922年秋天的这些日日夜夜里，列宁从事工作的形象，历历在目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晚间，列宁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后面，桌子上亮着台灯。如果没有来访者，列宁总要关掉吊灯，以节约电力。因为“俄国在黑暗中”……
列宁在看书、思、考，在办公室里踱步，给人打电话，写着什么……列宁在工作着。
我倾听着室内的每一个声响，听到铃声立即进去。如果能够出色地完成弗拉某米尔·伊里奇需要办的事悄，如果能够看到他的笑容，那该有多么高兴呀！……
有时，大吊灯照亮了办公室。有人来见列宁，他事先被告知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可是，要中断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是多么的困难呀！有时，列宁自己谈得津津有味，留住了来访的同志。但这怎么行呢？！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我走进办公室，帯着责备的目光指了指表……“我们没工作，只是随便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带笑容说。有时他不露笑容，烦恼地说：“走吧，请别妨碍我们！”显然，谈话纯粹是事务性的。毫无办法，总不能妨碍他呀！
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过度的疲劳，还是严重的疾病，都不能消损伟大的劳动者、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列宁所具有的永不枯竭的精力和意志。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72—234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
[1] 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4]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5]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30页。——编者注
[8] 作者的某些材料引自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笔记。——编者注
[9]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梅尔（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10] 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1]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36页。——编者注
[12] 安·安德烈耶夫、布·潘科夫、埃·斯米尔诺娃：《列宁在克里姆林宫》1960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82页。——编者注
[13] 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Ahmed Djemal Pasha，1872年5月6日——1922年7月21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重臣。1890年入伍。1906年加入奥斯曼自由协会。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1911—1913年任巴格达总督。1913—1914年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12月被授予“帕夏”称号。1914—1915年任海军部长。1915—1918年任叙利亚总督，在任期间参与制造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并需对希腊种族灭绝和亚述种族灭绝承担责任。1918年同盟国战败后辞职，经德国流亡瑞士。1920年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21年赴第比利斯担任军事联络官，在阿富汗与苏维埃政府谈判。1922年被暗杀身亡。
[14] 杰马尔—帕夏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同苏维埃俄国接近，1922年7月21日途经梯弗利斯时被杀害。——编者注
[15]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6]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7]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8]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维捷尔斯基（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ерский，1878年3月8日——1933年5月1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二月革命后任乌法《前进报》主编。1918年3—4月任乌法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3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33年在里加因车祸身亡。
[19]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20] 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美舍利亚科夫（Никола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Мещеряков，1865年3月9日——1942年4月3日），苏联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1885年加入民意党。1886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梁赞。1893年流亡比利时。1894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01年加入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90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火星报》代办员，同年被捕。190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1906年秘密返回莫斯科，不久再次被捕。1909年被流放到叶尼塞。二月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随即移居莫斯科，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工人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报》编辑。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2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1924年任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1921—1931年期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1926年任农民国际组织书记。1926—1927年任农民国际主席团成员兼《农民国际》杂志编辑。1924—1932年任《大苏联百科全书》副主编。1927—1938年任《小苏联百科全书》主编。1934年起担任《科学与生活》杂志编辑。1942年逝世。
[2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22]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23]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4]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5]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26] 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7]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被捕。1909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列宁，主张与区联派合并。1917年10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于1923—192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1926年期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7年初退出左翼反对派。1929—1932年任驻英大使。1932—1935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5—1936年任第一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在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28] 米龙·康斯坦丁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Мир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1879年11月27日——1925年3月20日），1898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书记。1906年被捕。190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8年流亡国外。1911年加入“调和派”，随后脱离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1917年7月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南部特别粮食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乌克兰粮食和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逝世。
[29]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30] 沙美·阿格哈·阿加马利—奥格雷（Самед Ага Агамалы оглы，1867年12月15日——1930年10月6日），188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活力社”，随后加入孟什维克。1918—1920年任阿塞拜疆国会议员。1920年任阿塞拜疆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9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任新突厥语字母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兼联共（布）高加索省委委员。1923—1930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年逝世。
[31]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烈斯克（Никол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еске，1887—1956），出身于贵族家庭。二月革命前曾任全俄地方自治局监察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国家审计署审计员。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乌法粮食采购代表。1920年任第1劳动军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驻北高加索特派员。1921—1922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1930—1937年任堪察加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后被流放。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反。1956年逝世。
[32] 叶莲娜·费多罗夫娜·罗兹米罗维奇（Елена Фёдоровна Розмирович，1886年2月26日——1953年8月30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流亡国外。1915年回国后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委员，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22年在工农检查院工作。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3年任通讯人民委员会委员。1935—1939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953年逝世。
[33]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3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35] 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 Justinus 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 Propaganda 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 Party of 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
[36]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0页。——编者注
[37] 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38]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2、343页。——编者注
[39]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0—241页。
《复兴》文集——1921年6月起在慕尼黑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出版——第1辑和第2、3辑合刊，是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于1922年8月7日寄给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间收到12月份的《复兴》文集后注意到了《被忘却的预言》一文；10月17日，他吩咐把该辑文集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建议转载这篇他感兴趣的文章。
《复兴》文集上以《被忌却的预言》为题，刊修了沙皇政府内政部长彼·尼·杜尔诺沃于1914年2月写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俄国同德国的战争将以在战败国，同时也在战胜国爆发社会革命而告终。——编者注
[40]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4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页。——译者注
[42] 奥西普·阿尔卡季耶维奇·叶尔曼斯基（Осип Аркадьевич Ерманский，1867年7月28日——1941年？月？日），1888年起开始参与学生运动。1891年流亡瑞士，在瑞士结识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罗莎·卢森堡等人。1892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20世纪初是《南方工人报》领导人。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二月革命后担任孟什维克机关报总编辑，是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8年任《工人国际》杂志主编。1920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21年退出孟什维克。此后在大学中任教。1937年被捕。1940年再次被捕。1941年死于流放地。
[4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2—243页。——编者注
[4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4页。——译者注
[45] 约翰·莱斯利·厄克特（John Leslie Urquhart，1874年4月11日——1933年3月13日），英国金融家、工业家。1902年起被派驻到巴库开发油田。1904—1905年任英国驻巴库副领事。此后长期在俄国从事石油生意。1921年起任俄罗斯英国债权人协会主席。1922年任英国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代表团顾问。1921—1929年期间同苏联政府就其原有在俄国产业的租让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成功。此后在澳大利亚从事石油生意。1933年死于伦敦。
[46] 《列宁文稿》第4卷第382页。——编者注
[47] 《列宁文稿》第4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48]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49]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50] 同上，第10卷第253页。——编者注
[51] 见《列宁在莫斯科》，1959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227页。——编者注
[52]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7—248页。——编者注
[53] 同上，第249页。——编者注
[54]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4—255页。——编者注
[55] 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4页。——编者注
[56]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57] 同上，第246—247页。——编者注
[58]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8页。——编者注
[5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60] 1922年9月19日《真理报》。——编者注
[61]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3页。——编者注
[6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3—264页。——编者注
[6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0页。——编者注
[64]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蒙诺索夫（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1876年4月24日——1952年11月19日），俄国铁路工程师。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成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7—1909年任凯瑟琳铁路牵引局局长。1909—1910年任塔什干铁路牵引局局长。1912年任铁道部长助理。191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二月革命期间阻止尼古拉二世的专列返回彼得格勒，随后被临时政府派往美国采购蒸汽机车。十月革命后回国，1919年起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被派驻到德国工作。1927年叛逃到英国，后移居加拿大。1952年死于蒙特利尔。
[65]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2页。——编者注
[66] 指玛·伊·乌里扬诺娃。——译者注
[67]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5页。——编者注
[68]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69] 亚伦·李沃维奇·舍印曼（Арон Львович Шейнман，1886年1月5日——1944年5月22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赫尔辛福斯苏维埃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苏俄驻瑞典财政专员。1919年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1919—1920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1925—1926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1—1923年、1925—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23—1925年任贸易人民委员。1928年移居德国，曾任苏美贸易公司董事长。后移居英国，领导“旅游者”外国旅游国家股份公司（Интурист）驻伦敦办事处。1939年叛逃到英国。1944年死于伦敦。
[70] 见同上，第256、593页注280。——编者注
[71]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72]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73] 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74] 弗拉基米尔·加拉克托维奇·柯罗连柯（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1853年7月15日——1921年12月25日），俄国民粹派作家。
[75] 伊万·彼得洛维奇·别兹康斯基（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елоконский，1855年5月25日——1931年2月7日），俄国作家。19世纪70年代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89年再次被捕并被监禁八个月。1899—1902年任哈尔科夫地方自治局秘书。1903年参与创立解放同盟。1931年在哈尔科夫逝世。
[76]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77]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4—475页。——编者注
[78] 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101页。——编者注
[79]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9—260页。——编者注
[80]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委员。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曾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后被编入作战部队，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第11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7年4月担任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第一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3月起在苏联司法机关工作，是苏联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81]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0页。——编者注
[82] 同上，第261页。——编者注
[8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8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5页。——编者注
[85] 同上，第36卷第610页。——编者注
[86]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编者注
[87] 瓦列里安·费多洛维奇·普列特涅夫（Валери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Плетнёв，1886年9月3日——1942年4月？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32年任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主席。1924—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32年、1933—1936年任全苏电影和摄影协会理事会委员。1933—1936年任全苏电影摄影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1年参加民兵组织。1942年逝世。
[88]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编者注
[89]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90]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报纸上的文章，凡是他感兴趣的或者在某方面引起他注意的，通常都从报上剪下，粘贴在空白的纸张上，并按题分类，装订成册。——编者注
[91]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叶努基泽（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Енукидзе，1877年5月7日——1937年10月30日），1894年起开始组织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9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92] 叶努基泽将去休假。——编者注
[93] 《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3期第198页。——编者注
[94]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6—257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禁止吸烟”的严格要求，是由于1918年他受伤以后医生告诫他说，烟草的烟对他的健康极其有害，因此在有列宁出席的会议上是绝对禁止吸烟的。由于会议时间很长，有烟瘾的同志找到了一个办法：到窗户对面墙中央用磁砖砌的大壁炉后面去吸烟，这样就可以把烟从通风管排出去。在壁炉后面同时可躲两三个人。他们避开主席的视线，有时还低声交换意见。在会议过程中，极其微弱的声响都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以他总是严格阻止交谈的人。在壁炉后面吸烟的同志所发出的轻微的响声也会妨碍他，但他不禁止在那里吸烟，并把那个角落戏称为俱乐部，只是偶尔对他们提意见说：“俱乐部里的同志，静一些！” ——编者注
[95]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96] 此处原文误为第一次常会，应为第四次。——译者注
[97]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丘林（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чурин，1855年10月27日——1935年6月7日），苏联生物学家、园艺学家。
[98]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74页。——编者注
[99] 尼古拉·彭巴奇（Nicola 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100] 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Antonio Graziadei，1873年1月5日——1953年2月10日），意大利经济学家。1893年加入社会党。1910—1926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是党内左派。1921年参与创立意共，在党内是右派。1923—1924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26年丧失议员资格。1928年因转向修正主义被开除出党。1945年任制宪国民大会议员，并返回意共，在大学任教。
[101] 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叶尔马柯夫（Владимир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Ермаков，1888年7月15日——1960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两次被捕，获释后暂时脱离革命运动。1917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东方面军交通部副委员。1920—1921年任国防委员会实行铁路军事管制和促进燃料供应特别委员会特派员。1922—1925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家河流航运公司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赤塔。1929年恢复党籍，并于1929—1935年再次担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38年被捕，先后流放到沙德林斯克、舒金和科米。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后恢复党籍并退休。1956年平反。
[102]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4页。——编者注
[103] 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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