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费·彼得罗夫
新的一年来到了。一个伟大的日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更加临近了。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谈谈我那无比幸福的经历：我是看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聆听过他的讲话，并且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一代人中间的一员。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活到了我们这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令人神往的共产主义正在变成可以感觉到的、可以看到的现实。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最伟大的革命家列宁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由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共产党，光荣地举起为劳动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红旗，经受了许多次急风暴雨的锻炼。如今，我浮想联翩，不禁回溯起党诞生的那些年月。
我初次接触列宁的著作，是我在基辅“阿尔先纳尔”工厂领导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时候。这次接触意义非同寻常。诚然，当时，在距今七十多年以前，我同俄国革命运动中成千上万个同志一样，无从知道我们拿到的是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领袖所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怀着巨大的兴趣，极其认真地读着由一位名叫马尔丁诺夫的工人带给我们小组的、用胶印机复印的书《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得知这本好书的作者是谁。通过学习，我们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革命的、党的战略和策略，获得了清楚确切的概念。列宁的书给我们指明了在推翻沙皇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工人运动应该走的实际的道路。在研究弗·伊·列宁的这一部著作并获悉彼得堡已建立起“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消息之后，我们在基辅也建立了这种协会。
这样，我就开始从思想上认识弗·伊·列宁，学习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党务组织活动。我当面见到列宁则是永世难忘的1900年的事。
那一年，弗·伊·列宁从舒申斯克回来，在莫斯科住了不长的—段时间。当时，我由于地下工作的事务以及为了获得党的情报，在莫斯科曾会见过许多革命同志，其中有我前几次去莫斯科时就已经认识的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他请我到他亲属的寓所去作客，并対我说，他的从流放处归来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会到那里去。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领导者多次提到过的这位人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久就来了，随身带着一捆书。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一些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几本统计学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正在研究国外工人运动的历史、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和性质（在这以前，他已写了一本杰出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就彼此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年轻，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马上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啊，您在那里工作得怎么样？做了哪些工作？有多少小组？工人们的革命觉悟提高了多少？”
我是在基辅的军事革命组织里工作的，因此我详细地汇报了我们同工人和士兵们的联系以及我们在部队里开展工作的情况。他说：“这很好，军队应该同无产阶级汇合成统一的运动。在士兵中间进行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
那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他在舒申斯克流放时就已经酝酿成熟的思想：创办一张全国性的报纸——未来的《火星报》。他热情地说，非常需要有一张组织群众的党报，以便把独立的、暂时还处于分散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小组结合成有纪律的政党——为推翻沙皇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工人群众的先锋队。
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后，列宁的《火星报》创刊号即于1901年1月在莱比锡市问世。每一号《火星报》的出版，对地下工作者来说都是重大的事件。我记得，我是在《火星报》上首次读到了列宁的文章《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载于1902年2月1日第十六号上面。我怀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回想起这些薄薄的报纸，当时，我们一直想方设法，要使每一号《火星报》都能让尽可能多的同志看到。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次接触，虽非直接见面，但是却感人至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发生在什吕谢尔堡监狱里。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革命组织参加了1905年的街垒战（X光透视表明，我胸口上至今——已有六十四个年头了——还留着那颗险些儿使我丧生的宪兵的子弹），我被判了七年苦役。就是在这什吕谢尔堡里面，我们在“外面”的同志给我们捎带进来的书籍中，找到了用《田地》杂志的封面伪装起来的弗·伊·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有的囚犯手不释卷地读着这本书。书是通过澡堂里的一个秘密的小洞转辗传递的：我们从澡堂的一面墙上抽掉几块砖头，把我们苦役犯自己办的手抄的报纸、互通信息的字条和禁书安放在里面。在这些密藏的书报中就有列宁的这部著作。列宁的这本书所以会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在哲学上天才地提出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它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各门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彻底击溃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理论。它首先是一部纲领性的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我们的整个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了革命的实践，武装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引导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导我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后来我还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过面，不过那已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了。作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委员，我不止一次地执行列宁关于在远东共和国开展工作的指示，为从美、日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铁蹄下解放远东而斗争。
在远东复归俄罗斯联邦之后，我奉党中央调遣，出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的领导工作。这是旧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学者在世界观方面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务必使各个研究所和科研干部走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拟订改组科学院的方案，以便把理论工作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和实施国民教育计划等重大任务结合起来。
由于弗·伊·列宁的富于远见的英明的政策，由于他对我国科学事业和学者生活的关怀，老的科研机构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关。目前我们仍旧在研究的—些课题（如半导体、合成技术方面的化学研究、代用品等），当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保护大自然、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和方志学这门学科。
我还记得，当我通知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要为他的工作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时，他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色。当这位院士听到我问他需要多少钱的时候，他心存疑虑地反问道：“难道您能给我钱吗？您要知道，这需要金子，需要从国外购置仪器。”我回答说，対苏维埃政权来说，为了科学事业，不管是金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在所不惜。他沉思了一会儿，坐下来编造了一份价值一千金卢布的数量有限的仪器清单。后来，当他获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供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建立实验室而给予无限制的拨款时，他更是感戴莫名了……
隶属于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系统的机构有科学院、剧院、博物馆等极其广泛的科学和文化单位，对所有这些机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极为关注。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建议把博物馆办成单纯的政治教育机构，不把科研工作纳入博物馆的工作范围；各博物馆的展出结构也要作相应的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内部对此有争论。根据卢那察尔斯基[3]的提议，问题被提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裁决。他答复说，博物馆不但是政治教育机构，而且也是科学研究机构。离开科研工作博物馆就无法提供我国人民所需要的广泛的知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图书馆的工作。对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根据总的国民教育计划筹建的群众图书馆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很感兴趣。与此同时，他指示教育人民委员部扩大主要几个大型图书馆，特别是鲁勉采夫博物馆附属图书馆（即今国立列宁图书馆）的藏书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各种书刊出版以后必须保证向该图书馆提供两本样本，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使每一个读者能够在那里借到任何一本书，直至答辩论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曾见过多次，但每一次都为列宁处事决策的英明伟大惊叹不已，即使在处理似乎是无关全国大局的“非本质的”小问题时，也是如此。
任何人都不会象列宁那样地善于支持科学和实践中出现的一切新生的、进步的事物。
比如，我记得，弗·伊·列宁曾经密切地注视着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4]的工作。正由于如此，我们的国家成了征服宇宙的先驱。正是苏维埃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人类开辟了第一批宇宙航线，把十月革命的故乡，列宁的祖国的荣誉，用金色的大字载入了史册。
当我写下“共青团员”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前随即浮现出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会议厅的节日景象。不久以前，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全体会议，庆祝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五十周年。共青团员们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庆祝他们的欢乐的节日。当然，更确切地说，这是我们全民的节日，囚为在我国的居民中将近一半人都经受过列宁所缔造的共青团的教育，而且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如今仍占我国人口的半数。不用说，我早己超过了这个年龄，我已经九十三岁了，但是列宁主义的威力就在于，它能把不同年龄的人们联合起来，使年轻人更加成熟，使老年人更加年轻。
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庆祝会议的前几天，有几个非常尊贵的客人来看我，他们是莫斯科编组车站机务段光荣的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的成员。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是这个机务段发起了著名的、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伟大的创举”。四十年以后，那里又成了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诞生地。今天已经有千百万人民——工业和运输、建筑和农业、邮电和贸易等部门的职工，国民经济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参加了这个运动。听了这些来自编组车站的优秀青年所讲的话，心里真是万分的高兴。他们在劳动、学习、生活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质，他们光荣地、十分骄傲地牢牢接过革命的接力棒，老一辈革命家的接力棒，世界的改造者共产党人的接力棒。光荣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庆祝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接受这支接力棒的最确切的象征——十月革命勋章，是受之无愧的。
列宁曾经告诫我们说，不是教条主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狭隘地从书本上背诵一些哲学概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同本身的业务，同劳动过程创造性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促进真正的共产主义个性的形成。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参加者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一样，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忠于列宁的这个遗训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你听着青年们讲话的时候（一般地说，我常常和他们见面，给他们做报告），你会注意到他们好想象，好幻想。这太好了！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中引用过皮萨列夫[5]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话来说明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的幻想及其与生活的联系。“应当幻想！”[6]——列宁号召革命者。因为美好的幻想不仅能鼓舞人，而且能鼓舞党和整个阶级；何况，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伟大的幻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正鼓舞着我国全体人民。
共产主义天才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想之所以能成为现实的力量，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想不游离于生活之外，不游离于斗争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之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在1923年口述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令人鼓舞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谈到了电气化、大工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崇高任务。”[7]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而且幸福地参加了实现列宁的理想的进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早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期就宣布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纽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8]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代表们特别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伊里奇的这个预言实现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真正奇迹般的变化，已经转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转变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领导我国人民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用天才的列宁的话来说，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9]，始终忠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奇迹当然是不存在的。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我国人民进行斗争和劳动所取得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党为组织、教育和团结劳动群众而进行的巨大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不能认为我们所走过的胜利道路完全是一帆风顺的。这条道路曾经布满荆棘，困难重重。不言而喻，在我们面前还会有不少困难。但是，列宁主义的思想信念，组织上的一致性，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源泉，在这样的党的面前，任何艰难险阻，不论过去或将来都不是不能克服的。
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革命者，在听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时，心里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也满怀着幸福的感情，因为我参加了我们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阶段，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人类的巨大幸福，党的巨大幸福。
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熊熊烈火燃遍了世界各国，在各国人民的心中蔓延。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献身于为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有七十三年了，如今我满怀喜悦之情注视着这些伟大的思想的胜利。
在迎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曰的时刻，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他今天仍旧和我们在一起，永远活着，永远伟大！
载于1969年1月5日《真理报》第5号第3版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
[1]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2] 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年9月26日——1936年2月27日），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3]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 康斯坦丁·爱德华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Эдуардович Циолковский，1857年9月17日——1935年9月19日），苏联火箭学家、航天学家。
[5]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сарев，1840年10月2日——1868年7月4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6] 《列宁全集》第5卷第180页。——编者注
[7] 同上，第33卷第455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5卷第437页。——编者注
[9] 同上，第25卷第25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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