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列宁在斯德哥尔摩
列宁在斯德哥尔摩[1]
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
4月[2]初的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从瑞士打来的电报，叫我准备好：一有电报通知，就到特雷勒堡去接几个人；这几个人负有重要的任务，他们要在瑞典政府的同意下经过瑞典。第二天，我从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工程师沃罗夫斯基[3]那里，也可能是从一个波兰侨民[4]那里获悉，列宁和他的几个朋友要来。4月10日或11日得到通知，说我应在12日晨到特雷勒堡。可是，那天我在市政府或筹备委员会有个重要会议，去不成，所以我打了个电报给马尔默左派工人组织负责人奥托·格林隆德[5]，请他去接列宁和他的朋友，并陪同他们到斯德哥尔摩。格林隆德同意了，但列宁那天早晨并没有到，叫他很失望。列宁是晩上才到的，第二天早上就和他的同志以及格林隆德到了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卡尔·林德哈根[6]、图雷·涅尔曼[7]、卡·纳·卡尔松、卡尔·基尔博姆[8]和我到车站去接他。
我在德罗特宁大街上的列金纳饭店租了十来个房间，订了够几十个人吃的咖啡、鸡蛋、黄油和面包。顺便说说，他们一共是二十多人[9]。他们穿著很寒碜，带着大包裹和破旧的手提箱。饭店的司阍不想让他们进门，要把他们打发到克拉拉区的一家旅馆。我提出了抗议并且保证一切费用照付不误，司阍才让俄国人进来……
列宁在车站上就说他急着赶回俄国……所以他只能在斯德哥尔摩呆到晚上。他几乎是跑着到饭店的，匆忙之极。列宁的穿著象是个在天气变幻无常的星期日进城游逛的工人：一件几乎把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衣、一把伞、一顶细呢帽子已经很破旧了，一双鞋底很厚的皮鞋可以雪里来雨里去。他上唇留着小胡子；下颔也蓄看胡须，剪得短短的。一双眼睛表情丰富生动，手势很快。虽说个子不高，看来却象个火车头。这个质朴的人，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的。“他象个斯莫兰[10]的小学教员，同牧师吵了架，正赶回家去捅死他，”卡尔松尖酸刻薄地说，但马上又补了一句：“荣耀与光荣归于这个小学教员，因为他马上要去打扫历史的垃圾堆。”
俄国人很快吃完了早饭。饭后，列宁邀我到他房间里去谈谈。谈话长达一小时左右，然后列宁站起来说：“我们必须同瑞典人开次会，并比要做会议记录。”我同列宁谈话是用德语，涉及许多问题。例如，他说：
“俄国革命仅仅是在开始。它是1905年革命的继续。它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于战争以及工人的不满引起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得到工人运动右派分子、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这些人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将提出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和地主们混进了当前的革命，希望避免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避免农民暴动。我们应当成立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议会。”
我问：
“革命力量的分散，会不会导致革命失败？”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不把领导权夺过来，革命会遭到挫折。俄国的革命，将是德国、奥地利和波兰革命开始的信号。这些国家的革命，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如果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就会变成资本家手中的工具，政权就会重新落到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手里。我们应当吸取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教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不理解这一层。他们仿佛是蒙着眼睛在历史和时间的独木桥上走。”
“可是，目前进行媾和活动，会不会造成单独媾和，出卖了西方的民主派，致使帝国主义者胜利？”
“目前进行着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应当把侵略战争转变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战争。这种新的战争会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得到和平和自由。俄国的革命将要继续下去，直至无产阶级在各国都取得胜利。”
“但是这有没有保证呢？”
“保证是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以及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我们正在迎接一个伟大的战争和伟大的革命的时代。全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在一天内或一年内建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我们则是这个火车头的司机。俄国的革命仅仅是序幕。”
“民主和国内自由的前途如何？我们瑞典人热爱和平和民主，同时我们还是很激烈的个人主义者。”
“瑞典人是个有组织有文化的民族，然而你们是和平主义者。连你们最左的左派都是和平主义者。对这一点，你们的大资产阶级比你们看得更清楚。帝国主义的沙俄始终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的威胁。你们不能不带武器、祷告着去迎接沙俄的军队。俄国革命使你们摆脱军事威胁。芬兰应当是所有国家中第一个得到自由的……革命的俄国应当解放被沙皇政府征服压迫的民族。德国的革命将解放波兰、亚尔萨斯一洛林和什列斯维希，奥地利的革命将解放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等。这个解放使命是资产阶级所无法完成的，只有摒弃了资本主义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
“可是不断革命会不会引起军事独裁的危险？”
“如果工人不把军队拿过来，当然是有这种危险的。工人不掌握军队，资产阶级军阀就会在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反革命势力就会横行无阻，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目前俄国存在着这种危险，克伦斯基[11]将受到沙皇将军们的左右。”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国内民主的前途到底怎么样呢？”
“斯特勒姆[12]同志，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处境怎么样？麦克唐纳[13]在英国、霍格伦[14]在瑞典又是怎么样？有民主吗？有言论自由吗？有个人安全吗？资产阶级民主是烂透了，只保留了形式。瑞典的无产阶级境况如何？它有没有发言权、社会安全以及不受剥削的保障？没有。你们自己不得不同布兰亭决裂，做得对。瑞典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嘛。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关于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话，仅仅意味着基本生产阶级将要取得领导权，领导一切原先的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看力量的集中，然而并不废止民主。”
“可是我们批判布兰亭，正是因为他在党内采取过份集权的、不民主的方法。我们不相信集权的好处，坚持对自由和权利的老观点。”
“布兰亭比你们聪明，不过他的政策是错误的。他是小资产者，是孟什维克，不相信无产阶级，却去相信协约国。可是他比你们许多人聪明。你们有革命精神，而精神比形式和方法重要。历史将教会你们正确的方法。历史是个了不起的教人的专家。”
然后列宁加了一句：
“我们应当到监狱去探望霍格伦。”
我打了个电话给连格霍尔姆监狱，我们获准下午四时去。列宁又谈了一会，发挥他对目前以及未来的看法。可是看来他有什么心事。
“我们借了些钱，”他突然说，“向党内的一个朋友，是瑞士的一个工厂主，借了几千克朗做旅费。你们能不能向工人组织再借几千克朗穿过你们这个长长的国家，还要穿过芬兰，旅费很贵。”
我答应试试，打电话给几个工会，还打电话给我们书籍出版社的经理和法比安·蒙松[15]，让他们在国会募集钱。法比安搞到了几百克朗。他除了找旁人，也找了当时任外交大臣的林德曼[16]。林德曼说，“我很愿意捐一百克朗，只要列宁今天离开这里。”有几个资产阶级议员也捐了钱，因为法比安说：“他们明天就会统治俄国。”法比安本人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起了作用，而且后来也证明他是说对了。我们一共收到几百克朗，列宁很满意。靠了这些钱，他才付了旅馆的费用，买了车票。他是个穷人。
后来列宁托我安排他同瑞典工人运动某些左派领导人会见。其中有卡尔·林德哈根、卡尔松、基尔博姆、涅尔曼和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法比安·蒙松和伊瓦尔·凡内尔斯特勒姆本来也该来的，可是国会开会，把他们耽误了。俄国人中，参加这次会见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17]；还有几个人，名字我现在记不起了。主持会谈的，是林德哈根和列宁。林德哈根发表了一篇讲话，题为《东方的曙光》（《Ex oriente lux》）。列宁的讲话有特定的内容。他说明了举行这次会谈的目的。
“可以预料，”他说，“俄国人乘坐‘密封’车厢取道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回国，会被说成是德意志帝国的投机，从而引起革命者的怀疑。德国政府批准我们过境，自然是因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它想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来投机。可是他们的希望不可能实现。对于德皇政权和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要比克伦斯基和米留可夫[18]领导危险得多。我们需要，”列宁说道，“在俄国很受尊敬的瑞典党的同志签署一份文件，指出我们取道德国回国是做得对的。我们已经从法国党和瑞士党的同志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文件。”[19]
我们声明我们愿意签署这个文件。我在电话中把文件念给亚尔马·布兰亭听，部分是要听听他的意见，部分是为了让他去叫外交大臣林德曼放心。这样做是必要的，以防万一有人以声明的措辞为口实，认为俄国人没有履行在瑞典过境期间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并以此为理由对列宁横加阻梗。声明中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同所有帝国主义特别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最坚决斗争的俄国国际主义者，正回国为革命事业效力。他们此行，対各国无产者特别是对德奥两国无产者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是一个贡献。在这一方面，没有比俄国无产阶级英勇忘我的斗争更令人鼓舞。所以我们——签名了后的法国、瑞士、德国、波兰、挪威和瑞典的国际主义者——认为，我们俄国党的朋友利用他们得到的机会回俄国，不仅是他们的权利，并且也是他们的义务。我们祝愿他们在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中，在俄国革命斗争（这是世界工人阶级争取解放、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取得最辉煌的胜利。”
我们在这个声明上签名后，列宁同我们一一握手。后来在午餐时，我们在饭店吃了瑞典煎牛排。列宁在牛排上洒盐和胡椒，数量之多，叫我吃惊。我提醒他，他这样不但对血管有害，对胃也不好。列宁笑了，说：
“回家去同沙皇的将军们和克伦斯基机会主义者们干仗，需要多吃些盐和胡椒。”
在席上，我代表即将成立的新的左派政党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和祝词。
“成立的时候，我们派个代表团打着红旗来祝贺你们，”列宁说。
林德哈根也说了几句话：“我既拥护列宁，也拥护克伦斯基。”列宁笑了起来。
午餐后俄国人自己开会，开了很长时间，结果无法到连格霍尔姆去探望霍格伦。所以打了个电报去问候这位囚禁在狱中的和平战士。电报是由列宁和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签名的[20]。这是唯一的一份电报，上面并列着我这个无名小卒同伟大革命家的名字。
俄国人的会议结束后，又谈了一次话，由列宁、拉狄克和我参加。列宁告诉我，俄国人打算把拉狄克留在瑞典，作为俄国党和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请我同外交大臣和亚·布兰亭交涉一下。我在开往哈帕兰达的夜车开车前没有找到林德曼，也没有找到布兰亭。我决定，拉狄克可以留下，由我负责。列宁笑了，说：
“您是位出色的警务大臣。”
第二天我通知林德曼，说拉狄克留下了；我还补了 一句：“在这里有一位列宁的朋友，或许有好处。”“这件事上，您可能是做得对的，”他笑着说。
中央车站上集合了许多人来欢送列宁。不断喊起“乌拉”。列宁接受了一位太太献给他的鲜花，好大的一束，把他全遮住了。他显得很尴尬，手足无措。
列宁坐的火车开了，向北驶去。列宁去迎接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
译自瑞典文。原书名——Fredeik Ström：《I stormig tid.Memoarer》，Stoekholm，1942，第 197—203 页。俄译文曾部分载于1967年4月13 日《农村生活报》第87号第3版
[1] 本文摘自Fredrik Ström：《I stormig tid.Memoarer》，Stoekholm，1942（《在暴风骤雨的时代——回忆录》1942年斯德哥尔摩版），是该书中的一章，稍有删节。——编者注
[2] 1917年。——编者注
[3]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4] 似为雅·加涅茨基。——编者注
[5] 奥托·格林隆德（Otto Grimlund，1893年12月30日——1969年9月15日），瑞典记者、建筑师。早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7年发起成立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创立瑞典共产党。1919—1920年任罗斯塔通讯社驻斯德哥尔摩代表，随后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退党，随即返回社民党。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6] 卡尔·林德哈根（Carl Lindhagen，1860年12月17日——1946年3月1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加入自由党。189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89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03—1930年任斯德哥尔摩市长。1910年起立场急剧左倾，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民党。1921年因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而退党。1923年返回社民党。
[7] 图尔·涅尔曼（Ture Nerman，1886年5月18日——1969年10月7日），瑞典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05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7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08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09年回国，参加了瑞典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15年起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党刊《政治报》编辑。1924年起支持右翼反对派。1931—1937年、1946—1953年任国会议员。1937年退党。1939年返回社民党。二战期间积极发表反对纳粹的文章，并因此入狱。1953年退出政治活动。
[8] 卡尔·基尔博姆（Karl Kilbom，1885年5月8日——1961年？月？日），1908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2年任瑞共中央总书记，长期支持布哈林。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另行组建瑞共（反对派）。1929—1937年任瑞共（反对派）主席，先后参加了国际右翼反对派联盟和伦敦局。1938年返回社民党。
[9] 同弗·伊·列宁一起从瑞士回俄国的，有三十几个流亡者（见弗·伊·列宁的《我们是怎样回来的》载于《列宁全集》第24卷第7—9页）。——编者注
[10] 瑞典的一个省。——编者注
[1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2] 奥托·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Otto Fredrik Ström，1880年7月10日——1948年11月23日），1911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916—1921年、1930—1938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加入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4年任瑞典共产党中央书记。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退党。1926年返回社民党。
[13]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14] 泽斯·霍格伦（Zeth Höglund，1884年4月29日——1956年8月13日），瑞典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出身于制革工人家庭。1904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91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因此入狱。1915年起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获释，同年被开除出党，另立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改组为瑞典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1922—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党员信教，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分歧被开除出党。1926年返回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40—1950年任斯德哥尔摩市长。
[15] 法比安·蒙松（Fabian Månsson，1872年1月20日——1938年1月4日），瑞典记者。1889年入伍。1896年退役。1903年加入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11—1916年任社民党中央委员。1912—1938年任国会议员。1917年发起成立左派社会民主党。1923年返回社民党。
[16] 所罗门·阿维德·艾哈茨·林德曼（Salomon Arvid Achates Lindman，1862年9月19日——1936年12月9日），1876年入伍。1901—1903年任瑞典国家矿业集团（LKEB）首席执行官。1902年任财政大臣。1905年任海军大臣。1905—1907年任瑞典海军司令。1907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16—1925年任爱立信公司董事长。1917年任外交大臣。1905—1935年任国会议员。1906—1911年、1928—1930年任首相。1936年因飞机失事丧生。
[17]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18]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19] 关于弗·伊·列宁在1917年3月31日（新历4月13日）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大会谈中的讲话，1917年4月15日《政治家报》第86号曾有简短的报道（见《列宁文稿》第2卷第305页）。——编者注
[20] 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45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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