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1917年列宁在芬兰地下状态
尤卡·拉图卡
1917年9月底，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乃至整个俄国的工人中间，布尔什维克有很大的影响。成千成万的工人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临时政府（第二届联合政府）遏止劳动人民革命运动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小。
科尔尼洛夫[1]押在反革命上的赌注输了。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响彻俄国各地。连偏僻的省份也传来消息，说是这个口号在那里把赤贫的和耕地很少的农民团结在一起。至于军队，那更不待说，越来越坚决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士兵们拒绝作战，成群结队地离开前线。
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遵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隐蔽在赫尔辛福斯（芬兰），住在罗维奥[2]同志那里。可是赫尔辛福斯同设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委员会之间，联系很困难；所以很有必要让伊里奇搬到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就找到了我。我很高兴地同意他隐蔽到我在维堡的住所。
9月30日[3]是星期天；按照计划，列宁就在这一天到。我早晨起得很早，把房间收拾停当，好迎接贵客，然后进城去。我的住所在本城工人区叫塔利卡拉的地方。
我因为马上要迎接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兴高采烈，走起路来步子也十分轻快。
应该把伊里奇从赫尔辛福斯“送来”的，是本地工人报纸当时的总编辑胡顿宁[4]。我正是到他家里去。门开了，我被引进一间房间。“伊里奇在哪里，快让我见见他，”我说。胡顿宁答道：“来接他啦？马上会见到他的，稍等片刻。”说罢他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小会，胡顿宁叫我，说伊万诺夫同志（伊里奇得到一张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工人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在厨房里等着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坐在桌子旁吃早饭。我问了好。“我叫伊万诺夫，”他轻轻地说，同时可以看出他的眼神仿佛是在说：“我是伊万诺夫，别把我错当作克伦斯基[5]一伙在整个俄国搜捕的那个人。”
谈了一会后，我同胡顿宁去参加一个会议，伊里奇留在他家里，呆到晚上。等到晚上，我们才取了“行李”（三捆报纸，还有一些日用什物），雇了一辆马车，一起到我的住所。
我准备的房间，尤其是放着大量俄国党地下书刊的书橱和书架，伊里奇很喜欢。他问：“同志，那么说，您把这套房子让我住了？”他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握了握我的手，说道：“我在这里能够很好地工作。”
他确实是在这间新“书房”里工作。他的工作日，一个个钟头都安排得很精确。起床、午饭、晚饭、谈话和午休，都有固定的时间，只有就寝没有规定。“嗯，这要看当天的效率，不能留下什么事情不干完，”伊里奇说道，接着加了一句：“虽然我们要求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某些部门甚至是六小时工作制，但我们是党的工作者，不能考虑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份时间表，伊里奇是严格执行的。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同志从彼得格勒来，他才破例。
早晨刚到七点钟，伊里奇就正经坐在书桌前.。我每夭早上去上班时（我是本地工人报纸《丢埃战》即《劳动报》的工作人员），到他房间看看，因为伊里奇曾要求过我，我出去前无论如何给他打个招呼。我回来时，他总要向我了解情况，要我把新闻等等告诉他。
“请您注意‘罗斯塔’[6]的电讯。我担心，非常担心错过了时机。要知道，革命爆发时，我们一定要在现场。”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过。我答应遵照他的嘱托，随时注意电讯。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处得很融洽。每当伊里奇工作累了，我们就在一起谈话，有时候开开玩笑。听他谈他流亡国外的生活，很有意思，也很受教育。他说过：“你们这些同志（即芬兰人），有朝一日或许也会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国外。”后来在1918年发生的事件，证明他没有说错。
伊里奇住在我处时，我记得有这样几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从报上密切注视着俄国及其它国家的事变。他等彼得格勒各种日报的邮班（维堡是在上午十一时收到彼得格勒的日报），简直是象饿汉等饭吃。看他怎样读报，很有趣。他一目十行，眼睛在报纸上一栏栏直扫，再短的消息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能不能弄到极右政党的报纸？”他常问，我只好再去设法搞。
伊里奇特别贪婪地阅读黑帮的报纸，因为黑帮的报纸批评临时政府的举措，并且透露哪些势力哪些集团能进行反革命变乱。伊里奇写文章需要这些材料。他文章写好后由我发往彼得格勒。
伊里奇也很关心当地的事情。我作为维堡各工人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到维堡工兵苏维埃去。他知道后，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清楚，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维堡驻军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如何。这项任务，我靠了拉柯夫同志和波洛沃依同志很轻易地完成了。这两位同志对维堡驻军各团的情绪，有很准确的情报。
关于在军队中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伊里奇做过宝贵的指示。他还最先指出了有必要在俄国驻军和芬兰工人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维堡苏维埃，经常有人来做报告。伊里奇住在维堡期间，预定的报告中有一次是社会革命党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7]报告当前形势。我听说后，告诉了伊里奇。但，还是不说为妙，因为伊里奇马上谈起他该采取什么措施去听这次报告。尽管我向他指出绝对不能这样做，他还是坚持他的：“现在，在当前这样一个关头，听听斯皮里多诺娃怎么说，在政治上对我很重要，有好处。”“列宁同志，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答道，“可是由于许多原因，去听报告不可能不冒险，冒着您被临时政府特务抓住的风险。”
很幸运，我当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伊里奇马上同意我答应我自己去听报告，还带一位会速记的同志。“报告下一天，经过校对的速记稿全文就送到您于里，”我对伊里奇说。第二天得知斯皮里多诺娃的报告会不开了。我回家后告诉了伊里奇，他安下心来了，开着玩笑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拦住伊里奇去听报告而他在报告会上被捕，党会给我什么处分。
当第二届联合政府即将倒台的形势明朗以后，伊里奇要我把晚报也给他找来。
因此我每天晚上也进城。记不清是10月6曰还是7日，我拿到的晚报上登载着内阁更迭的官方公告[8]。伊里奇知道了政府新班子中有格沃兹杰夫[9]、利维罗夫斯基[10]、基什金[11]等人，长吁了一声，说道：“这么说，最后一届克伦斯基政府终于组成了。”我本来想对他说，这样看起来，下一届政府将是“伊万诺夫同志”的政府，但没有说出嘴，因为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那几天，收到莫斯科的报告，说是在区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得到大量票数。有一家报纸，记不清是哪家报纸，还报道说：莫斯科驻军一万七千名士兵中，有一万四千人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候选人。伊里奇不禁说道：“我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不把政权夺过来！？”
伊里奇把全部身心都放在革命上，本人也象革命一样地热情澎湃。
记得他写过两三次相当长的信，给彼得格勒领导运动的同志们。他在信中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12]
伊里奇有一封信，由于技术上的某种原因，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说他将要不经党中央批准，自行决定脱离地下状态，到彼得格勒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仅仅是绍特曼[13]同志的来到，才拦住了他实现他的决定。我记得绍特曼同志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他再等一个星期。
伊里奇同意是同意了，不过绍特曼同志应该写张字条，说明他绍特曼代表党中央不准伊里奇擅自到彼得格勒。“签名呢？”伊里奇说，“还得写上日期。”这张有历史意义的字条，我从绍特曼同志手里要来，放在五屉柜的抽屉里。伊里奇走后，后来我逃亡出走，这张字条始终放在那里。白党在芬兰篡夺政权后，我的亲戚害怕遭到迫害，把它烧了。
伊里奇住在我这里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从清早到深夜不停地工作，准备着迎接迫在眉睫的事变。
10月20日星期六，伊里奇望眼欲穿的埃诺·拉希亚[14]同志终于到了。他受党中央的委派，要送伊里奇到彼得格勒去。抓紧时间，做了一套假头发，把我们的伊里奇化装成一个芬兰牧师，谁也认不出是他。
分别时，我祝他一路顺风，祝他顺利地解决俄国当前日程上的政治问题。“学我们的样吧！”伊里奇恳挚地回答。说罢，他们走出了我的住所，上了电车，很快到了火车站。下午二时三十五分，火车鸣笛——“十月革命”起程赴俄国。在赖沃拉车站，他们离开了车厢。约两小时后，伊里奇在雅拉瓦[15]同居驾驶的机车煤水车上，埃诺·拉希亚同志在第一节车厢上，穿过了国境线，在朗斯卡雅车站下了车。
过了两个星期，11月7日，十月革命成为事实。
※ ※ ※
我在芬兰革命失败后，正如伊里奇预见到的，被迫流亡国外。
1918年，我在莫斯科曾两次到克里姆林宫见过列宁。第一次是在7月30日。谈了约一个半小时。我谈完了我的事，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国家大事和其它事情，打算告辞，他说：“对于朋友，我总是挤得出时间的。”他当时很想了解芬兰工人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来看我，电话号码是36182；您，我总是会接见的。现在可该我们帮助你们（芬兰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第二次，8月19日，我又去找伊里奇。当时，流落到彼得格勒的芬兰难民闹起粮荒，很严重。伊里奇给了我们几车皮粮食。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因为我被派到彼得格勒工作去了。
※ ※ ※
伊里奇已去世了，但他的遗教长在，虽死犹生。……
“学我们的样吧！”他对我们芬兰人这样说。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取得芬兰工人阶级和贫农的胜利，芬兰终将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载于《关于伊里奇（论文·回忆录·文献材料集）》1926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第2版第36—41页
[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2] 古斯塔夫·谢苗诺维奇·罗维奥（Густав Семёнович Ровио，1887年1月11日——1938年4月2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芬兰，加入了芬兰社会民主党。1913—1915年任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二月革命后任赫尔辛福斯警察局长。芬兰革命失败后流亡苏俄。1920—1926年任彼得格勒国际军事学校专员、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列宁格勒分校校长。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9—1935年任联共（布）卡累利阿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3] 此处及以下，作者均系用新历。——编者注
[4] 埃瓦尔特·约翰·瓦尔德马尔·胡顿宁（Evert Johan Valdemar Huttunen，1884年5月8日——1924年3月29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05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1—1918年任维堡《劳动报》（Työ）总编辑。1918年因反对芬兰革命而辞职。1917—1918年、1918—1924年任国会议员，在党内居于右翼立场。1918—1919年任《民主党人报》（Demokraatti）编辑。1919—1920年任维堡《人民劳动报》（Kansan Työ）主编。1920—1922年任《新时代报》（Uusi Aika）主编。1924年病逝。
[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6] 1917年是“普塔”（彼得格勒通讯社）：到1918年9月，才在“普塔”的基础上成立“罗斯塔”（俄国通讯社）。——编者注
[7]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8] 第三届临时联合政府新内阁是在1917年9月25日（新历10月8日）成立的。——编者注
[9] 库兹马·安东诺维奇·格沃兹杰夫（Кузьма Антонович Гвоздев，1882年？月？日——1956年6月26日），1905年加入最高纲领派，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1911年任彼得堡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1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参加了孟什维克。1915年任彼得堡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中央委员，后担任临时政府劳工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被短暂监禁。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工人合作社副主席。1919年退党。1920—1921年任贸易人民委员会中央劳工标准局局长。1921年起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30年被捕。1931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56年死于流放地。1990年平反。
[10]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利维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иверовский，1867年8月23日——1951年12月19日），苏联铁路工程师。出身于农艺师家庭。1889—1890年期间服役于救生员炮兵旅。1894—1897年期间参与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后曾帮助捷尔任斯基躲避抓捕，并在1905年革命期间资助布尔什维克流亡者及罢工委员会。1914年当选为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员。1915—1917年任铁道部铁路建设部部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7日至8月31日任铁道部副部长，8月31日至9月25日任铁道部秘书，9月25日至10月26日任铁道部长，在任期间竭力反对罢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被捕并被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内战期间支持布尔什维克，并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起在大学任教。1933年短暂被捕。1934年获释。卫国战争期间在国防委员会工作。1951年在列宁格勒逝世。
[1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基什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ишкин，1864年11月29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是立宪民主党左派领导人。1905—1908年、1913—1917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政府工作。1917年9月25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受命担任彼得格勒事务专员，企图镇压革命。冬宫解放后被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18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被捕。1921年发起成立全俄援助饥饿委员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0年死于莫斯科。
[12]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页。一一编者注
[13]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отман，1880年8月25日——1937年10月3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副邮电人民委员。内战期间曾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乌拉尔—西伯利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最高经济理事会主席。1923—1924年任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14]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Eino Abramovich Rahja，1885年6月20日——1936年4月26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1918—1927年任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退休。1936年逝世。
[15] 胡戈·埃里克维奇·雅拉瓦（Гуго Эрикович Ялава，1874年2月3日——1950年4月28日），1889年起进厂做工。1905年革命期间任芬兰铁路工人罢工委员会主席。1906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7年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流亡芬兰，同年退党。1918年参加了芬兰革命，并担任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革命失败后回到彼得格勒。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起在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工作。1947—1948年期间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工作。194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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