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其人其事（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列宁其人其事^[1]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

摘自1932年俄文版作者序

　　1918年春，我准备离俄返美，收集了一大箱小册子、宣传画、呼吁书、传单、《真理报》、《消息报》乃至《言语报》。
　　我在克里姆林宫同列宁最后一次谈话时，提到了我那一箱材料。
　　“搜罗得很不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不过您难道真的以为你们的政府会让您带着这些材料进美国？”
　　“这一层，我丝毫也不怀疑，”我答道。我仍然天真地相信美国希望了解俄国和俄国革命的真相。
　　列宁摇摇头，笑了笑说：
　　“那好。也可能是我错了。走着瞧吧。”
　　他拿起钢笔，亲手写了一封信给各站站长、过磅员及其他铁路工作人员，请他们特别照顾我的箱子^[2]。箱子顺利地跟着我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它竟是没有到美国。它丢了。怎么丢的，我可不知道……

同列宁相处十个月

对列宁的最初印象

　　一批批陶醉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士兵和工人，欢欣鼓舞，挤满了斯莫尔尼宫中宽广的大厅；“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宣告着旧制度的死亡和新制度的诞生。这当口，列宁安详地步上主席台。主席宣布：
　　“列宁同志发言。”
　　我们目不转睛地谛视着。我们长期以来渴望看到渴望听到他讲话的那个人，马上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然而，从我们记者席上，起初竟看不到他。
　　在雷动的欢呼声、喊声、跺脚声和掌声中，他在舞台上走过，登上讲台，离我们只有十来米。嘈杂声、喊声和欢呼声一片沸腾，登峰造极。
　　如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我们大失所望。他的外表几乎同我们的想象截然相反。我们本来预料将看到一个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人。可是，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却是身材矮小、结实、秃顶，留着一把乱糟糟的胡子。
　　他等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平息下去，开口说道：
　　“同志们！我们现在应当在俄国着手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他质朴无华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列宁丝毫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相反，他说得相当枯燥干巴。他把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坎肩两腋下面，身子不停地前俯后仰。整整一个小时，我们细心倾听着他的讲话，拼命想在他的讲话中找出潜在的吸引力，它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何以列宁对这些自由、年青和强壮的人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枉费了心机。
　　我们失望了。
　　布尔什维克的敢作敢为和一往无前的闯劲，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的领袖在我们的意料中也是如此。我们以为在他们党的领袖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个党各种优点的体现；我们以为他把这个党的全部力量和坚强集于一身：以为他也可以说是个超布尔什维克。然而，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却是带着疲劳的样子，似乎没有一点特别出众的地方：说话从容而简单，但充满着坚定的信念和力量。
　　“如果他穿得稍微好一些，外表倒象是法国哪一个小镇平平常常的镇长或者银行家，”英国记者朱利叶斯·韦斯特^[3]悄悄说。
　　“是啊，事业大、人物小，”他的同伴说道。
　　我们充分了解布尔什维克肩负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他们能对付得了吗？他们的领袖，我们起初并没有觉得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
　　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但是，尽管我开头的估计是多么错误，过了六个月，我已经站到沃斯柯夫、聂布特、彼得斯、沃洛达尔斯基和雅内舍夫^[4]一边。在他们的心目中，列宁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人物、首屈一指的政治家。

列宁在国家生活中建立严格的革命秩序

　　1917年11月9日，当时赤卫队正开赴四面八方去同哥萨克和反革命分子作战，我想获准随赤卫队进行采访。我把我的各种证件，有希尔奎特^[5]和胡斯曼^[6]的签名，都拿给列宁看。我以为这些证件很有份量。列宁可不这样想。他简短地说了声“不行”，就把证件还给了我，仿佛这些证件是从什么资产阶级慈善团体里搞来的。
　　事情虽小，但它说明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出现了一种处事认真严肃的态度。在以前，群众过分地宽宏大量，过分地相信人，以致身受其害。列宁着手建立革命秩序。他知道，只有采取坚决的、严峻的手段，才能拯救处在饥饿、外国武装干涉和反动势力威胁之下的革命。因此布尔什维克断然地推行他们的措施。于是敌人谩骂诽谤布尔什维克，无所不用其极。对资产阶级，列宁是嫉恶如仇、冷酷无情的。
　　那些星期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人们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钢铁般的神经。所有的国家机关里都建立了革命秩序和纪律。显而易见，工人的责任心加强了，苏维埃机构各个环节的工作改进了。现在，苏维埃政权采取某些步骤时，例如动手把银行收归国有，它的举措很有活力，卓有成效。列宁知道，在哪些情况下不能延宕：然而他也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能操之过急。有一次，一个工人代表团去见他；去找他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列宁能不能颁布一道法令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
　　“当然行，”列宁说，同时从桌上拿起一张空白的表格，“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我，那倒简单了。我只要拿起这些表，这里填上你们企业的名字，那里签上字，再在这个地方添上有关部门人民委员的姓名。”
　　工人们很高兴，说：
　　“那就好。”
　　“不过，我在这张表上签名之前，”列宁接着说，“先得问你们几个问题。首先，你们知道不知道到哪里去弄你们企业需要的原料？”
　　代表们无可奈何地表示他们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记账？”列宁又接着说，“你们研究出提高产量的办法没有？”
　　工人们作了否定的答复。他们承认，他们原先以为这些是次要的问题，没有认真考虑。
　　“同志们，最后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找到销售你们产品的市场？”
　　他们又回答了 “没有”。
　　“这么说，同志们，”人民委员会主席说道，“你们不觉得你们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把工厂拿过来吗？你们回去吧！把这些问题都钻研一下。搞起来有困难，你们会犯些错误，不过会取得知识和经验的。过几个月你们再来。那时候我们就能再谈把你们厂收归国有的问题了……“

列宁在讲台上

　　尽管列宁日理万机，紧张地工作，夜以继日，他仍然常常演讲。他的讲话生动有力地分析当前形势，下诊断，开处方，并且说服听众采纳。列宁虽然说得又快又没有抑扬顿挫，并且列举许多事实，但他的演说在文化程度很低的听众中间激起的热情，足以使观察家们惊奇。
　　列宁是精通辩证法、善于论战的能手。于此，他颇得力于他在辩论中那种惊人的镇定沉着。辩论是他的拿手好戏。奥尔金^[7]说过：“列宁不是去答复论敌，而是把论敌加以解剖。他锋利得象把剃刀。他的头脑极其敏锐。论敌的破绽，哪怕再小，他都能发现。论敌的不能成立的前提，他据理予以驳斥，并且说明从这些前提会得出多么荒谬的结论。同时，他话中带刺，把论敌嘲笑一番。他毫不留情地把论敌批得体无完肤，让你觉得，他的手下败将简直是个草包、蠢货，是个妄自尊大的窝囊废。他的逻辑的力量会吸引住你，你会满怀理性的激情。”
　　有时候，他插句玩笑或者挖苦，便使他的思想更形生色。例如，卡姆柯夫^[8]没完没了地捉问题；列宁嘲笑他，引用了一句格言：——一个傻瓜能够提出多得连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9]
　　列宁有时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新制度。他有一次引用过一个农民老大娘的话。她说，过去当兵的不让她在林子里拾柴禾；现在翻了个儿，当兵的不吃人了，倒是保护她。^[10]
　　列宁总是首先力求说服人们的理智，而不是刺激他们的感情。可是，从他的听众的反应可以看出，列宁的逻辑具有何等强烈的感情上的感染力。
　　列宁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11]我荣幸地在他讲话后发言。那是1918年1月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当时，第一支保卫苏维埃国家的队伍正要开赴前线。火把的摇曳晃动的火焰照耀着宽广的练马厅；长长的几排铁甲车在火光下，仿佛是太古时代的怪兽。练马厅中间圆形练马场以及停在场上的铁甲车上，到处是新兵的黑魆魆的身影。这些新兵武器很差，可是革命热情很高。为了取暖，他们跳着舞，跺着脚；为了鼓舞情绪，唱着革命歌曲。
　　欢声雷动，宣告列宁来到。他登上一辆铁甲车，说了起来。在半明半暗中听着他讲话的人们伸长了脖子，贪婪地吮吸每一个字。讲话一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列宁讲完话，从铁甲车上下来后，波德沃伊斯基^[12]宣布：
　　“现在由一位美国同志向你们讲话。”
　　人们竖起了耳朵。我登上了铁甲车。
　　“很好，”列宁说道，“您用英语说吧。如果您同意，我来翻译。”
　　“不，我用俄语说，”我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下斗胆说道。
　　列宁看着我，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是因为有开开心的机会而感到高兴。他用不着等多久。我把我准备好的现成句子统统说完后，吭吭哧哧再也说不下去了。好容易又想起几个字。一个外国人说俄语，不管他说得怎么样，俄国人始终是同情体谅。他们对于一个初学者，即使他的能力不行，至少对他的努力是器重的。所以我的讲话再三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让我好喘口气，再找几个字眼，继续迸出短短的几句话。我想告诉他们，一旦到了危急关头，我自己也很高兴参加正在创建的红军队伍。我打咯楞了，搜遍枯肠，想找出我需要的词儿。列宁仰起头问：
　　“哪个字您不会说？”
　　“Enlist，”我答道。
　　“参加，”他提醒我。
　　从此每当我一结巴，列宁马上就提示，把我需要的词告诉我，我连忙把它接过来，带着美国口音把它抛给听众。这种情形，再加上他们大家关于国际主义听说过很多而我又是国际主义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象征，引起了一片欢腾和雷鸣般的掌声。列宁由衷地笑着，鼓着掌。
　　“很好。不管怎么说，在掌握俄语上总算起了头，”他对我说，“不过您应当继续认真学习。至于您，”他侧过脸对贝西·比蒂^[13]说，“您也应该学习俄语。你们在报上登个启事，说你们愿意互教互学英俄语。另外，你们读、写、说，都只用俄语。别同美国人攀谈，——反正也谈不出什么名堂，”他笑着补了一句。“下回我们见面时，我考考你们……”

列宁的非凡的自制力

　　列宁随时随地显示出罕见的自制力。有些事件把其他人搞得晕头转向；对于列宁，却仅仅是提供了机会，让他的镇定沉着表现得淋漓尽致。
　　立宪会议只开过一次会，开得热闹万分^[14]。两派在会上决一死战。代表们杀气腾腾的叫喊，乱敲乱打桌子，演说家们的霹雳般的怒吼，两千人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和革命进行曲，——这一切都使气氛异常炽烈。入夜，空气越来越紧张。我们坐在楼座里，双手紧握栏杆，咬紧牙关；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列宁坐在厢座第—排，脸上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最后他站了起来，走到讲台后面，坐在铺着地毯的踏级上。他偶或抬起头，扫一眼万头攒动的人群；然后，手托住额头，闭上眼睛，仿佛是在暗自说：“那么多的人在白白浪费精力，哪怕有一个人能养养神也好。”演说家的吼声和会场的喧闹在他头顶上回荡，可是他继续泰然自若地处着。有两三次，他微微睁开眼睛，眯缝着眼四处打量了一下，又垂下了头。
　　后来他又站了起来，伸直了腰，不慌不忙地走回厢座。我和约翰·里德^[15]瞅机会从楼座跑到大厅，想问问列宁，他对立宪会议开会情形有什么看法。他用一种无动于衷的口气回答了一番；然后他问起宣传处^[16]的工作。我们告诉他，材料印了好几吨，并比能够运过前线，送往德国军队。他听罢顿时容光焕发。同时我们也告诉他，我们的工作中，在德语方面遇到不少困难。
　　他“暧” 了一声，想起我站在铁甲车上发言的赫赫战果，突然起劲了，“嗯，学习俄语的事怎样了？这些发言，您现在都能听懂不？”
　　“俄语里词儿太多了，”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就是呀，”列宁说，“需要系统学习。您一开始该先掌握语言基本的东西。我把我的方法说给您听。”
　　简单地说，列宁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学会所有的名词，学会所有的动词、形动词和形容词，学会其它各种词类，学会全部语法——从正字法到句法，再随时随地见人便练习对话。不难看出，列宁的方法与其说是独创，倒不如说是面面俱到。一句话，他这是把他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学习语言上。任何事，一干起来，便要拿出最大的毅力。关于怎样学习外语，列宁谈得兴致勃勃。
　　他坐着，身子俯在包厢的栏杆上，边说边打看主动的手势以加强语气，目光灼灼。我们的同行妒忌得不得了。他们以为列宁这时候是在揭露反对派的罪行，或者是在向我们透露苏维埃的秘密计划；再不然，说不定是在鼓舞我们的革命热情。在这种危急关头，肯定只有这一类话题才能使伟大的俄国的首脑身心亢奋。可是我们的同行错了。苏维埃政府的首脑无非是在谈他对外语学习方法的看法，很高兴能通过一席友好的谈话散散心。
　　反対派在辩论中批评列宁时，他往往不动声色，甚至还能玩味其中可笑可乐之处。他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结束之后，在主席台上就坐，听五个论敌的攻击。每当列宁认为论敌说得精彩，他便满面笑容，和大家一齐鼓掌。可是，如果谁胡说八道，他便揶揄地笑着“鼓掌”——一只大拇指的指甲盖碰碰另一只大拇指……

列宁的政治远见

　　列宁被尊崇为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他获得这样的名声，无庸置疑，绝不是由于什么神秘的本能或者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由了他衡量事实利用事实的才能。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大显身手。列宁在书中向当时的经济学思想挑战，断言俄国农民的半数已无产阶级化了，这些农民尽管有某些土地所有权，实质上只是一种有份地的雇佣工人。他这一大胆独创的见解在后来若十年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不仅仅是猜测。他作出这个确凿的结论之前，曾经仔细地研究并衡量地方自治局及其它来源的大量统计材料。
　　有一次，谈到列宁的声望，彼得斯说：“在我们党的内部会议上，列宁往往根据他对事物的分析，提出一定的建议。我们有时投票反对。后来证明列宁是对的，我们错了。”
　　有一个时期在策略问题上，列宁同其他党员之间展开了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后来发生的事件一般总是证实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大家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认为布尔什维克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可能失败。列宁说，革命和无产阶级必定胜利。列宁说对了。
　　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断言，他们虽然能夺取政权，但无法保持政权。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会日益壮大。他说对了。敌人把苏俄包围在战火中，经过两年的斗争，红军终于在各条战线上节节推进。
　　托洛茨基在同德国人谈判时虽曾执行“拖延”政策，力图把德国人诱入圈套，然而他拒绝签署条约。列宁说，应该照德国人提出的条件签署和约，否则将会在坏得多的条件下签字。
　　列宁又说对了。俄国人被迫签订了 “卑鄙的”、“强盗式的”布列斯特和约。
　　1918年春，当时举世一致嘲笑那种认为德国可能爆发革命的想法，德皇的军队刚在法国击溃了盟军，列宁在同我谈话时指出，德皇政权的倒台就是年内的事。果不其然，九个月后德皇威廉逃离了他本国的人民。
　　我离俄之前去看列宁。他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信交给我：
　　“我通过美国阿尔伯特·里·威廉斯^[17]同志向美国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致敬。我坚信，社会革命终将在所有文明国家中获胜。当这种革命在美国出现时，它将远远超过俄国革命。”^[18]
　　列宁写这封信写得很快，轻而易举，只有一处停顿了一下。“终”这个字，他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我提示了他，他写上了“ultimately”。
　　“是的，”他说，“革命定会胜利。可能很快，也可能，”他抬起头看看我，笑了笑，“是‘ultimately’，说不定要二十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起了头。世界肯定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列宁把信交给我后，问道：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当时是1918年4月。）
　　“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答道。
　　“如果您想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最好早些动身，不然您会在西伯利亚碰到美国军队。”
　　当时在莫斯科听到这种说法，真是奇怪之至，因为我们一致相信美国对新俄国怀着最友好的感情。
　　“不可能，”我分辩说，“您知道不，据雷蒙德·罗宾斯^[19]的看法，美国可望在最近的将来承认苏维埃政府。”
　　“我知道，”列宁说，“不过罗宾斯是美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在美国，决策的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需要控制西伯利亚。它会派美国士兵来占领它。”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后来，1918年6月29日，我亲眼目睹美国的水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当时，保皇派、捷克人、英国人、日本人及其它盟国正在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降下，升起沙皇俄国的国旗。
　　列宁的预言每每实现，所以他对未来的看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经验表明，每个民族通过自己的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将有多种过渡形式和类型，但这些都是达到同一个目的的革命的不同形态。法国或德国一朝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巩固将比在我们俄国容易得多。因为在西方，社会主义将找到适当的组织形式，各种各样精神上的手段和材料；而这些俄国是没有的。”

按下书刊印：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1960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1页、第37—40页、第44—47 页、第49—50 页、第56—58页

^[1] 本文有删节。——编者注

^[2] 弗·伊·列宁的这封信未找到。——编者注

^[3] 朱利叶斯·韦斯特（Julius West，1891年3月21日——1918年？月？日），英国诗人、翻译家、历史学家。出身于俄国一个犹太人家庭，出生后不久移居英国。曾在费边社工作。一战期间派驻彼得堡担任通讯员，参与报导了俄国革命。1918年韩国，不久因肺炎去世。

^[4] 沃斯柯夫，斯·普·（1889—1920年）；聂布特，阿·叶·（1889—1919年）；彼得斯，雅·克·（1886—1942年）；沃洛达尔斯基，瓦·（戈尔德施坦，莫·马·）（1891—1918年）；雅内舍夫，姆·普·（1873—1920年）均系流寓外国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4月由美国回祖国，与到俄国的阿·里·威廉斯同船。——编者注
　　谢苗·彼得洛维奇·沃斯柯夫（Семён Петрович Восков，1889年？月？日——1920年3月1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即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5年流亡奥地利。1907年移居美国，参加了细木工工会。1916年参加了细木工罢工。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委员会主席。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因感染斑疹伤寒逝世。
　　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Петерс，1886年11月21日——1938年4月25日），1904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9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英国。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内战期间曾任契卡主席、莫斯科革命法庭主席、彼得格勒设防区司令、契卡驻北高加索全权代表、北高加索铁路局长等。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5] 希尔奎特，莫里斯——美国社会党领导人，第一国际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编者注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1869年8月1日——1933年10月8日），出身于俄国犹太人家庭。1884年移居美国。1887年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9年退党。1901年发起成立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7年、1932年两次竞选纽约市长。1926年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33年逝世。

^[6] 胡斯曼，卡米尔——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第二国际活动家。——编者注
　　让·约瑟夫·卡米尔·胡斯曼（Jean Joseph Camille Huysmans，1871年5月26日——1968年2月25日），早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05—1922年任第二国际书记。1908—1921年任布鲁塞尔市议员。1910—1965年任比利时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5—1927年任文教大臣。1933—1940年、1944—1946年任安特卫普市长。1936—1939年、1954—1958年任下议院议长。1939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4年回国。1946—1947年任比利时总理。1946—1968年任安特卫普市议员。1947—1949年任教育大臣。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

^[7] 奥尔金——作家兼评论家姆·恩·诺沃梅斯基的笔名。——编者注
　　米哈伊尔·约瑟夫·奥尔金（Михаил Иосиф Ольгин，1878年3月24日——1939年11月22日），原名莫伊塞·约瑟夫·诺沃每斯基（Мойше Иосиф Новомисский），俄裔美国作家、剧作家、翻译家。1900年加入崩得。1905年起担任崩得中央委员。1906年流亡美国。1909年回国，出版意第绪语报纸。1913年移居维也纳。1914年移居美国。1920年曾访问苏俄。192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32年起担任《真理报》驻美国通讯员。1939年在纽约逝世。

^[8]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卡姆柯夫（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 Камков，1885年6月3日——1938年8月29日），早年即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起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5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逃往立陶宛。1918年成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20年被捕。1929年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被判处2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92年平反。

^[9]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77页。——编者注

^[10]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4页，第27卷第176页。——编者注

^[11] 作者系指1918年1月1日（新历11日）《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94页）。——编者注

^[12]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13] 贝西·比蒂（Bessie Beatty，1886年1月27日——1947年4月6日），美国记者、剧作家。1907—1917年任《旧金山公报》专栏作家。1917—1918年期间赴俄国访问。1918—1921年任《麦考尔》（McCall's）杂志编辑，并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书记。此后致力于女权主义运动。1947年在纽约逝世。

^[14] 这次会议于1918年1月5日（新历18日）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编者注

^[15]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 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16] 宣传处是俄共（布）外国人小组联合组织的附属机构，由外籍文学家和宣传鼓动人员组成，出版散发印刷品，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中进行宜传鼓动工作。——编者注

^[17]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1883年9月28日——1962年2月27日），美国记者。1907年起支持社会主义。1908年参加了德布兹竞选总统活动。十月革命后赴俄国，支持布尔什维克。

^[18]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115页。——编者注

^[19]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1873年9月17日——1954年9月26日），美国作家、经济学家。早年在期货交易所工作。1905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12年加入进步党，曾任进步党伊利诺伊州中央主席。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工作。1917年赴俄国考察，反对俄国革命，但支持与苏维埃政权建交。195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