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札记
雅可布·瓦尔赫尔
一、在德共代表团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联席会议上
我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应于1920年7月秘密抵达苏俄。一路上障碍重重。我到苏俄时，代表大会已在彼得格勒开幕。在莫斯科，我碰到一件很不痛快的事，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在饭店大门口偶然遇见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恩斯特·迈耶尔[1]同志。略事寒暄后，他对我说：“你最好压根儿不用搬这里来住：我们代表团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走。”我听了这话多么扫兴，是可想而知的。自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11月胜利后，我同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对莫斯科心向往之。我长途跋涉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可是一到莫斯科，就听到这样一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消息，说是我的代表团可能今天就要离开。我惊诧莫名，问道：“为什么？怎么回事？”对我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我党代表团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能不能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德共工）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19年10月在德国共产党海德堡党代表大会上，有部分党员脱党，另行建党；德共工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个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死抱着半工团主义的“左”倾观点，激烈反对德共。让不让它参加代表大会，并且给不给它表决权——这个问题引起了严重的分歧。
我到达饭店还没有一刻钟，我党代表团便举行会议。会上正式把发生分歧的事告诉了我。原来是苏俄同志赞成除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和英国“Shop Stewards”[2]的代表外，也让德共工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且有表决权。我党同志认为不能这么办，担心这些工团主义的、或多或少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一旦以平等地位参加代表大会，会引起共产国际的性质发生不良的改变。
对于美国IWW和英国“Shop Stewards”的代表参加大会，倒还可以让步。至于德共工，它背弃了共产主义立场，脱离了原有的德国共产党，并且激烈地反对后者。如果这个党到头来仍然获准参加代表大会且有表决权，那会扩大它的威信，从而使我们反对德共工意识形态的艰苦斗争更增加困难，而且不限于柏林一地。我党代表团不能坐视这个党的代表以平等地位参加大会。
让德共工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大会的问题，已提交执行委员会批准。在此以前，德国同志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德共代表团建议执行委员会等瓦尔赫尔[3]抵达莫斯科后再作出决定。瓦尔赫尔一两天后即可来到，德共代表团希望全体成员到齐后一起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重视，于是德共代表因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通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如果德共工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大会，德共代表团只得离会返国。
苏俄同志说，他们对于德共工政策的佔计，与德国共产党并无分歧；但他们认为，我党同志在让德共工代表以平等地位参加大会的问题上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苏俄同志深信，如果给予德共工与德共平等的地位，给它表决权，然后在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指出它的理论观念和实际活动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那么，我党对德共工的斗争会减少困难。
我在德共代表团的会议上发表了意见。据我看，分歧并没有重大到达不成协议便要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离开莫斯科的地步。我们就这样回国，处境会很狼狈，德共工的代表倒是得其所哉。苏俄同志解释给我们听，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事业，倒不如让德共工的代表有机会在大会上说出他们混乱的观点，然后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公开的尖锐的批判。苏俄同志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马上就要去同苏俄同志会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结束了讨论。我们到会的时候，已经全体在场；会议由列宁主持。我是初次见到列宁，发现他貌不惊人，总的来说，同许多俄国人一个模样；我感到有些惊异。时是，就在这次不很长的会议上，我已经理解领悟了列宁的伟大。我们互相致意后，便开始会商有争议的问题。列宁阐述了苏俄同志的观点，分析评论了我党代表团的论据。
我记得，保尔·列维[4]虽然劲头比过去小了，但仍然重申：允许德共工的代表参加大会，对于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有致命的后果。
我不受在我抵达莫斯科之前通过的决议的任何约束，并且我认为这个决议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所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把我在德共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重说了一遍。列宁微微低着头，专心听我讲；我一说完，他就鼓起掌来。刚才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党代表团在饭店开会讨论后已经不那么固执地坚持己见；它有了下台阶的机会，能够摆脱自找的困境，因而好象感到很满意。它现在不反对德共工的代表参加大会了。
苏俄同志坚决赞成让德共工的代表进入安德烈耶夫大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场。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如果有谁需要证明的话，那么，德共工代表的态度便是一个证明。他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觉得还是不参加大会为妙。于是回到了德国。[5]
二、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有机会亲眼看看十月革命以来他们热烈企望看到的苏维埃俄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列宁。苏维埃俄国，全体代表在从国境线到莫斯科的旅途中了解了部分面貌。莫斯科，他们在进城游览时已有所领略。克里姆林宫，于1920年7月23日首次向代表们打开了大门。代表大会于彼得格勒开幕后，在那一天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继续开会。
代表们有幸参加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他们在那一天幸运地见到了列宁，聆听他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6]。迟到的代表（人数不少）是7月23日在莫斯科初次见到列宁的。当天，列宁在讨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这个报告时发了言，并就策略问题提了原则性的意见。[7]
在7月26日的会议上，列宁作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讲了话。他是用德语讲的。拉狄克[8]处在讲台下首，一旦需要，便向列宁提示该用哪个德语词。起初，我觉得列宁的报告太简单太平淡。但不一会儿，他的讲话便吸引了我和全体听众。列宁讲话的风格，用三个词便可全部概括：简单、实在、明了。他尽量把问题的实质表达得让最普通的人也能明白。如果他觉得他的意思并没有为所有的人都理解，他不是发火，而是重说一下他的思想，换一种表达方式，不过仍然是那么朴实。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他又再说一次。列宁之所以能得到工人农民充分的理解，其奥秘便在于此。工人农民把他看作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他们信得过的人，非常尊敬爱戴他，胜过对其他任何人。大家屏气敛息地听着列宁讲话，因为他善于使他的简单的言词洋溢着罕见的热情。我的感受同其他听众一样。一刹那间的惊异让位于强烈的倾慕之情。
列宁参加代表大会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常在讨论时发言。在研究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时，在议会斗争问题上，以及辩论英国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加入工党时，列宁都发了言。[9]
应当强调一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德共代表团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处于反对派地位。苏俄同志，尤其是列宁，在讨论工会、议会斗争问题以及党的作用问题时，都得到德共代表团充分的支持。
三、在列宁的办公室同他的谈话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1920年3月，德国发生了卡普[10]叛乱。由于这次叛乱，德国共产党领导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议，没有得到彻底澄清，虽然在党的专门委员会以及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特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少数派（我是其中之一）不同意这项决议，认为这项决议不能令人满意，基本内容是错误的。
主要的分歧是：在柏林罢工委员会会议上突然提出成立新政府的问题，共产党代表赞成由工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组成新政府，保证这样的政府一旦成立后共产党将作为“忠于政府的反对派”，——这样做是否正确。
列宁同志听说德共党内有这样的分歧，而且看来有人告诉他，我很想知道他对于卡普叛乱引起的争议是什么看法。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有人通知我，列宁已约定时间，届时他在办公室里等我。除我而外，列宁还邀请了萝西·沃尔弗施坦[11]。
我感到很欣慰：我们代表团除我外还有一个同志将参加同列宁谈话，尤其是萝·沃尔弗施坦在政府间题上并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准时到了克里姆林宫。弗·伊·列宁的女秘书接待了我们，马上把我们带到他的简朴的、许多人都描写过的办公室。列宁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伸出了手。他问我们住宿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求。我们说安排得非常好，应有尽有，没有什么要求。
列宁先谈了谈。这段开场白说明他十分了解卡普叛乱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他很关心罢工委员会会议和德共中央辩论的详细情况。我相当详细地向他叙述了罢工委员会开会的过程，而且向他说明了罢工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政府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还尽量客观地向他介绍了党中央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议的情形。列宁很注意地听着我讲，偶或提出一些问题。我介绍完毕后，列宁说道：
“在斗争的当前阶段，在工人阶级内部现有的力最对比下，共产党在柏林罢工委员会中的代表面临成立政府的问题时，如果不是尽力而为、采取一切措施去促使所谓‘社会主义政府’的成立，那他们就是违背了他们的革命义务。”
列宁接着指出，这样一个政府的举措将比我们的报刊，比我们的小册子和传单，比我们的集会和全部鼓动宣传，更能教育广大的群众。因为广大的群众将不是从纸上印的和嘴上说的言词中，而是从生活的大学校中，从一定的、可以触摸到的亲身体验中认清许多东西。
萝西·沃尔弗施坦原先并不了解柏林罢工委员会和德共中央会议上的情形。据我记忆，她那天只谈了她对原则问题——政府问题——的看法。她旧调重弹，又说到我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府坚贞不渝的拥护者能不能赞成成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政府。列宁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深入浅出地再给萝·沃尔弗施坦解释了一遍。
关于卡普叛乱期间发生的尖锐的问题，列宁已在两篇文章[12]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在那两篇文章中，同这次谈话时一样，指出我党在罢工委员会中的代表所采取的立场在原则上是可以容许的，是正确的。但他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政府的声明。我把我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声明稿拿给列宁同志看。列宁说，他对这份声明稿的内容没有任何异议，当初党中央如果通过了这个声明，那就好了。[13]
我们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后，这个问题谈完了；萝西·沃尔弗施坦关于尚未结束的苏波战争提了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皮尔苏茨基[14]的波兰在西方列强的嗾使下并得到它们的支持，于1920年4月进攻苏俄。波兰的军队深入乌克兰腹地，在5月初占领了基辅。年青的红军猛烈反击（布琼尼[15]的骑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打退了波兰人，疾趋华沙。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宼松[16]代表国际联盟，于1920年7月12日致电苏维埃政府，建议停止对波作战并派代表到伦敦同波兰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寇松提出沿格罗德诺——比亚威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划定国界线，在加里西亚东部沿桑河划界。
这条线与现今的苏波国界线约略相当。苏维埃俄国当时已精疲力竭、元气大伤；对于它，寇松的建议是颇为诱人的。另一方面，如果红军继续胜利挺进，与波兰无产阶级携手，攻克华沙，出现在德国边界上，那么，显然是必定会冲破针对苏俄的包围圈，使国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正是这个前景，促使国际联盟通过寇松勋爵提出了上述建议。在1920年7月的日子里，苏维埃政府要解决这个难题：是接受还是拒绝寇松的建议。
列宁同志同我和萝·沃尔弗施坦谈话时，正是谈了这个问题，谈得很坦率。他说，波兰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集中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华沙；他深信红军能挺进到那里，消灭完全控制在协约国手中的最后一个反苏堡垒，所以他赞成拒绝寇松勋爵的建议。虽然红军的弹药给养供应极其困难，苏维埃政府对寇松照会中提出的建议不能同意。由于列宁态度坚决，终于拒绝了西方列强的建议，决定继续进攻。此后不久，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后退了一百多公里。苏俄在同波兰签订和约时，不得不同意把国界线往东移了好多。
同列宁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向他告辞了。我们对这次会见印象至深。我很长时间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列宁自理万机，要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竟牺牲了整整一个小时宝贵的时间，来同两个总的来说不大出名的德国共产党人谈话，谈得周到详细。第二，列宁明确地、极有把握地佔计了卡普叛乱期间德国的局势——在德国，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派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及工人中心占压倒优势，当时不可能成立苏维埃国家，——我对此感受十分强烈。
列宁对群众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使他在危急的境地总能发见当前的困难严重深刻到什么程度，并且公开告诉群众。所以，他要求群众帮助的呼吁、要求群众进行工作的号召从来没有落空过。他对群众的信任一贯得到回报——群众对他也是无限信任，主动积极，一往无前。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40—548页
[1] 恩斯特·迈耶尔博士于战争爆发后不久，便成为《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唯一坚决支持斯巴达克派的编辑，因此被开除出该报编辑部。曾任德共中央委员多年。二十年代死于肺结核。——作者注
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斯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成为中央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被选入中央。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总支部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倾向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解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2] “Shop Stewards Commitees”——厂工会委员会。——编者注
[3]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乱，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4]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5] 关于让不让德共工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的分歧，恩斯特·迈耶尔和保尔·列维曾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详细传达。关于这个问题，恩斯特·迈耶尔说：
“你们知道，代表团没有离开莫斯科。这不仅是因为德共工代表拒绝参加大会会议，还因为迟到的瓦尔赫尔同志坚决声明他不赞成德共代表团采取这一步骤。”——作者注
[6]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8—206页。——编者注
[7] 见《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7月23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6—209页）。——编者注
[8]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9]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5—220、221—224、224—230页。——编者注
[10] 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
[11] 萝西·沃尔弗施坦是我们代表团中唯一的女团员。1929年她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目今是西德社会民主党党员。——作者注
萝西·沃尔弗施坦（Rosi 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勒利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12]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86—90页。——编者注
[13] 雅·瓦尔赫尔起草的《德共（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宣言》稿，载于他的《德共（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与卡普叛乱》一文（见《共产国际》杂志1926年第4期第96页）。——编者注
[14]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15]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6]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886—1898年任下议院议员。1891—1892年任印度事务部次官。1895—1898年任外交事务部次官。1888—1894年期间多次游历亚洲各地。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07—1925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08—1925年任上议院议员。1916—1917年任航空委员会主席。1916—1919年、1924—1925年任枢密院议长。1916—1924年、1924—1925年任上议院领袖。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在任期间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线上划分所谓“寇松线”。192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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