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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怎样在共产国际医治“左派”幼稚病的
奥托·库西宁
紧接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浪潮在欧洲汹涌澎湃；在许多国家，工人甚至暂时夺取了政权（芬兰、匈牙利、巴伐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正在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成立了共产国际。
刚刚建党的各国共产党的行列里，洋溢看炽烈的革命热情。在许多国家，年青的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和领导人原先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学习马克恩恩格斯的著作已经好多年了，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不过是书本子上的、死的马克思主义。而如今，在俄国无产阶级伟大胜利和本国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我们这些昨日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经历了深刻（当然各人的深刻程度不同）的思想转变：我们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下斗争的、有坚定目标的革命者。这是我们转变到共产主义阵营的决定性一步。
但是这还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到真正的列宁主义立场上。远不是这样。在共产国际头几年，除了对农民问题和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理解不够而外，我们许多人还有一种明显的夸大革命性的倾向，不能对客观条件作出清醒的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决定党的必要的任务和工作方法。
这种政治倾向，列宁把它看作“左派”幼稚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其明察秋毫的眼光清楚得惊人地看到了革命迷的危险。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他写道，“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一开始就大书特书‘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一种神通广大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
列宁这里所说的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自然不是指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而是说：如果环境需要，要采取必要的改良或其它某些并不具有革命性的行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同样的重要、同样的斩钉截铁：
“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1]
1920年出版了列宁的天才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2]；我们如获至宝。如果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3]在两年前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核心的指南，那么现在，学习了《幼稚病》这本书之后，我们明白了列宁的策略的英明，懂得了什么是保证共产党斗争取得胜利的现实政策的艺术。
列宁的这部著作，俄国同志也可以通过它来学习正确地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但对于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更为重要，更是不可或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到共产国际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1921年夏），许多代表在这方面还学得不好。列宁自己就曾说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 一种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左的立场，他们不是冷静地去估计不适于立刻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而是加紧地挥舞小红旗。”[4]
列宁说“他们不是冷静地去估计不适于立刻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而是加紧地挥舞小红旗”；这话真是说得一针见血。共产党人中爱说空话的左倾分子正是这个模样！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提纲中应当决定共产国际的基本方针。提纲草案是俄国代表团按照列宁的指示草拟旳，又同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全面讨论过。之后，这一草案已被认为是一种基本达成办议的妥协。但是，在代表大会最后通过提纲之前，三个代表团（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代表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修正案，旨在从左的方面改变提纲的政治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提纲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那些想显得比列宁更左的人不喜欢这个提法。他们要求删去“大多数”三字，囚为他们指望有比较轻巧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依靠工人阶级的少数）。
意大利同志特拉奇尼[5]代表这些左派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他说，据他们看，例如象德共这样的共产党不仅有扩大它对广大群众的影响的任务，而且有“更重要的任务——在德国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中率领这些群众”。“我们……看到并听到，”左派代表说道，“俄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俄国共产党是……少数……”[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尖锐地反驳了这种提法。他说：“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被组织起来的欧洲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现在，各国共产党建党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首要的任务便是“学会怎样准备革命”。“要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内都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应为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德共中央曾有公开信给德国各社会民主党和各工会，号召建立统一战线以争取实现迫切的各项具体要求。列宁举了这个例子，他认为德国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一个政治上的模范的步骤，因为“它是初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实际办法”。
关于俄国，列宁说道：“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大多数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你们那里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时几乎有一半的军队，至少有一千万人在我们这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是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7]
第二个问题。三个代表团[8]建议：提纲中对于“急躁的、政治上没有经验的革命分子”的倾向过于尖锐的提法一概删去。据他们说，各国共产党内“主要不是反对左的倾向，而是应当开展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右派”，反对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左派代表并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严密注意“在群众压力下”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领导人，“竭尽全力防止出现新的塞拉蒂[9]或新的列维[10]”（塞拉蒂是意大利机会主义分子，列维是德国机会主义分子）。[1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答复中提醒说，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第二次代表大会甚至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硬件的条款，以便把中派机会主义分子领导的组织摒之于门外。只是通过坚决的反对中派领袖的斗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及其它某些社会党中具有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人才被争取过来，拥护接受共产国际的条件，拥护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列宁因此说道：“我们不但斥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而特拉奇尼“却仍然断言，……任务就是要清洗、追究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但是，”列宁接着说，“如果……把反右派的斗争当作儿戏，那末，我们就应当说，‘够啦！杏则太危险了！’”“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词句早已厌恶得要作呕了。”“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末，整个运动就会注定垮台。”[12]
代表大会站到列宁一边。据我记得，连左的修正案的发起人也不敢投票赞成他们的不正确的提案。
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成员联席会议上讲了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向外国同志提出了特别何意思的、英明的忠告。他说道：
“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回去了，你们要告诉工人们，说我们比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更加理智了。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就说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想在行动上更谨慎一些；这样我们就能把群众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些群众在客观上已被事变整个进程推到我们方面来了，但是他们害怕我们。”
[13]
这是在1921年的条件下说的；当时在资本主义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火药味很浓，所以连列宁也认为革命力量进攻的可能性在这些国家并不是渺茫的远景。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不正确的左的修正案的那些代表团，不属于极左派别分子[14]。不是的，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如果不算某些例外，都是真正的革命家，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他们只是没有正确理解他们的党的当前主要任务。他们只是出于革命的热情、由于没有经验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列宁的批评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转变到了列宁政策的正确路线上来。特拉奇尼同志站到了列宁的立场上，至今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积极斗争。
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著名的给德国共产党的信中谈到这些共产党人，说他们“稍微夸大了‘同中派主义的斗争’，稍微超过了限度，以致使这个斗争变成了游戏，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开始受到损害。”（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键’就在这里。”——列宁说道，接着加了一句：
“夸大的程度虽然不大，但它的危险性却是很大的。”
[15]
“党内的斗争已经够了！让那些还想直接或间接拖延这种斗争的滚开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封信中还作出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意味深长的结论：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国际范围内同中派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这一点已有事实为证。我们要把这种斗争（开除列维和塞拉蒂党）进行到底。”
“但是，在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还没有学会在国际范围内同错误的夸大进行斗争。但是，正如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局所证明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缺点。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我们就能克服它。”
“那时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18]——列宁补充说道。
载于1963年11月6日《真理报》第310号第3版
[1] 《列宁全集》第33卷弟87—88页。——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8页。——编者注
[3]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478页。——编者注
[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8页。——编者注
[5]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 Elia 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
[6]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版第239、238页。——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8、462、464、463、457—458、458页。——编者注
[8] 作者系指代表大会上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团。——编者注
[9]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10]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11] 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彼得格勒版第237页（特拉奇尼的演说）。——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9、462、461、459、455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4卷第94页。——编者注
[14] 极左派是没有原则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他们在许多国家同托派分子沆瀣一气，散布各种恶毒的反党反苏谰言，企图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作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8页。——编者注
[16]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17]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8] 《列宁全集》第32卷第511、50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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