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是怎么见到列宁的
伯恩纳德·科嫩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德国统一共产党有二十五名代表出席；我也当选为代表，是由中部德意志专区选出的。自1918年11月7日至1921年的三月发动，我担任洛伊纳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人委员会主席。1907年我便已入党，积极参加党和工会的工作。所以，俄国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政权的建立对于我是最最重要最最伟大的事件。
1921年5月和6月的那些日子里，我兴奋万分，满心喜悦地等待着：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耍亲眼见到列宁，亲耳聆听他讲话并且同他结识——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列宁是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天才的领袖。我就要同列宁结识，同工人农民相会，就要见到第一个人民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家。
我们途经俄国的故都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首都如今是莫斯科。）在彼得格勒，弹坑满布；街头巷尾，甚至在主要的大街上，路面鹅卵石的缝隙间杂草丛生。市内交通几乎全部瘫痪了。
我们听到人家说起红军军校学员的功勋。他们在不久前，于1921年2月，不顾死亡的危险，强渡涅瓦河[1]冲击喀琅施塔特，胜利地敉平了社会革命党人挑起的叛乱。在乌克兰，无政府主义匪帮的头子马赫诺[2]狷獗一时，到1921年夏才歼灭。
5、6月间，有四十八个国家的代表陆续到达莫斯科，以便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3]。在莫斯科还有许许多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团、红军和红海军的代表。他们从辽阔的苏维埃国家各地来到首都，得到了新的知识、新的命令和指示，又回到各地去，在英勇的战斗中击溃了敌人之后建设新生活。
当时，伏尔加河流域各旱灾地区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伤寒和肺结核。这些地区的代表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和代表团的领导人曾在一起话别。他们在中央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中央也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随身带走了党的决议：在伏尔加河流域饥馑和伤寒蔓延的地区，共产党员必须留在群众中间！他们知道他们这一去可能会死。这个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国家和它的工人阶级，我们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了解的。
莫斯科市暨莫斯科省的电力公司经理要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外国代表团团员中的冶金工人和电工去看他。我们到了当时莫斯科唯一还在发电的大发电站，在一个尘上飞扬、堆满无数机器零件和电工材料的办公室里晤面。经理对我们表示他感到很欣喜，因为他可以同专家们谈上一两个小时。这些专家都是在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厂里工作的，而他只能跟破破烂烂的发电站和机器打交道，想方设法给苏维埃国家的首都供应一点电力。但是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有一批同志正在制订苏维埃国家——从彼得格勒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歲）——的电气化计划[4]。
这是勇往直前的、天才的列宁的伟大计划！而我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共产党员，为了帮助它的实现，在后来的岁月中到处收集铁钉、螺栓、锉刀、钳子、刀具、废铜烂铁、卡规卡尺及貝它工具，装钉成箱，通过国际工人援助会组织送给我们的年青的苏维埃国家中的弟兄；他们白手起家，满怀革命热情，不屈不挠地开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列宁是怎样阐述他的新经济政策伟大学说的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代表大会各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上四十八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5]讨论了世界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以致世界革命的初次浪潮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遭到挫折的问题。代表们对于动员群众捍卫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准备再次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
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向外国代表介绍了它的新经济政策。苏维埃国家在击溃并赶走外国干涉军之后，可以结束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了。列宁要亲口向我们讲话，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执政的工人阶级将采取这个新策略来吸引全体城乡屈民参加经济建设，以便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需要采取新的方式，废弃战争时期的强制手段，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中农和贫农——的联盟，训练群众去保卫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团结群众去同正在抬头的阶级敌人斗争，以便彻底摧毁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抗。
列宁在大家翘首企望中开始了他的报告，谈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的新经济政策[6]。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阐述他的伟大学说；这个学说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并且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仍然基本适用。
见到列宁并且听他讲话，这本身便是一个难忘的事件，而这个报告更是一件大事。列宁是用德语做的报告，手里仅有一份很简短的札记，站在舞台上的脚灯旁，而不是站在讲台上。列宁高瞻远瞩，明确精炼地发挥了他的思想。过半个小时我便已感觉到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对农民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多么正确，揭示了这个政策的内容和实质，使我对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的必要性再也没有任何怀疑。
但是列宁还在继续讲。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问题。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数量之多叫我惊诧不已；然后他把这些问题作为同一项任务（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一一作了说明。
列宁的无与伦比的说服力使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仅仅是我，其他听众也很惊讶，列宁居然用最簡单、最普通的话说明了他的报告的中心思想。他仿佛是在连续不断地、准确地挥舞着刀，把事情的实质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不够明白或误解的余地。
我几乎能活龙活现地想像到新经济政策对广大的农民群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工农联盟是怎样得到了巩固，这个联盟是怎样获得了更加重大的意义，成为年青的苏维埃政权更牢固的基础。报告一般只是为交换意见和讨论打个底子。然而列宁的报告迥乎不同。他还没有讲完，听众便已感觉到他的报告肯定会把一切问题都讲得十分透彻，没有一个问题会悬而不决。听众完全同意报告的内容，也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可以到此结束。
列宁看了看表，低声说道，多半是自言自语，不过别人也听到了： “还有两分钟，可是我已经讲完了。”列宁一贯遵守代表大会规定的发言时间，而其他做报告的人常常忘记。
是答应列宁的请求还是让我合情合理的兴奋尽情流露？
代表大会聚精会神地听了列宁的演说。列宁讲完后，全场静默了一秒钟，然后欢声进发。“乌拉”声此伏彼起，掌声和欢呼不绝于耳。列宁做完报告后马上回到主席团长桌后面。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全体起立，不住鼓掌。列宁站在主席团长桌的左侧，我紧挨着他。（执行委员会经常让我参加翻译工作，因为我曾在瑞士西部漂泊流浪，又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作过，学会了讲法语。）掌声经久不息。于是列宁车过身子朝看我，向我说话。起先我几乎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后来才明自：同志们应当停止鼓掌，已是停止拍手和喊“乌拉”的时候了。我当时也在鼓掌，表达我的兴奋，表示我对列宁的感谢，感谢他如此洗炼清晰地向我们阐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学说——执政的工人阶级对农民采取原则性的、重要而明智的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我鼓掌是出于我对我们伟大领袖列宁的崇敬仰慕，然而列宁本人却要求我克制和冷静！
我该怎么去解决我内心的矛盾呢？ 一方面是列宁的权威，是他直接向我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急于想一次再一次地表达我的激动。我迟迟疑疑地站着，一会儿拼命鼓掌，一会儿安安生生的，停住了拍手。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这个青年工人居然紧挨着列宁，但同时又觉得懊丧，因为我不能像旁人一样，向伟大的夭才、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一个工农政权的领袖热烈表示我完全合情合理的兴奋。
一定要把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争取到我们一边！这个党的领袖或是一起过来或是踢开！
列宁特别着力解决德国共产党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除其它问题外，还要解决共产主义工人党（德共工）[7]能否成为第三国际成员并以何种方式参加的问题。根据章程，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党能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
德共工领导机构的五名代表列席了代表大会，有发言权。
列宁知道，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引起了流血事件，出于对他们的深仇大恨，某些正直的革命工人才陷入了超激进主义，参加了德共工的行列。
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意见，认为德共工的领导不可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因为它死抱着小资产阶级的假激进观点，死抱着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假理论。
对于如何去判断德共工的领导，列宁显然很重视亲身的认识，而不是根据小册子和文章，不光是艰据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报告。所以他决定听听德共工领导机构代表的讲话。
当德共工代表在全会上就共产国际和德共工的策略问题发言时，我们突然发现列宁几乎悄没声息地穿过两边的桌子，沿着中间的过道快步向主席台走来。列宁同往常一样，极力不叫人家注意。到了主席台的阶梯前，他才回过身子，很快弯下腰，他在踏级上。我坐在前排的一张桌子后面，离列宁很近。我立刻同其他同志一齐站起来，尽可能不出声地给他让座。可是列宁已经坐下了，他向我们做了个手势，让我们坐在老位子上。他的手势是如此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如此明白无误地要求我们听从，我们只好马上服从。我们感觉到他的愿望和他的意志：“快别打扰我——我坐在哪里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我要静静地听这个人讲话，我来就是为了听他讲！”
霎时间他的膝头上已摊开了笔记本，手里拿着铅笔，眼睛望着发言的人，耳朵听着讲话。我们毫无办法，只好继续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前面靠着桌子。而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只得随他去，他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工作吧。
列宁专心致志地观察着讲话的人。列宁对于德共工领导机构的代表，不仅通过他的言词去了解他的思想，而且还根据他的手势、他的声音和整个他这个人的形象去发掘他的思想，判断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判断他想给大家留下个什么印象。
接连好几分钟，列宁全神贯注地研究着。然后，从旁边看起来，他对德共工的认识、与德国共产党人的辩论、他在他党内的经验、其它国家共产党的经验，讲话的人的观点以及这个人向代表大会说明的东西，——凡此种种显然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于是他开始飞快地记笔记。偶或他停下笔看看讲话的人，接看又振笔疾书。
过了二十来分钟，列宁突然停止做笔记。他站了起来，又朝讲话的人迅速瞅了一眼，像来时一样快一样悄没声息地离开了会场。对于德共工代表的说法，列宁后来表了态，不是他本人表的，而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发言人，委托这个发言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德共工问题讲了话。
与德共工的分歧，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十分公开，以致再也谈不到共产主义工人党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及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两三年后，德共工就在德国销声匿迹了。它的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党员，凡是同本阶级还保持着联系的，早就个別地或是一小批一小批地转而加入了德国统一共产党。
我们后来听说有一个代表——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画下了列宁上述的形象，我们是何等欣喜！这便是那幅著名的栩栩如工的素描——列宁坐在踏级上，全神贯注地在工作[8]。
甚至对最严肃的问题，列宁也能当机立断，“边走”边作认真的答复
我早就在反复考虑一个问题，是我在担任洛伊纳化学工业公司工人委员会主席多年来每天碰到的，就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知识分子在反对战争贩子和剥削者的斗争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洛伊纳化学工业公司当时有二万工人，有五百多大学毕业的专家。不管是在大规模罢工斗争时期述是在罢工间歇时期，我们在同公司领导、技术厂长们、工程师、化学师、建筑师以及一千多的技师和技术员们天天不断的纠纷中，我们总是要向其中某些人作斗争，因为这些人是露骨的敌人。可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我们是能够争取也是应当争取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不能问问列宁？也许，斗争的这个方面对于准备世界革命第二步的伟大任务离题太远了？但是这个问题老纠缠着我。我们在洛伊纳，有几次曾把我们的影响扩展到同我们工人工会密切合作的职员工会内的很大一部分劳动知识分子。据我所如，其它企业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到了使公司经理部门或技术厂长们在涉及工人或职员的问题上，如果生产委员会或代表小组不同意，就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1921年三月事件期间，公司领导离开了公司，想造成停产，将来以此为口实解雇所有的共产党员。领导我们行动的委员会委派我维持本公司的生产。要维持生产，重要的是动员最必要数目的技术厂长和总工长；这一点，我们办到了，直到厂方命令用大炮轰击公司才告一结束。
列宁做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后，在休息的时候，有片刻的时间主席台上只剩我一个人和列宁在一起。我趁此机会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简短地向列宁谈了我的想法：在德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劳动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已经按照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目的对他们成功地施加了某些影响，但在这方面仍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更没有去着手解决它。通过贯彻相应的政策去保证工农联盟——这样做的重大的原则意义，我们今天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了了。我认为如今我们在德国也应该明确劳动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在这方面，还需要做认真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讨论。
列宁非常匆忙。尽管如此，他听完了我的话，考虑了一小会如何回答。然后他表示了同意：“是的，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又想了一下，断然地强调说：“亲爱的同志，这事也能办成！”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这事也能办成！”同时列宁热诚地同我握握手，然后很快地说道：“同志，请您原谅，我该走了。”
他答复了我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不可能长篇大论地解释——他没有时间。虽然他寥寥数语，但可以看出他立刻対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发生了兴趣，赞成我去解决这个任务，尽量鼓励我。
我很遗憾没有时间同列宁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但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暗示这个任务将来仍会存在，我们应当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一定会解决——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满意。列宁关于战略和策略的学说、他个人和他的党作出的榜样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列宁为争取代表大会各项决议具有原则性和明确性而进行的顽强斗争
列宁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起草关于第三国际各党组织、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9]。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提纲的起草工作。因为这其实就是未来的战斗的准备工作。在代表大会有关的委员会中，库西宁[10]同志和威廉·科嫩[11]同志被指定负责起草并修改各项决议草案，审查提案和申请。如果有某些段落需要改动或关于修改文字有新的重要提案和申请，由库西宁同志同列宁进行必要的磋商。
列宁主要是着眼于怎样通过适当的措词把汲取自布尔什维克党经验的组织、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基本原则包含在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内，以便保证各兄弟的共产党正确地采用这些原则。
我固然没有参加上述委员会，但库西宁同志努力做到经常吸收其他共产党员——也包括我——参加推敲措词，以便企业里的党的干部能正确地理解。
某些章节应该怎样更好地措词，同时又不歪曲问题的实质——列宁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指示由库西宁同志传达给我们，对于我们特别宝贵。这些意见和指示让我们看到了列宁是多么孜孜不倦多么顽强地致力于达到理论与实践最大限度的统一。他希望不仅是中央领导人，不仅是最广大的干部和积极的党员，而且连毎个有头脑的非党工人也都能正确地理解关于党的组织和工作的提纲。
我们接连几个星期每天晚上工作，有时干到深夜，以便把列宁提出的新的建议和修改方案体现在决议草案中。库西宁同志仿效列宁的榜样，努力总结大会代表中产业工人的经验。为了理解列宁的组织原则、理解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和共产党人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我们在列宁的首倡和领导下工作的这些夜晚，对我们说来是上了一所合乎列宁提出的“接近群众”的口号的真正的政治工作的高等学校。
列宁竭尽全力帮助德国共产党
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曾数次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去谈话。历次谈话都是探讨与三月事件以及所谓“进攻理论”有关的重要问题。在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争论。我党中央领导机构某些代表的行为简直一言难尽。他们不负责任，不听劝说，顽固不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错误的策略措施和组织措施以及更加错误的“进攻理论”，以为这个理论会开脱他们的错误。
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争取德国同志以及支持他们的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同志承认批评是正确的。列宁党的代表力争大会全体代表在一切重要问题上达到充分的理解和可靠的一致，并且应当反映在决议中。
我们和列宁的历次谈话，都是探讨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次同列宁谈话后，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列宁深信通过耐心的、有时是激烈的争论，会摆明我党领导机构代表维护的根本错误的观点。但是在以后几次谈话中，事情发展到使列宁的言词变得极为尖锐。他直截了当地指责在大会上发过言的有关的人，指责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同志，指责他们——例如布兰德勒[12]、塔尔海默[13]、马斯洛夫[14]、路特·费舍[15]等人一炮制了 “进攻理论”，死抱住不放，并且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中真正与群众有联系的其他同志。列宁在谈话中重新谈了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机构在三月发动时期的最严重的错误以及他们在三月事件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并旦更详尽地做了分析。
列宁尖锐地驳斥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代表不止一次的声明：他们企图把三月间的失败归罪于群众，说什么是群众的问题——群众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去斗争。列宁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绝无仅有的恬不知耻。列宁说，这些人不配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根据刚刚收到的巴伐利亚铁路职工罢工的消息，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了群众是愿意斗争的，只要有适当的准备。
列宁最后再三说，这些人如果打算重犯同一类的严重错误，继续上敌人的圈套，不做一点准备，在“进攻”中把群众引向新的失败，那末，德国的工人运动就不能让他们来支配。列宁说，这个领导已经造成了重大的损害，可能葬送了党，葬送了革命的工人运动。他们的不负责任是无法形容的，需要对他们采取最严峻的措施。需要把德国工人运动从这些人的手里解放出来，必须在德国工人中间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错误立场。
我们这些其余的团员，在三月事件时期已经看清了中央负责人的严重错误，领教过他们的自相矛盾的指示，所以理解列宁的立场，同意他的路线。列宁对他们的批评，说尽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在代表团内捍卫了这个观点。经过这几次谈话，经过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讨论，我们整个代表团终于和参加代表大会的其它所有代表团一起，一致拥护列宁捍卫的路线。
在人数较少的会议上见到列宁，见到他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他们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列宁向他们指出了胜利的道路）的斗争——这在我是一件大事。列宁的生平事业，是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充满无限责任感的典范，是精力充沛、彻底忘我地为社会主义（列宁为社会主义献出了他的一生）而斗争而工作的典范。
列宁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最优秀的领袖的一切优点。他在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斗争时毫不留情，对于党内的错误和分裂分子也是同样地嫉恶如仇。德国统一共产党只是靠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它的帮助，才真正开始斗争，并创造了培养新型政党领导干部的先决条件。
列宁式工作作风的范例
整整争论了几个星期之后，特别是通过対德国问题的争论，连一切细节都已十分明确，没有必要召开德国代表团的单独会议。但由于代表团某些成员的要求，还是单独开了会。被邀到会的还有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16]的德国代表。大多数同志由于列宁能到我们这里来讲话而感到很高兴。
我们代表团经常活动的地点是前沙皇后宫中的几间房子，紧挨着大会的会场。我们等列宁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列宁终于得了空，同代表团的其他几个成员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委员们一起来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热烈地鼓掌欢迎他们。
会议贯彻了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作风，内容也符合达成的协议和大会通过的决议。这自然根本不符合我们代表团某些成员的反列宁的观点和希望。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讲话中贬低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同通过的决议的意义。
列宁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否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不是一切都讨论清楚了嘛。由于许多同志希望苏俄的朋友们尤其是列宁开会开到底，列宁提议选举一个主席。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后便同意由列宁提名的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的一位同志担任。列宁立即提出发言时间要有一定限制。他谈了许多意见，然后作了让步，同意规定至多十分钟；但某些同志仍激烈反对。由于列宁亲身参加，由于他立即提出了建议，交换意见等等都是站着，没有坐下；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经过稍微有些激动的辩论，进行了表决，大多数人赞成规定发言时间为十分钟。与会代表中某些人想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同苏俄同志展开一场辩论，他们依然激烈反对这个规定。
最后总算开始发言。当第一个人讲了约有五分钟时，列宁说，如果这位同志现在就能谈正题，那就好了。过了片刻，主席关照这个发言的人，他还有三分钟。然而那个人反而越说越玄。十分钟过后，又热烈地辩论起来了：是给他延长时间还是不延长。
列宁指出，第一个人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已证明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列宁建议把发言时间缩短到五分钟，结果又引起了激烈的抗议。
又一个人超过了规定时间后，列宁再一次非常恳切地请求大家支持他把时间缩短到五分钟的建议。某些同志在这场辩论中有他们的打算，顽固地反对，虽然他们自己也几乎已经不指望会得逞。规定发言时间为五分钟后，很快便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因为谁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辩论结束了。
列宁简短地说了说，对德国代表团中大多数同志采取的正确态度表示欣慰；他指出这是长时间热烈辩论的必然结果。他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我们告辞，祝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工作顺利。
后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还相当热烈地发表了“赞成”和“反対”的意见，但最后明白了：我们不能期待苏俄同志有其它的忠告，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丰富经验，学习他们捍卫已通过的决议及争取落实这些决议的顽强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次特别会议对于所有参加的人，都是重要的一课。我们这些德国工人的代表同列宁一起经历的事情，我们向他学到的东西，使我们难以忘怀列宁，犹如列宁的巨大的劳动使他永远活在全人类的心上。
载于《难忘的列宁（回忆文集）》（译自德文）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02—117页
[1] 红军指战员是闯过芬兰湾结冰的海面去冲击喀垠施塔特的。——编者注
[2]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3] 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的有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编者注
[4] 作者系指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该计划是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通过的。——编者注
[5] 见本卷第404页注②。——编者注
[6]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7月5日）（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5—483页）。——编者注
[7] 德共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于1920年4月由德共在1919年海德堡代表大会上开除的“左派”共产党人组成。后来德共工蜕化为敌视德国工人阶级的宗派集团。——编者注
[8] 作者大概是指弗·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照的几张流传很广的照片：列宁坐在通到主席台的阶梯踏级上。这些照片系克·布拉所摄。——编者注
[9] 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87—90页和92—93页。——编者注
[10]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11] 威廉·科嫩（Wilhelm Kö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特派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在独立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草章程。保卫三月行动和莫斯科协定。后来参加了中派倾向，1929年屈服。1933年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任要职。1953年受批判，被贬去做次要职务。
[12]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带着保留参加了独立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乱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联合阵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
[13]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14]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 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并入选德共中央。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和他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所有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人成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
[15] 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参加德共中央。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暴动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大会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16] 革命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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