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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列宁同志在一起
片山潜
我和列宁同志见过三次面；所以，我对他的回忆谈不出什么东西，很是有限。这三次见面是这样的：第一次是1921年12月23日晚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在会上做了报告[1]；第二次是1922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最后—次是1922年11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大厅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现在我谈谈我在这几次见面中对列宁同志的印象。
一
我在谈我对列宁同志的印象前，应该先说说我对会见列宁同志的思想准备。我听说过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以及在其它事情上是多么善于说服他的听众，他以他的演说战胜了他的反对派。但对我来说，了解列宁同志的最好的方法是阅读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使我看到了十月革命的真正的纲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
当时，历经经济封锁、国内战争和饥荒之后，处境十分严重、十分艰难困苦。苏维埃俄国打跑了一切外国敌人，刚刚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正派出一个代表团，带着列宁同志的指令去热那亚。列宁同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了对内和对外政策，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竭力通过华盛顿会议、以后又通过热那亚会议摆脱战后危机。它们不得不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热那亚会议。如今，苏俄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我在这里最好说一说我是怎么得以列席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自1916年起，我在美国参加了左翼运动并参与出版《革命世纪》周刊和《阶级斗争》月刊。这两个刊物的任务是向美国工人宣传俄国的革命运动……我当时在墨西哥工作，到莫斯科来是为了参加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
在列宁同志到会之前，我讲了几句话，表示祝贺。大剧院挤得满满的。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由于列宁同志将到会演说而显得极为激动而紧张。
列宁同志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鼓掌达几分钟。主席宣布发言人名字、列宁同志登上讲台后，全场又再次起立，长时间地欢呼，向他致敬。
我因为不懂俄语，那天晚上的观察受到了限制。列宁同志在听众面前态度自然从容。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话，秩序良好，一片寂静。
列宁同志讲了将近三小时，没有丝亳疲倦的样子，语调几乎没有变化，不断发挥他的思想，逐一阐明他的论据；全体听众似乎屏气敛息，谛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列宁同志没有任何渲染夸张，没有任何手势，但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一开始讲话，会场便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列宁同志来回扫视着全场听众，仿佛是在感召他们。我眼前是无数的人，但是在长长的三个小时内没有发现一个人乱动或咳嗽。他把所有听众都吸引住了。听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列宁同志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他话音一落，全体听众便起立鼓掌，唱《国际歌》；于是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这次会议便告结束。
这次会议后，列宁同志接见了我。他把手伸给我，同我热烈握手；他说出我的名字的时候，发音正确，很有把握，仿佛他早就认识我了。
二
我第二次见到列宁同志，是在1922年1月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
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组织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向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公约的帝国主义列强示威，让它们领略一下远东各国的革命威力。十月革命唤醒了远东的劳动人民。他们不久便教训了企图通过屈辱的“二十一条”奴役中国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工人在所谓的“米骚动” （1918年）中显示了日益增长的力量，朝鲜也在它的独立运动（1919年）中叫日本帝国主义看了颜色。
这次大会是1922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有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代表参加，共约一百二十五人[2]。代表大会请列宁同志到会作指示。列宁同志由于身体欠佳，未能答应大会的请求；他邀请大会派代表去他那里。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由大会推举出来的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我们被领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个很大的房间，陈设简单但很优雅。我们进了房间，看见右边的墙上挂了几张画，其中一张是列宁很倾慕的一位俄国革命家的画像[3]；左边是两个大书橱，摆着精选的书籍。房间中央是一张大写字台，后而是一张列宁坐的、舒适的大圈椅；大写字台周围放着许多椅子，是供客人坐的。
我们等列宁同志来到，等了几分钟。代表中除了我以外，谁也没有见过列宁同志。他进了房间，同我们一一握了手，然后坐进圈椅里，开始同各国代表逐一交谈；大家当然都能听到他们的问题和列宁同志的精采而深有教益的答复。
列宁同志同每个代表团讨论了他们那个国家的特殊问题以及涉及整个远东的问题。他最强调的一点，是派有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各国革命力虽必须联合起来。谈话中自然也提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宁同志开导我们，说明了远东各国革命工人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并望着我说：
“您曾经表示赞成在远东各国建立统一战线。”
他一定看过我的文章[4]：我在那篇文章里主张朝鲜和日本的工人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同样压迫和剥削朝日两国工人的日本帝国主义。
那天晚上，列宁情绪很好，气色也很好。他说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对同他谈话的每一个人都很关切，也非常之善于听人家说话。他善于叫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受到鼓舞。我们大家都觉得很自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是位地道的谈话能手，便我们大家都对他谈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列宁同志这次同大会代表谈话，时间虽短，但很重要，对每个代表团都给了许多深有教益的指示和忠告。
我们起身向列宁同志告辞时，他朝前走了，两步，同我们一一握手。大家向他热忱道别，我是最后一个，因此我得以和列宁同志说了几句话。
“我听说您马上要离开莫斯科到乡下去休息？”
列宁同志说：
“我希望您能安安静静地休息，健健康康地回来！”——我说。
列宁同志答道：
“我应当好好休息，我应当做工作，——我们大家都应当做工作。”
他的语气很友好。我们彼此热烈地握手，然后我就走了。
三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具体地说，是在1922年11月13日，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同列宁同志握手。大家知道，他那天做了报告，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5]。
宽大的安德烈耶夫大厅里座无虚席。大家都翘首企望着列宁莅临。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会场上一露面，便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喊声此伏彼起。全体起立，向列宁同志致敬。代表们高唱《国际歌》。
列宁同志登上主席台后，同主席团每个成员都握了手。我觉得他的手和过去不一样。我记起他患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次是勉力支撑着来向大会祝贺的。
他开始演说后，看样子完全健康；他的说话能力和上一年12月在大剧院的情况几乎相同。他说的是德语；看了几回表，竭力争取在一小时内讲完。他演说的内容，不必在这里赘述了；我只说一点：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鸦雀无声地听着他讲话。
他的演说结束时，全场响起了响亮的掌声。他坐到领导同志中间，同他们泛泛地谈了几分钟，然后便离开会场。全体代表都站着，直到他走出会场才坐下。
※ ※ ※
最后我想说几句：我同列宁同志接触很少，我同他只见过三次面；但是，对我来说，同他见面、同他握手，是我最大的幸福。有许多同志曾在他的领导下学习甚至工作；和他们相比，我的见闻只是沧海一粟。可是，即使在苏联，也有千百万人想见到他，听到他讲话，同他谈谈话而未能如愿以偿。凡是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列宁同志的人，都应该把见面的情形讲给别人听；这是对党对革命的真正的责任。从这一点出发，我写了回忆列宁同志的文章。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部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45—749页
[1] 系指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28日）及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6—149页）。——编者注
[2] 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日本、中国、朝鲜、蒙古和太平洋岛屿（爪哇岛等）的代表，共一百四十四人。——编者注
[3] 指雕刻家恩·伊·阿尔特曼所作的斯·尼·哈尔土林（1856—1882年）浮雕像。——编者注
[4] 指《日本及未来社会革命》一文，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1年第18期第4711—4722栏。——编者注
[5]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7—39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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