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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列宁返回俄国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4月16日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的二十周年[1]，二月革命结束了他多年的流亡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一生中，差不多有十五年（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住在彼得堡的时间除外）的大好时光是在国外度过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在有“很多苦衷的”侨民中间度过的，在那里，“……神经完全错乱的人的比重真是大得惊人。”[2]侨居生活之所以特别使他感到苦闷，是因为不得不远离俄国工人群众，而伊里奇总是十分渴望同他们直接取得联系的……
在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之后，这种负担就更加难以忍受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加涅茨基同志的信中说：“您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时候呆在家里，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3]
为了直接参加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革命斗争，并能及时地影响政局，列宁迫不及待地急于返回俄国。然而假道回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才能在各方面指望协约国的帮助。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就是在鱼雷艇的护送下乘坐巡洋舰通行无阻地回到俄国的。因为护国派在俄国的活动，对协约国推行其帝国主义政策是有利而无害的。那些列入“黑名单”的国际主义者则是另一回事！对他们说来，假道协约国的成员国就要冒被扣留、被逮捕或轮船被击沉的风险，有些人选择这条路线返回俄国时就发生过这类情况。伊里奇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
他在1917年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4]的信中说：“无论如何，英国既不会让我过境，也不会让一般的国际主义者过境……很明显，为了阻挠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走狗和俄国帝国主义者米留可夫[5]（和米留可夫之流）会干出一切卑鄙勾当，会进行欺骗，进行叛卖，总之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方面，哪怕对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6]（空谈家，按其客观作用来说是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采取一点点轻信的态度，都是直接有害于工人运动和有害于我们党的，都是近于背叛国际主义的行为。”[7]
但是另外还能选择哪条路线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出了一个又一个离奇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在不眠之夜，他反复考虑着从瑞士脱身的种种可能。有一回，他决定假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随身带一张瑞典人的身份证混进瑞典去。为此，加涅茨基必须找到一个跟伊里奇面貌相似的瑞典人，并弄到他的身份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叙述这个计划的信里还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
加涅茨基后来说：“我看到这封短信后，感觉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心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离奇的计划不禁使我哈哈大笑……然而寄来的照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玛·乌·注）立刻就用上了。两天后，在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8]上引人注目地登载了这张照片，照片下面是沃罗夫斯基[9]写的一篇社论：《俄国革命的领袖》……”[10]
俄国政治侨民归国委员会企图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取得米留可夫的协助，以交换德国战俘为条件达到向徳国假道的目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企图的实现很快就失去了信心。米留可夫是不会赞同这个计划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取得德国政府的许可假道德国回国，经中立国瑞士的社会党员从中斡旋，取得了德国的许可。
当然，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因为很明显，俄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会利用布尔什维克假道德国这件事来诬蔑和诽谤他们。因此，假道的事必须妥善安排，以排除指责他们同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相勾结的一切可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瑞士共产党员弗里茨·普拉廷[11]向德国当局提出过境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要求乘坐的车厢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乘客无须交验护照，除护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同志们到斯德哥尔摩（俄国政府不准他进彼得格勒）的普拉廷同志外，任何人都无权离开车厢，也无权在路上同任何人交谈。因此，他们的车厢后来就被叫作“密封”车厢。
4月9日（公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苏黎世动身。与他同行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侨民，其中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些人认为假道德国是一个“政治错误”，甚至在列车开动时还对我们的同志举行了敌意的示威。可是后来连他们也不再相信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回国，因此不得不也选择了这一条路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彼得格勒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尽管我们一直都在盼望着他回来。直到4月16日下午，我们才接到了他从托尔尼欧拍来的电报，说他即将到达。这天正是节日。[12]工厂停工，报纸停刊，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当晚即将到达的喜讯不胫而走，传遍了各个工人区。工人们开始为隆重地欢迎他们所公认和爱戴的领袖和导师作准备。
欢迎是从白岛车站开始的。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亲密的同志和亲属外，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男女工人也举着旗帜到车站来迎接他。人们用手把伊里奇从车厢里抬出来，伊里奇在车站上向工人们发表了演说。他谈到了二月革命的意义，他说，二月革命应当是通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梯”。
这次欢迎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脸上神采焕发，心情非常激动。他向同志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详细询问情况，同时又说，他担心可能在彼得格勒被捕。但在芬兰车站他并没有被捕，却受到了更隆重的欢迎。这次欢迎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终生难忘的印象。
列车到站前不久，整个广场和附近的街道上早已人山人海，被成千上万举着旗帜的男女工人挤得水泄不通。月台上排列着由舰队水兵、机枪连士兵以及莫斯科团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团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时，海陆军士兵都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了《马赛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取了仪仗队的报告之后，向他们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接着他被迎进“贵宾候车室”，在那里硬着头皮听了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来欢迎他的齐赫泽[13]那肉麻的欢迎词。伊里奇在致答词时又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个口号，把齐赫泽吓得心惊肉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广场，他本来已经坐上了为他准备的小轿车，但工人代表们高声向他欢呼，要求他走出轿车登上装甲车。装甲车在探照灯的照耀下朝克舍辛斯卡娅[14]公馆[15]徐徐驶去，伊里奇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频频向他周围的那些把俄国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工人和士兵们致意。他不断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成群的工人随着装甲车缓缓向前移动。走在前面的是工厂和地区的武装民兵，两旁是工人排成的长长的队伍。
党员同志们聚集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里，他们纷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候。但是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实际问题上。他向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发表了演说，申述了自己对目前形势向党提出的迫切任务的观点。他提到了第二天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党团中阐明的原理，这些原理都反映在他那篇著名的《四月提纲》[16]中。
《四月提纲》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狂怒，引起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疯狂的叫嚣。他们大肆利用乘坐“密封”车厢和假道德国这两件事来诬蔑党的领袖列宁，使工人和士兵中那些被小资产阶级空想所俘虏的没有觉悟的阶层离开布尔什维克。当时只有少数工人了解列宁的立场。几个月之后，这个立场的正确性被光辉地证实了，并保证了伟大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胜利。
列宁于1917年4月从国外回来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年了。他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里向工人群众提出的口号已经成为现实。
最初载于1937年4月16日《消息报》第91号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64—68页刊印
[1] 这篇回忆文章写于1937年。——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12页。——编者注
[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4页。——编者注
[4]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5]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6]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3页。——编者注
[8] 1917年4月6日《政治报》第80号。——编者注
[9]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10]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第559—560页。——编者注
[11]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12] 复活节。——编者注
[13]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格鲁吉亚语：ნიკოლოზ ჩხეიძე；俄语：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 დასი），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反对军事预算，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战争，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前往格鲁吉亚，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
[14] 玛蒂尔达·费利克索夫娜·克舍辛斯卡娅（Мати́льда Фе́ликсовна Кшеси́нская，1872年8月19日——1971年12月6日），俄国芭蕾舞蹈家。与沙皇家庭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5] 姆·费·克舍辛斯卡娅是马里英斯克剧院的巴蕾舞演员。她的公馆在彼得格勒的克隆维尔克大街（现在是列宁格勒的高尔基大街）。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公馆被装甲营所占领，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一些工会理事会的所在地，里面还有阅览室和士兵俱乐部。——编者注
[16]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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