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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列宁

﹝俄罗斯﹞鲍里斯·卡加里茨基（Boris Kagarlitsky）

2024年4月26日
老忠实 翻译


　　鲍里斯·卡加里茨基在他最近的一封来自俄罗斯监狱的信中谈到，为什么在2024年我们会觉得列宁有吸引力。这封信是由伦弗瑞·克拉克（Renfrey Clarke）从俄语原作翻译而来，他翻译了卡加里茨基最新著作《漫长的撤退：扭转左派衰败的策略》（The Long Retreat: Strategies to Reverse the Decline of the Left），现在在英国冥王星出版社出版。
　　原文链接：Again on Lenin


　　关于列宁的文章应该每年至少撰写和发表一篇，以纪念他4月22日的生日，有时候也会在1月，因为另一个纪念日，即他的忌日在这个月。把这样的文章汇编成多卷本的集子并不难，事实上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篇文章来做这样的纪念。这是不是意味着没什么可说或可发表了呢？
　　如果我们放下习惯的周年纪念日狂欢，取消（仅仅只是义务的）仪式上的讲话，因为所有这些现在去重读和重复都是如此枯燥乏味，那么，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在2024年的现在会觉得列宁有吸引力？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110年前所写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相关，这些文章现在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各参战国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员一致支持本国政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为参战提供各种正当理由，解释“各自的”国家决不可能犯侵略罪，而是被迫拿起武器，反抗不公正和别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起初，“支持本国军队”的逻辑充分有效。不管是战争的哪一方，宣传都是一样的，即“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只是在自卫。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要为一切负责。昨天的伙伴被描述为万恶的化身，与此同时，一眼可辨的坏蛋却突然被宣告为好人。
　　公平地说，在列宁流亡国外期间，他批判沙俄当局的军事行动比他在国内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要容易得多，危险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也会有意外情况出现：列宁也被捕了。在克拉科夫，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为了离俄国近一些而定居的城市，奥匈帝国的官员差点把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错认为沙皇政府的特工（有一部很棒的苏联电影《列宁在波兰》，讲述了这些事情）。真的，奥地利人很快就把他放了，并且允许他移居中立国瑞士。与此同时，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却因为反战立场而锒铛入狱。
　　不管怎样，公开反对战争还是需要勇气的，不仅是个人的勇气，还有政治上的勇气。事后，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立场在政治上是多么有效。事实上，他和他的支持者显然是少数派，这意味着他们在整个背景下是很突兀。然后，当环境发生变化，当汹涌的“战斗，直到胜利”的爱国之情被厌倦、幻灭和对正在发生事情的荒谬理解所取代，当三年的流血牺牲制造出对变革的强烈要求时，数百万人把目光转向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仅仅在俄罗斯）。命运之轮转动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和政府当局互换了位置。早先的少数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连主要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没有认真对待过的这群人，突然出现在群众运动的引领位置上。1917年上半年，列宁被污蔑为外国间谍，但是在这一年过去之前，他却已经以革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彼得格勒。
　　这个故事之所以需要被记住，不是因为这样的突变时有发生；对另一种这样的发展抱有希望也是不成熟和轻率的。更重要的是理解列宁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立场并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一开始使得他即便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都只是一位边缘的政治人物，尽管后来使得他达到权力的顶峰。当然，在这里发挥重大作用的是他的革命原则。他的立场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哲学一致的，是符合第二国际早期通过的决议的。这些决议后来被第二国际内最大政党的领导人匆忙否决了。然而，这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最终，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用不那么激进的措辞表达自己（的立场），以避免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这是许多其他左派人物选择的道路）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发生尖锐冲突。列宁立场的核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也有政治分析、因果估算，以及对历史走向的感知在发挥作用。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研究，或者他在关于第二国际崩溃文章中提出关于革命形势的著名公式，这些都不是巧合。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理论。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分析了政治形势，试图预测形势将如何发展。他很清楚俄罗斯帝国当局不仅使国家卷入了一场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完全不必要的战争，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囊括了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形势（的把握）。战争被看作革命的解毒剂，一般来说被用来反对政治变革。不幸的是，战争中的失败本身就会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在谴责战争的过程中，列宁与各种和平主义派别不一样，他不仅明确表明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立场，而且为了参与未来的革命事件而抓住了一个政治据点。他相信革命迫在眉睫，这不是基于信仰或信念，而是立足于对社会矛盾的分析。他认为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社会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被粉碎。这种信心好像只动摇过一次，就是在1917年初，当他说出“我们不能活着看到革命了”这句名言时。确实，在这一点上，即这个制度似乎正以某种神秘方式应对所有问题，甚至自己的失败，而俄罗斯人民则以惊人的耐心忍受着当局政府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矛盾很快就会爆发，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那次爆炸的回声。
　　这个观点并不仅仅与列宁预测的准确性或他对革命不可避免的理解相关。他所有的预测也不是都实现了，他对形势的分析也不总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他最重要的预测击中了目标——那就是他的预言被证实了，虽然晚于预期；他的分析得到了证实。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由一名革命理论家变成了一名政治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有机会实现作为一名政治行动者的潜力，事实上，他一直都是。
　　今天的左派面临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进行哲学推理、沉思哲学问题、讨论谁是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抽象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哪个公式是最正确的时候，我们缺乏成为政治家的技能和准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严肃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实践主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训练自己的东西。
　　列宁在1917年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突然有机会，我们能应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