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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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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回忆·评论
忆列宁
马克西姆·高尔基
1930年6月
〔
整理者注
〕本文于1924年在苏联首次出版，30年代再版，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长期遭到删改，整理者根据1953年的中译版并参考其他书目的摘录进行了修订。
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了。
连他的敌对阵营里的某些人也老实承认：列宁死后，世界就丧失了“他同时代的一切伟人当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德国资产阶级报纸《普拉洛日报》刊载了一篇论列宁的文章，字里行间对这位巨人充满着敬畏；这篇论文的结语是：
“列宁即使在死了以后也是伟大、不可及和怕人的。”
从文章的语气可以明白地看出：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并非由于一种生理上的满足，如同犬儒主义者的格言所谓“敌人的尸体总是香的”；也不是因为一种舒畅，如同人们在一个大捣乱者离开身边的当儿所感觉到的；——不，这篇文字里的确高声响彻着人对人的夸耀。
资产阶级报纸评述这生活意志与坚强理性的最大体现者之一的人格时，倒还表示着敬意，而白俄的报章杂志却不会对已死的列宁表示同样的敬意，他们既没有这种魄力，也不懂这种礼貌。
描画他的肖像是很困难的事。在表面上，我们一想到列宁便会记起他那些辉煌的言词，恰如一想到鱼儿便会记起它闪光的鳞片。他单纯而爽直，正像他所说的一切话语。
他的英雄主义差不多完全没有什么外露的光芒；他的英雄主义——这就是俄罗斯所常有的、坚信社会主义可能在大地上伸张的、俄罗斯的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朴素刻苦的献身精神；就是舍弃世间一切享乐、为人类幸福而艰辛工作的人的英雄主义。
他逝世后不久我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中匆促草率地写成的。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关系，有些话我还不便写出来，我希望读者能充分谅解我 这人眼光锐利，睿智非凡，然而他的“大智中有大悲在”。
他很有远见，他在1919到21年考察和谈论人的时候，常常毫无差错地预料了他们几年以后的情形。人家不一定愿意相信他的预言，并且时常为此生气，但不幸竟有不少的人证实了他那疑虑之辞。我过去所写的关于他的回忆录除了草率之外，又不连贯，还有许多叫人懊恼的遗漏。我应该从伦敦代表大会讲起，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屹然挺立在我面前，为一批人所猜疑和不信任，为另一批人所公然反对乃至憎恨。
就是此刻，我还分明看见伦敦外那座寒酸得可笑的窄小厅堂的披针型窗子。这幢建筑物只有外表像教堂，内部却根本没有做礼拜用的东西，甚至连教师的矮矮的讲坛也不是摆在厅堂后边的深处，倒搁在进口对两门之间。
这一年以前我不会见过列宁，也没有多读他的著作，虽说我是应当多读的。但我所读过的东西、尤其是跟他直接认识的同志们的热情的叙述，都有力地使我向往着他。人家介绍我们结识的当儿，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敏锐的眼光盯住我，拿一位老朋友的口吻开玩笑地说：“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很喜欢吵架吗？这儿就要展开一场大战啦。”
我没料到列宁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身上缺少什么东西。他用喉音发着“p”的字音 双手插在肢窝底下，两肘向外，站在那儿。总之，他这整个人似乎过于单纯，令人觉察不出丝毫“领袖”气概。我是个文人。职业使我必须去注意一些细微末节，这种“必须”已经成为习惯，有时这习惯的很讨厌的。
当有人“引”我去见普列汉诺夫时，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有点腻烦地看着我，仿佛对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一个新学生。他向我讲了一句极其平淡的客套：“我对您的天才景仰之至。”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使我永记不忘的话了。在整个大会期间，无论他或我都不愿互相“谈心”。
可是，这个秃顶的、用喉音发“p”字音的、结实茁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知识社（前额，另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一对灵活得出奇的眼睛亲切地闪耀着，立刻就谈起了《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经向拉德日尼科夫要来那部草稿，而且读过了。我说，这本书是匆匆忙忙写成的，但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匆忙的原因，列宁便同意地点点头，自行解释道：你赶写得正好，这本书是必须的，许多工人不自觉地、盲目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读《母亲》，准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合时的书”，这是他给我的唯一恭维语，但在我看来却极其珍贵。接着他又郑重地询问，《母亲》是否被译成了外语，给俄罗斯和美国的检察机关删改了多少；等他知道政府业已决定通缉作者之后，他始而皱眉，继而猛然抬起头来，闭上眼睛，发出一阵异常的大笑；他的笑声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走过来的大概是福马·乌拉尔斯基和其他两三个人。
我充满着愉快的心情，我处在三百位优秀党员的环绕当中，我知道他们是由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出席大会的，我的眼前是党内所有的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等。我这愉快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并且将为读者所谅解，如果我说明了在我侨居国外的两年间、我常所有的自觉性大大地降低了的话。
自觉性的降低开始于柏林，我在那儿几乎见过社会民主党一切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倍倍尔家里吃过饭，坐在肥头肥脑的辛格尔身旁，周围还有其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一所宽大而舒适的房屋，关金丝鸟的笼子雅致地罩着绣花布罩，安乐椅背上也披着绣花罩子，免得坐在上面的人的头颈弄脏椅套。四周的一切都很坚实、稳固，大家庄严地吃着，庄严地相互说：“玛勒采特（Mahlzeit，意为请吧）。”
我不懂这个词，然而我知道法语的“玛勒”是“坏”的意思，德语中的“采特”是“时代”，于是变成了“坏时代”。
辛格尔一再称呼考茨基为“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生着一管鹰钩鼻子，我觉得这人颇为自满。我们喝莱因酒和啤酒，莱因酒是酸的、温暖的，啤酒倒挺不错；他们谈起俄罗斯革命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时也是酸溜溜的和轻蔑的，但一谈到自己的党，德国的党，那么一切都好极了！总之是一派洋洋自得的神奇，连那些椅子也似乎因为承受着各位领袖的光荣的躯体而有点飘飘然了。
我跟德国社民党之间有过一件“微妙”的事：一个重要的党员，就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帕尔乌斯，曾经受知识社（高尔基创办的一个出版社——编者注）的委托，去向各剧院收集剧本《底层》的上演税。他于1902年秘密去塞瓦斯托波尔，在那儿的车站上领取了这份委托书。他所收集的款子应该这样分配：总数的20%归他，余款中有四分之一给我，四分之三充做社民党的经费。帕尔乌斯自然是知道并且满意这些条件的。四年当中，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轮流上演，单只柏林一处便演出过500次以上，帕尔乌斯大约受到了十万马克。但他寄给知识社的彼亚特尼茨基的并非现款，而是一封信，他在那信上老老实实地报告说，他跟一位小姐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一趟，把全部款子统统花光了。因为这次旅行（无疑是一次异常愉快的旅行）跟个人有关的仅仅是那笔钱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向德国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其余四分之三的款子的问题。我是通过拉德日尼科夫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对于帕尔乌斯旅行的事竟漠然视之。后来我才听说帕尔乌斯被党褫夺了某些职权，——凭良心讲，我巴不得人家撤掉他的耳朵。再后来，当我在巴黎的时候，有人指给我看一位天仙似的小姐或太太，据说她就是帕尔乌斯的旅伴。
“我亲爱的”，我想，“亲爱的。” （亲爱的又可作“昂贵的”，在此为双关——编者注）
我在柏林见过许多作家、艺术家、艺术鉴赏家和旁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区别，不过是自满与骄矜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经常碰见那一心想做纽约市长或省长的希尔奎特（美国社会党右翼领袖——编者注）、和刚从监牢里出来、孤独而没精打采地咒骂一切人与一切事的老头儿德布斯（美国社会党左翼领袖），——我看见过许许多多人物和许许多多事情，可是我没有遇到一个理解俄罗斯革命全部深刻意义的人，我处处感觉人们把俄罗斯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看作“往往不闹霍乱便闹革命”的国度里的平常现象，——这是一位“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太太”的话。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维克募集经费这主意，是克拉辛提出的；精通英语的伏罗夫斯基本当跟我同行，作为我的秘书和演讲会的组织者，但党给了他别的任务，结果就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战斗小组组员布莱宁来顶替。他是个“哑巴”，在路上才开始学习英文，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这次旅行的目的之后，竟像少年似的对它发生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恰伊科夫斯基和齐特洛夫斯基便跑来看我，劝我别专为“一般革命”募款。当时他们就派来“祖母”（即布莱希科-布莱希科芙斯卡娅，社会革命党人称其为“俄罗斯革命的祖母”）到美国去，于是在美国人面前出现了两批互不相干、也不碰头的人，他们分明是替两种不同的革命募捐。美国人自然既没有功夫也没有雅兴去考量哪一种更好、更可靠。他们大抵早就知道“祖母”其人了，她的美国朋友们给她做过很好的广告，而沙皇的驻美大使馆却替我安排了一场侮辱。（高尔基一到美国就遭受了一场所谓“社会制裁”，因为他“非法结婚”云云。他把被迫搬出旅馆，寄住在友人家）美国同志们也把俄罗斯革命看作“偶然的和不会成功的事”，所以对于我在各群众大会上募集的款子采取了颇为“自由”的态度。我募集的钱很少，总共不到一万美元。我决计给报纸写些文章来“赚点钱”，可是美国也有帕尔乌斯之流的人。总之，这次旅行算失败了，不过我在那儿写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部作品的若干“错误”与缺点的原因。
随后我迁居到意大利的卡普里，埋头阅读俄罗斯报纸和书籍，这也大大地降低了我的情绪。假若从牙床上被拔掉的牙齿能够感觉的话，它或许会感到我所体验的那种孤独吧。我的熟人们由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去，像小丑一样伶俐和圆滑，使我惊讶不已。
从俄罗斯来了一批投机革命家，他们受了挫折，惊惶不定，老是诅咒自己和那些把他们拖进“无望的事情”中去的人们。
“什么都完了”，他们说，“所有的人统统被打垮，被剿减，被流放和拘禁了！”
可笑的事层出不穷，而可喜的事却连一件也没有。来自俄罗斯的一位客人——一位很有才气的作家，说我似乎扮演了剧本《底层》里的路卡，说我向青年们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他们相信了我，并且碰过钉子，而我却溜之大吉了。另一位访客断言我受了“倾向”的毒害，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之所以否认舞剧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是属于“皇家”的。总之，愚蠢可笑的玩意不胜枚举，我时常感觉有一阵龌龊的灰尘正从俄罗斯卷来。
但突然之间，宛如童话里的情景一般，我竟置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了。这自然叫我高兴！
不过我的高兴只持续到第一次会议、到他们为“议事日程”问题而争论的时候为止。这些激烈的争论立刻就冷却了我的热情，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党内已经多么尖锐地分裂成改良派和革命派（早在1903年我便知道这一层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列宁所抱的敌视态度。这种敌意从他们的演说中流露和迸发出来，好比在高压之下的一条旧水龙管里的水那样。
重要的往往不是人们说些什么，倒是他们如何说法的，普列汉诺夫穿着大礼服，扣上一切纽扣，有如一位新教牧师；他致开幕词，像传教士似的说话，自信他的见解是无可争辩的，每字每句以及字句间的每一顿挫都大有价值。他在代表们头上的空气中异常巧妙地播出漂亮圆熟的词句，当布尔什维克席次上有人动一动嘴唇、跟同志们交头接耳时，这位尊贵的演说家便稍微顿一顿，用钉子般的眼光盯他一下。普列汉诺夫最喜欢他的大礼服上的一只纽扣，不断地用手指去爱抚它，每逢演说一停顿，他就像按电铃似的按它一按，叫人感觉那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演讲的，正是由于这一按。在一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两手抱住胸前，准备回答某人的询问时，竟提高嗓子喊出一声轻蔑的“咳！”来。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工人们的哄笑，普列汉诺夫扬起眉毛，他的半边脸发白了；——我说半边脸，因为我坐在讲坛旁边，只能看见这位演说家的侧影。
第一次会议中，在普列汉诺夫发表演说的当儿，布尔什维克席次上最感到不安的要算列宁了，他时而蜷缩着身子，仿佛怕冷；时而又伸开四肢，仿佛怕热；他把手指插到肢窝底下，摸摸下巴，摇摇那漂亮的脑袋，又悄悄地对托姆斯基说了几句话。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并没有什么修正派”的时候，列宁弯着上身，他的秃顶发红了，两肩由于哑笑而颤动着，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工人们也露出微笑，有人从厅堂的后排愤怒地高声质问道：
“那么坐在那一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矮小的唐恩说话了，听那口气，活像纯正的真理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似的，——他生了她，培植了她，并且还在培植她。他，唐恩自己，便是卡尔·马克思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却是些才疏学浅的家伙，一些野孩子，这在他们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说，孟什维克拥有“一切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你们不算马克思主义者”，他轻蔑地说，“不，你们哪算马克思主义者！”——还向右面的空中伸出一只黄澄澄的拳头。一个工人问他：
“您什么时候再去跟自由主义者喝茶？”
我不记得马尔托夫发言是不是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这位极富吸引力的人物说起话来像是青年般热情，他似乎特别深切地感觉到分裂的悲剧和内讧的痛苦。
他浑身发抖，摇摇晃晃，痉挛地解开上过浆的衬衫领子，挥舞着双手；他的衬衫硬袖从上衣袖头里露出，盖住手腕，他高高地举起手来，摇动它，使硬袖退回遮挡的位置。我觉得马尔托夫不是在证明，倒是在恳求和祈祷：必须制止内讧，党太脆弱了，它禁不起分裂，工人所需要的首先是“自由”，我们应该激励他们的精神。当他开始演说时，他常常发出近于歇斯底里的声音，词句复杂地叫人摸不着头脑，演说家自己更予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演说结尾处，仿佛跟演讲词毫不相干，他仍然用了“战斗的”语调照样热情地叫喊着，反对工人革命武装部队和一切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布尔什维克席次上有人怎样的惊叫着：
“说的什么话！”
托姆斯基（我想是他）问了：
“为了叫马尔托夫同志安心，难道我们连手臂都要砍掉吗？”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敢断定马尔托夫在第一次会议上说过话，我之所以提到他，只是想表明人们说话的各种方式罢了。
他演讲以后，工人们在会议厅前面的屋子里气冲冲地谈论道：
“你们看，这就是马尔托夫！还算’火花派’份子呢！”
“知识分子们都褪色了。”
罗莎·卢森堡巧妙地使用着讽刺的武器，发表了一篇漂亮、热情而尖刻的演说。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踏上讲坛，用喉音发出“同志们”三个字。当初我以为他并不娴于辞令，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也像所有的人那样，被他的演说“吞没”了。人竟能如此简要地说明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无意编造华丽的词句 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它的精确含义来。要描写他所造成的那种非凡印象，是异常困难的。
他的一只手伸往前面，微微向上抬起，手掌仿佛在衡量每个字眼，同时筛掉反对派的词句，而用一些重要的原则去代替它们，他证明工人阶级有独立自决的权利和义务，不该落在自由资产阶级背后，甚至也无需跟他们并肩而行，——这一切全都不同凡响。列宁似乎不是依照自己的意志，而是真正依照历史的旨意说出来的。他的演说的一贯、完美、明快、力量以及站在讲坛上的他那整个人，——就像一件古典艺术作品：样样俱全，却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修饰，即使有所修饰，也丝毫不露斧凿痕迹，而是自然的，必需的，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
他讲话的时间并不长——这不及在他以前发言的几位演说家，但他所造成的印象却比他们深刻得多了；不仅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坐在我后面的很多人都快活地窃窃私语道：
“他的演说真充实……”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每一个理由都是自然而然地、藉了这理由本身所包含的力量、发挥出来。
孟什维克派毫无忌惮地说他们不喜欢列宁的演讲，尤其不喜欢他本人。他指明党必须把自己提高到革命理论的水准，以便从各方面去检查实践；他说得越动听，他们就越激烈地打断他的演讲。
“大会上不是谈哲学的地方！”
“别教训我们，我们不是中学生！”
一个高大的、胡须蓬蓬的、脸孔像小店老板的家伙吵得特别有劲，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结结巴巴地叫道：
“阴——谋……你在玩阴——谋！布朗基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点点头，赞许列宁；在后来一次会议上，她对孟什维克说得好：
“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上，倒是坐在、甚至躺在它上面。”
一阵愤懑、讽刺、憎恨的恶毒的热风扫过厅堂，几百只眼睛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照亮了伊里奇的全身。人简直看不出那些充满敌意的抨击是否使他激动过，他仍旧热烈地、但却严肃和镇定地演说着。过了几天我才知道，为了保持这种表面的镇定，他付过多么高的代价。他认为只有提高理论，党才能看清内讧的原因，然而这种天经地义的见解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仇视；看到这情形，真叫人奇怪和愤慨。我得了这样一个印象：每天的会议都给伊里奇增加新而又新的力量，使他变得更勇敢，更自信，他演说的语气一天比一天坚定，大会代表中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份子也就越来越坚强、越认真了。除了他的演讲之外，差不多同样令我激动的，就是罗莎·卢森堡反对孟什维克的漂亮而尖刻的演说，和托姆斯基反对“工人大会”主张的那篇毁灭性的、大有雷霆万钧之势的演说。他们两人发言的当儿，我看见伊里奇的眼睛炯炯闪光，看见他如何高兴；他尤其喜欢托姆斯基。
“这妙极了！这才是好汉呀”，他推了推窝的腰窝，悄悄地说。随后又惋惜道：“这样的人再多几个就好了。您跟他们住在一起么，噢？”
他常常在工人群中消磨他的闲暇的片刻或几小时，询问他们的最微末的生活琐事。
“唔，女人们怎么样？忙于家务？她们仍旧在学习和读书吗？”
有几个初次跟列宁见面的工人在海德公园谈论他在大会上的举动。其中的一个说得很出色：
“在这儿，在欧洲，工人方面或许还有别的同样聪明的人物（比如倍倍尔或者其他人），也未可知；可是我不相信别人会叫我一下子就爱上，好像我爱列宁那样！”
另一个工人微笑着，补充道：
“他是我们的人！”
有人反驳说：
“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
我听到了中肯的回答：
“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长，我们的老爷，列宁却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一位青年幽默地说：
“普列汉诺夫那件大礼服限制了他。”
有过这么一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要到饭馆去，一个孟什维克工人半路上拦住他，向他问长问短。伊里奇放慢脚步，他的同伴都走到前面去了。过了五分钟光景，他才走进饭馆，皱着眉说：
“真奇怪，这样幼稚的毛头小子居然来参加党代表大会！他问我：分裂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我就说：你们的同志们想出席国会，我们却相信工人阶级应该准备斗争。我想他会明白的……”
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家便宜的小馆子吃饭。我发现伊里奇吃的很少：两三个煎蛋，一小块火腿，此外再喝一杯浓浓的黑啤酒。从种种方面来看，他并不关心自己，但他对工人们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那时给工人管理伙食的是安德莱耶娃（高尔基之妻——编者注），他问她道：
“您觉得怎么样：同志们不会挨饿吗？唔，唔……可以加一点奶油面包吗？”
他来到我所住的旅馆里，我看见他细心地摸了摸我的床铺。
“您干什么？”
“我看看被单潮不潮湿”
我并没有立刻懂得他的意思：为什么他要知道伦敦的被单是怎样的呢？他看出了我的疑惑，便解释道：
“您应当注意自己的健康呐。”
1918年秋天，我问索尔莫夫地方的工人德米特里·巴甫洛夫，照他的看法，列宁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单纯。他单纯得像真理一样。”
他说出了这个仿佛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就决定了的意见。
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最严厉的批评者是他的手下人。但列宁的司机——老练的基里说过：
“列宁是很特别的。这样的人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我开了车子送他，路过米亚斯尼茨基街的当儿，街上非常拥挤，我差不多没法开动了；我担心要弄坏车子，按着喇叭，焦急得不得了。他却打开车门，不管人家会把他挤下去，沿着踏板勉强走进我身边，劝告道：’请别焦急，基里，像别人那样开过去吧。’我是一个老司机，我晓得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做的。”
要叙述和描写人家对他的一切印象如何自然而迅速地趋于一致，那是很困难的事。
他的思想恰如罗盘里的指针，针尖永远指着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空闲的夜晚，我们几个人一道上“音乐厅”（一家小小的平民剧院）去。伊里奇一看见那些小丑和滑稽的角色便发出热情的、有传染性的笑声来，但对于其余的却漠然视之。他尤其注意不列颠的哥伦比亚工人的伐木工作。小小的舞台上有一座林间帐篷，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两个强壮的青年只费了一分钟功夫就砍断了一根约莫一公尺大的树干。
“这当然是专为表演的，事实上他们决不会做得这么神速，”伊里奇说，“可是，显而易见，他们的确是在用斧子把整块木头砍成无用的碎片。您瞧，这就是有教养的英国人干的勾当！”
他谈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原料浪费率的巨大，最后他又说，可惜至今还没有人想到用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专著。我并不十分明了这个意见，但我还没来得及请教伊里奇，他就已经津津有味地谈起那作为戏剧艺术的特殊形式的“插科打诨”来了。
“这玩意对于公认的事物抱着一种嘲弄或者怀疑的态度，它想揭发这些事物的真相，给它们一个小小的打击，并且指出习俗的不合理。这相当费解，然而很有趣！”
过了两年光景，当他在卡普里跟亚·亚·波格丹诺夫谈论乌托邦小说时，他说：
“如果您能够给工人们写一部小说，表现资本主义的强盗怎样掠夺土地，浪费一切汽油、钢铁、木材和煤炭，那么这将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呢，马赫主义者先生！”
在伦敦分手的当儿，他跟我说，过些时候他一定来卡普里休养。
但他准备来之前，我又在巴黎的一座学生宿舍里碰见他（那宿舍包括两个房间，单就面积来说很像学生宿舍，内部倒是清洁整齐的）。克鲁普斯卡娅给我们预备茶水以后，便走开了，于是只留下我们两个人。那时候知识社已经垮了，所以我来跟伊里奇商量组织一个新的出版社，尽可能地罗致我们的全体作家。我向伊里奇提议由伏罗夫斯基和另外一个人主持出版社的国外编辑部，在俄罗斯，则请杰斯尼茨基-史特罗耶夫（高尔基的老友——编者注）做他们的代表。
我觉得应该写很多关于西欧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书，还要写丰富而实际的材料，作为自修和宣传之用。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个计划，他指出审查制度的严厉，以及组织自己人的困难；大多数同志都忙于党的实际工作，他们没有功夫写作。然而他那最主要的、最使我折服的论证，大抵是这样的：目前还不是写长篇巨著的时候，能读长篇巨著的只有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像您所看到的，正在摆脱社会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我们又无法从他们选定的道路上把他们拉回来。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和小册子；最好能恢复知识丛书，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俄罗斯，是由于审查条件的关系在这儿，却是由于运输条件的关系。我们要向群众散发几万、几十万张传单，可惜没法把这些大批东西私运过去。我们且等时局好转后再办出版社吧。
他用了动人的、永远为他所特有的生动明快的语调，开始谈到国会，谈到那些“羞于做十月同盟（指1905年革命中拥护沙皇宣言的政党）成员”的立宪民主党人，说“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右倾的路可走”，随后他们又举出一大堆证据，表明战争业已迫在眉睫，并且“也许不止一场战争，而是许许多多的战争”，——他这句预言很快便在巴尔干被证实了。
他站起来，用一种特别多姿势将手指插进肢窝底下的背心里面，沿着窄小的房间慢慢地踱来踱去，他的眼睛眯缝这，迸射着光辉。
“战争快要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到了腐烂的地步，人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受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毒物的毒害了。我想我们还会看见一次欧洲大战。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未必有力量来防止这场血战。这怎么办得到呢？来一次全欧大罢工？可是他们的组织和觉悟程度都不够。这样的罢工将是内战的开端，作为实际的政治家的我们可不能指望这些。”
他站定了，用鞋底擦着地板，忧戚地说：
“无产阶级当然要受到可怕的苦难，它目前的命运便是这样。不过他的敌人会互相削弱，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他走进我的身边，仿佛大惊小怪似地、用力但却低声地说道：
“不，您想想看：那班肥头肥耳的家伙硬要驱使饥饿的人们去互相残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您能够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恨的罪恶么？工人将要为这件事付出极高的代价，不过，到头来他们终于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
他时常提起历史，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话语里感到他对于历史意志与力量的拜物教形式的崇拜。
谈话使他激励，他靠近一张桌子坐下，揩揩淌汗的额角喝了几口冷茶，霍地问道：
“您在美国所闹的乱子是怎么回事？我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情，然而，——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扼要地向他叙述了我的奇遇。
我从没有碰见一个能像伊里奇那样笑得富于感染性人。这么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一位对于伟大社会悲剧的必然性看得如此清楚、感觉如此深切、对资本主义世界怀着毫不妥协、毫不动摇的憎恨的人物，居然会像小孩似地开怀大笑，一直笑到流泪，笑到呛住喉咙，——看见这种情形，你简直非惊奇不可。唯独那有着一颗伟大、坚强而健康的心灵的人，才能这样大笑的。
“啊，原来您是个幽默大师！”他笑着说，“真出我意料。鬼知道，多么可笑……”
他擦掉笑出来的眼泪，浮着一抹可爱的、温和的微笑，认真地说：
“你能够用幽默态度去应付失败，这是好的。幽默是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特性。我很懂得幽默，可是并不擅长这一套。生活中的可笑的事情也许不比可悲的事情少，确实不比它少呢。”
我们约定我隔一天去看他，但天气太坏，当晚我开始大量咯血，第二天我就走了。
在巴黎分别以后，我们又在卡普里见面了。这一次我心里留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印象：仿佛伊里奇来过卡普里两次，而且怀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一个伊里奇，当我在码头上刚一碰见他的时候，立刻就坚决对我说：
“我知道，阿列克谢·马克西姆，你总是希望我能够跟马赫派讲和，虽然我在信上预先告诉过您：这是不可能的。请您不要作这样的打算。”
在去我的寓所的路上和到达那里之后，我试图向他解释：他并不完全正确，无论过去或今天，我都无意调解哲学上的论争——何况是我不太明了的论争。再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染上了一种不太相信任何哲学的毛病，这不相信的原因，始终是由于哲学跟我个人的“主观”经验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世界才刚刚开始，正在“成长”之中，而哲学却迎头给它一记耳光，根本不遮挡、不合时宜地问道：
“你往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你想：为什么？”
有些哲学家更干脆而严厉地命令道：
“站住！”
此外，我早已知道：哲学好比女人，可能和很不漂亮，甚至丑陋，但如果打扮得巧妙动人，人家也会把她当做美女的。这话使得伊里奇笑了起来。
“唔，这是幽默的讲法，”他说，“但您说世界才刚刚开始，正在成长之中，——却说得真好！您认真地想一想吧，从这一点出发，您会达到您早就该达到的地方的。”
接着我又对他讲：在我的心目中，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统统是些伟大的人物有着良好的、渊博的教养，我在党内还没有碰见过能跟他们媲美的人。
“就假定是这样吧。那么，从这儿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我始终以为他们是跟我们目标相同的人，既然大家都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目标的一致，那就应当消除和肃清哲学上的种种冲突……”
“这么说来，调解的希望仍旧存在着？这是没有用处的，”他说，“抛开这个希望，并且尽可能抛掉这些吧，我诚恳地忠告您！照您的意见，普列汉诺夫也是跟我们目标相同的人了，然而我和我们的人却认为他的目标完全两样，尽管他是唯物主义者，并非玄学家。”
我们的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想我无需声明：我并没有用原来的字句精确地复述这次谈话。但我相信意思是正确的。
这次我所看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比他在伦敦大会上更加坚强不屈。不过那时候他很激动，当时党的分裂显然使他过了一些异常痛苦的日子。
在这儿，他却是泰然和冷静的，他喜欢嘲笑，严厉地拒绝讨论哲学问题，一般地说，他很谨慎。波格丹诺夫，一个极其可爱而温和的人，他敬爱列宁，但自视颇高，他不得不听着这些十分尖刻和难堪的话：
“叔本华讲过：'思想清楚的人才能说得清楚'。我想，他所说的话再没有比这一句更好的了。波格丹诺夫同志，您说得不清楚。请您用三言两语对我解释一下：您的'代用品'会给工人阶级一些什么呢？为什么马赫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富于革命性？”
波格丹诺夫试图解释，但他确实说得既含糊，又啰嗦。
“算了吧，”伊里奇劝告道，“有人（我想是饶勒斯吧）说过：'说真话比做部长还好'，我要添上一句：比做马赫主义者还好。”
随后他聚精会神地跟波格丹诺夫下棋，可是输了；他生起气来，甚至懊丧得像个小孩。值得注意的是，：纵然这是种孩子气的懊丧，也跟他那惊人的大笑一样，并未破坏他的性格的完整。
卡普里还有另外一位列宁——一个很好的同志和快活的人，对世间的一切都感到强烈的、无穷的兴趣，待人非常和蔼。
有一天深夜，大家统统出去散步了，他对我和安德莱耶娃说——不是愉快地、而是不胜悲伤地说：
“他们全是些聪明的、有才能的人，曾经为党做过不少事情，并且可能再做出十倍的事来，然而他们不肯跟我们一道走！他们不能够这样。几十几百个这样的人都被这罪恶的制度毁坏了，摧残了。”
另一次，他又说
“卢那察尔斯基回到党里来了，他身上的个人主义色彩比其余两个要少些。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大天才。我对他很'偏爱'，——见鬼，什么蠢话：偏爱！您知道，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人式的锋芒。连他的轻率也是法兰西式的，这轻率是他的唯美主义的结果。”
他详尽地调查了卡普里渔夫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牧师的影响以及学校的情形，——他的兴趣的广博使我不能不感到惊异。当人家告诉他有一个牧师是贫农的儿子时，他马上就请求给他查明：农民是否常常送自己的孩子进神学院？这些农家子弟是否都回到本村来做牧师？
“您懂吗？如果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那么准是梵蒂冈的政策。多阴险的政策！”
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人如此卓越超群而又能不受功名利禄的诱惑，并且深切地关怀“单纯的人们”。
他身上有一种吸引劳动群众的心灵和好感的磁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曾经见过夏里亚宾和不少其他的俄罗斯伟人的卡普里渔夫们，立刻就本能地对列宁另眼相待。他的笑极富魅力，——那是一个人的“真挚的”笑这人洞悉人间的愚蠢丑恶与阴谋诡计，却能在“心地单纯的人们”的孩子似的天真中得到欢乐。
老渔夫迪奥凡尼·斯巴达罗谈论他道：
“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的。”
在天空般的蔚蓝而透明的波涛上划船的当儿，列宁学会了“用手指”钓鱼——用没有钓竿的钓丝。渔夫们告诉他，手指感觉钓丝摆动时，就一定钓着鱼了：
“柯西，德林，德林，卡比西？”（意大利语译音，意为“这样，摆动，摆动，懂吧？”
他一下子就钓到一条鱼，提起来，像小孩似地狂喜，猎人似地兴奋，大叫道：
“啊哈！德林，德林！”
渔夫们也跟小孩一样快活地哄然大笑，还称这位钓客“德林德林先生”。
他走了以后，他们还常常问起：
“德林德林好吗？沙皇抓不到他吗？抓不到？”
普列汉诺夫来卡普里是在伊里奇以前或以后，我记不清了。
居留卡普里的几个侨民——作家奥利盖、因为在索契组织暴动而被判死刑的罗伦茨-梅特涅、帕维尔·维格陀契克和另外两位——想跟他谈谈。他拒绝了。这本来是他的权利：他是病人，他是来休养的。但奥利盖和罗伦茨对我说，他绝的方式太叫他们难堪了。敏感的奥利盖一口咬定普列汉诺夫讲过这样的话：“只爱说话而不能做事的人太多，我对他们厌倦了。”他住在我那儿的时候，确实不愿接见侨居本地的任何人，伊里奇却见过他们全体。普列汉诺夫从不询问什么，他已经知道一切，也亲自向人们说过一切了。俄罗斯式的多才多艺，受了欧洲教育的他，老喜欢卖弄漂亮尖刻的字句，他之所以残酷地强调外国同志和俄罗斯同志的缺点，也许正是为了要搬出这些尖刻的字句。我觉得他的刻薄话有时也未必高明，我所记得的只有一些并不高明的刻薄话：“做事有分寸的梅林没有了分寸”（梅林的俄语名与“分寸”同词根），“骗子埃里克·费里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金，”——这句俏皮话是根据“费罗”（即“钱”）这个字来的。他讲的尽是这一套。总之，他对人很高傲，当然不像一尊神那样高傲，但确有几分类似。作为一位天才作家和党的奠基人，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是深深的尊敬，而不是好感。他身上的“贵族气”太厉害了。我的批判或许是错误的吧。我并不特别喜欢犯错误，但我也跟所有人一样，会犯错误的。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绝少碰见两个人是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么截然不同的。这倒是很自然的事：一个完成了他那破坏旧世界的工作，另一个却已经开始建设新世界了。
生活是这样可恶而巧妙：不会憎恨的人也不能真爱。灵魂必须分裂，爱必然要通过恨，——单是这一件根本毁坏人的事，就已经判定现代生活条件应当毁灭了。
在俄罗斯，受苦受难是当作“拯救灵魂”的万应金丹被宣传着的，我在这个国度里既没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像列宁一样，对于人们的不幸、悲哀和苦难能够如此深刻而强烈地感到憎恨、厌恶与轻蔑。
我认为，这些感觉和这种对生活中的痛苦与悲剧的憎恨使弗拉基米尔·列宁特别高人一等，而在他的国家里，最出色的福音书都是写来赞美和颂扬苦难的，青年们奉为人生指南的书籍其实只是千篇一律地记述着平常的小悲剧罢了。俄罗斯文学是欧洲最悲观的文学，我们的一切作品统统在一个题目上发挥，即我们如何受苦：青年和壮年时代苦于缺乏理智，苦于专制政治的迫害，苦于女性的诱惑，苦于对亲人的爱，苦于世间制度的不合理，到了老年，又由于认清了生平的错误，由于牙齿脱落、消化不良以及无法避免死亡而苦恼。
凡俄罗斯人，只要“因政治关系”坐了一个月牢或者被流放过一年，便认定献给俄罗斯一本关于他怎样受苦受难的回忆录，乃是自己的神圣义务。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到把他生平的乐事写成一本书。因为俄罗斯人惯于想象自己的生活，干起来却老是干不好，那么，一本记述幸福生活的作品大概会开导他、使他知道应当如何去想象这种生活的吧。
照我看来，列宁特别伟大的地方，正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绝不妥协和永无休止的敌视态度，正在于他明确地相信：“不幸”并非生活的不可推翻的基础，而是人们应该并且能够从自己身边扫除的废物。
我想把他性格上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特点，但它却使我的心对这个人——大写字母起头的人——格外向往。
1917至1918年间我跟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希望的，但又不能不那样。
他是一位政治家。他完全具有一只庞大而沉重的海船——即黑暗的农民俄罗斯——舵手所需要的那种英明果断。
而我对于政治却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我不大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尤其不相信农民群众的理性。没有被思想组织过的理性还不能算在创造上有用处的力量。群众的理性当中没有思想，除非到了每个个体都认识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时候。
几千年以来，群众努力追求美满的生活，但这追求的结果，却从群众内部产生了一批强盗，他们奴役群众，用群众的血来养活自己；这情形还要继续下去，除非群众认清了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他们摆脱强盗的羁绊，那就是列宁的真理的力量。
当1917年列宁回到俄罗斯、发表他的提纲时，我想，在这篇提纲里，他是为了俄罗斯农民而牺牲那量少而质精的、受过政治教育的全部工人队伍和一切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了。俄罗斯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将要像一把盐似的被丢进农村这淡水塘里，溶解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不能改变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与历史。
依照我的意见，科学家和技术家（总之是，一班老练的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革命的，我认为，他们跟工人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便成为俄罗斯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我在1917年的俄罗斯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力量能够夺取政权、组织农村。可是，这些数量不大、并且因为互相矛盾而分散了的力量，唯独在加紧内部团结的条件之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作用。他们面前摆着一个艰巨的工作：克服农村中的无政府状态，培养农民的意志力，教导他们合理地工作，改造他们的经济，用这一切去迅速推动国家前进。要达到这些，只有使农村的本能服从城市的有组织的理性。我觉得革命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创造那能以促进国内文化力量之发展的种种条件。因此，我会提议在卡普里设立工人学校，当1907至1913年的反动时期，我又会竭力设法激励工人们的勇气。
为了这个目的，二月革命后不久，即1917年春天，“发展与普及实验科学自由协会”成立了，这个机关的任务，一方面是在俄罗斯创办各种科学研究院，另一方面是向工人团体广泛地不断地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协会的主持人尽是些伟大的学者，俄罗斯“科学院”会员，如斯杰克洛夫、楚加耶夫、费尔斯曼、柯斯蒂契夫、彼得罗夫斯基等人。经费也积极地募集起来了：柯斯蒂契夫已经开始寻找地址，以便设立一所动植物问题研究院了。
为了更加明了起见，我要说：愚昧无知的农村大大地超过城市这个事实，农民的动物似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的几乎完全缺乏社会感情，——这一切使我苦闷了一辈子。照我的看法，富有政治知识的工人跟科学家和技术家密切合作而建立的专政，乃是摆脱那被战争（它使农村更加混乱了）弄得格外复杂的困难情况之唯一可能的出路。
关于知识分子在俄罗斯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我跟共产党员抱着不同的见解；准备革命的正是这班知识分子，那曾用社会主义英雄主义和高度智慧去教育过成百工人的一切“布尔什维克”也包括在内。俄罗斯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劳动知识分子）曾经是、目前也是、并且在一个长久的时期内还会是拖拉俄罗斯历史这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虽说这辆车子经历过种种颠簸与震动，人民大众的理性仍然是一种需要从外面加以引导的力量。
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而我错了。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页本该删去。可是“用笔写下的东西拿斧头也砍不掉”。何况伊里奇常常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去学习。”让读者知道我这个错误吧。如果这足以教训那些喜欢急于从自己的观察中做出结论的人，那就好了。
当然，在一部分专家最卑鄙的颠覆性事件连续发生之后，我不能不改变（而且果然改变了）我对科学与技术工作者的态度了。这种改变是颇为费力的，尤其是在老年。
公正的人民领袖，那任务是超人的艰苦。假如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暴君，便谈不上做领袖。列宁治下被杀死的人或许比闵采尔（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治下的还要多。但列宁领导的革命所碰到的阻力也组织得更广泛和严密些。再说，我们要注意：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的生命的价值显然是降低了，现代欧洲杀人技术的进步和对于此道的兴趣之加浓都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四年可耻的欧洲大战当中，一班“道德家”非但毫不怜惜千百万被屠杀的人们，还要拼命煽动人家把这场罪恶的战争坚持到“完全胜利”，而接着却又大谈其俄罗斯革命的残酷，——请各位凭良心讲一句：这批家伙的伪善可不讨厌和叫人作呕吗？现在那些“文明国家”都给打倒了，衰弱和退化了，而全人类的小市民的愚蠢却胜利了：这牢固的圈套至今还在使人们窒息。
关于列宁的残暴，人们写过很多，也说过很多。自然，我不会替他抗辩谎言与诽谤，——我还不至于拙笨得这样可笑。我知道诽谤和谎言是小市民政治学上合法的方法，是跟敌人斗争的常用手段。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找不出一个没有被人泼过泥浆的伟大人物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此外，一切人都有一种倾向，即不仅把杰出人物贬低到自己的理解力的水准上，而且想把他踏在自己脚下，推进他们制造的所谓“平凡生活”这恶臭的污泥里面。
有件事情我一想起就觉得讨厌：1919年彼得堡举行了贫农代表大会。从俄罗斯北部各省来了好几千农民，其中有几百位住在罗曼诺夫王室的冬宫里。当大会结束、这些人离开以后，才发现不只宫里所有的浴盆、连大批极其珍贵的塞佛勒的、萨克森的和东方的花瓶也被他们当作夜壶使用，给搞得一塌糊涂了。这样做法是不必要的，因为宫里的厕所都很整洁，水管也畅通如常。不，这种流氓行为乃是污损和毁坏美好事物的欲望的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期间，对于人们这种盲目的报复倾向（破坏、损伤、嘲笑和诽谤美好事物的倾向），我已经见过好几百次了。
请不要以为我之强调贫农们的这些行径是由于我对农民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的缘故，不，我知道，有些知识分子集团——例如那班分明认为假使俄罗斯没有他们就决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白俄——也是具有这种糟蹋美好事物的病态欲望的。
想损坏异常美好的东西的恶劣倾向，那根源，是跟想拼命诋毁一位非常人物的可恶倾向相同的。凡有非常的事物都足以妨碍人们随心所欲地生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有所渴望的话），断乎不是根本改变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增加一些习惯。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慨是：
“不要妨碍我们的惯常生活！”
弗拉基米尔·列宁却是这样一个人，他大大地妨碍了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生活，那是他以前的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是昭然若揭，并且令人厌恶，它好比发青的、有毒的脓包，处处刺着你的眼睛。这憎恨的本身虽则讨厌，却给我们说明了在世界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一切国家的无产者的煽动家与领导人，是多么伟大而可怕。他的肉体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对于全世界的劳动者，他的声音却响得更加洪亮，更加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这声音激励着世上每个角落的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革命，去创造新的生活，去建设人人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他的权力的继承者们正在更自信、更坚强和顺利地干着伟大的事业。
叫我入迷的是他那显著的生存意志和他对生活丑恶面的积极憎恨，我喜欢他那无论做什么事都贯注着的青年的热情。他的超人的工作能力使我惊叹。他的动作是轻巧的，敏捷而简单地，他的有能力的手势跟他的言词简单而思想丰富的演说完全调和。在那张蒙古型的脸孔上，一对战士（他孜孜不倦地抗击着生活中的虚伪与痛苦）的锐利的眼睛熠耀着，溜转着，时而细眯，时而灵动，时而嘲笑，时而愤怒。这对眼睛的光芒使他的演说显得更加热情和明了了。
有时候，他的灵魂里的旺盛的精力似乎会从眼睛中迸出火花，那洋溢着精力的话语也会在空中闪光。他的演讲常常使人从肉体上感觉到他那不可抗拒的真理。
人们看见列宁在戈尔基公园散步时总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的形象向来是跟这些想象紧密地联系着的：面露微笑，一双舵手的敏锐的眼睛炯炯有光；或者仰起脑袋，站在讲坛上，对肃静的群众、对那些渴望真理的人的热切的眼睛吐出清晰的话语。
这些话语往往叫我想起铁片上的寒冷的光辉。
经过艺术雕琢的真理的形象就从这些话语里极其忠实地显露出来了。
热情是他性格上的特点，但那并非赌徒的自私的热情，它显示着列宁精神上的一种非凡的勇气，唯独那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使命的人，唯独那完全和深刻地认识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并彻底了解自己在世界的混乱中的作用（反对这混乱的作用）的人，才能具有这种勇气的。他会怀着同样的热情去下棋，看服装史，和同志们争论几个钟头，钓鱼，沿着那被南方烈日晒烫了的卡普里的石路散步，欣赏金黄色的金雀花，观察渔夫的肮脏的孩子们。晚上，他爱听人讲那有关俄罗斯和乡村的故事，而且羡慕地感叹道：“关于俄罗斯我知道得很少。辛比尔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差不多就只有这些！”
他喜欢那些引人发笑的事物，他会笑得浑身震动，真正是所谓“沉浸”在笑里面，有时更一直笑到流泪。他能够赋予那简短的、别致的感叹词“唔，唔”之中常常带着一些尖刻的幽默音调，但凡眼光锐利、熟悉生活里的丑恶愚蠢的人，都是有这这种幽默感的。
他的个子矮胖而结实，生有苏格拉底式的脑袋与明察秋毫的眼睛，他不时做出一个奇怪和颇为滑稽的姿势——头朝后仰并偏向肩膀，手指插在肢窝底下的背心里面。这种姿势是异常可爱而又好笑，活像一只得胜的公鸡，这当儿，他全身都闪耀着喜悦的光辉。他是这个可诅咒的世界的伟大儿子，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为了实现爱的事业，他不能不遭人敌视和憎恨。
在1918年有人对列宁实行最卑鄙无耻的暗杀阴谋之前，我从没有在俄罗斯跟他碰过面，甚至不曾远远地见过他一眼。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手还不能运用自如，那被子弹射穿了的颈脖也很难转动。我表示了我的愤慨，他回答道（他说话的当儿不大高兴，仿佛人们在讲到一件讨厌的事时的神情）：
“斗争。此外还有什么办法？每个人都是照自己的理解去行动的。”
我们很友好地会面了，但是，不用说，在亲爱的伊里奇那对锐利的、明察秋毫的眼睛望着我这个“迷路的人”时，显然是带着怜悯的意味的。
过了几分钟，列宁热情地说：
“谁不肯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认为人可以超然于历史之外，那是幻想。就假定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人吧，今天却没有、也不可能再有了。谁也不需要他们。一切人，直到最后一个人为止，统统被卷进了复杂的现实漩涡里面，现实还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呢。您说我把生活看得太简单了吗？这种简单危害了文化么，噢？”
随后又发出讽刺的、别致的“唔，唔……”
列宁的锐利的眼光变得更加锐利，他放低声音接下去说：
“呐，照您的意见，几百万农民手里拿了枪杆可不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威胁么，噢？您以为立宪会议能克服农民的无政府状态吗？您既然老是这样嚷着农村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您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向俄罗斯大众指出一些非常简单的、容易为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都是简单明了的。”
“工人跟知识分子联合，噢？这并不坏，不坏。请您告诉知识分子，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好了。照您的看法，他们都是真心诚意地为正当的目标服务的呐？这是怎么回事？请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才真是从事伟大工作——解人民于倒悬，向世界说明全部生活真理——的人，我们给人民指出一条人类生活的康庄大道，一条摆脱奴役、贫困堕落的大道。”
他笑了，接着又毫无怨恨地说：
“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吃了知识分子一颗子弹。”
但当谈话的温度近于常态的时候，他愤怒而悲痛地说道：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难道我会反对这个意见？可是，您看见他们是怎样充满了敌意、并且不懂时代要求么？他们没看到：一离开我们，他们就没有力量。他们不接近群众。如果我们杀人太多的话，那是该由他们负责的。”
差不多每次见面时我们都要谈起这个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他对知识分子始终抱着不信任的、敌视的态度，其实他总是正确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力量在革命过程中的意义的；他似乎也赞同过这一点：所谓革命，实质上正是在过去受束缚的条件下找不到正常发展机会的知识力量之爆发。
记得有一次我曾经陪了三位科学院会员去看他。我们谈到改组彼得堡一个最高学术机关的必要。列宁送走学者们以后，心满意足地说：
“我了解这个。这都是些聪明人。他们的一切都很简单明了；一切都说得毫不含糊，你立刻就看得出来他们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要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真是一大快事。我尤其喜欢这位……”
他说出了俄罗斯科学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过了一天他便打电话给我说：
“请问问C，他原来跟我们一道工作么？”
当C接受了这个提议时，列宁真是高兴极了，他搓了搓手，开玩笑似的说：
“我们要把俄罗斯和欧洲所有的阿基米德们都一个个拉过来，那么世界就非变不可了，无论它愿不愿意！”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于莫斯科召开。此次大会上布哈林与皮达可夫反对将民族自决写入党纲，遭到列宁的驳斥）上，布哈曾经顺便说到：
“一个民族包括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承认卑鄙的资产阶级有自决权，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事。”
“不，对不起，”列宁反驳道，“事实上这是很合理的。您所根据的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分化过程，但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
然后他以德国为例，指出这个分化过程发展得如何缓慢和困难，并且提到“不能用强迫手段去培植共产主义”，——于是又谈及知识分子在工业、军队与合作社中的重要性问题。我现在把《消息报》上关于大会讨论的记载摘引如下：
“这个问题应当在本届大会上获得十分明确的解决。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科学与技术的协助、使共产主义变成更为群众所理解的东西时我们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必须夺取资产阶级的机关，必须吸收一切专家来参加工作。没有资产阶级专家就无法提高生产力。必须在他们四周造成一种同志式的工作氛围，使他们处于工人政委和共产党人的包围之中，还要创造种种不容他们冲出包围的条件，但同时也要给予他们一些比在资本家那儿更好的工作机会，否则，这个由资产阶级一手栽培起来的阶层是不愿工作的。用棍子去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资产阶级专家们惯于做文化工作，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子里推动过这个工作，即是说，他们曾经用巨大的物质建设使资产阶级致富，而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文化分给无产阶级。不过他们毕竟推动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只要他们一看清工人阶级非但重视文化、并且还设法向群众传播文化，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了。那时他们在精神上准要被征服，不仅是在政治上离开资产阶级而已。必须吸引他们到我们机关里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时候便要迁就一点。对专家们，我们不该老在小处计较。我们应当尽可能给予他们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这是最好的政策。如果说，我们昨天还讲过准许小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存在，今天却又逮捕孟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话，那么在这些转变当中还是有一个一贯的方针的，那就是扑灭反革命，而利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机关。”
比起小市民的无力的、其实是伪善的“人道主义”的一切叫嚣来，伟大政治家的这些卓越字句中所包含的意义要积极得多，也现实得多了。可惜许多应该了解和重视这个号召——跟工人阶级一道从事光荣的劳动——的人竟不会了解和重视它。他们宁愿鬼鬼祟祟地捣蛋，当叛徒。
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好些奴性难改的“仆役”仍然留在马房里继续服侍自己的主人，而那马房正是他们的主子常常鞭打他们的地方。
我时常跟列宁谈到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残酷。
“您想怎么样呢？”他惊异而恼怒地问了，“在这样空前猛烈的战斗中还能讲人道么？这儿还有仁慈宽大的余地么？欧洲封锁我们，我们失去了期待已久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反革命像熊似的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该斗争和抵抗吗？我们没有这种权利吗？呃，对不起，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知道，除了我们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难道您认为如果我不这样确信，我还能坐在这儿么？”
“在打架的时候，您凭什么标准去断定哪一拳是必要的而哪一拳是多余的呢？”有一次，在一场热烈地谈话之后，他问我道。我只能委婉其词地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想我不会有别的回答了。
我常用各种各样的请求去打扰他，有时我觉得我的为人缓颊使列宁怜悯了我。他问过：
“您不以为您所做的都是些愚蠢的琐事么？”
但我仍然做着我认定必须做的事，这个深知无产阶级之敌的计谋的人那愤怒的斜视并没有吓跑我。他沉痛地摇摇头，说：
“您简直是败坏您在同志和工人们心目中的名誉。”
可是我指出，在感情冲动和气愤的当儿，同志和工人们往往把自由与有价值的人的生命看得不太值钱，看得太“简单”了，照我的意见，过分的、有时竟是无谓的残酷不仅要毁坏正当而艰苦的革命事业，并且客观上是于这个事业有害的，因为这会拒绝不少伟大人物来参加革命。
“唔，唔，”列宁怀疑地哼了几声，便对我举出知识分子背叛工人事业的一连串实例。
“在我们当中，”他说，“很多人之所以要变节和背叛，非但由于胆小，而且由于虚荣心，由于怕丢脸，由于担心他们所喜爱的理论跟现实冲突时会失败我们可不害怕这个。在我们看来，理论和假定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不过是一种劳动工具罢了。”
然而我始终记不起一件伊里奇拒绝我的请求的事。假如说我的请求没有被执行的话，那也不是他的过错，而大抵是因为俄罗斯国家这架拙笨的机器经常有许多“机件上的毛病”的缘故。我们还得承认，有些人确实是心怀恶意，不愿改善有价值的人的命运和拯救他们的生命。这儿也可能有人“捣鬼”，敌人是无耻的，正如他的狡猾一样。报复心与恶意常常不自觉地起了作用。当然，有些心理不健康的小人怀着一种病态的渴望，情愿对亲人的痛苦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的。
列宁总是准备帮助他认为仇敌的人们，他不止准备，甚至还关切他们的将来，——这往往叫我惊奇不已。例如，一位将军兼学者和化学家受到死刑的威胁了。
“唔，唔，”列宁全神贯注地听完了我的叙述以后，说，“那么，照您的看法，他并不知道儿子们把武器藏在他的实验室里去了？这是难以相信的。不过，还是让捷尔任斯基去调查这件事吧，他对于事情的真相有一种最敏锐的感觉。”
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到彼得堡来跟我说：
“我们要释放您那位将军了，也许已经释放啦。他愿意干些什么呢？”
“制造乳剂……”
“是的，是的，制造一种石炭酸。呃，好，让他去吧。请您告诉我：他需要些什么……”
为了掩藏那救出一个人的生命的天真的喜悦，列宁故意用讽刺去掩盖它。
几天以后，他又问道：
“将军什么样啦？都安排好了么？”
1919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现在彼得堡居民的厨房里，严厉地要求道：
“我是公爵夫人，给我一块骨头喂狗吧！”
据说，她因为受不了委屈和饥饿，决定投涅瓦河自尽，但她的四条狗似乎觉察了主子这个狠心的计划，便紧跟着她，嚎叫着，显出惶恐不安的样儿，终于使她丢开了自杀的念头。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列宁。他老是眯起眼睛，从头到脚斜视着我，临了他完全闭上眼睛，不高兴地说：
“如果这是凭空捏造的，那也捏造得不错。革命中的笑话。”
他沉默少顷，然后站起来，一边翻阅桌上的文件，一边沉思地说：
“是的，这些人可要吃苦头啦。历史是一位残酷的母亲，她报复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对这些人不会有好感的。他们当中的聪明人自然懂得：他们已经被连根拔起，再也没法在地上扎根了。而移居欧洲又不能满足这批聪明人。他们在那边过不惯的，您以为怎么样？”
“我也以为他们会过不惯的。”
“那么，他们或者跟我们走，或者就再搞它一次武装干涉。”
我问：是我这样觉得呢，还是他的确很怜惜人们？
“我可惜那些聪明人。我们这儿的聪明人很少。我们的人民多半是有才能的，然而精神萎靡。”
他想起几位消除了阶级的、动物式的成见而跟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工作着的同志，他用极其亲切的态度谈到了他们。
列宁这个人有着非常坚强的意志，他十足具有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品质——自制力：这自制往往近乎虐待自己和糟蹋自己，近乎拉赫密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主角——编者注）似的睡钉板，近乎否定艺术和安特列夫（著名颓废派作家——编者注）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的逻辑：
“人家的日子过得坏，所以我也应该过得坏。”
在艰苦的、饥馑的1919年，列宁羞于享用同志、士兵和农民从外省寄给他的食物。当包裹送到他那简陋的寓所里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困惑不安，连忙把那些面粉、白糖与牛油分给病人或者由于食物不足而变得虚弱的同志们。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说：
“我请您吃熏鱼——从阿斯特拉罕寄来的。”
他皱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一对锐利的眼睛斜视着旁边，补充道：
“他们老寄东西来，好像我是个贵族似的！我怎么能禁止呢？拒绝不收吧，又要得罪人。而我周围的人全在挨饿。”
他生活简朴，烟酒等嗜好都于他无缘，他从早到晚忙于复杂艰辛的工作，完全不会照顾自己，对同志们的生活却关切得无微不至。他坐在办公室的桌子旁边，飞快地写着，说话的时候也不停笔：
“您好，身体怎么样？我马上就写完啦。一位同志在外省感觉很寂寞，他显然是疲倦了。应当给他打打气。情绪这玩意可不是一件小事呢！”
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去看他，他问道：
“吃过饭了吗？”
“吃过啦。”
“没有撒谎？”
“有的是证人，——我是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的。”
“我听说那儿的伙食很糟。”
“并不糟，不过——还可以弄得更好一点的。”
他立刻就详细地质问起来：为什么不好，怎样才能更好？
他开始气冲冲地说：
“他们干嘛不找一个能干的厨子？人家认认真真地工作，弄得头昏脑胀，吃的东西一定要可口他们才能吃得多些。我知道那儿的物事又少又不好，必须有个高明的厨子。”然后他引用了一位卫生学家的议论，说明美味的作料在营养和消化过程中有多大的功用。我问：
“您怎么有功夫想这些事呢？”
他反问一句：
“想合理的营养么？”
听他那口气，我明白我的问题提得很不妥当。
我的老朋友史科罗霍陀夫——他也是索尔莫夫人——是个软心肠，他老抱怨在契卡里面工作的痛苦。我对他说：
“我觉得这不是您干的事，这跟您的性格不合。”
他忧戚地赞同道：
“跟我的性格完全不合。”
但他想了一想又说：
“可是，您回想一下吧，伊里奇似乎也常常要硬起心肠做事呢，——我觉得我的软弱真可耻。”
过去和现在我都认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得不要紧牙关，“硬起心肠”，为了他们所致力的事业的胜利，终于克服了自己固有的“社会理想主义”。
列宁本人也需要“硬起心肠”做事么？
他绝少想到跟人家谈论自己，他比任何人更善于掩藏自己心灵中的隐秘的激动。但有一次在戈尔基，他爱抚着别人的孩子们，说：
“这些孩子将来准比我们过得好；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们可以不必经历了。他们的生活不会像我们的那么残酷。”
随后他眺望着远方，看着那些村落蜷伏的山丘，沉思地添上：
“然而我还是不羡慕他们。我们这一代总算完成了一项事业，就它的历史意义说这确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们生活中的残酷是由种种条件逼成的，将来准会得到人们的了解和宽恕。一切都会被了解，一切！”
他关心地爱抚着孩子们，用一种特别温柔和亲切的手势。
有一次我到他那儿去，看见他桌子上摆着一本《战争与和平》。
“是的，托尔斯泰！我想读读打猎的场面，后来又记起要写封信给一位同志。我根本没有功夫看书，今天晚上才读完了您那本论托尔斯泰的书。”
他眯起眼睛微笑着，心满意足地在靠椅里伸直身子，放低声音，极速地接下去说：
“怎样一个巨人啊，噢？一位多伟大的人物！这才是艺术家呢，老兄……您知道更惊人的是什么？在这位伯爵以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随后用眯缝的眼睛瞧着我，问道：
“在欧洲，有谁能够跟他比肩媲美呢？”
又自己回答自己道：
“一个也没有。”
于是搓着手，得意地笑了。
我屡次注意到他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夸耀俄罗斯艺术。有时我觉得这个特性跟列宁怪不相称，甚至是幼稚的，事后我才看出这是他对劳动人民的深沉的、含蓄的、可喜的爱的表现。
在卡普里的时候，他看到渔夫们如何小心地整理那被鲛鱼撞破了和搞乱了的网，便说：
“我们那儿的渔夫干起活来要灵巧些。”
我对于这一点表示怀疑，他有点气恼地说了：
“唔，唔，您在这个小岛上，不会忘记俄罗斯吧？”
杰斯尼茨基-史特罗耶夫告诉我，有一回他跟列宁同去瑞典的当儿，在车厢里看一本关于杜莱（德国作家兼雕刻家——编者注）的德语书。
邻座的几个德国人问他这是什么书。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这位大艺术家。这几乎叫列宁欢喜若狂了，他踌躇满志地对杰斯尼茨基讲了两次：
“他们不晓得自己的艺术家，我们倒晓得了。”
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毕希科娃的寓所里，列宁听到伊莎依·陀勃罗文所弹的贝多芬的几支演奏曲时，说：
“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鸣奏曲》更好的乐曲了，我愿意每天都听到它。这种美妙的音乐是人间所没有的。我常常骄傲（这也许是很幼稚的）地想：人能够创造怎么样的奇迹啊！”
然后眯起眼睛微笑着，颇为悒郁地添上：
“可是我不能经常听音乐，那会刺激我的神经，使我想说些可爱的蠢话和爱抚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生活在龌龊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今天你就没法爱抚任何人的脑袋，——你的手会给咬断的；你得打他们的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的理想是反对用任何暴力对待人们。唔，唔，这个任务困难极了！”
1921年8月9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那时他疲倦不堪，差不多已经是个病人了：
“A·M！
您的信件已经转交加米涅夫。我疲倦得什么事也做不了。您正在吐血，可是您还不走！！这确实是一种羞耻和疏忽。住在欧洲的好疗养院里，您既可以调养，又能够加倍工作。这是确确实实的。在我们这儿您却无法休养，也没有事儿好干，只有烦恼，无益的烦恼。去吧，疗养院去吧。不要固执，我请求您！
您的列宁”
有一年多，他异常固执地催我离开俄罗斯，我真奇怪：像他那样专心致志埋头工作的人，怎么会记得什么地方有个人害了病、需要休息呢？
像上面所摘引的那类信件他大概写了几十封之多，收信的包括各色各样的人。
他对待同志们的态度是十分特别的，他对他们体贴入微，连他们生活中的一点点不愉快也溜不过他的眼睛，——关于这些我已经讲过了。但在他这种感情当中，我从来没有看出什么自私自利的关怀，如同聪明的主子对待他的忠实能干的工人时所常有的那样。
不，这正是一位真挚的同志的由衷的体贴，是平等的人们中间的眷爱之情。我知道，在弗拉基米尔·列宁跟他党内其余的人（哪怕是最伟大的人）之间不可能划一个等号，但他自己仿佛并不知道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他是不愿知道这一点。跟人家争论的时候，他是最严厉的，他无情地嘲笑，有时甚至恶毒地讽刺，——这一切都是事实。
然而，有好多次，当他批评那些昨天还被他惩罚和“训斥”过的人们时，我却分明听到了一种诚挚的赞赏的声调，他赞赏这些人的才能和精神上的坚定，因为他们曾经在1918至1921年的恶劣环境下不屈不挠地、艰苦地工作过，在一切国家与政党的奸细的包围当中、在那些像腐烂的脓肿一般蔓延在被战争削弱了的国家躯体上的阴谋诡计之中工作过。他们毫无间歇地工作着，吃得又少又不好，生活在不断的恐怖之中。
可是列宁本人却似乎并不感觉这个环境的困难，也不感觉那给内战的血的暴风雨震撼了最深刻的根基的生活之可怕。只有一次，他在跟安德莱耶娃谈天的当儿，借用她的话来说，他才透露过一些类似诉苦的话：
“怎么办呢，亲爱的M·Ф？要斗争。一定要！我们苦么？当然苦！您以为我不苦？苦的——而且苦得多难受啊！不过，请看看捷尔任斯基吧，——他苦成什么样子啦！没有办法呀！让我们吃苦吧，只要能胜利就好了！”
我亲自听见他诉苦只有这么一次：
“可惜马尔托夫不跟我们一起，真可惜！他是一位多出色的同志，一个多纯洁的人啊！”
我记得他多么快活地大笑了很久，当他读完马尔托夫这段话以后：
“俄罗斯只有两个共产主义者：列宁和柯伦泰。”
刚一笑完，又喟然感叹道：
“多聪明的女人啊！唉……”
他从办公室送走一位“经济工作人员”同志之后，带着尊敬和惊讶的神情说：
“您早就认识他了吧？他配当欧洲任何一国的内阁总理呢。”
接着就搓搓手，微笑着，补充道：
“欧洲的人才比我们更少。”
我向他提议同去炮兵总部参观一位布尔什维克（从前当过炮兵的）所发明的机械，一种射击飞机的瞄准器。
“关于这种玩意我懂得什么呢？”他问了一句，但他还是去了。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上面安放着那架机械，七位愁眉苦脸的将军聚集在桌子周围，他们全是满头白发、胡须蓬蓬的老人，一群饱学之士。夹在他们当中，朴素的、微服的列宁仿佛消失了，不引人注意了。发明家开始解释机械的构造。列宁听了他两三分钟光景，便赞同地说：
“唔，唔！”于是开始老练地询问发明家，好像测验政治问题一样：
“您怎么能够使这个机械同时从两方面来做那确定瞄准点的工作呢？不能使炮尾的装置跟机械的标尺自动连接起来吗？”
他又问到射界的大小及其他，发明家和将军们都高高兴兴地向他说明了；第二天，发明家告诉我：
“我跟我那些将军们说您要和一位同志来，但我没有讲明那位同志是谁。他们统统不认识伊里奇，对啦，他们大概没想到他会不声不响地跑来，毫不威风，也没有卫队。他们都问：他是一位技师还是教授？是列宁？他们大吃一惊——怎么？不像呀！哪里不像？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这门学问？他提出那些问题时就像一位技术专家似的！真神秘！他们似乎不相信那真是列宁……”
从炮兵总部回家的路上，列宁兴奋地大笑着，这样说到发明家：
“您瞧，在估量一个人的时候多容易犯错误呀！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位忠实的老同志，然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偏巧就在这方面有了成就。括括叫！不，在我对那机械的实用价值表示怀疑的当儿，将军们都生我的气啦！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想晓得他们怎样评价这个巧妙的玩意。”
他打了一阵哈欠，然后问道：
“请告诉我，他还有什么发明吗？怎么回事？应该不让他担任别的工作才行。啊，如果我们能给这一切技师准备好理想的工作条件，再过25年，俄罗斯就会变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了！”
是的，我时常听见他赞美同志们。即使是他自己所不喜欢（据说如此）的人们，列宁对他们对才能也会给予应有的揄扬。
他很推崇托洛茨基的组织能力，这使我大为惊异，——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异。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很有些谣言。不过，是则是，非则非，这，我也知道。他确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1924年初版中这段话的内容为：“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外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整理者著）
沉默片刻，他又放低声音，悲戚地添上：
“但他到底不是我们的人！他跟我们在一起，然而不是我们的人。他野心太大。他有些……拉萨尔式的缺点……”（据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这句话似为：“但无论怎么说，他不是我们的人！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人。他太图虚荣。他还有些什么，……不太好的东西，是从拉萨尔那里学来的。”——整理者注）
“跟我们在一起，然而不是我们的人”这两句话我听他说过两次，第二次也是说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人死在伊里奇以后不久。伊里奇大概是很能识人的。有一回，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碰见一个人背朝着门，正在向伊里奇鞠躬，伊里奇却不理会他，仍旧自顾自地写着。
“您认识这个人吗？”他用手指了指门边，问道。我说我因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高尔基于1919年创办的一个出版社，宗旨是介绍外国文学——编者注）的事跟他打过一两次交道。
“怎么样？”
“我敢说他是个毫无教养的、粗野的人。”
“唔，唔……一个拍马屁的家伙，也许还是个骗子。不过我是初次见他，我或许看错了。”
不，伊里奇并没看错；过了几个月，这人便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话。
他观察人的时候态度很慎重，借用他的话来说，他所顾虑的是：
“我们的机关很复杂，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异己分子钻进了我们的机关。这都是您所敬爱的知识分子的罪过，是他们卑鄙的怠工的结果，那可不是！”
这些话是他跟我在哥尔克村散步时说的。我不记得为什么我谈起了阿列克森斯基（贵族出身的原布尔什维克，后叛变，革命后极力反苏——编者注），那时他大概正在干什么卑污的勾当。
“您可以想象得到：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对他就发生一种纯天生的厌恶，无法克制的厌恶。从来没有人引起过我这种感情。我不能不跟他一道工作，极力抑制自己，那多难堪啊。我觉得这个败类真叫我受不了了！”
他惊讶地耸耸肩膀，说：
“我倒没有看出马林诺夫斯基（混入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沙皇特务，1918年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编者注）这个混蛋。这真是料想不到的事，马林诺夫斯基……”
他对我的态度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和仁慈而“体贴入微”的朋友的态度。
“您是一个圣人，”他跟我开玩笑说，“在文学上您似乎是个很好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对人的态度上却是浪漫主义者。您以为所有人都是历史的牺牲者吗？我们懂得历史，我们要对那些牺牲者说：推翻祭坛，捣毁庙宇，打倒神明！而您却想说服我：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首先应该把知识分子安顿得妥妥贴贴。”
也许我弄错了，不过我觉得伊里奇是高兴跟我谈话的。他几乎常常提起：
“来玩吧，——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有一次他说：
“跟您谈天总是很有趣的，您的见闻更广、更丰富。”
他问到知识分子的情绪，尤其关怀学者们，——当时我正和哈拉托夫（共产党员、政治家——编者注）在“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里工作。他对无产阶级文学也很感兴趣。
“您对它有什么期望？”
我说我的期望甚高，但我认为最要紧的是组织一个文学研究院，附设各种讲座：语言学、外国语、民间文学、世界文学史，还要单独开一门俄罗斯文学史。
“唔，唔，”他眯起眼睛，哈哈大笑道，“计划很庞大，也很渺茫！庞大——我不反对，要是渺茫，呃？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自己的教授，而资产阶级教授所教的却是那么一套历史……不，现在我们别提这个。等它三五年再说吧。”
然后诉苦道：
“根本没有功夫看书！”
他屡次着重地强调别德内依的作品的宣传意义，但又说：
“他有点儿粗俗。他老是跟在读者背后走，其实他应当跑在前面一点的。”
他不信任马雅可夫斯基，甚而讨厌他：
“他就喜欢乱喊乱叫，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字句，他的一切全都不自然，照我看——全都不自然并且叫人似懂非懂。那一切统统是毫不连贯的，念起来真费力。他有才气？甚至很有才气？唔，唔，我们瞧吧！您没有发现人们写了一大堆诗吗？杂志上连篇累牍尽是诗，几乎天天有诗集出版。”
我说，在这样的时候，青年们醉心诗歌是自然的事，照我的意见，写平庸的诗比写好的散文容易，写诗所需要的时间也少些；何况，在作诗的技巧方面，我们拥有许许多多优良的老师。
“呃，我就不相信诗比散文容易！我不能想象。即使剥掉我的皮我也写不出来两句诗来，”他皱起眉头说，“应该把一切旧的革命文学作品（我们的和欧洲的）推广到群众中去。”
他是一个长住在国外的俄罗斯人，他细心地观察过自己的祖国，——从远处看来，它似乎更光彩更显明了。他正确地估计了祖国的潜力，即人民的非凡才能，这种才能还表现得很微弱，还没有被痛苦而悲惨的历史所唤醒，但它却在奇异的俄罗斯生活的黑暗背景上像金黄的星星似的到处闪耀着。
弗拉基米尔·列宁，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真正的人物，已经死了。他的死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心胸是一记异常沉痛的打击，异常沉痛的打击啊！
可是，死神的黑暗的轮廓也越发鲜明地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衬托出了他的意义——作为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意义。
如果那片仇恨他的乌云、谎言与毁谤的乌云会更加浓密地包围着他的英名，那也算不了什么：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灭掉列宁在这疯狂世界的窒息的黑暗中所举起的火把。
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真正值得全世界永久纪念的。
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了。他的智慧与意志的继承者们却仍然活着。他们活着，并且有效地工作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这么工作过呢。
1930年6月
感谢 黄胜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