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共产党人和国家

　　1916年2月，列宁迁到了苏黎世，因为那里的图书馆要好一些。他在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沙皇被推翻了。他是在1917年3月14日和15日（新历）两天的瑞士报纸上读到这条新闻的。第二天他写信给伊涅萨·阿尔曼德说：“我不能到斯堪的那维亚去，这真使我受不了！！我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在1915年冒险动身到那里去！”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64页。——译者注

　　一天之后，当消息得到证实时，他给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①列宁在国内和国外打算进行的是另一种革命，自己的革命。他必须处身在俄国。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天起，伊里奇就没有睡好觉，夜里他想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归国计划。可以坐飞机回去吧，但这在夜里似睡非睡的时候想想是可以的。……需要从中立国搞到一张外国人的护照，最好是搞一张瑞典人的……通过瑞典的同志可以弄到瑞典人的护照，但是不会说瑞典话却是个障碍，装哑巴呢，又容易露出马脚来。一睡着，梦见孟什维克，骂起‘混蛋！混蛋’来，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我笑着说。”②克鲁普斯卡娅是了解自己的丈夫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64--565页。——译者注
②《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551页。——译者注

　　列宁并没有罢休。在他的想像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打算。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雅·斯·加涅茨基的便函（便函是放在一本书的硬书皮里通过邮局从瑞士转寄出去的；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487页上引证了这封便函）里写道：“我再也等待不下去了，打算通过合法途径回国的一切指望都落空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离开这里回国，惟一的一个计策就是找到一个和我相像的瑞典人。但是我不懂瑞典文，因此这个瑞典人应当是又聋又哑的。现寄上我的照片一张，以备万一。”

　　加涅茨基读完便函，“哈哈大笑了好长时间”。列宁的计策从这一笑声中成了泡影。

　　于是列宁决定经过法国和英国回国。1917年3月19日他写信给布尔什维克驻日内瓦的领导人维亚切斯拉夫·卡尔宾斯基说：“请以您自己的名义搞一份去法国和英国的签证，我将利用它取道英国（与荷兰）返国。我可以戴上假发。我照相时就戴上假发，到伯尔尼之后，我也戴着假发持您的证件到（俄国的——路·费·注）领事馆去。到那时，您起码应当离开日内瓦几个星期（直到我从斯堪的那维亚给您打电报来）。在这个期间，您应当非常秘密地躲在山里，膳宿费当然由我们替您支付。”①列宁比卡尔宾斯基大一岁，因此他显然指望他们的相像可以使这次乔装的滑稽剧最后能够成功。

　　但是列宁的这个计策也未能实现，因为列宁在继续同卡尔宾斯基通信时，一次也没有再提到它。例如，3月24日列宁写信告诉卡尔宾斯基：“我们反对同其他党派接近……”②第二天列宁用法文更详细地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惟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政党接近。”列宁强调说：“最后一点是不可缺少的条件。”③布尔什维克准备单独来推翻克伦斯基。

　　眼下列宁陷于悲观失望状态。他在3月底写给伊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说：“我们大概不能回国！！英国不让过境。取道德国又办不到。”④

　　突然间乌云消散了。1917年4月2日或3日列宁通知卡尔宾斯基：“我们将在星期三取道德国回国。”⑤

　　俄国参加世界大战这一行动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一个时期，东方战线上的德军超过了西方战线），使德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恺撒⑥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7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79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583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585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599页。——译者注
⑥恺撒是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号。——译者注

　　1963年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在纽约对我说，俄国君主制垮台后，德国政府通过在哥本哈根的非官方的德国人士企图同临时政府（当时担任临时政府的首脑的还不是克伦斯基）进行谈判以缔结单独和约。彼得格勒作出的反应是，它建议盟国简要地说明并宣布自己的作战目的，以便在德国引起一种有利于缔结和约的情绪。但是英国和法国犹豫不决。

　　于是德国人便转向列宁。早在1914年9月间，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斯库埃拉的爱沙尼亚人把利用住在瑞士的俄国革命侨民的可能大致地告诉了德国驻伯尔尼的全权代表吉斯贝格·冯·罗姆贝格男爵。克斯库埃拉在1915年3月25日写给罗姆贝格的一个文件里叙述了列宁派的直接政治纲领。这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姆贝格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德国首相贝特曼一霍尔威克。

　　在这之后不久，即在1915年8月，德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乌尔利希·冯·勃罗克多尔夫一兰楚伯爵，把他从帕尔乌斯那里得到的关于俄国革命风潮的情报，交给了柏林的外交部。在90年代，亚·李·格尔方德一帕尔乌斯是俄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侨居德国后，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修正主义派的领袖之一。帕尔乌斯在同俄国革命运动继续保持联系的情况下，1902年时为《火星报》写了一些文章。而当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他来到了彼得堡，成了那个存在不久的彼得堡苏维埃的一个成员，并在发展不断革命论方面同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他看来，不断革命论意味着不是德国革命点燃起俄国革命之火，就是俄国革命传染给德国。帕尔乌斯作为恺撒在战争中获胜的拥护者，他利用德国当局对他的信任，说服了德国当局准许列宁经德国回彼得格勒。这样看来，列宁的这次著名的、对以后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回国之行的主意，理应属于帕尔乌斯和勃罗克多尔夫一兰楚了。有人就帕尔乌斯这个当之无愧的恺撒和列宁之间的中间人写道，他是“象的身子和苏格拉底的头”。①帕尔乌斯在1919年时写道：他的目的是使沙皇制度和西方帝国主义失败。而强大的社会民主运动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政策和国内的情况。鲁登道夫这个德国军队的首脑同意列宁及其同志们经德国回国；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暴动会使他把军队从东线调到西线。威廉二世也表示赞同。1937年1O月鲁登道夫承认，他在1917年让列宁经德国回国时，根本不知道（大概也没有去注意）列宁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恺撒对此也茫然无知。

①维尔纳尔·哈尔维格《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1957年莱顿德文版第13页。“象的身子和苏格拉底的头”，其意思是帕尔乌斯这个人虽然身体魁梧像个象，但他的头脑却很灵活，很会想办法，就像苏格拉底的头似的。——译者注

　　在列宁看来，事情很简单：他一心要回俄国，而其他一切道路全被封锁。至于俄国的敌人和西欧的敌人会就这件事说些什么，这丝毫也没有使他担心。他知道，孟什维克是不会攻击他的，因为他们的领袖尤利·马尔托夫后来也是经这条道路回俄国的。

　　在冯·罗姆贝格男爵的帮助下，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很快地解决好了一切与列宁回国有关的细节。列宁高兴得欣喜若狂。他向女房东付清了房租，向图书馆还清了书。克鲁普斯卡娅装好了几个手提箱。时间不多了，可她还仍然没有作动身的准备。

　　“你自己走吧。”妻子劝说列宁。

　　“不，我们一块走。”列宁说。

　　也许克鲁普斯卡娅是想留下来让列宁能够同伊涅萨一起走吧？

　　后来的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是当时在苏黎世车站为列宁送行的人中的一个。他嗣后记下了自己的印象：“列宁离开时样子显得镇静、高兴。当我看到他满面笑容地站在正在驶去的火车的小站台上时，我感到他内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想法：‘我为之而生存、我和全党为之而准备的那一事件，终于、终于到来了，没有这一事件，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只能是一种准备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完成这一事件的生命。”①

　　回国的人在伯尔尼集中，他们是：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伊涅萨·阿尔曼德、季诺维也夫夫妇、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当时还不是俄国臣民的卡尔·拉狄克及其他一些人——一共31个成年人和一个14岁的一头卷发的男孩，他是一个崩得分子的儿子，叫罗别尔特。

　　他们在伯尔尼坐上的那个车厢并不是用铅印封上的车厢。托洛茨基把“用铅印封上的车厢”这几个字放在括弧内。②俄国人单独坐一个车厢，车厢里有一个很好的厨师，——只有他们才有权坐直达车，坐这种车途中不准走出车厢。一路上所应遵守的条件是列宁在苏黎世时以书面形式提出而为冯·罗姆贝格男爵所接受的，③这就是：出入德境，护照和行李不受任何检查，乘客进入车厢也不受德国当局检查，结果乘客们实际上享受了外交上不可侵犯的特权。从这个角度来讲，车厢是“封上了铅印的”或者说是中立的。恺撒亲自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如果瑞典不准布尔什维克进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德军在东线的驻地通过。”由于得到了恺撤的准许，这样，俄国的侨民们在以后的途程中便能够从德国境内通过。④在哈雷，为了让列宁坐的火车通过，德国太子坐的火车被阻留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柏林，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上了车。列宁拒绝见到他们。

①《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213页。
②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自传）1930年纽约英文版第298页。
③《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389--390页。
④维尔纳尔·哈尔维格的前引书第23页。在这本书里，除了作者写的序言外，还有从德国档案馆里摘录的一些官方文件的德文原文，这些文件谈到了列宁一路上经过德国和瑞典的情况。

　　4月7日，列宁打电报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加涅茨基说：“明天有20个人走。”①这大概是指正在火车上的那20个布尔什维克。列宁请加涅茨基让另外两人②在瑞典的特雷勒堡港等待他们，因为从德国开出的火车轮渡一定要开往那里，并请赶快把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和“别列宁”（施略普尼柯夫）叫到斯德哥尔摩。③

　　早在1917年4月1日，列宁就给加涅茨基拍去了如下一封电报：“请拨出2000（瑞典）克朗给我们作旅费（从斯德哥尔摩到彼得格勒），3000更好。我们打算星期三动身，至少10人。请回电。乌里扬诺夫。”④

　　2000或3000克朗是很大一笔款额。加涅茨基受到了控告，说他为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竟得到了德国的钱。

　　雅柯大·菲尔斯滕贝格（他也就是雅柯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1879年生于波兰。他很早就参加了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即伦敦代表大会）上他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战争期间他在斯德哥尔摩作避孕剂的生意。麦克尔·富特雷尔见到了这种货物的发货单，因为他曾对加涅茨基一菲尔斯滕贝格案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把这种材料交给了牛津大学在安东尼学院的研究班。⑤

①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08---609页。——译者注
②另外两人是林德哈根和斯特勒姆。——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98页。——译者注
⑤麦克尔·富特雷尔《北方地下组织》（1863--1917年俄国革命党通过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就行运输和联络工作片断）1963年伦敦英文版。

　　麦·富特雷尔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高度的耐性，根据某些文件终于找到了那个爱沙尼亚人克斯库埃拉，原来关于列宁一行经德国回国这个主意是克斯库埃拉给罗姆贝格出的。富特雷尔同克斯库埃拉交谈了几个晚上。结果发现情况原来是这样的：1914年9月间克斯库埃拉同罗姆贝格见面后，便于同年9月或10月间同列宁进行了惟一的一次谈话。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克斯库埃拉进行这种活动是出于复杂的动机，尤其是对地下工作者来说进行这种活动就更是如此。他是爱沙尼亚的一位爱国主义者，所以他希望俄国被革命削弱后定能使他的祖国获得独立。在1905—1907年间，他积极地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后来他在德国和瑞士的大学里学习。这个经历使他成了一位高度熟练的中间人。克斯库埃拉自认为是“用铅印封上的车厢”这一主意的提出者。他以肯定的口气讲：“是我使列宁得以动身的。”①富特雷尔写道：“根据德国档案馆中所保存的一份注明为1919年的文件可以知道，按克斯库埃拉自己的计算，他当时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20---25万马克。”当时这笔钱等于50000--62000美元。克斯库埃拉用来安慰自己的是，他幻想着把这笔钱借出去以赚取利息。而当他于1923年9月把这笔钱收回来时，他确实得了很大一笔利息。因为这时25万德国马克按市价还抵不上一美元、克斯库埃拉用所得到的钱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作品，并将其运入俄国。

　　当麦·富特雷尔对加涅茨基一菲尔斯滕贝格进行追踪调查时，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歇洛克·福尔摩斯②的嗅觉和一位严肃学者的埋头苦干精神帮助了他，使他获得了成功。

①麦克尔·富特雷尔的前引书第18页。
②歇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资产阶级作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的故事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柯南道尔著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译者注

　　富特雷尔没有引证列宁为加涅茨基辩护的、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的那封信的原文，那封信是“在1917年11月不迟于29日（新历12月12日）”写的，也就是说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一共才5个星期之后写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不任命加涅茨基为党的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列宁写道：“这就是说，撤销了中央委员会的原决定。”列宁把反对加涅茨基的论据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诬蔑”。“随便什么人先来证实一下加涅茨基的不良行为，否则我们不应该将他免职。”列宁一方面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时对反对者的论据（“但是加涅茨基同帕尔乌斯做过买卖呀。”——“大家”这么说）答复说：“加涅茨基为了糊口，在帕尔乌斯担任股东的一家商行里当过职员。加涅茨基对我是这么说的，这是无可辩驳的。”列宁建议：“如果轻信谣言的那些同志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们为什么不……找到在哥本哈根住过的见证人呢？为什么我党队伍中匿名指责加涅茨基的人不这样做呢？？这样对待一位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是极不公正的。”①结果，自然是列宁获得了胜利。加涅茨基依然是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而后来当他回到俄国后，成了国家银行的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在1937年成了敌对者进行诽谤的牺牲品，后来恢复了名誉。”——在关于加涅茨基的传记材料中，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使用的说法并以低沉的语调宣布了这一点。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2、23页。——译者注
②《回忆弗·伊·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713页。

　　列宁给中央的信对于加涅茨基因革命前进行的活动而赢得的声誉与其说有所帮助，不如说有所损害。这封信表明，“资产阶级的诬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多数人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便提出了要把加涅茨基从斯德哥尔摩调回的问题。列宁援引加涅茨基的话（“加涅茨基对我是这么说的”）以及“无可辩驳”（从谁的方面来说？）的说法当然没有被任何一个进行合法的公文处理的法庭作为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予以接受。

　　加涅茨基一菲尔斯滕贝格曾于1917年1月17日在哥本哈根被捕，原因是有人控告他输出体温表、注射器及其他当时在德国和俄国所稀缺的医疗用品。牛津大学的调查员麦·富特雷尔获得了了解菲尔斯滕贝格案件的许可，结果查明菲尔斯滕贝格原来是丹麦商业出口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该公司的周转额有几万英镑。它的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它向俄国和德国私运避孕剂而获得的。加涅茨基交了罚款后，被驱逐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他作为列宁的代理人进行工作，而且可能还继续经商。

　　麦·富特雷尔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弄清了这一堆错综复杂的关于北方地下活动的材料，从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对菲尔斯滕贝格过去的职业进行考察后，很难设想他献身于财政业务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帮助革命事业……如果说他在1917年春天以前曾经资助过俄国的（不同于波兰的）布尔什维克的话，那么这不可能是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以前普遍都缺钱用（尽管克斯库埃拉交来了一些钱），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菲尔斯滕贝格这位公司经理的活动，不管列宁了解到什么，列宁都把他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来重视，无怪乎列宁要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进行辩护了。”

　　关于列宁在1917年4月1日打电报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加涅茨基请他“拨出”2000或3000瑞典克朗这一事实证明，列宁是知道加涅茨基的资金情况的，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钱是来自德国。至于帕尔乌斯和克斯库埃拉，那么他们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用的倒可能是德国所提供的钱。

　　在回国途中，列宁一行在斯德哥尔摩停了8个或1O个小时。其间大部分时间列宁是同加涅茨基在一起度过的。随后他们这一批人就坐火车和芬兰人赶的马车从瑞典到了芬兰，从那里又坐火车到了彼得格勒。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列宁十分激动，面色苍白。“伊里奇问大家，我们这次回来，临时政府会不会逮捕我们。”①

　　实际情况相反，列宁于4月3（16）日晚上11时到达芬兰车站后，被引进一个“专供沙皇休息的”房间，在这里他受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尼·谢·齐赫泽和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的正式欢迎。这两个人都是孟什维克。当时在旁细心观察的苏汉诺夫写道：“他（列宁）站在那里的样子好像正在发生的一切与他丝毫无关似的，他环视着四周，仔细打量着周围那一副副面孔，甚至还仔细地瞧着‘专供沙皇休息的’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他整理了一下手中的花束（花束与他的整个身体很不协调），然后就把脸从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方面完全转向在场的人群，高声地说：‘亲爱的同志们，士兵们，水兵们和工人们！’”②这都是他的“选民”：他指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推翻自己的“祝贺者”③，并为了共产主义而夺取国家政权。他打算在取得国家政权后来消灭国家。他在自己的一部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是这样写的。

　　列宁开始写这部书是在苏黎世。1917年3月4日，他向在日内瓦的女布尔什维克索·纳·拉维奇提出请求：“您那里有没有巴枯宁的小册子《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是俄文的，还是法文的？如果没有，能不能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弄一本来用几天？”④

①《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0页。——译者注
②尼古拉·苏哈诺夫《革命大事记》，格尔热宾出版社（柏林一彼得堡一莫斯科）1922年俄文版第3册第15页。
③这里所说“祝贺者”指正在祝贺他归来的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们，因为他们在临时政府中担任要职，代表着临时政府，而列宁正是要把临时政府推翻的——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55页。——译者注

　　在回到彼得格勒后那暴风雨般的几周里，列宁把稿子放到了一边。在“七月的日子”之后和几位担负领导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被捕之后，列宁转入“地下”，起初是在彼得格勒，后来是在芬兰。1917年7月18日，他从自己的避难所写信给加米涅夫说：“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列宁认为他有可能被跟踪追查出来并被杀害——路·费·注），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录的以及从考茨基反驳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摘录的一切文字都收在里面，并且还作了很多批语、评注、结论。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不过先要讲好，这一切目前绝对不要告诉别人。”①列宁没有被杀害，他很快就从斯德哥尔摩收到了这本笔记。他把这部著作写好后，换了个书名。

　　1917年8月，即在距离爆发十月革命不到3个月的期间，这部著作在俄国问世。它直到今天仍然是共产党员们的圣经。这部著作还是列宁酷爱绝对的一个证据（他把这种酷爱留给了政治上的几代后裔）。这部著作的直接论题是：“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30---631页。——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7页。——译者注

　　在一切国家里，自由和恐惧的程度是上下移动的，它就像一个病人的体温曲线那样，反映着社会的健康状况。苏联公民的自由在斯大林时期比在列宁时期少，在赫鲁晓夫时期比在斯大林时期多。在这方面忽视量的因素就是教条主义，而不是辩证法。自由的量决定国家的质，决定民主或专政的程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限制个人的自由。但是它又能够捍卫从而扩大这种自由。列宁的无条件的“没有自由”会成为对极权政治的根本没有自由进行辩护的理由。

　　列宁在这部书中自始至终都断言：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才会死亡，自由才会到来。列宁在引证恩格斯的话时说，有朝一日国家将“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列宁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②国家不可能消灭阶级之间的冲突，相反，“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③因此，列宁以其通常所有的那种急躁态度声明：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暴力革命”来“打碎、摧毁整个国家机器”。列宁宣称，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建立起新的国家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就其本质和作用来讲，是和从前国内外的一切资本主义政府根本不同的。

　　恩格斯就国家性质所说的话，完全不像列宁这样，说得这么明确。列宁引证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其中谈到：“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④列宁把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为这一点。他评述恩格斯的这几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⑤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讲到这里为止。他补充说：“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⑥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22页。——译者注
②③⑤同上，第114页。——译者注
④⑥同上，第113页。

　　恩格斯虽然是不明确地但却是带有预言性地区别出了现代国家的特点。他以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些特点，他说：国家“表面上”①站在社会之上。但是，它却承担了“抑制冲突”的任务，并使自己日益同社会相异化。任何一个仇视国家的人，无论是蒲鲁东还是托马斯·倍恩②，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托马斯·倍恩在《理智》一书中写道：“社会……是善”，而政府则是“不可避免的恶”。虽然如此，国家同社会还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在“使自己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同时，毕竟又不能够完全同社会相分离，除非建立起一种极权专政。在其他情况下，国家反映着利益的冲突。它摇摆于各种利益之间，同时又捍卫着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并企图为了整个社会的幸福而调和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列宁反对这样来解释上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话，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看法”。列宁在自己的这部书中声明：“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③他证明，既然国家“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国家政权机构不可。”④

①这里“表面上”一词，就俄文的原意来看，有“大概”、“看来”的意思，这正表示出恩格斯的怀疑态度。——译者注
②托马斯·倍恩（1737—1809）是英国激进派政论家，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注
③《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14页。——译者注④同上，第115页。——译者注

　　《国家与革命》这部列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成了共产党员们的革命课本。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研究了两个问题：（1）怎样实现革命；（2）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对第一项任务共产党员们是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列宁有关建立革命后的国家的指示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加以比较，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主义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它的关于政府的性质和职能的概念中表现得这么软弱无力。

　　这部书一开始就谈到暴力。列宁满意地指出了“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的德国助手写道：“暴力……起着……革命的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恩格斯断言：“……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

　　列宁着重指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②

　　列宁的两条圣训是：第一，加强议会的权力以便将来消灭议会；第二，加强政府以便到后来消灭政府。列宁断言：“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③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2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33一13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34页。——译者注

　　1917—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遵循了第一条圣训，即关于议会的圣训。这条圣训始终是共产主义的一项原则。为了反对议会而利用议会是共产党员们通常使用的一种策略。

　　俄国的和外国的共产党员们还遵循着第二条圣训的第一部分：他们在加强着政府机构。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无产阶级国家都没有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立刻开始消亡。相反，它根深蒂固，新枝茁壮，树叶浓密，苦果累累。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说并没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因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起“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的观念是错误的。俄国持续时间很久的国内战争，1920年和1921年反对苏维埃的暴动，1921年实行的、向资本家阶级作了一系列让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耐普），1929年以后农业集体化遭到的大规模反抗，以及苏维埃生活中成千上万的其他现象都表明，阶级矛盾不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几十年后还依然存在，而且甚至在它的影响下又发展了。

　　不久前，即在1963年1月，苏共的政治和理论月刊《共产党人》以通常对不愉快的事实加以缩小的作法承认，“在苏维埃社会中还保留着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阶级差别的某些残余”。此外，许多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在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中各个派系、各个集团或各个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并没有停息，他们是军官、科技专家、少数民族、企图克服经济限制的集体农庄领导人、力求实现自己的政策或一心要加强个人权力的党的领袖。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们毕竟又全都在互相竞争，全都在竭力利用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列宁撰写关于管理国家问题的著作时，他没有考虑到问题的这一个人方面，而是简单地决定：资本主义的灭亡必定意味着阶级矛盾的灭亡，从而也意味着国家灭亡的开始。

　　在列宁的这部书中同样地也忽视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列宁为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提出的任务是世界革命，而世界革命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内战。列宁对各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仇恨，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他在对国家问题进行最有权威的分析时毕竟没有注意到这一国际因素。列宁由于没有估计到在各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中通常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的摩擦，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工人一旦推翻了阶级敌人，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要自行消亡。

　　《国家与革命》中有很多地方都证明这部书所反对的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即改良主义者，其次是无政府主义者。十分可能的是，列宁在瞄准自己思想上的敌人时，却忽略了存在于国家消亡道路上的那些障碍。辩论中爆发出来的狂怒搞昏了他在理论上的估计。

　　他嘲笑的目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们自己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①他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他们的思想领袖卡尔·考茨基，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人民国家”。列宁在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断言，“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②接着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假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少数会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列宁坚决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途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推翻剥削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③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2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2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31页。——译者注

　　列宁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和空想”表示蔑视，因为他们想“废除国家”。列宁断言，这样的态度只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拖延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是不能够废除的，也不能够指望它自行消亡；应该把它“摧毁”。

　　今天任何一位共产党的领袖都不会去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废除国家”问题，或者是同其他一些政治家争论国家的自行消亡问题。因为目前两个世界（无论是共产主义世界还是非共产主义世界）正在从相反的方向，朝着扩大国家权力的方向走去。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兼民粹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最先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俄文。他翻译这部著作想必不是为了练习文笔，而是由于他同这部著作的作者在目的方面，甚至在手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吸引人的论题，这就是国家（和家庭一样）是在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它是一种暂时的社会设施。①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说法是同意的。争论之处在于为国家准备一个什么样的末日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废除”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自行消亡”？这个抽象问题和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热烈辩论曾使列宁为之激动。现在无论是这个问题还是这场辩论，都被放进20世纪的古物陈列馆里去了。当前各个有实力的国家之间正在为力求获得更大的实力而进行着斗争。没有什么比距离国家的衰亡更加遥遥无期的了，而列宁在他执政的不几天以前写出的这本书中居然把国家的衰亡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就提上了日程。

　　列宁断言，马克思对l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之后，改变了并扩大了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在对公社走过的短短道路所作的分析（他把这一分析加上了个标题：《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②接着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①所谓“设施”是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46页。——译者注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法官已失去其表面上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①

　　列宁特别重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观察，即巴黎公社“取消了……官吏的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列宁继续写道：“这里恰恰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②

　　马克思的教训确实被人们彻底忘记了。现在苏维埃国家的那些高级官员既不对选民负责，也不被撤换，而他们却过着一种连沙皇在君主国繁荣时期所过的生活都比不上的生活；现在“人民公仆”这个高等阶级领得的工资竟超过了“工人工资”的5—40倍；要是列宁处身于现在的话，那他会说些什么呢？

　　列宁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③这在当时是立即做到的。列宁在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话时写道：任何一个人都是“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④但是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周家里，都没有实现廉价政府；相反，它们的军队和官吏都信奉着圣经中的训示：“孳生吧，繁殖吧，使自己充满大地。”苏联的军队和官僚有几百万，他们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居于特权地位。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4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48页。——译者注
③④同上，第149页。——译者注

　　列宁认为（他真的那么天真吗？），“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的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会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①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官员实际上都是能够根据那些并不是由人民选出的党的长官的命令随时被“立即”撤换的。斯大林把几十万个官员直接从他们的床上“撤到”地下监狱，“撤去”处以死刑。对官员职务的免除就是现在也还是按照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容争议的命令进行的。

　　列宁曾幻想没有特权、没有长官制的国家将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组织成为公社的人民”。列宁以赞同的态度引证马克思这样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②他写道：“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③“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像和应该想像……”④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48—14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49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51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152页。——译者注

　　年轻的国家在抛弃议会制之后，应当“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它应当在消灭雇佣奴隶制之后，力求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①在这种秩序下，既不会有常任的官僚，也不会有常备军！

　　列宁的纲领很简单：“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佣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②

　　“武装的人民”是列宁对常备军这种资本军国主义的回答，也是他的工人监督的公式。列宁重复地说：“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③

　　马克思说：甚至一个最小的农村都应当有自己的自治公社，他驳斥了说公社会破坏民族统一的论据。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④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联邦制。但是列宁认为，集中制应当是自愿的：“……自愿的集中制是可能的，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也是可能的”，而不是像庸人们认为的那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⑤

①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5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17页。——译者注
④⑤同上，第157页。——译者注

　　列宁在革命前就坚决反对“强制”。他在1914年1月18日的《无产阶级真理报》上猛烈地抨击了俄国的“自由派”和“反对派”，因为他们主张在异族儿童的学校里用强制的办法讲授俄语。他对自由派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我们不赞成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强制的成分。我们不赞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①

　　在列宁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里，列宁的每一句名言都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引用，而这几句话不知什么原因却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是由于不存在使用棍子的现象吗？是由于不存在进行强制的情况吗？是由于实行了自愿的集中制吗？如果不使用棍子，如果没有最坏的“强制的成分”，那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能够实行几项苏维埃的措施呢？如果集中制像列宁要求的那样，是建立在彻底消灭了集中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和官僚这一基础之上，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它的正式名称）或者是整个苏联（它也是一个各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国家”）作为一个集中的国家能够存在上几天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②这个问题在苏联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苏联即使在现在，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联邦国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可分的俄国，存在着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由中央管理）的、使用强制方法的统一国家，即共产主义的寡头政治。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310--311页。——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75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制度残酷性的真正历史恐怕证明不了列宁如下的一些响亮话语是正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①

　　列宁接着说：“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84一18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85页。——译者注

　　苏联已经培养出了几个新的一代。他们并没有习惯于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生活。相反，他们经常生活在强制和压迫的气氛中——在实行斯大林的杀人制度时期，他们是在国内处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死后，他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处在这种情况下。在很多国家里，权力是靠强迫手段来支持的，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尤其如此。俄国的统治者们不仅自己已经习惯于使用强制的方法，而且还使自己的臣民们习惯于接受强制的方法。虽然《国家与革命》一书依然作为一部圣经在为人们阅读，但这部书中所阐述的原则同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却存在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列宁是否嘲笑了自己呢？他是否讥笑了写出《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那个空想家呢？回忆录的作者们对此默不作声。他要这样自我开心的话，或许他会更加伤心的。

　　列宁刚一执政消亡就开始了。不过这是消亡这一概念的消亡。这样的消亡，其表现程度有大有小。从前的一个彼得格勒的工人弗·普·舒尼亚科夫写到了关于一个“小的”重要情况，他在苏联的一家杂志上回忆了他在1918年同列宁见面的情形。①他写道：当时彼得格勒在挨饿。“每天每人的粮食口粮基本上是100--125克面包，这样的口粮常常为燕麦、小麦、黑麦所代替，而有时候连这也领不到；甚至还常发一些青鱼的头和不大新鲜的干尠鱼②。”一位党的积极分子饿得没有力气去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因此在维堡区委里便“提出了为各区组织的工作人员办一个内部食堂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不一致”。舒尼亚科夫写道：有些党员认为，积极分子应该同普通的工人们一样地挨饿，“大多数人的说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去支持自己的先进的积极分子，那么积极分子的极度虚弱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过早死亡，将会对革命的发展产生危害极大的影响，因为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推动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问题提到了列宁的面前。

①《历史档案》（1960年9--10月）莫斯科俄文版第140--147页。
②尠鱼是里海产的一种鱼。——译者注

　　列宁听完了反对积极分子受优待的人的意见后，认为他们的反对意见是不对的。他们作为出发点的个人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是一种极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更是这样。这种个人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来源于社会革命党人。要知道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积极分子和自己的组织者，就不能够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应当爱护积极分子，在现时，在现有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在身体方面关怀他们。列宁说，内部食堂应当办。工人们是一定能够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的……几天之后，区的积极分子的食堂办起来了。

　　1918年9月，舒尼亚科夫在莫斯科又见到了列宁。舒尼亚科夫写道：一个月之前，他参加的那个“非常三人小组”曾经把两个被捕的人送交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处理，这两个人是：“尊贵的”伯爵维特（即前总理——路·费注）的“尊贵的”弟弟和沃罗宁（他是“沃罗宁、柳特奇·切舍尔股份公司”的工厂经理）。他们两个人被控告保存了罐头、金币、有价证券及其他物品。舒尼亚科夫写道：“后来有人向我们报告说，当工人们得知把这两个被捕的人送交戈罗霍瓦亚街的肃反委员会时，他们便聚到一起，对这两个人施用了真正的私刑。”舒尼亚科夫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他回忆说：“我向列宁讲了我们在区里实行红色恐怖的事，特别是讲了工人们惩治‘尊贵的’维特和工厂主沃罗宁的事，列宁听了特别高兴。当我谈到由于我们注意不够，结果便出现了施用私刑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插话说：‘就算这样，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工人们知道他们审判的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要审判！’他说，在革命进程中，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不容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对待为共产党员办内部食堂的态度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对关于私刑所做的插话表明他对事情所采取的态度是很实际的：什么事情，做了也就算啦。但正是共产党员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和工人们所实行的没有限制的红色恐怖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它使苏维埃的现实永远脱离共产党人所宣布的理想。把几百万党内外职员的工资提高好多倍的作法，破坏了列宁关于“工人工资”的规定（今天人们甚至一想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竟有这样的“平均主义”，都会不是感到可怕，就是感到好笑），造成了一种官位等级制度，构成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妄自尊大的、贪求奢侈豪华的、追求名利地位的官员，这些人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权力经常牺牲原则，为了给自己那种极其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辩护，借口说什么他们是由于力求达到既定的目标才这样做的，而这种目标是他们自己规定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很少有什么相似之处。苏维埃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而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继续奉行着旧俄国的那种政策，它使这种政策适应于斯大林的病态心理的要求，适应于迫切的需要和眼前出现的情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被放进陈列馆里去了（这部书在列宁的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阶级斗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确实是马克思学说和列宁学说的基础。但是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却既没有注意到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没有注意到国际的阶级斗争。列宁使用一种完全是空想主义的、什么地方也没有的方法（对这种方法以前他本人曾经痛骂过）描写了并规定了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无论是同当时的现实条件还是同今天的现实条件，无论是同俄国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现实条件还是同其他国家可预见到的未来的现实条件，都是不相容的。列宁的这部书尽管通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引文，但它却是一种智力上的谬误，是一个“坚如铁石的”人的奇怪思想，是他所戴的假发和所做的化装在思想上的等值，而他在写这部书时确实是戴着假发，做了化装并用别人的名字使自己隐藏起来。

　　列宁承认：“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①但是这个过程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就将立即开始，因为“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8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47页。——译者注

　　列宁刚一掌握政权，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就成了他加强国家政权的借口。列宁从1917年11月起到他最后患病为止这个期间的活动表明，他力求尽可能地把权力集中到管理着国家的那个惟一政党的手中。这样，列宁就在实际上实现了他在革命前所确定的目标。党的独揽大权完全符合他的原则和他那贪权的性格。独揽大权的传统来源于俄国的过去。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外部情况的影响，列宁又回到了这种传统。祸根可能在于人民的少数而不是多数镇压了他们的压迫者。因此国家这种“镇压的特殊力量”便得了势。

　　在夺取政权20个月之后，即在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莫斯科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们发表了《论国家》的讲演。①时列宁已经有了国务活动家的经验。他从这种经验中作出了什么结论呢？看，他是这样描写国家的：“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59--7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66页。——译者注

　　再到后来，列宁整整走了一圈，来了个辩证的否定的否定，抛弃了自己的国家消亡理论。这个情况十分凑巧地发生于1920年3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列宁向集合在那里的共产党员们说：“再像过去那样提出国家问题是不行了，由于有了革命的运动，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来自实践的提法产生了，以取代那种旧的来自书本的提法。……这样，国家问题现在有了新的提法。……必须有中央政权、专政和统一意志……再来反对这种必要性……已经不行了。”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17、218页。——译者注

　　革命嘲笑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于是写这部书的那位革命家便把它送去做了可资利用的废物——勇敢的行为。现实生活消灭了漂亮的理论。死亡的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与革命》这部书。

　　列宁从历史上知道，在俄国，人民和国家是隔离的，互相敌对的，互不合作的。因此在人民看来，国家是一种绝对的、无法医治的祸害。但是列宁在执政后，不得不服从历史。尽管他做了种种尝试，想赢得人民的支持，但是他所建立的党的国家也和君主制的国家一样，就其本身性质来讲，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力量就一定得建立在强制服从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