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 ->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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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没有旅行指南的旅行 1918年7月9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各个地方苏维埃、省苏维埃和中央苏维埃中开除了出去。①由于其他一些政党还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开除出苏维埃,所以这个日子标志着一党制在苏维埃俄国的建立。苏维埃成了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在同一个月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被“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消灭”。②但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和卡列林这三个党的主要领导人未被“消灭”。卡姆柯夫跑到了维捷布斯克,从那里又跑到了基辅,他在基辅领导了“反对德国人的起义工作”。基辅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后,这次开除并没有在各个地方立即实行。例如,在巴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依然是市苏维埃的代表,而且其中某些代表在7月底时还支持共产党人。 ①②《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2版第24卷第403一404页。
他被捕。后来他突然到了柏林,在那里他成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旗帜月刊》的编辑。①卡列林也跑掉了,他也成了柏林《旗帜月刊》的编辑。②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当时留在大剧院,她平心静气地让肃反工作人员把自己逮捕起来。“1918年11月,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法庭判处她为期一年的监禁,但是几天之后就被大赦了。大赦后,她继续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于是不久又被捕了。现在(1929年9月——路·费·注)她已脱离了政治活动。”③ 杀害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对自己的过错感到后悔。据伊萨克·多伊彻(他引证了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的档案)说,布柳姆金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立了功,嗣后又回到了肃反委员会中工作。在20年代中,他同情托洛茨基反对派,但是他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继续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当托洛茨基在普林基波岛过着流放生活时,布柳姆金秘密地去看望了他,然后带着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的一封信又回到了莫斯科。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按照地址把信交出去时就被捕了,并被枪决”。④ ①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第638页上的介绍。
③同上,第23卷第627一628页。 ④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一1921》1954年纽约和伦敦英文版403页脚注。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巩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合作。列宁一听到谋杀米尔巴赫的消息后,就立即往军事委员部给托洛茨基打电话,请他前来。几分钟之后,托洛茨基来到了列宁的办公室。他们正在谈话时,来了一个新的电话通知,说米尔巴赫死去啦。他们害怕德国进行报复,入侵俄国。列宁便决定同契切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到德国大使馆去向死者表示“哀悼”。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着头说:“到那里应该怎么说,这我已经同拉狄克商量好了。我本想说Mitleid(同情),但是需要说Beileid(哀悼)。” “他稍微笑出点声来,他穿上衣服,坚定地对斯维尔德洛夫说:‘我们去’。他的脸色变了,变成了一种没有生气的灰色。伊里奇前往霍亨索伦的大使馆对米尔巴赫伯爵之死表示哀悼,这一行动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就内心的感受来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①但是,列宁的政治头脑命令他:“去!” ①列·托洛茨基《论列宁》俄文版第118一119页。托洛茨基在描写列宁的感情时,也表现出了他自己的感情。
对列宁来说,整个1918年都充满了痛苦的时刻。但他从不悲观失望。具有从容不迫的幽默感的英国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阿瑟·兰塞姆关于列宁写道:“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幸福的人的印象,他的每一道皱纹都是笑的皱纹,而不是忧虑的皱纹;这想必是因为列宁是不去注重人们性格中的不良个性的第一个伟大领袖吧。”在列宁的脸上,既有笑的皱纹,又有因过早硬化而形成的皱纹。他之所以没有忧虑,是因为他虽然有极其大量的需要操心的事,但他却总是能够应付裕如。他工作积极。他没有什么焦急不安,而只是工作。他无限热爱劳动。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上,他都能够充分地左右局势。他时而决定:哪条战线需要增援,时而又拿起笔来为一个需要在拥挤不堪的莫斯科寻找住宅的同志写介绍信。他具有非凡的精力,而且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好像他知道他还能活下来的时间已经不久了似的。他很少有什么虚荣心,因此对于自己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印象,他是不去注意的。但是由于他过于聪明,使他不能不注意自己个人的重要作用。其实即使他自己不注意这一点,那在实际上起这样的作用的也只能是他,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人。连历史也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个人作用。 在米尔巴赫被杀害后,德国的威胁减少了,但并没有消失,而依然还有可能引起祸患。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开始增多。那些得到外国多种帮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敌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苏维埃发动进攻。如果说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国内战争中苏维埃的胜利的话,那这个词就是“列宁”;如果只限于使用两个词的话,那这两个词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说,两位非军人的政治家战胜了一大批沙皇俄国的优秀的将军,他们是:仁列金、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尤邓尼奇、弗兰格尔、邓尼金及其他很多将领,其中有海军上将高尔察克。 政治在所有国内战争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员和武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决定着战斗的命运,但是当战斗是在城郊和乡村进行,不受固定战线限制的时候,当公民们能够自己进行选择,决定自己应该站在哪个方面来参战的时候,这时真正的战场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正是在这里沙皇的将军们输掉了国内战争,而列宁则赢得了这场战争。将军们捍卫的是过去,列宁则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但是,在列宁能够从事高深的政治问题之前,他不得不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不得不在旧国家的废墟上为新国家奠定基础。每一个政府都是前一个政府的继承者。苏维埃所继承的那个政府已经消失了,它的士兵、军官和官吏已经不存在了。列宁不得不简直是从看门人开始。他一掌握政权,第二天就制定了一个“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哨兵职责”条例: “1.非人民委员一律不准入内(如传令兵不认识他们,可要求他们拿出证件即身份证来)。2.对其他一切人,则要求他们在纸上登记下自己的名字并简要地写明来访的目的。传令兵应将这张登记的字条交给主席,不经主席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3.如房间里无人时,可把门稍微打开一点,以便让秘书能听到电话的铃声,来接电话。4.如主席房间里有人时,任何时候都要将门关上。”① 如果没有需要,列宁是不会制定这些工作细则的。他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力资源。他的本性促使他要亲自去处理千百万件的琐碎小事,而他却能够得心应手地予以处理(这往往要求具有极其严厉的作风),这真是共产主义的好运气。财政部的职员们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后开始罢工。1917年11月12日,列宁下了这样的命令:“如果财政部的某些机关还要继续罢工的话,那就把这些机关的领导久立即逮捕起来。”②1918年1月5日,列宁签署了一项关于动员彼得格勒的男女进行扫雪的命令。1月16日,他命令发给赤卫队司令部30支手枪,用来专门保卫内阁和其他机关经常在那里开会的塔夫利达宫。在1918年3月举行的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发觉有一些外人参加。他便交给秘书如下一张字条:“看来这里坐着一些请来讨论别的问题的人,不必把他们赶走。但是,我对您和其他秘书提出警告,已经说过一百遍了,只能请那些与讨论问题有关的人参加会议。”③ 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7页。
②同上,第7—8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105页。——译者注 如果列宁有1O个脑袋、20只眼睛和40只手的话,那它们也全都会有工作可作的。虽然列宁只是去打猎或去休息(没有关于他访问前线的材料)时才离开首都,但他却是无处不在的。他指挥军队,领导经济,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是从零开始进行建设的)。为了打赢国内战争,他需要预先获得工人、少数民族和农民的支持。他并不嫌弃那些最残酷无情的方法。 例如: 在1917年12月,即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后不久,彼得格勒的一些矿业协会(乌拉尔的大多数工厂都属于这些协会)的董事会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汇钱给各工厂,以便支付工人的工资。工人们派了一名代表去见列宁。列宁在同这位代表进行了15分钟的谈话之后,命令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和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应立即逮捕这里的(设在彼得格勒的)乌拉尔各工厂董事会全体董事,应警告他们,对在乌拉尔制造危机者将向法院(革命法庭)起诉,并应没收乌拉尔的一切工厂。请从速拟定法令草案。”① 1918年1月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把以“失业和挨饿”来进行威胁的“资本家-怠工者”流放到矿区进行强迫劳动的法令。几天之后,哈尔科夫各工厂的工人们向布尔什维克驻哈尔科夫的司令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抱怨说,厂主在圣诞节前不发给他们奖金。于是安东诺夫便把哈尔科夫最大的15个资本家逮捕起来,拘留在二等车厢里,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来100万卢布,那就“把车厢开往矿区”。钱交来了,资本家也就被释放了。列宁高兴地向安东诺夫致电祝贺。②哈尔科夫的各工厂不久即被没收。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6页。——译者注 这样的事件多得很。列宁的观点清楚地反映在1918年8月29日他就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每周报告的决议给各人民委员的一封通告信中:“报告应当写得非常通俗,其中特别要指出:(a)群众生活改善的情况;(工人、国民教师等工资提高的情况);(b)工人(优秀工人个人和工人组织等)参加管理的情况;(d)剥夺地主、资本家、商人、金融家等的情况。主要的任务是用事实具体说明,苏维埃政权究竟是怎样采取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最初的步骤)的。”① 事业掌握在行家手中。还有一个例子。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请列宁确认省苏维埃关于解除旧的省人民委员的职务和任命新的省人民委员的法令。1917年11月19日列宁回电说:“全部权力都在苏维埃。无需确认。你们的任免决定就是法律。”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8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8卷第12页。——译者注 这封电报不管其是否真诚(而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日子里发出的这封电报,直到今天都可以认为它是真诚的),它都表明了列宁作为导师兼行政首长的才干,作为以实际行动进行宣传的宣传家的才干。他的这封电报使莫斯科的工人和士兵感到高兴,这是不难想像的。因为列宁对他们说,政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苏维埃拥有真正的权力。不过苏维埃很快就失去了权力,权力成了一种神话。但是在当时除了列宁采取的反对企业主的具体措施而外,沙皇将军们又能为工人提出什么来呢?要知道那些将军们和企业主是一丘之貉,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联系和共同的社会地位。 为了巩固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列宁让工人们能够使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他们所痛恨的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洛达尔斯基于1918年6月在彼得格勒被杀害后,列宁认为过去所采取的那些惩罚性措施已经不够了。6月26日他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打电报说:“今天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才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想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回答沃洛达尔斯基被害事件,而你们(不是您个人,而是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或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却加以阻拦。“我坚决抗议! “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我们却压制群众的完全正确的革命主动性。“这样做不——行!“恐怖分子(即反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看作胆小鬼。现在正是极端的军事时期。必须支持那种为了对付反革命分子而采取恐怖手段的群众性的热情,彼得格勒尤其如此,它的榜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但是工人是这样一些人,即列宁只不过是要博得其对自己有所好评的一些人。俄国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企业主通常只付给工人很少的工资,而从工人身上则榨取尽量多的利润。在这方面,他们具有一个虽则实行工业化、但却不太发达的国家中那些贪婪的财主们所具有的一切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所具有的情绪对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宣传来说,是一种良好的土壤。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使用狡猾手腕消除了孟什维克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列宁能够使工人们面临着简单的抉择:或者是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复辟旧的资本主义。 省下来的是要博得俄国居民中的两大部分即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好评。在世界战争期间,列宁指出,大俄罗斯人只占俄国居民的43%;57%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鞑靼人以及整整100个其他少数民族。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09一210页。——译者注
②按照这里的说法,苏联为11O个民族。而根据“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关于苏联的介绍,则说苏联有119个民族。——译者注 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是变化无常的,但是总的说来,布尔什维克控制着全国的中心地区(这里居住的是大俄罗斯人),而他们的反对者们则被迫在外省活动(这些地方居住的是少数民族)。在反布尔什维克的营垒里占优势的那些沙皇的将军们是这样一些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不可分割的俄国”,拥护革命前压迫少数民族的实行极端集中制的俄国。例如,在1919年5月,指挥着由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组成的混合部队的尤邓尼奇将军逼近彼得格勒城下,要推翻苏维埃。但是尤邓尼奇是反对爱沙尼亚独立的。在尤邓尼奇的内阁中担任社会工作部长的H·H·伊万诺夫记下了他同尤邓尼奇在彼得格勒附近所进行的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将军说:“爱沙尼亚是不存在的。它是俄国国土的一部分,是俄国的一个省。爱沙尼亚政府是一个夺得了政权的匪帮,因此我决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①雷瓦尔掌握在爱沙尼亚的民族政府手中。当1919年8月布尔什维克转入反攻时,爱沙尼亚人纷纷临阵脱逃,并给红军部队让开了战线。差一点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尤邓尼奇对彼得格勒的进攻被打退了。 ①H·H·伊万诺夫《关于1919年彼得格勒城下的事件》1921年柏林俄文版第16页。
在北高加索,在由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组成的军队所控制的地区,沙皇的那些举行叛乱的将军们感到自己是巩固的,因为哥萨克的长官们曾被沙皇赋予特殊的行政权力,而那些繁殖马匹和牲畜的哥萨克居民则过着一种比较顺利而幸福的生活。此外,在俄国的激进分子们看来,“哥萨克”一词是君主国中骑马的警察的同义词,所以哥萨克人不可能指望从革命中得到多大的好处。哥萨克人实质上是一些保守分子,他们按族系来说多半都是大俄罗斯人。 但是当将军们刚一从自己的自然环境向北和西北方向即向莫斯科推进时,气氛就逐渐变得不那么友好了。 这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渴望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而是他们非常希望能利用普遍存在于俄国中部的那种混乱状态,使自己获得独立。 虽然列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在他的口中意味着由一个中央实行专政),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俄国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这一点。在列宁和斯大林于1917年11月15日(新历)签署的《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中宣布了“解放”的原则以及“俄罗斯各民族享有平等和主权”的原则,还宣布了“俄罗斯各民族享有自由地进行自决直到分离出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沙皇的“压迫和专横”应该由“俄罗斯各民族在自愿和诚实的基础上结成联盟的政策”①取而代之。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14一15页。
芬兰不客气地抓住了布尔什维克的这些话,它蔑视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于1918年从俄罗斯分离了出去。乌克兰这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它差不多有3700万人)几乎是立即就仿效了芬兰的榜样。在同一年年初,孟什维克宣布成立了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它有居民将近300万)。达什纳克党(这是一个由农业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美尼亚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其他一些民族也纷纷从俄国分离了出去。俄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1918年7月10日,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住在这个共和国领土上的很多少数民族都享有自治权。少数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说这是请人家回来,另一些人则说这是对关于“在自愿和诚实的基础上结成联盟”这一政策的威胁。1918年12月,摆脱了德国统治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本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莫斯科承认这两个共和国是独立的共和国。估计代表大会将接纳它们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微妙的民族问题由于国际局势而变得紧张起来。一些外国在浑水摸鱼。德国支持芬兰。布尔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反对者得到了德国的帮助,后来又得到了英国的帮助。俄国的土耳其斯坦也吸引了英国的兴趣。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放弃了乌克兰之后,英国和法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帝国的这个最重要的地区,1919年11月10日,大不列颠的首相戴·劳合-乔治说:“你们别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能猜透某种预言,也别以为布尔什维克定能征服整个俄国。我不相信这个。南部自由的农民在内心深处是厌恶布尔什维主义的,所以我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够制止这种憎恶心理。” 憎恶心理是存在的。列宁企图消除它。1918年1月21日,列宁往哈尔科夫打电报给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尽一切努力消除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哈尔科夫的)的所有一切摩擦。这在国家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看在上帝的面上,同他们和解吧,承认他们的一切主权吧。恳求您将您所委派的那些政治委员免职。万分希望您能照我的请求办,绝对同哈尔科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好。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极有分寸。”①换句话说,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作为莫斯科的代理人,不应当不同乌克兰人商量就委派一些委员,从而侮辱他们的民族感情。 1918年4月22日,列宁和斯大林打电报给土耳其斯坦边疆区塔什干苏维埃代表大会说:“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人民委员会将支持你们边疆区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自治。”列宁和斯大林请代表大会派一个委员会来莫斯科“以便……确定你们边疆区全权机关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6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8卷第120页。——译者注 显然,少数民族的一些代表,甚至是一些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都很难相信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本自治区的巩固程度。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加·赛德-加利耶夫(他实质上也就是鞑靼的总统)于1921年7月写给列宁的信,证实了这一点。这位主席提出了4个问题并得到了4个答复: “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中的小的自治共和国,特别是鞑靼自治共和国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列宁的答复是:“有必要。” “2.如果有必要,那么需要存在多久,换句话说,需要完成哪些任务,达到哪些目的?” 列宁的答复是:“还需要存在很久。” “3.如果我抱有下面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即……在各方面水平都比较高的过去的统治民族中的共产党员,应该对过去被压迫的民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治共和国(州、公社)中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起教员和保姆的作用,并且随着后者的成长,前者应该逐渐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们……”(在打印的译文中有遗漏)。 列宁的答复是:“不是起‘教员和保姆’的作用,而是起助手的作用。”列宁在作这一答复时,没有注意鞑靼主席的讽刺语调。 “4.在所有自治共和国中,而在这里是说鞑靼自治共和国,在当地的共产党员(鞑靼人)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集团):其中一派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渴望进一步按阶级分当地居民阶层,而另一派则带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遗漏) 列宁的意见是:“请准确、扼要、清楚地指出存在‘两个派别’的事实。” 在这一点之后的是一个列宁没有给予答复的问题:“我认为前者应该受到俄国共产党全党及其最高机关的全力支持,而对后者只应当(根据他们的忠诚程度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强烈程度,以及他们做的工作的有益程度)加以利用,同时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比前者好(近来不单单在鞑靼一地有这种情况),以上看法是否正确?”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84一85页。——译者注
这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和令人难受的指责,由于莫斯科所提拔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在少数民族中有更多的拥护者),这就使国际主义者心情沮丧。苏维埃政权在1957年把这封信以及列宁的答复都发表出来,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探察到列宁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所采取的战略,这种作法是少有的。 大多数地方的政治家们实行了一种虚假的自治,并在各民族政府中居于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在过去纯粹是一种装饰品),他们认为这样的状况比沙皇执行的那种由大俄罗斯进行统治的政策要好。列宁企图在适当的情况下把这种虚假的自治变为真正的自治。但是这种作法收效不大,因为在少数民族的领土上存在有从莫斯科派去的军队和共产党的行政工作人员,而在战争时期。这些军队和工作人员则在那里占据主要地位。列宁本人并没有民族偏见,他的亲密战友们也没有民族偏见,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人就不是俄罗斯人,例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柯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及其他一些人。在这些非俄罗斯的人中,有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虽然没有什么偏见,但他们在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却竭力要超过俄罗斯人(为了这个,列宁有一次还申斥了捷尔任斯基)。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尤其是列宁,对少数民族的需求所给予的关怀注意,在俄国的边境地区还是感觉得到的,虽然当地的一些行政人员常常并不赞同中央的善行。克里姆林宫永远不会相信少数民族的忠诚。但是少数民族对沙皇将军们的痛恨;克里姆林宫是会相信的。这种痛恨心理在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独立的波兰不仅对白色运动感到恐惧,而且对白色运动对不可分割的俄国所采取的方针也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战胜沙皇将军方面,或者是在布尔什维克于1920年战胜波兰方面,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农民问题。1913年时,俄国的居民为15900万,其中只有18%的居民住在城市,住在农村中的占82%。①在国内战争时期,小资产阶级和失业工人(因为很多企业关闭)纷纷从挨饿的城市跑到农村。此外,农村居民在少数民族中占压倒的多数(在乌克兰占90%)。工人只占少数,而且他们也并不全是布尔什维克。 在国内战争中,农村这个地方起着三重的作用:它给作战双方提供大量的有生力量,它向军队和城市供给粮食,它还是作战的战场。城市是战利品,农村是战场。因此在内战中能否取得胜利,决定于农夫。 列宁越来越坚信,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很多事情取决于农民。在革命前,他就土地问题写了很多著作。但是他本人却向住在喀普里的高尔基承认:“对于俄国,我知道的很少,辛比尔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这几乎就是一切!”②他个人在俄国农村的生活经验尤其有限。他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曾在科库什基诺外祖父勃兰克医生的庄园(这所庄园坐落在伏尔加河畔,是列宁的母亲和列宁的二姨母卡列田尼科娃从祖上继承下来的) 里度过暑假。 ①《1960年苏联的一些数字》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5页。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381页。 他曾在那里常同表兄弟们一起玩耍,但却从未干过农活——干这种活对一个“少爷”来说是不合乎身份的。但是土地问题的政治意义列宁是很清楚的。革命后,在议事日程上紧接着和平问题的就是分配土地问题。11月7日夜里两点钟拿下了冬宫。列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卸下假发,去掉化装,来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然后又到自己的秘书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住宅里去过夜。当时没有哨兵。邦契就“用所有的链子、钩子和锁把几个人口的门都锁上,把手枪装上子弹……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夜晚——一切都可能发生!”列宁被安置在一个小卧室里睡觉,邦契躺在隔壁房间里的沙发上睡觉。列宁熄灭了电灯,邦契也熄灭了电灯。邦契虽已入睡,但他感觉到,列宁起了床,开了灯,坐到桌子跟前写起东西来。凌晨时列宁又躺到床上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他醒来后,精力充沛和面带笑容地走出了房间。他向在场的人祝贺“革命的第一天”。“不一会我们就向斯莫尔尼宫走去,后来我们坐上了电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各条大街秩序井然时高兴得容光焕发。”这时在列宁的口袋里装着他在夜间写好的“土地法令”。①这天晚上在通过了“和平法令”之后,列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了“土地法令”,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法令。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543—545页。
法令中谈到:“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列宁指出:“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他建议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和出租土地。“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① 列宁在读完法令后说:“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0、21页。——译者注 实际上,农民自己已经开始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时期,农夫们拿着棍子、逃兵们拿着步枪纷纷驱逐地主,抢劫庄园,分配土地。列宁只是认为农民的这种情绪和所发生的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在土地改革中,土地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农民要过上富裕的生活,还需要农具、牲畜、钱、劳动力和本领。因此,一些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仍然是穷,另一些农民的情况比较好,第三种人即“中农”,正像这个名称所指出的那样,处于中间状态。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分化在农村掀起激烈的阶级斗争。除了国内战争,又增加了农民战争。 农民的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农民的情况由于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而变得复杂化起来。乌克兰的农民像其他很多农民一样,也夺取了地主的田庄。在中央拉达同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条约之后,地主们又回来了。对此,农民们便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责难,说布尔什维克虽然反对这样的条约,但进行和谈却是他们开始的。有人说,拉达这个死胎反正是会同中央国家结成联盟的,这种说法很需要农民细心琢磨一番才能了解。农民看事物很简单:“布尔什维主义——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土地又到了地主手中。” 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拉达及其继任者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都是恼恨的。他们离开丁农村,结合成一些进行掠夺抢劫的匪帮,他们时常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的鼓励。他们杀人,抢劫,袭击赤卫队,尤其对那些从城市派来的工人征粮队设置埋伏感兴趣。 征粮队需要在农村中有自己的同盟者。他们在贫农中找到了同盟者。贫农被组织在贫农委员会里,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如出于嫉妒、贪权或者是害怕城里人等原因,便开始进行没收食品的活动,他们在所谓富农和中农的粮仓库、板棚和地窖里找到了食品。国内战争在农村变得剧烈起来。现在,那些受侮辱的农民上层开始对白色将军们产生好感(他们充其量是对白色将军和红色将军都憎恨)。有时候他们的好感是随着没收者的颜色而改变的:如果来征粮的是白色将军,农夫们就赞成红色将军;如果来征粮的是红色将军,农夫们就赞成白色将军。所以在国内战争(这场战争从1917年延续到1921年)期间,许多农村、地区和城市不止一次地从这一方面转到另一方面,这是毫不奇怪的。没有一张军用地图能够充分反映出这种混乱状况。 当俄国陷于内乱状态时,列宁及其战友们不得不制定新的政策,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项任务要求具有几乎是超人的信念和勇气,要求指望敌人出现种种弱点,而要求自己只能获得成功。对于这种旅行,马克思没有留下旅行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