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列宁在笑

　　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向全世界表明，苏维埃政府决不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俄波战争在西方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同情或反感，而且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很大的兴趣。很清楚，太阳下面出现了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投下了一条长长的影子。克里姆林宫中一位神奇莫测的伟人成了外国记者、工人领袖、作家、社会学家、敌人和朋友们所注视的主要对象。这位红色的“反基督者”具有什么样的外貌呢？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未来会怎样呢？每一个到俄国旅行的人回到家里后都希望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见到了列宁。”而那些由于害怕或由于憎恶而不愿到俄国去的人则企图远远地离开他。

　　列宁对于趣闻和笑话的世界宝库未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列宁生平事迹总汇》中只有如下一个列宁的笑话：“对重婚的人最重的惩罚是什么？——是让他有两个丈母娘。”①列宁曾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讲了这个古老的笑话。

　　列宁有自己的幽默感。例如：1920年9月，伦敦《每日新闻》的记者打电报告诉列宁：“不久前从俄国回来的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代表团所作的报告，对您的事业的危害比近几年来一切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都要大。”德国独立社会党人代表所作的报告对布尔什维主义尤其不利，他们来到莫斯科为的是要检查一下，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是否值得。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在俄国拒绝工作的工人被枪毙；在俄国全体居民中有75％是农民；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统治着俄国的是右翼军国主义；逃兵被枪毙；工人不准罢工；在俄国各城市中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共产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专无产阶级的政。”②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9页。
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625页上的第188注。并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508页上的第135注。——译者注

　　列宁对英国记者的电报作了答复。他写道：枪毙了革命工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考茨基之流同资产阶级一起，自然对他们在苏维埃俄国所见到一切是感到不满的。“既然你认为法国、德国和英国工人代表团莳报告比一切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了更太的危害，那我倒乐于采取由此想到的一个办法。”列宁继续写道：“让我们缔结一项协定吧：你代表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我代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让各国根据这一协定派遣工人和小农（即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替资本创造利润的劳动者）的代表团到我们俄国来。让他们在俄国住上两个来月。既然这些代表团的报告是有利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事业的，国际资产阶级就应当负担这些代表团的全部出国费用。但是，鉴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极其孱弱和拮据，而我们俄国则既富足又强大，我同意向苏维埃政府请求给予优惠，要它负担四分之三的费用，而各国的百万富翁只负担四分之一的费用。”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39卷第270一271页。——译者注

　　列宁想必发笑了。

　　赫伯特·威尔斯听到了列宁的笑声。不过在列宁会见这位英国的小说家时笑得却不多。威尔斯是于1920年9月底来到彼得格勒的。他对于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事物感到不喜欢。有些事情使他觉得很可笑。

　　威尔斯写道：“当我刚到彼得格勒的时候，我要求让我看一看学校。第二天我就去参观了一个学校；我怀着极坏的印象离开了那里。这个学校的设备是非常好的，比英国普通的小学要好得多。孩子们看来很机灵，发育也很好。但我们是在课后来参观的，没有能够看到上课时的情况。根据学生们的表现来看，学校的纪律是很差的。我认为让我看的这个学校是专门为了供我参观而准备的一个学校，而这就是彼得格勒能够用来进行炫耀的一切。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个人开始向孩子们询问英国的文学情况和他们所喜爱的作家。有一个人的名字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这就是我本人的名字。而像弥尔顿、狄更斯、莎士比亚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在我这位文学巨人的脚下蠕动。询问在继续进行，孩子们列举了足足一打我所写的书的书名……我强作笑颜离开这个学校时，对这次访问的组织者感到极为愤慨。”

　　“3天后，我突然取消了我的整个上午的活动计划，要求他们让我立即看看另外一个学校，附近的随便一个学校都行。我确信，第一次的访问我是被他们蒙蔽了，而这一回我可要到一个真正的坏学校去看看了。但是实际上，我所看到的一切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校舍和设备，还是学校的纪律，都要比前一个学校好得多。看了上课时的情况后，我确信，教学安排得相当的好……这个学校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快结束时，我们决定检查一下：赫伯特·威尔斯在俄国的少年们中是否真的有不同寻常的威望。结果表明，在这些孩子中过去谁也没有听说过赫伯特·威尔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没有威尔斯的一本书。这使我彻底相信，我来到了一个完全正常的学校里。”①

①这里引证的威尔斯的一部书，它的第1版于1921年在伦敦出版。它的俄文译本（书名是《俄罗斯之谜》）于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没有任何删节。书中保存了一切有损尊严的、侮辱性的话语和描写。例如：“我认为最好还是去掉一切表里不一的虚礼来谈一下马克思吧。我一向认为他是个最枯燥乏味的人物。”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它至多能够对政府的建议表示赞成或不赞成，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够从事任何真正的立法活动。”“将来俄国要变成一个农民的国家，那时城市荒芜，沦为废墟，铁路上：荒草丛生。随着铁路的消失，中央政权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将消失。农民极其无知，而且大部分是愚蠢的，当他们的事情遭到干涉时，人们能够起来反抗，但是他们不善于预见，不善于组织。他们将变成一个政治上肮脏的，被各种矛盾和零星内战弄得分崩离析的，每逢歉收便要遭受饥饿的人海。这个人海将成为欧洲一切传染病的温床，而且将日益同亚洲汇合起来。”当1921年列宁拿到威尔斯这部书的英文本时，他认真地读完了这部书，并在很多段落上标出了“注意”的字样，在有些字句的下面划上了一道或两道着重线。对威尔斯的如下一段话列宁在边页上划了三道着重线，在文字下面划了两道着重线，这段话是：“应该承认，在俄国我对马克思所持有的消极的不友好态度转变成十分积极的敌意了。”等等。列宁的这些批注在《俄罗斯之谜》俄文版的附录中都作了复制。这部书俄译本的任务，据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在对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是要表明威尔斯关于俄国要毁灭的预言是错误的。（以上各段引文，参看《俄罗斯之谜》三联书店版第33、57、66、82等页。——译者注）

　　威尔斯在彼得格勒住在高尔基的家里，高尔基给莫斯科打了个电话，安排了他同列宁的会见。威尔斯在费·阿·罗特施坦①（他后来是苏维埃俄国驻伊朗大使）和“一个带着大照相机的美国同志”的陪同下，经过为了弄到进入克里姆林宫大门的入门证和进入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许可证而进行的长时间的忙碌之后，终于进人了“列宁的办公室，这是个明亮的房间，窗户对着克里姆林宫广场。列宁坐在一个大写字台跟前，写字台上堆满了很多书籍和文件。我坐在写字台的右边，一位身材不高的（英文原文是“身体很小的”——俄文版译者注）人坐在转椅上，他的脚刚刚触到地板，他把胳膊肘支撑在一叠文件上，面对着我。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时，那个美国人握着他的照相机，开始热心地为我们拍照，而且竭力不打扰我们的谈话……”②

①费多尔·阿罗诺维奇·罗特施坦（1871—1953）是苏联历史学家、外交家。长期侨居英国，曾是英国社会党左翼领袖之一和英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②参看《俄罗斯之谜》三联书店版第61页。——译者注

　　“我本来以为要会见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我得同他进行一场舌战，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是他在同我谈话时绝没有这样做。当人们描写列宁时，总是非常注意他的笑。据说这种笑起初似乎使人感到愉快，而后来却令人感到有些犬儒主义的味道。我可没有听见这种笑声……列宁的那张令人喜爱的微黑的面孔，表情变化得很快，呈现着快活的微笑。他在听对方谈话的时候，眯缝着一只眼睛（这种习惯可能是由于视力上的某种缺陷而引起的）。他的容貌不大像他的照片，因为他是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远比面孔本身重要得多的人。在谈活中间，他抬起手来在桌子上堆着的文件上面略微作些手势；他的话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就像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

　　“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贯穿着两个——怎样说好呢——基本的主题。一个是我提出的：‘您对未来的俄国是怎样看法？您想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另一个是他提出的：‘为什么英国还没有开始社会革命？为什么你们对于准备这个革命毫无作为？为什么你们不消灭资本主义，不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而且互相补充说明。第二个主题使我们回到第一个主题上去：‘社会革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个革命是否成功？’而这又引导到第二个主题：‘要使这个革命成功，西方世界也必须卷入这个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呢？’”

　　列宁和威尔斯的对话是“从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中大城市的前途”开始的。威尔斯那宇宙般的想象向他表明了“俄国城市的消亡”。他预言，“很大一部分城市都将消亡”。列宁对此丝毫不感到痛心，他肯定地说：“城市会大大减少。而且它们将变得不同。是的，会完全变个样子。”

　　“那么工业呢？工业也应该彻底改造吗？

　　“我是否对于俄国已经建树的一切有一个概念呢？关于俄国的电气化又如何呢？”

　　善于靠幻想的翅膀飞翔于地球最遥远的未来的威尔斯，拒绝同列宁一起飞翔。他在自己的书中称列宁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

　　“问题在于，列宁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驳倒了一切‘空想主义者’，但到头来他也陷进了乌托邦，电气化的乌托邦……在这样一个一抹平川、森林遍布、广大农民目不识丁、没有水力资源、没有技术人才、工商业几乎停顿的大国里，还能想象比这更大胆的计划吗？……我不管用哪一面魔镜，都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俄国。但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位身材不高的人却有这种才能……在和我谈话时，他几乎说服了我，使我相信他的预见是能够实现的。”

　　列宁还预言，代替农民的生产的将是“巨大的农业生产……政府已经把大庄园收归自己掌握，在那里做工的不是农民，而是工人……过十年以后请您再来看一看俄国在这段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吧。”

　　威尔斯写道：“和列宁谈话，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管马克思怎样，共产主义总归是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创造力的。我在共产党人中间遇到过令人生厌的阶级斗争的狂热分子以及像顽石一样不可救药的繁琐哲学家，看到过许多盲目自信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尔后同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会见，他那富有生气的形象深深感动了我。他坦率地承认建成共产主义的巨大困难和复杂性，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无论如何，他是看到了未来的经过改造和重建的世界的。”

　　威尔斯证明，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结果，可以成为“文明的”制度，变成“全世界的集体主义制度”。列宁微微一笑，回答说，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它必然要产生战争”。“当我说到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时，他作为对我的回答，突然问道：

　　“‘那么您对从美国来到我们这里的新的共和派的帝国主义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这时罗特施坦先生插了进来，用俄语不知说了些什么；列宁没有理睬。列宁不顾罗特施坦先生提醒他有保持外交上的高度慎重的必要，把一个美国人（即华盛顿·B·万德利普，他和威尔斯本人一样，也是临时住在莫斯科河沿岸街一个糖厂主的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收的宅第里。——路·费·注）打算使莫斯科吃惊的一项计划告诉给我。这个计划规定要给予俄国以经济援助；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缔结反对日本侵略西伯利亚的防御同盟；在远东建立美国的海军基地；以五六十年为期，把堪察加半岛的天然富源，可能还有其他广大亚洲地区的天然富源，租让给美国开采。这有助于巩固和平吗？这是不是新的世界斗争的开端呢？英帝国主义者是否喜欢这个计划呢？”

　　“在我们涉及许多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同列宁亲亲热热地告别了。”①

　　威尔斯同罗特施坦（他对列宁不谨慎地说出了关于美国的打算而嘟嘟囔囔地表示不满）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在威尔斯会见列宁的几个月之前，另一位具有高度远见卓识的英国人——伯特兰·罗素会见了列宁。看来，在1920年时，这位哲学家能够比那位幻想家更好地理解苏维埃的领袖和苏维埃的制度。罗素写道②：“我到莫斯科后不久就会见了列宁。我们用英语谈了一个小时，列宁对英语掌握得相当的好。给我们服务的在场的一位翻译很少用得上。列宁办公室的陈设简陋得很：一个大写字台，墙上挂着几张地图，两个书橱，一个招待客人的很舒适的圈椅，还有两三把椅子。显然列宁不喜欢豪华，或者说，列宁甚至不喜欢通常的舒适。他非常友好，看来也很朴实，没有一点高傲的表现。如果事先不知道他是谁，那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位被授予以重大权力的人，或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我从未见到过一个人，像他这样没有一点自负的表现。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来访者，他看人时眯缝起一只眼睛（他的左眼视力有毛病），这样一来，另一只眼的洞察力就能够提高到几乎吓人的程度。他很多时候都在笑。起初他的笑声使人觉得是友好的和愉快的，但是我逐渐感觉到在他的笑声里有某种阴沉的味道。列宁表现出绝对的威严，他沉着、无畏，毫不自私，——总的来说，他可称得上是理论的化身。我感觉到，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犹如新鲜的血液流动在他的血管里。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想使他的理论为人们所理解，对那些不理解、不同意他的理论的人他感到愤怒。他很喜欢进行解释。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对很多人都是蔑视的，他是一位精神贵族。”

①以下各段引文参看《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43、344、345、346、347、348页。——译者注
②们特兰·罗素《布尔什维主义：实践与理论》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192页；1920年伦敦英文版第131页。

　　罗素是于1920年5月11日到6月16日来俄国的。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布尔什维主义在资本主义力量的打击下终将遭到失败。第二种可能性是：布尔什维克将获得胜利，但伴随着他们的胜利的将是理想的彻底丧失和拿破仑帝国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种可能性是：将发生一场持久的世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文明将被毁灭，文明的一切表现（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将被人们所遗忘。”

　　罗素嘲笑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急性人的哲学”。罗素写道：“许多灾难的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对生活所持的观点，即在于令人憎恨的教条主义和关于使用强力定能改造人的本性这种信念。”他预言：“布尔什维克悲剧性的迷误预示着世界将长期处于暗无天日的黑暗之中和徒劳无益的暴力之下。”罗素承认，布尔什维主义之缺少自由，这种情况一部分是从沙皇制度那里继承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专制，其大部分则是他们的社会哲学的本质所产生的。”

　　罗素来俄国是想检查一下：“苏维埃制度是否真的超过了议会制”这种代议制的政体。他说：“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检查，因为苏维埃制度正在日趋灭亡……莫斯科苏维埃很少开会……而苏维埃主席团则每天都开会……它的成员全是一些正统的共产党员。”

　　罗素也对苏维埃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批评。但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在自己的书中用大部分篇幅来着重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用他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缺少现代科学中的经常变化，缺少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对待现代科学中的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使自己富足是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然目的。但是，现代的心理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丧失理智的海洋中去了，人的理智的一叶小舟就在这样的海洋里进行着危险的航行。”罗素引用了一些影响人的世界观和活动的非经济因素，这就是气候和性别。尽管这些因素具有物质性，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予以忽视。还有一个被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的因素，这就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马克思主义“成了对待本能生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①。但是，“人们正在开始感觉到娱乐和舒适比其他一切财富加在一起还要宝贵”。罗素还有一个预言也值得高度重视，这就是：“有人装腔作势地说，似乎像苏维埃俄国这样一个伟大帝国的统治者，在他们习惯于自己所掌握的政权之后，他们仍将保持无产阶级的心理，他们的阶级利益仍将是普通工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不折不扣的无稽之谈。”最后，罗素给什么是共产党员下了个定义：“这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有许多复杂的和教条主义的信念（如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些信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信念的正确性，从科学头脑的角度来看，无论怎样有把握，也还是不能够得到证实。”

①“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出典于希腊神话。传说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在自己的黑店里有一张特置的床，凡投宿的客人，如身材长于床者。将伸出床外的腿脚砍去，如身材短者，则将其拉得和床一样长。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以自已主观的标准强加于人，或对复杂的事物不作分析，以自己主观的理论观点去生拉硬会，强求一律。——译者注

　　遗憾的是，这样一些原则性问题罗素没有同列宁进行讨论。而他向列宁提出的那些问题则是那样的肤浅，无论是他自己或是别的很多人，事先就能够对它们作出回答。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英国能否发生没有暴力的革命？”列宁对他的这个设想避而不答，认为是荒诞的。罗素写道：“我对列宁的印象是，他关于英国的知识和心理上的想象是很差的。”他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能否巩固而彻底地确立共产主义？”列宁承认，“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列宁嘲笑了这样一种说法。说什么农民被迫用粮食来换纸币，他认为关于俄国的纸币不值钱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列宁确信，情况正在好转。电气化将发挥效用。他以表示信任的语气对罗素说，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别的国家中的革命。他说：“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决不会是持久的。”列宁又回到农民问题上时，他描述了“农民的分化和政府在贫农中进行的旨在反对富农、导致暴力行为的宣传。看来，列宁认为所谓暴力行为是可笑的。他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表示出这样一种精神：鉴于农民想实现贸易自由，因此对农民的专政似乎还要继续很长一个时期”。

　　罗素在总结自己对列宁的印象时写道：“我认为，如果我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遇到他的话，我是决不会猜想到这是一位伟人的。他过于自信，具有严格的正统观念。我认为，他的力量源泉就是他的诚实、勇敢和坚定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福音所抱的宗教信念……他像在戴克里先①统治下遭受过灾难的基督教徒那样，对自由也并不多么热爱……也许，对自由的热爱同对可以使人们祛除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的真诚信念是不相容的吧。如果是这样，那我对西方世界的怀疑性格只能感到高兴。我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到俄国去的，但是同那些没有任何怀疑的人的接触却一千倍地加强了我自己的怀疑：我主要的不是怀疑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怀疑人们甘愿为之遭到重大不幸的那种坚定信念是否理智……如果人类想按照布尔什维亮的方式达到共产主义的话，那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可怕了……即使将来付出厂这样的代价，我不相信将来就能得到布尔什维克自己所确实希望的那种结果。”

①戴克里先是罗马皇帝（284一305）。皇权政治就是从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开始的。他进行了许多改革（行政、金融、税务、军事等方面），加强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力，他曾对基督教徒大肆迫害。——译者注

　　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萨沙)·伯克曼也来向苏维埃俄国顶礼膜拜，但是到后来他们却把苏维埃俄国咒骂了一通。1919年12月被驱逐出美国的这两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1月来到了彼得格勒。他们在美国的一些群众大会上曾对苏维埃政府大加赞扬。他们刚来到苏维埃俄国时感到极端兴奋。埃玛·戈德曼这样来描写她踏上苏维埃土地时内心所充满的感情：“苏维埃俄国呵！神圣的土地，神奇的人民！您是人类希望的象征，只有您才能拯救人类。我是来为您服务的。”①不久，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注意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在斯莫尔尼宫的饭厅里，党员们领到的是最好的食品”；“这样的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在所谓共产主义制度下，竟有34种口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企图捍卫自己的信念，免遭现实的打击。她写道：“我同萨沙仍然坚信，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共同斗争中的弟兄。”对人类光明未来的希望迫使他们不去看那些惨无人道的事实。希望驱散了充满雷电的乌云，只剩下了银色般的白云。他们知道，“对于政治流亡者，苏维埃是要取人质的，甚至对于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也不例外。”他们知道，“每天夜里肃反委员会都要在大街上进行搜捕，对很多人家进行搜查。”但是，埃玛·戈德曼写道，她的“内心的窗户不想看到如此一目了然的实情”。像她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①埃玛·戈德曼《我的一生》1931年纽约英文版第2卷第504一993页。

　　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安排了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同列宁的会见。他们在接待室里等了整整一个小时。列宁办公室的门终于敞开了。他们走了进去。“一对外斜视眼以敏锐的洞察力注视着我们”。戈德曼在描述列宁办公室的陈设时写道：“办公室内的陈设同一个以生活严格和作风朴实而著称的人是相称的。”戈德曼还注意到了列宁“对感情的控制”和“他理解事物的迅速”。“当列宁发现他自己身上或来访者身上有什么可笑之处时，他的那个快活劲真使人感到惊讶。尤其是当他使来访者处于困窘状态时，伟大的列宁笑得前仰后合，使得对方也不由得和他一起笑起来。”列宁开始从一些很恰当的、非常尖锐的问题问起：最近美国革命的可能性怎样？为什么他们不留在美国帮助革命，哪怕是蹲在监狱里也好？他们准备怎样在俄国这里来帮助革命？“萨沙先喘了一口气。他开始用英语来回答列宁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列宁立即用愉快的笑声止住了他说：‘您以为我懂得英语吗？我一句话也不懂。别的语言我也不懂。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虽然我在国外住了多年。真叫人可笑吧？’——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列宁同威尔斯和罗素谈话时都是讲的流利的英语。他的笑声一定是意味着他知道他的两位来访者知道他是在撒谎。

　　于是伯克曼便用俄语向列宁提问题：为什么把无政府主义者关在苏维埃的监狱里？列宁打断了他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胡说八道！这样的无稽之谈是谁告诉您的？……关在我们监狱里的是一些土匪和马赫诺分子，而不是有思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

　　埃玛·戈德曼提醒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把无政府主义者分为两类：哲学的一类和犯罪的一类。”难道列宁不相信言论自由吗？

　　列宁回答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是安慰社会创伤的一块压布。在工人的共和国里，经济福利发出的声音超过了言论的声音。”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摆着许多非常严重的困难，其中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农民的反抗。农民需要铁钉、食盐、纺织品、拖拉机、电灯。如果我们给了他们这一切，他们就会同我们一起……在俄国的当前情况下，关于自由的一切废话只能是给予企图镇压俄国的那些反动派的一种滋养品。在这方面犯厂罪过的只是那些匪徒，所以需要把他们关起来。”列宁的这些话使他们两人认识到，等待着苏维埃俄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列宁粗暴地无视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组织的憎恨，却建议戈德曼和伯克曼同共产国际合作，在国外为苏维埃工作。他们对此未能同意。在这次谈话之后的一年中，他们愈来愈感到痛苦，但是只是在克里姆林宫于1921年集中兵力镇压了苏维埃水兵在喀琅施塔得举行的农民无政府主义暴动之后，他们的痛苦才流露了出来。后来“喀琅施塔得”一词便成了共产主义者或同路人的忍耐力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的同义词，这样一种忍无可忍的情况迫使某些共产主义者或同路人离开了运动，离开了把乘客从世界革命的机车上扔出去的那一最后推动力的运动。

　　把戈德曼和伯克曼引去见列宁的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早在他们之前就经受了自己的“喀琅施塔得”。她很了解列宁，常到列宁家里去，列宁常同她商量事情。她了解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一次，在1990年，列宁请她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来，问她对意大利的形势怎样看法。她说，在意大利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列宁打断了她的话说：“但是，巴拉巴诺娃同志，难道您不知道意大利目前发生的革命事件会是一种灾难和悲剧吗？意大利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煤，又根本没有原料……请不要拿俄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相比吧。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都经受不住这样的灾难……我们不需要第二个匈牙利。”一个小国的为时过早的革命列宁是不需要的。

　　但是这次谈话使巴拉巴诺娃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策和列宁本人的伪善”，因为当列宁本人向她讲述与意大利革命有关的危险时，与列宁持同样论点的意大利革命社会党人的领袖扎钦托·塞拉蒂失宠于莫斯科，被宣布为叛徒。克里姆林宫用邦巴奇代替了他。列宁在同巴拉巴诺娃谈话中称邦巴奇是“没有文化的白痴”，另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则称他是“长胡子傻瓜”。巴拉巴诺娃写道，后来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邦巴奇。于是他便加入了法西斯分子一伙，后来他和墨索里尼在一个绞刑架下同被处以绞刑。①

①安·巴拉巴诺娃《列宁》俄文版第97--98页。

　　巴拉巴诺娃看到，在她周围所出现的是犬儒主义、不真诚、欺骗以及苏维埃国家所造成的普遍贫困。她写道：“我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在农村人们是怎样从一个木房走到另一个木房，想用针来换鸡蛋。”这样的状况不只是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列宁喜欢搞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后果。

　　因此巴拉巴诺娃向中央声明，她要离开俄国。办理离境手续的事被拖延起来。她无休止地恳求列宁尽快让她动身。列宁最后愤怒地对她说：“好吧，既然您认为意大利比俄国好，我们就马上答应您的请求。”

　　但是，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作，而是让她到俄国南部的一个疗养院去休养。当她表示拒绝，说自己身体很健康时，又建议她到南方去担任一个重要职位。她终于被允许离开俄国。尽管在西方的几十年中她曾进行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她对列宁一直怀着敬意。她写道：“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支配他们的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他们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一目的。不过他们的作法不同。”列宁做事根本不考虑个人。他“说服别人，要求别人服从”，但他做这一切根本不是从个人考虑出发的。他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同自己是平等的。“这就不会使对方感到紧张，这是他的真正性格。对于自己的反对者来说，他是一个无法容忍的、顽强不屈的、残酷无情的和不公正的敌人，但是列宁总是把这些反对者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自己个人的反对者来对待。人们常说，列宁是谦虚的。我认为，并非如此。谦虚首先要求要具有某种见解，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对列宁来说，这种情况并没有起作用。他的特点是，他想向别人学习，在他掌握政权之后更是如此……托洛茨基想的和做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为革命理想服务时具有和列宁相同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他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个思想都带有他个人的印痕，人们说：‘这是托洛茨基讲的，这是托洛茨基写的。’”他的脾性和“尖刻的讽刺”给他召来了很多的敌人。“甚至当他想表现出友好的姿态时，他也总是穿上了冷冰冰的铠甲。”列宁无论是对于掌声，还是对于不赞成的喊声，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好似一位“乡村教师”：教完课后或讲完话后，就匆匆离开了。“他反对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让人看的一切表现。”相反，托洛茨基则喜欢掌声和人群中发出的响亮的赞扬声。

　　列宁只知起作用。而托洛茨基则是既起作用，又注意形式。

　　巴拉巴诺娃在50年代出版的一本回忆列宁的小册子中写道：“列宁善于把自己对一个人的看法同对于一个人在用来为布尔什维主义服务方面具有什么用处的看法区分开来。列宁不喜欢托洛茨基。”他不喜欢托洛茨基具有的那种虚荣心。但是，尽管在革命胜利后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他却能同托洛茨基进行着密切而和谐的合作。

　　托洛茨基作事仔细，办事认真、努力，他像清教徒那样做事情丝毫不苟。有一次他对巴拉巴诺娃说：“只是请您想一想：我父亲想到我这里来，可是他没有短（革幼）皮鞋，而我是不能为他弄到这种皮鞋的。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都没有短（革幼）皮鞋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提出请求，要为我父亲发一双短（革幼）皮鞋呢？”要是列宁的话，那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会为自己的父母来个例外的。

　　托洛茨基衣着朴素，通常总是穿一件红军的弗伦奇式军上衣①，不作任何打扮，但他总是显得雅致，紧凑和整洁。列宁的服装，正如林肯·艾尔在1920年2月21日《纽约世界报》上写的那样，“很难加以描述：软软的白色小领子显得有点脏（就连肮脏的白色小领子当时在俄国也是少有的），打着黑色的领带，穿着棕色的西服，把裤脚塞人毡靴（这是一种最暖和的靴）里。”

①弗伦奇式军上衣是以英国元帅弗伦奇命名的一种军上衣，有4个贴兜，带有扣带。——译者注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艾尔，甚至同意把他连同摄影师维克托·库比斯一起带进自己的住宅里，而这里是资产阶级的外国人很少能够进入的。在这里，他回答这位采访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满足这位电影摄影师向他提出的要求。列宁接待艾尔时讲了这样的话：“您代表《纽约世界报》，这是你们政府的机关报，是吧？”

　　艾尔于2月21日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看来，列宁的心情好极啦。他那多少有些阴郁的幽默很引人注目。他对他所重视的那些含有讽刺意味的意见的回答，通常是一笑置之。他那头脑反应之迅速、思维能力之敏捷，也许构成了他的最大特点。”

　　当列宁“微笑着听从”摄影师的指点时，艾尔在一旁对这位国务活动家进行仔细观察：“秃了顶的脑袋，斜视的眼睛，宽宽的鼻子，相当厚的嘴唇和没有梳理的、浅棕红色中带有斑白色的胡子，——这一切使得列宁一点也不漂亮（为了不说他丑陋，而说他不漂亮）。这只虎头狗虽不漂亮，但是却很健康，或者说一点也不令人讨厌。况且他那宽宽的和有点突出的思想家的前额使他的面孔摆脱了粗重的和几乎是动物般粗犷的表情，否则他的面孔是会具有这种表情的。列宁用英语讲话时，讲得虽慢，但却是非常地道的英语……他在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就像一个对自己的所有思想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人那样，对答如流……”

　　列宁还倾听了英国一个女雕刻家克莱尔·康休伊洛·谢里登的指点，她是温斯顿·邱吉尔的表妹。她带着列夫·加米涅夫写的热情的介绍信来到莫斯科，在米哈伊尔·鲍罗廷的帮助下进入克里姆林宫来见列宁。她是一位漂亮的贵族小姐。她的美貌在那些地位显赫的共产党员中找到了精细的赏识者。对于她所具有的女人的魅力列宁无动于衷。但是，她写道：“他那亲热的举止和善意的微笑立即使她觉得在他的面前毫不感到拘束。”在1920年10月7日第一次为时一小时的谈话中，“列宁没有抽烟，连一杯茶也没有喝。”他坐在写字台前在工作。当他打电话时，“他那寂寞而安静的面部表情便消失了，变成了一种兴奋的、招人喜欢的表情，他打电话时作着手势，仿佛这样对方就能够理解似的。”在次日进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时，她迫使列宁把文件放在一边，让列宁坐在她搬来的一个可以转动的坐位上摆出一副姿势来。他们谈话不多。她问列宁，为什么他的秘书全是女的，列宁简单地回答说：男人都上前线了。她问列宁是否读过赫伯特·威尔斯的作品。原来列宁已经开始在读威尔斯的《琼和彼得》这部小说，但还没有读完。“他喜欢小说开头部分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她问列宁：听说温斯顿的一个表兄弟是一个在俄国最令人厌恶的英国人，可是真的？列宁“耸了耸肩，说了些什么关于邱吉尔是一个有资本家的全部力量作后盾的人的话”。这时有一位同志来求见列宁。“列宁笑了，接着脸色又阴沉起来，他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瞧着什么，一会儿显出忧郁的神情，一会儿又表现出幽默的样子。他的眉毛在颤动；一会儿抬起双眉，一会儿又愤怒地皱起眉来。”

　　列宁坐在那个可以转动的坐位上对谢里登说，“我还从来没有坐得这么高过。”为了进行仰拍时能看清列宁，谢里登跪在列宁前面，她笑着问列宁：他对女人们这样的态度是否习惯。这时走进来一位女秘书妨碍了列宁对问题的回答。“他们用俄语很快地谈了起来，然后不知对什么事笑了笑。”

　　后来她写道：“他怀疑地看着我这个资产阶级女人。”她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列宁对她的这种大胆的娇媚表现并没有什么反应，其实她的这种表现并不能给人产生多大的强烈影响。

　　她提出建议说：“请给我一封信，让我带给温斯顿。”

　　列宁回答说：“我已经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交给了邱吉尔一封信，邱吉尔没有直接给我答复，而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尖刻的文章，在文章里他把自己的记者称之为可怕的恶魔……”

　　谢里登回到英国后，就自己对于苏维埃的印象写了一本书。她按照苏维埃领袖们（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的头对他们进行辨认，就像手相术士按照手掌来进行猜测一样。①列宁不喜欢这本书。②

　　在彼得格勒，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有时候列宁同夫人一起在没有任何保卫的情况下，散步在涅瓦河的沿岸街。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当时能从面孔上认出列宁来的人很少。③1920年时，这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也能够不被人们发觉。但当时列宁已经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了。他已经成了世界之谜。他使一些人感到害怕，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希望。在苏维埃俄国，有人喜欢他，有人痛恨他；有人崇拜他，有人鄙视他。对他漠不关心的人是没有的，因为政权掌握在他的手中。因为他是他的党和政府所实现的政治和社会纲领的化身，而这个纲领涉及到俄国的所有居民和很多的外国人。他知道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是完整的一块珍品——一块重大的、粗糙的、未经加工的花岗石，这样一块花岗石给人们留下的强烈印象超过了任何加过工的雕塑品。他选择了政治作为自己的全部生命，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政治。他不知道什么是内心冲突或遗憾，但是他对欢乐却是熟悉的。历史突然给予了他以机会，使他能够完成他从幼年时代起就为自己提出的任务，这一定使他感到无限的满足。他不时地嘲笑一些外国人，而当他使那些怀疑论者陷入窘境时，他感到高兴。对自己和对自己的思想所抱的信心使他登上了顶峰。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他却是幸运的。在顶峰常常是很冷的。在那里生活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同时在下面，则到处都是慌乱、困难、灾祸、死亡和绝望。因此，他把1921年所要实行的那些新措施置之高阁。他拒绝从山上走下来。他的力量可能就在这里，但是他的弱点可能也在这里。

①《从伦敦贵族住宅区到莫斯科》（克莱尔·谢里登的日记）1921年纽约英文版。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232页。
③同上，第3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