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党

　　饥荒是落后国家特有的一种现象。苏维埃俄国在1921年时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遭到破坏，运输陷于瘫痪，战争还未平息，农民不愿为布尔什维克的征粮队收割庄稼，而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又遭了旱灾。马克西姆·高尔基向“一切正直的人们”发出呼吁，请他们在粮食和药物方面给予救济。欧洲各国政府的代表们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他们准备考虑救济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苏维埃得承认沙皇俄国所借的外债。赫伯特·胡佛代表美国救济总署答应立即给予救济。

　　1921年夏，仅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就有2500万。美国救济总署从1921年9月起开始在俄国进行救济，一直到1923年7月。这个组织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现在，经济问题就是主要的政治问题。

　　在耐普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伦敦《观察家报》的记者迈克尔·法布曼问拉狄克：党是否有退化或者说改变样子的危险？拉狄克回答道：“当然，我们每天都在改变着样子。我们在侨居瑞士时，根本不去注意天气是否下雨，因为我们都忙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而现在呢，我们对下雨和干旱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兴趣。奥新斯基现在是农业人民委员，而当时他在翻译魏伦①的作品，对耕地和播种丝毫不感兴趣。基谢廖夫当时一心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使资产阶级感到懊丧，而现在他却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如何搞好莫斯科的电车运输方面……过去我们考虑的是，资产者只配被消灭，而现在我们考虑的则是从资产者中能否产生好的厂长。”②

　　合理的时代来到了，列宁的时代来到了。学说的王位被经济灾难推翻了。为了在经济上获得成效，布尔什维克牺牲了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是从世界战争跃进到国内战争。下一个跃进是从幻想的王国跃进到必然的王国。革命受到了经济战线上失败的威胁，因此，列宁为了恢复俄国经济，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努力。

　　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谈到“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生铁在1921年全年总共只炼了116300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③

①保罗·魏伦（1844一1896）是法国颓废派诗人，他的诗远远脱离现实，充满忧郁和宗教的情绪。——译者注
②迈克尔·法布曼《退却中的布尔什维克》1923年伦敦英文版第300页。
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版第274一275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俄国在1921年时比在1917年时还要落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需要把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再延长一个时期，然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落后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现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定能帮助布尔什维克继续骑在马鞍上。估计将来私人资本主义必将让位于总体国家资本主义。

　　有些共产党员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遭到了列宁的反对。1921年2月19日，列宁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道：“关于计划，米柳亭发表了一通谬论。……我们穷得像叫花子，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去追求这种空想。一天、一小时都不要耽搁，要立即一点一点地选出最重要的东西，最少数量的企业，并且把它们办好。”①1921年2月21日，列宁以同样的精神在《真理报》上写道：“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现在我们应当学会管理俄国。……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②

　　列宁在讲求实际方面，有时候稍微带有一种泼留希金③式的气味。如1921年4月他在写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指出：“收集废品、下脚料和呆滞材料。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以便换取粮食。”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3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0卷第351、354页。——译者注
③泼留希金是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吝啬鬼式的人物。——译者注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221页。——译者注

　　5月30日，他给粮食人民委员部下命令说：“必须尽快把麻袋给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送去，同时要尽快发运供乌克兰商品交换用的商品。……您今后发出什么指示……每天都要正式地书面汇报。……要亲自负责……”①

　　现在一吨粮食在列宁的心目中比马克思的一卷书分量还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好像不曾有过似的，因为没有时间去进行那种争辩。1921年2月24日，列宁在写给楚瓦什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据悉，楚瓦什共和国境内有35000普特肉因缺乏畜力运输工具而未能运到火车站。由于即将解冻，肉类可能腐败，现命令以战斗姿态采取措施保证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运肉所需的运输工具。请立即电告所采取的措施。”②

　　列宁对群众的情绪非常敏感，对制度的弱点感觉异常敏锐，因此他在1921年4月中旬给莫洛托夫作出了这样的指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报纸上刊登了中央关于五一的一封信或通告，其中有揭穿宗教的谎言或类似的话。这是不行的。这很不策略。正当复活节的时候，应当建议写另外的内容。不是揭穿谎言，而是一定要避免对宗教的任何侮辱。应当再发表封信或通告。如果书记处不同意，就提交政治局。”③列宁所要求的通告刊登在4月21日的《真理报》上。

　　（在列宁患病之前，他从不口授什么，而是亲自动笔写短评、命令和电报。有一次他在写给秘书莉·亚·福季耶娃的信中顺便指出：“您看，我的墨水太糟糕了”，于是他提出请求：“请给我送一小瓶好的来，自来水笔用的。”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39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1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37一238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432页。——译者注

　　列宁也没有忘记万德利普的租让问题。1921年3月，他给契切林寄去了一封便函。其中提到：“我们可以向美国人租让大片油田（巴库、格罗兹尼、恩巴、乌赫塔），这样美国就可以击败英国，这一点是否已向万德利普讲清楚？看完此信，就来电话。”①

　　共产党员们和工人们继续反对实行租让。列宁与反对者展开争论：“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提出任务：应该自己搞好，要么这是左派幼稚性，要么这是愚蠢的管理主义？……租让1／4？学习的榜样。租让1／4，使2／4赶上（3／4是难以达到的理想）。那么经过30年（平均租让期限）将有把握和平地取得胜利，或许过15年我们就会赎回。”②他企图用一些预言来哄住反对派。

　　列宁这样来说明实行租让的理由：“鉴于苏维埃政权因经济破坏和落后而面临垮台的巨大危险……只能这样提出任务：借助联合外国资本赶上去。”③任何手段列宁都敢于使用。

　　可以看到，列宁知道局势是极其严重的。1921年4月13日，他写信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说：

　　应该设想，我们在1921—1922年会遇到

　　同样的或者更加严重的

　　歉收

　　燃料紧缺……④

　　列宁建议从本来就极少的黄金储备中拿出一部分来在国外购买粮食、燃料和工业设备。他在写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这一切购买都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⑤对黄金储备的任何动用都受到列宁的直接监视，他在这方面几乎表现出了罕见的吝啬。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207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40卷第376页。——译者注
④⑤同上，第50卷第245页。——译者注

　　列宁对下一年将遇到歉收发表的忧郁性的预言是根据俄国历史的经验作出的。因为通常在一个歉收年之后紧接着还要有一个歉收年，因为农民把种籽吃掉了。此外，列宁根本不相信，关于废除征集制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农村，已经使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信以为真了，要知道他们没有根据是不会相信共产党人的。因此，列宁发表的3个演说，即《关于粮食税》、《关于租让和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关于消费合作社和产销合作社》，在1921年4月底，都用留声机片作了录音。①（早在1919年时，就对列宁的演说制作了8张录音片。所有录音片的原片都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档案库里。）由于苏维埃的无线电广播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那些外来的宣传员为了让农民们能够听到“主人的声音”，便把这些录音片在农村里广为播放。

　　列宁在直接向农民发表的关于粮食税的演说里强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粮食税的法令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后来人民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特别的法律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列宁说：“为什么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呢？因为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负担过重，给农民造成了困难……此外，由于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的情况更趋严重，从森林中运出木柴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交换农民的粮食提供产品的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粮食税征收的粮食比余粮收集制征收的几乎少一半……粮食税额多少，每个农民从开春起就能预先确切知道。这样在征税时滥用职权的现象就会少些。农民对扩大播种面积，改善自己的经济，努力提高收成的兴趣就会大些。”“农民们现在正以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干劲来从事自己的经营，而这是最主要的。”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36一24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1卷第236、237页。——译者注

　　列宁在关于租让的讲话里，用一些普通的话说明了租让的实质，并解释说，“资本主义的承租者”对“工人和农民”并不危险：“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①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农民担心的是地主会回来。

　　列宁说，消费合作社有助于分配产品。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应当千方百计促进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列宁解释道：“产销合作社有助于小工业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生产和销售各种农产品（如蔬菜、乳制品等）和非农产品（如各种手工业品、木器、铁器和皮制品等等）……这能立刻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②这样一来，列宁便鼓励开辟自由市场。

　　全国的饥荒日益严重。美国救济总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为儿童开办了一些厨房和食堂，并开始救济东部的饥民。美国救济总署的活动范围一直扩展到了乌拉尔的奥伦堡。俄国1／4的居民，即3500万人，都经常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人吃人的情况大量出现。几百万无人照管的人流浪在城市、农村和铁路沿线，靠乞讨、偷窃或抢劫来维持生活。

　　这时，拥护克里姆林宫的人少了。中央在1921年5月初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暮气沉沉的党支部”，还谈到，“在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之间出现了一堵墙”。③

　　中央的信是对列宁在此以前不久所起草的一封信的改写。列宁起草的那封信一开始是这样写的：“非党代表会议的经验充分证明，这种会议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鼓动的场所。”④在中央的信中，也有这句话，但不是放在开头，而是放在中间，而且中央这封信的意思也写得比较模糊：说什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他们拋头露面地公开活动，所以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因此，他们“便愈来愈经常地把自己打扮成无党无派”。①列宁对信的正文中所作的这些改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在自己的信稿里曾经提出警告：“召开非党代表会议必须极其慎重。如果在每一个工厂没有事先进行充分细致的准备，决不允许召开这类会议。省委应向党负责，保证每次非党代表会议都取得成功。”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3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44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42页。——译者注

　　这意味着有嫌疑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已被抓了起来。

　　代表会议的目的是向非党工人证明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激起“工人群众的热情”。在代表会议上常有中央的代表发表讲话。有这样一位代表（或者说“指导员”）叫格·库·科罗廖夫，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看来他对自己的任命不太乐意接受，于是给列宁写了一封特殊的信函，询问对他的任命“是否合适”。1921年5月31日，列宁给他回信说：“中央关于设特派巡视员的决定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就是说，是不容争辩的。（我个人完全同意这个决定。）……中央机关需要加强，需要密切同地方的联系。”科罗廖夫显然诉说他在理论上不行。列宁便安慰他说：“不需要当理论家。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够了。”③

　　党和无产阶级有一种沮丧情绪。列宁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演说纲要中指出了“工人的极度焦躁、愤怒和不满……当他们看到‘打火机’以及盗窃公共财物等现象时极为愤怒”。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4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50卷395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41卷第288、289页。——译者注

　　“打火机”具有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谈到它的意义，是因为当时没有火柴，或者即使有，也是低劣的，划不着的；于是工人们便在工厂里花时间制造了一些自制打火机，供自己用，也为了出卖。

　　要生产更复杂的工业品，既缺乏原料，也缺乏燃料，又没有精力。5月22日，列宁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政治局立即予以赞同。列宁在该决议草案中谈到：“……现在工会就有责任把工人集中到数量尽可能少的一些最好和最大的企业中去，从而极其迅速地削减企业及工人的数目。”①列宁在提出这项决议案伪6天以前，曾写信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要他“特别注意工业，因为工业能够提供可以用来交换粮食的产品”。他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几乎等于取消）海军及其开支”，到1921年9月1日时把陆军减少到160万人（他补充说：“然后预先确定将来再把这个人数复员一半”），把“苏维埃职员”减少25％或50％。

　　这些措施遭到了工会最坚决的反对。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大会共产党的党团会议上，通过了达·波·梁赞诺夫提出的决议，这项决议反映了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列宁称它是反党的决议。工会领袖托姆斯基不仅没有反对这项决议，“而且甚至也没有把中央指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让党团知道”。于是中央全会解除了梁赞诺夫和托姆斯基所担负的工会职务。只是列宁在党团会议上发言之后，“党团才以绝大多数的票否定了梁赞诺夫提出的决议而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决议”。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87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237页的正文和注释。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某些东西已经有点腐烂了。

　　由于贫穷和政治上动乱，土匪活动猖獗起来。例如在沃罗涅日省，早在1921年5月时，安东诺夫的残余游击队员就“从事杀害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的活动”。①列宁命令采取惩罚措施。

　　如果列宁本人也有情绪沮丧的时刻的话，那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都能抑制住自己，而且他还设法不让同志们“灰心丧气”。1921年5月16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马·索柯洛夫把他将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俄国共产党支部会上要作的副报告初稿交给了列宁。列宁立即给他回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有两页）。②索柯洛夫尖锐地批评了列宁论粮食税的小册子。他写道：一方面，“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土地出租给外国人，甚至出租给当地的资本家，而另一方面，列宁又“谈论剥夺地主”。③

　　列宁回答道：地主和资本家是永远被剥夺了的，而租赁则只是一种“有期限的合同”。

　　接着，索柯洛夫断言：“只有当我们彻底消灭了那个叫做官僚主义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的脓疮以后，才可能有群众的自主精神。”④

　　列宁写道：“我虽然没有在地方呆过，但是我知道这个官僚主义及其一切危害性。您的错误是认为它可以像‘脓疮’一样立刻消灭……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无法‘赶走’……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手术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只能慢慢地治疗。——其他办法，不是有意骗人就是出于幼稚。您正是幼稚，请原谅我的直率。您自己也说您还年轻。”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406页注400。——译者注
②同上，第329一33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29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29、330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330页。——译者注

　　列宁还责备索柯洛夫，说他的情绪 “好像已经陷于绝望”。“可是对我们说来，陷于绝望不是可笑便是可耻……不要垂头丧气。如果您要作这个报告（我绝对不反对这样做），请把我给您的这封信也宣读一下。握手，请不要‘灰心丧气’。列宁。”①

　　农业人民委员奥新斯基在全国旅行后回到了莫斯科，他在旅行中得到的印象是，农民们认为粮食税是一种暂时措施，因此他们不去认真地对待它。现在农民是受了惊的麻雀，用布尔什维克的糠粃是难以使他们受骗的。而最糟糕的是，一些地方上的党员干部在第十次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竟“秘密地”问一些中央委员：“到秋天是否要恢复余粮收集制？”②很多党员干部认为耐普不过是一种狡猾手段。因此，为了重申这项新的政策具有长期性，列宁便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会议。

　　在列宁时代，每一年都要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在斯大林时代，当政治形势稳定下来时，代表大会就开得越来越少：从第十四次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间相隔2年；从第十七次到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间相隔5年；从第十八次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间几乎隔了14年）。在列宁时代，在两次代表大会的间隔期间，常召开一些党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形势和决定一些迫切问题。第十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3月16日闭幕的。但是奥新斯基关于农民不相信党的经济政策的报告迫使列宁于1921年5月26日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发了三次言。③他答应农民说，粮食税不会取消。他向工人解释说，他们可以同农民作买卖。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333页。——译者注
②B·M·舍赫瓦托夫《列宁和苏维埃国家（1921—1922年）》1960年莫斯科俄文皈第66一67页上的注。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96一336页。——译者注

　　他说：“既然农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也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农民做买卖。我们也要做买卖。”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列宁说：“当工人阶级处在生产中断的时期”，也就是处在失业时期，“他们的危险性也就更大”。结果，“某些工人阶层就会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悲观绝望，丧失信念”。②列宁担心的对象并不只是农民。

　　只有国际局势给列宁似希望。在国内政治方面，依然寄希望于劳动，也寄希望手宣传鼓动，要告诉人民：光明的未来正在慢慢到来。

　　为什么人民没有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呢？

　　列宁不善于和人结交，他过于算计了。今天他受到千百万人的敬爱。他在世时，千千万万的人都敬佩他，敬佩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敬佩他的勇敢、智慧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他只爱一个女人——伊涅萨·阿尔曼德，而爱他的人却很多。他惟一的朋友，想必是孟什维克的领袖尤·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曾经在《火星报》中同列宁一起工作过。由于他有才能，为人诚实，具有革命的直爽性格，列宁很重视他。列宁如果除去最亲近的家属和伊涅萨·阿尔曼德之外，那马尔托夫就是他用“你”相称呼的惟一的人了。1902年在伦敦时，有一次他们两个欢饮了交谊酒③，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399页上有马尔托夫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用“你”来称呼列宁。这封信注明的日期和地址是：1902年4月17日于苏黎世。如果不是彼此都用“你”来相称的话，那马尔托夫是未必会单方面用这个称呼来称呼列宁的。但是后来这一对结义弟兄却闹翻了。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0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04页。——译者注
③欢饮交谊酒是彼此一边喝酒，一边接吻，从此以“你”相称，而不再用“您”相称。——译者注

　　政治使他们结好，政治又使他们分手。1920年在波兰战争之后，德国社会主义者请列宁放马尔托夫离开俄国。十分危险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使列宁担心，肃反委员会除了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而外，它是不服从其他任何法律的，它会把马尔托夫逮捕起来，使他成为受难者。因此列宁亲自帮助马尔托夫离开了俄国。几个月之后，马尔托夫的同事拉法伊尔·富·阿布拉莫维奇，尾随自己的领袖也到了国外，而在1921年2月23日，即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前发生的彼得格勒罢工期间，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及其他一些孟什维克都被抓了起来，送到了卢比扬卡街①。

①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肃反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卢比扬卡街即指肃反委员会。——译者注

　　孟什维克党受到了严惩。

　　1918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俄国北部举行了暴动，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举行了叛乱。在此之后，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不是被迫逃往西方，就是被抓了起来。其余的人都受到了严格的监视。他们的组织垮台了。

　　还在更早的时候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就被禁止存在。到1921年时，它们的领袖们不是纷纷死去，就是侨居国外。

　　没有有效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刚刚经过了一场国内战争的、目睹战后满目疮痍的人民是不会再来发动一场国内战争的。此外，饥饿的人民对革命来讲是一种不好的因素。能够导致革命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或者说既有希望，又有绝望，但决不仅仅是绝望。俄国曾经寄希望于革命，而现在它却对革命手段感到绝望。

　　革命是在行政当局垮台的时候爆发的。俄国的行政当局是在1917年而不是在1921年垮台的。苏维埃政府具有肃反委员会这只进行惩治的长手，具有什么都能听到的耳朵和什么都能看到的眼睛，它像一个刚刚制服了无数国内外敌人（难怪列宁经常提到这些胜利）的不可战胜的巨人似的站在担惊受怕的、忍饥挨饿的、备受折磨的和一盘散沙的人民面前。习惯于驯服地听从沙皇制度的俄国如今驯服地听从于列宁。

　　党是列宁的共产主义的关键。历史也许会说，列宁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用党的组织来代替政治活动。新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党、国家、人民和领袖融为一体，所有的人都应当效忠于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神像。这也就是极权政治。党高于国家，高于政府，高于道德，但不高于个人。而个人是通过党来进行活动的，所以如果个人失去了对党的控制，他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如果个人获得了支配党和国家的无限的权力，那他就成了崇拜的对象。在苏维埃的历史上，最珍贵的政治奖品就是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1917年以前，列宁所想像的共产党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把共产党改造成了一个战斗的修道僧团。共产党人曾经手执武器在战场上进行了战斗。他们通过宣传，依靠毅力、计划性和特殊的强制手段赢得了人心，获得了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对他们英勇精神的奖励就是任命他们走上更困难、更危险的岗位。肥缺同共产党人的道德准则是不相容的。苦行僧列宁自己作出了一个严格的清教徒的榜样。

　　但是，权力无论是对于强者还是对于弱者都是有诱惑力的。强者力求把它掌握到自己手中，弱者则拜服于它。权力能带来特权，在贫穷的国家里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汽车或单独住宅，或者如在革命的俄国，享用特殊食堂和特殊的凭票供应商店的权利，——这些不仅象征着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还体现出穷困和舒适之间的全部差别。因此苏联共产党既吸引了一些舍身忘我的理想主义者，也吸引了一些臭名远扬的贪图私利者。

　　在1920年3月，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快召开时，党员为611978人。一年之后，即到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几乎增加到“750000人”。①谁也不能够准确地知道，人们到底是抱着什么动机入党的。但是党料到，在党员中有很多“混进来的人”。另一方面，那些相信共产主义就在前边一拐弯的地方的人在耐普到来之后陷入失望而退出了党，因此党受到了机会主义者大量涌现的威胁。

　　于是列宁下令进行清党。

　　清党采取了重新登记的形式。每个党员应当在审查和登记后重新入党。不愿意入党的人可以退出。列宁亲自拟定了重新登记的条件。政治局作了一些修改后，于1921年6月21日同意了这些条件。②

　　在每一个支部里，办理登记工作的是“一批俄共老党员（党龄不少于5至7年），而且必须是工人党员”。

　　伦纳德·夏皮罗就1921年的党员情况引用了如下一些数字：1917年3月以前入党的党员只占全体党员的8％，工人党员只占全体党员的41％。并不是所有上述8％的党员都符合于列宁规定的“党龄不少于5至7年”这一标准。因此，负责进行重新登记的工作就落在了大约3％的党员身上。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必定并不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政治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对列宁的方案稍稍作了些修改。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所固有的属性是具有充分保证的忠诚和纪律性，所以他建议，“对于确实在自己工厂工作的真正的工人，以及对于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手续应尽量简化，不得用重新登记去使这些人为难。”他知道，那些在党员调查表中被算作工人的人中，有很多人实际上担负着“领导工作”，享受着不久前搞到手的权力和官僚主义者的特权。

①这些官方的数字引自伦纳德·夏皮罗的《苏联共产党》一书，英文版第21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54页。——译者注

　　列宁指示：“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和不坚定的俄共党员都必须清除出党，但他们经过进一步审查和考验以后有重新入党的权利。”“1917年10月以后从其他党派加入俄国共产党的党员，原为旧政府官吏和公职人员的党员，担任过拥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党员，苏维埃职员中的党员”，都应当受到特别的审查。①在重新登记时，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交出几份书面介绍信，“而且介绍人中必须有几个是具有5至7年党龄的工人”。在重新登记期间，6个月内停止发展党员。

　　虽然列宁依恋工人，但是工人党员所占的百分比却从1918年的57％下降到1921年的41％，而同时职员和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则提高到了31％。②打算靠扩大工人党员的百分比的办法来改变这种对比关系的企图，最后没有成功，因为工人和农民一入了党，十分自然地就希望得到提拔，而他们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因为他们受到了特别的信任，得到了行政上的任命，从而使官僚的人数更多了。党逐渐地由一个进行忘我奋斗的组织变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帮派。这个帮派的特权之一就是掌握着权力。当耐普腐蚀着党的意识形态，而恐怖手段动摇着党在道义上的稳固地位时共产党员们却在加强专政，竭力进一步搞好自己所享受的特权。党和专政的存在成了目的本身。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54页。——译者注
②伦纳德·夏皮罗引自官方发表的资料。

　　不管怎样，党始终是可靠的统治工具。但是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清党的问题。列宁感到不安是有根据的。1893年列宁在萨马拉时，认识了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到那里的伊萨克·克里斯托福罗维奇·拉拉扬茨。列宁一家人当时住在萨马拉一个叫雷季科夫的商人的家里。列宁把拉拉扬茨介绍给了自己的全家人，并让他参加了萨马拉市的革命组织。

　　在列宁、拉拉扬茨和阿列克谢·波波夫这三个志同道合者中间很快地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个“三人小组”不是在列宁那里会晤，就是在波波夫那里会晤，再不然就是在伏尔加河码头上一家啤酒馆里会晤。拉拉扬茨回忆道，他们三人嘴里谈着政治问题，“手里却拿着盛有日古利啤酒的杯子，以此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不时地进行会晤。后来拉拉扬茨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之一，他曾在《火星报》中工作过，他在西伯利亚过了几年流放生活，也在欧洲侨居过一些时候，——总的来说，他具有一个俄国革命家的典型经历。①

　　1921年9月5日，列宁得到了关于拉拉扬茨的消息。当天他就给告诉这一消息的人回信说：“十分感谢您把拉拉扬茨的消息告诉我。他竟脱离了俄共，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有可能，请您来信更详细地谈谈他为何置身党外，什么时候脱党的，在高尔察克统治西伯利亚时是怎么生活的，等等。”②列宁还问道，给拉拉扬茨找个工作，“比如在莫斯科”为他找个工作是否适宜。1922年1月12日，拉拉扬茨在克里姆林宫拜访了列宁。他接受了为他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安排的工作，但他拒绝入党，尽管列宁把他向斯大林作了介绍，说他“无疑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③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1卷第100一112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295一29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77页。——译者注

　　一位老革命家，当年曾经是党员，而现在在党终于进行了盼望已久的革命之后，却拒绝入党，这件事使列宁感到明显的不安。拉拉扬茨并不是惟一的。苏维埃国家由于自己的机会主义既招来了许多追求名利地位的人，也时常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同它疏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