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第二次铃声

　　当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刊部向我住的旅馆通知说，列宁将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演说时，我正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闲逛。这次演说成了列宁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说，我错过了听这次演说。演说是1922年11月20日发表的。

　　他的演说充满了乐观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切都好。他说：“用一个旧的比喻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换过车，既没有换过火车，也没有换过马车。”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5页。——译者注

　　关于新经济政策，在党和“广大的非党工农群众”之间是没有意见分歧的。大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必要的。“我们现在向后退……是为了……更有力地向前跳。”①“特殊的困难”在于对来自国外的援助“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因此应当学习“做生意和赚钱”。政府机关应当改善，共产党员应当在这种机关中“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根本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际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神像。”②列宁劝告说，对什么也不要凭空去相信，而要一切都经过检验。“我们会不会办事情呢？这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③“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神像的问题了。……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6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301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02页。——译者注

　　农民很少阅读列宁讲的话。但是，关于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过渡的口号想必传到了他们的耳中，而且想必使他们处于对明天没有信心的状态。当我在1922年和1923年来往于农村各地的时候，我听到农夫们纷纷在问：列宁会不会取消他们做生意的权利呢？他们感到困惑不解地问道：“值得盖新木房吗？值得买第二头母牛吗？要知道共产党人有可能宣布我是富农的。”

　　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列宁是否企图不只是使别人振奋，而且使自己本人也得到振奋？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和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他用乐观的语调对情况作了描绘。但是，知道真实情况的正是他。1922年12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他作报告时列宁没有出席）证实了这种黑得像煤一样的真实情况：生铁产量只等于战前产量的4％；乌克兰的钢铁产量下降到1914年水平的2.5％；土耳其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棉花收获量下降得厉害，竟然不得不用黄金从国外购进了200万吨棉花。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报告说，在1922年1月，国家的收入只为总预算的1％，而赤字则要靠每一分钟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那几百万卢布来弥补。教育人民委员卢耶察尔斯基报告说，小学生的人数在1921年时是686万人，到1922年4月时下降到530万人，到1922年10月时又下降到475万人。原因是经费不够。①无怪乎列宁在1922年11月25日和29日两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必须削减海军费用的开支，他写道：“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②列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他知道一只小小的军舰无论怎么说对俄国也提供不了多少好处，所以他建议从舰只修建计划节省下来的款项中拨出200万金卢布给教育人民委员部，以“保证所有学校师生的粮食需要。”③

①1923年1月27日纽约《晚间邮报》。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5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8页。——译者注

　　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列宁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更好一些，如果他的工作量更少一些，那他活的岁数是否可以更大一些呢？在列宁逝世后，他的脑被送到了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一个脑科研究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列宁的大脑皮层切成了几千条纤维和极微小的切片，希望能发现死者智力的秘密。脑科研究所在经过了几年这种科学努力之后，带着一系列问题去问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对列宁作了这样的描写：“他是一个生气勃勃、坚韧不拔和富有自制力的人”，“最为常见的表情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能作自我批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对那种冥思苦想和极其折磨人的自我反省，他是从心里感到痛恨的”；“他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易动感情，反应往往十分强烈”；“激动时，脸色往往显得苍白”；“他无论写东西和讲话都轻松自如”；当列宁写的东西（如在写信时）使他特别感兴趣和特别激动时，他的字迹就格外工整；他总是一下子就写得很干净，很少加以改动；在他谈话时，他不喜欢写东西，也不能够写东西；写东西时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在发表演说之前，显得很着急；他讲话讲得很快；在准备演说时，他不时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并低声地自言自语；在进行争论或辩论后从会场上回来时，他常常显得忧郁，不爱说话，心绪不宁，——过后他自己总是要说明是怎么一回事；音乐使他感到很疲倦，所以他从来不演奏任何乐器。他也从来不画什么图画。他讨厌在房间里插上采来的什么花。“他是一个大胆而勇敢的人”。“嘿，他多么善于发笑呵！”①

　　这一切当然是脑科研究所的化学家们在自己的切片上看不到的。但是对列宁的脑的解剖却使他们发现了他死的原因。罗札诺夫医生写道：“甚至对医生们来讲，解剖也是非常吃力的。脑动脉硬化得极其严重，也只是硬化。使人感到惊讶的不是列宁的思想在脑硬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能工作，而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竟能活得那么久。”②

①参看《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57--765页。——译者注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346页。

　　遗传（列宁的父亲也死得早）在这里是否起了决定作用呢？或者说，如果让列宁休息和使他处于另外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下的话，那他也许会活得更久吧？医生们企图救活他，他们坚决主张让列宁摆脱繁重的领导工作，不要去处理日常的事务。但是要说服列宁是困难的。当他的脑子还能工作时，他想把它用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支配着他的那一目的。列宁虽然患了脑硬化，但他依然具有强大的意志力。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不利的经济条件使他不得安宁。尤其使他感到痛苦的是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官僚制度问题，领导问题等。他想进行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离了工作他不能生活。他一定感觉到了，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折磨的不是工作，而是不工作。当由于和斯大林发生意见分歧而出现混乱状态时，他怎么能够离开领导工作呢？

　　民族问题在格鲁吉亚发生了不愉快的变化。列宁关于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方案还没有通过，可是在计划中的一些联盟成员国中就发生了分歧。在外高加索联邦的三个成员国之间发生了内争，他们各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气质。阿塞拜疆人是伊斯兰教徒。亚美尼亚人是基督单性说的信徒（他们在埃奇米阿津有自己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人虽然信奉东正教，但他们仇恨俄罗斯的一切。

　　1924年，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举行暴动后，我同《柏林每日小报》的保罗·舍费尔一起访问了这个国家。我们同俄国骑兵旅旅长柴可夫斯基骑着马来到了山区，来到了捷拉夫，后来又跑到了齐南达利，这个地方以其酒窖而出名，在革命前属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必不可少的格鲁吉亚的宴会上（宴会上酒盛在山羊角里，酒不干，山羊角不得放到桌子上），主人举杯为三个外国人致敬。旅长柴可夫斯基看了一下周围说：“我认为这里只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格鲁吉亚人回答说：“在格鲁吉亚，俄国人任何时候都是外国人。”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力求获得自治（虽然自治受到了莫斯科的限制，但毕竟是自治），它们认为外高加索联邦是一个多余的累赘，连格鲁吉亚也认为联邦是个累赘，尽管克里姆林宫派驻在联邦首都梯弗利斯的“地方官”是格鲁吉亚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格鲁吉亚过去曾经处在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按其血统和传统来说，格鲁吉亚人更加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从1917年到1921年，格鲁吉亚享有相对的独立，处在孟什维克政府的管理之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领袖虽然是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他们所以获得声望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他们对莫斯科持敌对态度。格鲁吉亚是一个小国，居民基本上是小农（其中很多人自称是公爵）和山地部落，其中的一个部落赫夫苏尔人自认为是十字军参加者的后裔。赫夫苏尔人耕种着自己那多石的土地，身上穿着一种铠甲。这些山民的独立精神产生了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这位莫斯科派驻梯弗利斯的地方官，以“谢尔戈”的名字而闻名遐迩。他是一个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的人，长长的脸，鹰钩大鼻子，讲起话来声音低沉。20年代我在高加索旅行时，常到他那里去。一次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听到他用格鲁吉亚语在打电话，他讲话时带着一种夏里亚宾①的声调。在他的讲话中我只能听懂两个词：“X0”（是）和“apa”（不是）。他不像斯大林那样是一位厌恶人类者，相反，他对人友好，很重感情，容易冲动。当时他很接近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使他成了莫斯科领导上层的一个成员。1937年时，谢尔戈死于心力衰竭，官方关于他的死的通知中是这么说的。但是，赫鲁晓夫主席在1956年2月24一25日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则宣布说，谢尔戈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自杀的。

①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1873一1933）是俄国著名歌唱家，1918年获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译者注

　　1922年，在格鲁吉亚的“独立派”（他们希望在联盟范围内实行某种自治）和奥尔忠尼启则（他根据斯大林从莫斯科对他的委任在格鲁吉亚进行统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高点。在双方争论激烈时，身材高大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了身材矮小的、稍微发胖的“佛爷”①姆季瓦尼，②他是属于“独立派”的共产党员领袖之一。列宁听说这个情况后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居然动手打一个同志！这件事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列宁不得安宁。因此，11月25日，政治局派了一个以费利克斯（“好心肠”）③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去调查“格鲁吉亚问题”。当时李可夫在北高加索休养，列宁请他帮助捷尔任斯基进行工作。④对奥尔忠尼启则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在列宁的心中所积聚起来的愤怒。斯大林在逐渐失宠。列宁的神经不正常了。

　　列宁的情况变得更坏。11月25日早晨他病啦，因此他来到办公室后只呆了几分钟。后来他在自己的住宅里用电话口授了三封信。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嘱咐秘书们不要打扰他。晚上6点钟时列宁又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瞿鲁巴谈了一个小时。谈话后列宁请秘书把过去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两个公文夹中一切案卷都交给瞿鲁巴，而把关于向厄克特实行租让的条款交给契切林。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列宁只是偶尔顺路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一下，在那里打打电话，翻阅翻阅政治局的会议记录，接见接见瞿鲁巴、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同事，但是总的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已不做什么事了。12月2日早晨，列宁身边的一位医生劝他“在两个月中去休息一次或者两次，每次休息上几天。”⑤

①“佛爷”是姆季瓦尼的绰号，因身体又矮又胖而得名。——译者注
②这一说法有误，奥尔忠尼启则打的不是姆季瓦尼，而是格鲁吉亚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译者注
③“好心肠”是捷尔仟斯基的外号。——译者注
④1963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第69页。
⑤同上，第74一73页。

　　一个国务活动家应当善于在处理大的事情的同时也不忘记小的事情。列宁就善于这样。他写信给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维利·明岑贝格，谈论国际工人援助俄国挨饿者的意义和为使外国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而对它们施加压力的必要性。①两天之后，即12月4日，列宁写了《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这些意见就其实际的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来看，很像是他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年代写的那些东西。阿姆斯特丹世界工联“为了反对世界战争的危险”，在海牙召开了代表大会。莫斯科向海牙派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团，团员有拉狄克、柯伦泰、罗特施坦及其他一些人。列宁对他们写道：“我想，在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上，最大的困难在于克服那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和比较容易的问题的偏见。”列宁接着指出，改良派的口号是：“我们要用罢工或革命来回答战争。”列宁对此反驳道：“应当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战争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般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的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保卫祖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②

　　列宁写道：为了反对战争，必须“保存和建立”秘密组织。“抵制战争，这是一句蠢话。共产党人应当投身到任何反动的战争中去。”③决不能袖手旁观。应当广泛开展宣传，号召举行暴动。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不懂得他们的义务是什么。“我记得，关于反战问题，我们一些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内和议会外曾发表过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反战言论。”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8一30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11、31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2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314页。——译者注

　　在12月7日那天，列宁把自己的一张写有题词的照片寄给了查理·施泰因梅茨，后者是斯克内克塔迪“电气总公司”的著名电工学专家。施泰因梅茨于1922年2月16日写信给列宁，祝贺列宁取得的成就，并“对俄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而能在社会和工业复兴方面进行了那么惊人的工作表示赞叹”。列宁在4月2日和10日之间给他写了封回信说：“说来惭愧，我必须承认，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我才第一次从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那里听到您的名字……他向我讲述了您在世界电工技术界中所占的杰出地位。”接着列宁写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界人士”的人数在全世界正在增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必然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①列宁对于施泰因梅茨愿意提供“各种建议来帮助俄国”向他表示谢意，但是列宁指出：“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之间还没有建立法律承认的正式关系，这使我们和您都很难实际上实现您的建议，所以我想把您的来信和我的复信发表出来，希望许多……人能够帮助您……实现您帮助苏维埃共和国的愿望。”②在这次交换信件之后过了半年多，列宁把自己的一张相片寄给了施泰因梅茨。在照片下面，由列宁口授、别人代笔，用没有特色的笔迹，写了如下一些话：“赠给最尊敬的查理·普罗蒂尤斯·施泰因梅茨，您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代表人物联合阵线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我希望，不需要等待很久，就将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在这条阵线中已被打开的一个缺口。让亲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成为支持美国无产阶级和农场主的范例。尽管存在着战争破坏的严重后果，虽然我们所拥有的用来进行新生列宁这封信的英文原文保存于斯克内克塔迪历史学会中的施泰因梅茨的档案中，我虽然进行了仔细寻找，但没有找到。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4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43页。——译者注

　　活经济建设的资金还不到美国人民多年来所拥有的大量资金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却在继续前进。”

　　在这些由别人代笔的题词的下面是列宁本人那苍劲有力的亲笔签字：“莫斯科，1922年12月7日。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①

　　列宁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要求遵守纪律，但是他却不能够抑制自己对工作的胃口。自10月2日他第一次脑溢血康复后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起到12月16日这个期间，他写了224封信和便函，接见了171个人（125次接见），主持了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和一些专门委员会的各种会议32次。列宁的秘书莉·亚·福季耶娃肯定地说，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关于列宁公开发表的三次演说，她还没有提到呢。她写道：“12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上午10点钟55分时来到了办公室。11点钟时政治局开始开会。弗·伊·参加会议到2点20分为止，之后他回家去了。晚上5点30分时他来到了办公室，给约·维，斯大林打了个电话，给秘书委托了许多要办的事情。6点15分弗·伊·回了家，接着他带上有关日常事务的公文去到了哥尔克。”②

　　当天晚上他从哥尔克用电话向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主任和秘书口授了一封便函：“中央委员会送给我的所有文件都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要尽量简明，用电报文体，不超过3行。如果记载中有不清楚或不准确的地方（如要求什么，请求多少，对什么有意见，要达到什么目的这类问题），要由你们负责。”③他准备在哥尔克工作。

①这张照片及其题词和亲笔签字的复制品，由莱斯利·S·科马克夫人热情地交给我使用，她是斯克内克塔迪历史协会的文稿保管员。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45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40页。——译者注

　　在列宁离开政治局的会议后，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准许孟什维克的前中央委员尼·亚·罗日柯夫教授在莫斯科居住”的决定。列宁在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他气坏了，他让自己那从来没有消失的对孟什维克的仇恨任其发泄出来，他立即很快地给季诺维也夫写了封便函，并就罗日柯夫事给斯大林口授了一封信。

　　罗日柯夫是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过去曾经是个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同列宁断绝了关系，而在1917年时参加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后，他离开了孟什维克党，决定专心致志从事科学工作。在私下谈话中他表示希望俄国也逐渐地达到民主社会主义。列宁不相信罗口柯夫。他给季诺维也夫的便函中写道：“我丝毫不怀疑您袒护罗日柯夫。丝毫不！实际上我是很担心：他什么谎都撒得出来，即使在报刊上也是如此。他会撒谎，而我们会上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口号是：撒谎，退党，留在俄国。这就是应该考虑和商量的事。”①

　　12月8日，列宁口授了一项就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提交全会的建议：“1．政治局每星期四开会，从11点起，至迟到2点结束。2．如留有未讨论的问题，则将这些问题移到星期五或星期一的同一时间讨论。3．政治局的议程应在星期三中午12点之前分发。与议程有关的材料（用书面形式）应在此之前送达。4．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可以在会议的当天提出补充问题：（1）在绝对不容拖延的情况下（特别是外交问题），（2）仅限书面形式，（3）只有在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反对的情况下。”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4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3卷第319页。——译者注

　　看来这样的规程很早就可以通过了。但是，奥勃洛摩夫习气的旗帜也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第二天，即12月9日，列宁用电话向福季耶娃口授了一封给瞿鲁巴的很长的信，谈的是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即列宁和他的副手——瞿鲁巴、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工作制度”。信中规定了他们4人召开特别会议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每一个副主席单独应负的责任。在信的最后一段中谈道：“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广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这种考察的记录，经过整理审定，通报（在某些情况下）给所有主管部门，应有助于精简机关和促使我们国家机关的所有部分得到改进。”①

　　列宁一向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个别人的行为，而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性质。列宁逝世后，工人检查员的突然“袭击”盛行起来，但是随着这种“袭击”的日益频繁，拖拉作风也更加严重起来。

　　12月10日和11日，列宁没有再往秘书处发出任何书面指示，而只是用电话作出一些简短的指示，因为他在忙于写月底将要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提纲。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预计要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新宪法。这就使“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列宁同斯大林在关于莫斯科中央政府同各“独立的”加盟共和国政府行使职权方面的分歧特别尖锐起来。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在调查完奥尔忠尼启则同姆季瓦尼的事件后回到了莫斯科。列宁想见一下回来的这两个人。于是12月12日他从哥尔克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中午12点到两点之间他同几位副主席开了个会议，在6点45分时他接见了捷尔任斯基，同对方谈了整整一个小时。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21—322页。——译者注

　　同捷尔任斯基谈话后的第二天，列宁的病两次发作。①也许这与他同捷尔任斯基的谈话完全无关，但是也许正是这次谈话引起了病的发作。“格鲁吉亚问题”太使他焦急不安了，而结果发现，原来在这个问题上捷尔任斯基竟是支持斯大林的。他这个波兰人和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一样，也了解在俄国各个种族和民族集团中民族主义的倾向是多么厉害，因此，他怕如果赐与各加盟共和国以真正的全权，那必将导致联盟的分裂。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47页。

　　在《苏共历史问题》1962年第6期上，M·C·艾哈迈多夫引用了许多从前未曾发表过的档案文件并指出，斯大林企图把自己关于自治化的建议在无视党的地方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的情况下，偷偷塞进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斯大林阻挠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党组织中就成立苏联问题进行辩论。例如，9月24日，当委员会里讨论斯大林关于自治化的建议时，乌克兰的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准许就这个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党的省委局”中进行辩论。委员会中4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他们一个是乌克兰人，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格鲁吉亚人，一个是阿塞拜疆人）投票赞成这项提案。但是委员会中的5个成员投票反对（这5个人是：莫洛托夫、米亚斯尼科夫、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当时彼得罗夫斯基请求在记录里写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没有讨论关于乌克兰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艾哈迈多夫写道：那些反对斯大林的计划的人，常常被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民族主义者。在当时反对“自治化”的党员中，很多人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都作为“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受到了迫害。这样的人是不计其数的。

　　斯大林后来的专横暴虐在当时就已经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黑影。

　　斯大林作的事列宁是知道的。列宁的一些信件证实，就在那个12月的月底，列宁责怪自己说，他在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问题上不够坚决，他暗示地说出了12月12日晚上他在同捷尔任斯基谈话时曾经产生的那些担心。

　　12月13日列宁的病的两次突然发作或者是纯粹身体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或者是由于他那易于激动的性格引起的，或者这两种原因都有。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第二次铃声是已经响了。

　　在20年代和30年代，我时常坐着火车穿过俄国那些广袤的地区。为了给机车上水，火车常常停下来。在火车停下来的地方，乘客们像一窝蜜蜂飞出蜂房那样，从车厢里涌了出来。有些人挤到了一个货物很少的“小卖部”那里，想买到一个白面包或者是一瓶伏特加酒；另一些人则急忙去到一些农妇跟前，这些农妇有点胆怯地（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民警会怎样对待她们）在火车站旁边出卖煮老了的鸡蛋、腌酸了的黄瓜和骨头很多的雏鸡肉。人们聚集在一些“提坦”①式的开水大锅旁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挤到那个极其宝贵的龙头跟前（人群通常总是把妇女们挤到一边去），他就能够把自己的茶壶灌满，回到车厢后用来沏茶。在火车停下来后不久，站长就亲自发出第一次铃声。根据抽水塔的情况、天气的变化、司机和站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互相告诉对方的流言蜚语的多少，在机车又烧好了汽的时候就响起了第二次铃声。乘客们听到这个信号后就慌忙地奔跑着去占座位。在第三次铃声之后，火车就立即开动了。

　　第二次铃声是最后一次预告。①“提坦”是一种煮水大锅。——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