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选载列宁1894年至1907年即投身革命初期、建党时期和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27篇。
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沙皇专制制度未被触动，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依然大量存在，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遭到严重的阻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趋激烈，工人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这时的工人运动还缺乏组织，缺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由于村社解体后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广大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剥削。
马克思主义由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社的努力这时已经开始在俄国传播，但其范围只局限于分散的秘密小组，还没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民粹主义思想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广。80年代至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了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利用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合法马克思主义。它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出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是列宁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全书分3编，第二编已散失。本卷选收了该书的第一编及第三编的一部分。第一编着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米海洛夫斯基无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概括以及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实际运用，硬说马克思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的三段式，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是靠三段式得出的“历史必然性”，它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它立足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而是因为它向人们许诺了“美好的未来”。列宁为了批驳这些谬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着重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第三编节选的部分着重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策略、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阐释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帮助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清历史使命，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附录三揭露了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列宁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了起来。
1895年8月5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与世长辞。为了悼念这位伟人，列宁撰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列宁在文中扼要叙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对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树的伟大功勋，对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出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自由主义民粹派以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自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传统。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驳斥了这种攻击，指出民粹派在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落后于60年代的启蒙派，而马克思主义者比民粹派更彻底、更忠实地保存“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焦点。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更是如何认识俄国国情的问题，因而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民粹派经济学家断定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发展，其理论根据是俄国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俄国来说可望而不可即，资本家无法实现其全部剩余价值。列宁为了批判民粹派的这种错误理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中全面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详尽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生动具体地勾画了市场经济在俄国孕育发展的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早期的发展规律。本卷选收了这部著作的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其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分工、关于简单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关于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建立国内市场等基本原理。第八章则根据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人口、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俄国当时国内市场的实际形成过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后，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的攻击。列宁写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驳斥了他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则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重要方面。
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列宁在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个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彼此缺乏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一方面继续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努力肃清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党的途径，草拟和宣传党的纲领。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
列宁于1897年底在流放地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专门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列宁在其中阐明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政治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来进行，强调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本卷第153页)。
1898年春，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是这次大会没有通过明确的纲领，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很快遭到沙皇政府的破坏，而地方党组织小组习气浓厚，组织涣散，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在党内一时占了优势。这一思潮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成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又一严重障碍。这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列宁挺身而出，与经济派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这篇声讨经济主义的檄文中批驳了经济派对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的错误分析以及他们提出的纲领，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经济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原理，指出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获得政治自由时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
《我们的纲领》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列宁在文中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论调，明确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见本卷第273-274页)。同时，他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无理攻击，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国的具体应用是各不相同的，这个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1900年1月列宁流放归来，立即为创办党的机关报、实现他的建党计划而积极活动。经列宁近一年的多方努力，第一张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终于面世。《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是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的社论。文中再次阐明了党的任务，并在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作为国际机会主义变种的俄国经济派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工人阶级政党只有把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秘密的、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这样才能结束革命队伍中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
在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就纲领草案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民族问题是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作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承认各民族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关于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问题，列宁在本版选集第2卷所收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中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1903年7-8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在这次会上，机会主义派处于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地位，而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布尔什维克)占了优势。这次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孟什维克的分裂和破坏活动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危机。《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演变过程、派别形成的原因和会后斗争的发展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形成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继续。本卷选收了这部书(原书由序言、附录和18节构成)的3节。第九节详细分析了这次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的争论。这场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根据什么组织原则来建设党。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而孟什维克要建立的是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党。列宁在第十七节中剖析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及其思想根源，批判了孟什维克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论证了组织统一对于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重要性。第十八节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在党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党内斗争曲折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党内机会主义派在会后暂时占优势，但列宁深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列宁还着重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见本卷第526页)
1904年1月开始的日俄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沙皇军队在战争中的惨败又使沙皇专制制度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1905年终于爆发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形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至关重要。1905年4-5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同时由孟什维克召开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策略。列宁在这两个会议结束后不久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从理论上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列宁指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列宁指出，俄国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必然害怕这场革命，思想动摇，力图同沙皇政府妥协，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领导下，这场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越彻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越有保证，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列宁指出，农民能够全心全意地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观点，指出，举行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最重要的手段，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必须武装无产阶级和准备领导起义。列宁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实行这种专政的临时政府，但要始终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列宁在书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在1905年革命中农民运动日趋高涨。如何评价和指导农民运动，成了十分紧迫的问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的态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的歪曲。列宁指出，农民运动追求土地和自由，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力支持农民起义，直至没收土地，帮助农民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社会革命党人从民粹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会加速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必须把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农民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联结起来，但决不能混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
十月全俄政治罢工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为了加强党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立即回国，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工作。他写了《论党的改组》等10多篇文章，连续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本卷所收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军队和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就是其中的3篇。列宁在这些文章中分析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阐明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提出根据形势要求改组党的组织及各方面工作的方针。列宁指出，俄国的陆海军士兵已经觉醒，应当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结合起来，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当时党的报刊宣传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同党的关系、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写作活动的特点，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见本卷第664页)。同时，他又着重批判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这篇文章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斯维亚堡等地举行的水兵和士兵起义，革命运动开始走向低潮。列宁在同年7、8月间写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游击战争》等文章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在这以后开展起来的游击斗争的经验。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必须估计到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剧，群众斗争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第二，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在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所散布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论调，指出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游击活动的攻击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
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列宁强调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作对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高度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因革命一时失利而消沉的崇高品质，把普列汉诺夫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惯于忏悔、厌倦革命的表现揭露得淋漓尽致。
本卷收载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是一篇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文献。列宁在这篇序言中要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如何科学地对待、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别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不同情况给予分类指导为例，说明两位革命导师精通唯物主义辩证法，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突出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不愧为“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见本卷第710页)。
1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6月2日逮捕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翌日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政治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
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无产阶级大伤元气，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如何对待即将举行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问题，成了当时有争议的策略问题。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这届杜马的选举。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策略手段，是否采取这种手段完全取决于客观条件。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曾是正确的策略。六三政变后，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以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750页)。
1905-1907年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经验材料。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根据这些经验来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为此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这是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本卷节选了该书的《结束语》和列宁在10年后写的《跋》。《结束语》对全书作了简明的总结。列宁指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是消灭农奴制度的经济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度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的道路；一条是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道路。列宁称前一条为普鲁士式的道路，后一条为美国式的道路。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的“地界”，扫除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关系。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无产阶级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本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列宁着重批判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列宁在后来写的《跋》中进一步指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写于1900年的《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论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列宁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痛斥沙皇政府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滥杀无辜的血腥罪行，号召俄国工人起来反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结束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他的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结合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理论问题、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策略问题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了解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接受锻炼是十分必要的。《〈十二年来〉文集》所收各篇著作的写作时间跨度与本卷选集大体相当，列宁的这篇序言是指导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列宁著作的权威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