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二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国主义 引言军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它毋宁是一切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这种社会的最后一个〉所特有和带有根本性的事物。不错，资本主义也正如所有其它阶级社会一样，发展了一种它自已所特有的军国主义［注：伯恩施坦曾在1905半6月5日的“社会主义生活”错误地说过：现代军事制度不过或多或少地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遗留物。］，因为军国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达到一个或几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些目的是随着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各异，它们须要根据这些社会制度的不同性质，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达到。这一点不仅从军队的组织可以看出来，同时也可以从军国主义的其它实质中看出来，这些实质是军国主义完成其本身任务时显示出来的。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军队是以人人普通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这虽然是一种由人民组成的军队，但却不是属于人民的军队，而是反人民的军队，或者正在愈来愈变成反人民的军队。 这种军队有时以常备军的形式出现，有时又以民兵的形式出现。常备军虽然同样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却［注：只要看看俄国就行，但在那里是由不是发生于内部条件的完全特殊的环境所产生的结果。关于不以普遍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队，可以举雇佣军队为例。15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中，也有过民兵。（见前引布尔斯哈达书卷1第327页）。］，是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形式，甚至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形式而出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明。 1．“对外军国主义”，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和裁军资本主义社会的军队，也和其它阶级社会的军队一样，有双重用处。 首先，它是一种国家的组织，目的是用于进攻外国，或者保卫自己不受外来危险的侵袭。简言之，是准备供应付国际纠纷，或者以军事惯用语来表述，反对国外敌人之用的国家组织。 军队的这种职能并没有由于晚近的发展而被废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战争确实有如毛奇所说的那样，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注：毛奇在其至布伦士里的著名信札中（1880年12月）写道：“永久和平是一个梦、并且还不是一个美梦，而战争是上帝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战争中得到发展的是人类的最高贵的美德，勇敢，克己、忠于职责，以及甘冒生命危险的自我牺牲，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将沉沦在唯物主义。”然而在几个月之前毛奇却写道：“任何战争都是一种民族的灾难，“（见“毛奇全集柏林出版第5卷，第193及200页）而在1841年他甚至在一篇登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章里写道：“我们公开承认，我们是赞成欧洲普遍和平这个被人大肆嘲弄的想法。”］。不错，欧洲本身存在着一种消灭若干战争根源的倾向，而且发生以欧洲本身为策源地这样一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尽管有亚尔萨斯洛林问题，人们对克里蒙苏、皮桑、皮奈特这个三叶草［注：指的是棱沙·克里蒙苏内阁（1906年10月—1909年7月）皮桑在这个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比奈特将军担任陆军部长，三个人全是沙文主义者，渴望进行报复性战争。——俄译本注］的忧虑，尽管有东方问题，有泛伊斯兰教主义，尽管俄国正在发生大变革，情况仍是如此。然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新的并且十分危险的摩擦的根源，这些根源系作为所谓“文明国家”进行贸易扩张和政治扩张［注：据许布勒的统计表报所载，全世界的整个对外贸易总值已从1891年的75,224,000,000马克增到1905年的约达109,000,000,000马克。］的宿愿之一种后果而产生的，这是些要对东方问题和泛伊斯兰教主义负主要责任的宿愿。这些根源同时也是世界政策特别是殖民政策的一种后果。贝罗总理1906年11月14日在国会中就曾坦白供认［注：“使得我们的当前局势更加复杂并且使之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的海外事业和利益”。］，这种殖民政策包含着数不淸的冲突的可能性［注：毛奇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十分古怪的。他队为由内阁决定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认为政党的领袖们是挑起战争的邪恶和危捡人物。这些政党领袖和——交易所！的确，他在某些地方对事物也有较深刻的看法。（“毛奇全集”第3卷，第1、126、135、138页）］，并且愈来愈有力地迫使军国主义的另外两种形式——海军军国主义和殖民军国主义——的出现，我们德国人对于这种发展当然是耳熟能道其详的！ 海军军国主义，即海上的军国主义，是陆上军国主义的天生兄弟，同时具有后者的一切可恶的和不道德的特征。而且比之陆上军国主义说来，目前它还在更大的程度上不仅是国际危机，世界大战的危机的一种后果，而且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 一些好心肠的人和骗子们想设法使我们相信，例如英德的紧张关系［注：其特征可以在称为“1910年的入侵“的那种英国极端接略主义的异想天开的幻想上表露无遗。］这种事情，不过是起因于某种误解，起因于存心不良的新闻记者们的鼓动，以及拙劣的外交家的浮夸。但我们却知道得更淸楚。我们知道，这种紧张关系乃是英德对世界市场的经济竞争愈来愈激烈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放肆的发展和在国际上进行竞争的直接结果。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古巴而进行的战争，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英国的南非战争，中日战争，列强在中国的冒险行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不管它们的起因有何差别，产生的环境如何各自不同，却全都表现出扩张性战争这样一个共有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英国与俄国因西藏、伊朗和阿富汗所引起的紧张关系，美国和日本在1906年冬天的争执，最后还有1906年12月的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冲突中共同合作的光荣记录，［注：法国因摩洛哥纠纷在1906年对东线的军事防御方面曾耗费了远比一亿为多的费用。］我们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殖民和扩张政策已将无数地雷埋藏在世界和平的大厦下面，这些地雷的导火线，又是掌握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可以十分容易和出其不意的引起爆炸［注：关于那个据说已提出但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由代表汉堡船舶业的国会议员山投姆莱草拟的、按照詹类逊的方式去劫夺菲恩南社·波的计划，见1906半12月国会预算委员会的辩论。］。当然，人们也可以想象出将来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候，当世界的瓜分已经走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可以将全部可能成为殖民地的领土交托给由殖民强国统一掌管起来，这样就可能消除殖民地的竞争，正如私人资本家们通过康采恩和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悄除彼此竞争一样。但这也是在遥远的将来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单是中国的经济和民族振兴就会把它拖延到无限遥远的将来。 因此，一切所谓裁军计划暂时看来不过是一些愚行，是肥皂泡和骗人的勾当。沙皇是在海牙上演的那出喜剧［注：指1889年海牙和平会议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1907年6月15日召开）的筹备工作。——俄译本注。］的主要发起人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所有这些计划的性质暴露无遗了。 的确，现时英国提出的裁军肥皂泡又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破灭了；陆军大臣哈尔登——据说他是这些计划的倡议人——每次都以强烈的言词出而反对削减现役军队的人数，表明了他本人就是个真正的战争挑拨者［注：这一点幷不因为哈尔登一时声明他反对普遍服兵役而被否定。1906年11月29日的“十字报”对哈尔登的这种反对意见表示遗憾，据该报说，普遍服兵役将会教育英国人民更好的懂得战争的严酷！当然，在德国普遍服兵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按照“十字报”的骑士们的意志，强迫人民作出流血和物质的牺牲，而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却是那些受战争的严酷性影响最小的人。他们甚至还敬慕外国的民主！——关于在英国和美国所出现的普遍建立民兵的倾向，参看本书第37页。］；同时，英法的军事协定又已出现于地平线上［注：指1904年的英法协定（所谓“真诚的协约”）使英国和法国反对德国的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是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标志之一。——俄译本注。］。更之，就在第二次“和平会议”正在进行准备的时刻里，瑞典扩充了它的舰队，美国［注：参看第37页和老罗斯福1906年12月4日的咨文。］和日本把它们的军事预算提得愈来愈髙，法国的克里蒙苏政府要求增加208,000,000的拨款［注：以摩洛哥纠纷为其主要借口。］，详论了建立一支强大海陆军的必要性；“汉堡消息报”把人们奉军事备战为唯一救世主的信仰描述为支配着德国统治阶级的情绪的基本要素，德国人民则受其政府要求增加军事开支的福［注：海军费用24，750,000’陆军费用51,000,000，利息费用7,000,000——共计比1906—1907年度的预算增加了约83,000,000马克。1906年12月21日“国会议员报”上刊载的一篇显然是受人指使而写的文章，对进一步放肆扩张海军军备表示美好的希望。此外还要增加的是殖民战争的庞大开支（侵略中国的远征454,000,000，镇压西南非洲起义已经开支了490,000,000，镇压东非洲起义的2,000,000，等等）；关于这些费用如何支付问题，曾于1906年12月13日在国会中引起一场冲突，并招致国会的解敢。］，而这些军事开支是连我们的自由派也贪婪地抓住不肯放的［注：见1906年10月27日的“柏林日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伯拉斯在1906年12月13日提出的臭名远播的决议案，以及1907年1月25日国会大选中自由派的政纲。］。通过这些事实，人们就可以来衡量法国参议员康斯坦（海牙法庭成员之一）在其论裁军军备的一篇文章［注：“评论报”，1906年10月1日。“评论报”编辑部所宣传的裁军运动所“获得的实际结果”，是他们严守的秘密，］中所表现的天真烂漫的想法了。其实，在这个政治梦想家的空想中，不仅看见那个谚语中的燕子就可以队为裁军的夏天已经到来，甚至凭一只麻雀也就可以下判断了［注：德谚有“一燕不能成夏”，意指不能单凭个别现象就推断一种更广泛重要的原则或事物已经存在。——译者注］。同时当我们看到下面这件诚实的粗鲁行为倒也令人感到心神爽快：在列强会议上人们拒绝接纳史迪德先生的建议，甚至还拒绝把裁军问题列入第二次会议的议程上去。 对于资本主义在军事方面的第三个产物——即殖民军国主义，我们还要说几句话。殖民地军队，即所谓殖民地的常备军队，（这并不是指像为德属西南非洲所“设计”的那种殖民地民兵［注：见1906年11月29日杜恩堡在国会会议中的发言。］，更非在将要实行独立的英国殖民地中那些截然不同的民兵）对于英国来说，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而对于其它文明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一方面对英国来说，这种军队不仅要完成压迫或者压制殖民地的“内部敌人”（即殖民地的土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种对付外部殖民敌人——例如俄国-的武器，而另一方面，对于其它殖民列强，特别是美国和德国［注：德国的殖民地开支绝大部分是军事性貭的，即便按照1906年10月杜恩堡的备忘录来说，尽管他作了种种假账，情况仍是如此。］来说，他们经常以防卫军或外籍军团［注：自从1900年12月31日以来，法国拥有一支最令它失望的真正的殖民地军队，参看1906年12月7日的第621期“汉堡通讯报”。在德国人们也在忙于建立一只殖民地军队，我们正以加快的步伐接近这个目标。］的名义进行活动，但起到的作用几乎只限于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将可怜的土著们赶入资本主义的牢狱中作奴隶，而一旦当他们企图保卫自已的国家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时，就无情地枪杀、砍死和饿死他们。常常是由欧洲人口中的渣组成的殖民地军队［注：参看卑罗斯著“法国和日本在安南”，法宁著“殖民地军队”，罗尔克斯著“爱国主义与殖民”，杜米格著“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载于“新时代”年合订本1899—1900年第18卷苐二册，第365页，关于非洲营的叙述，第369页。关于德国，参看国会议员卢尔兰在1906年12月3日国会辩论中的发言。］乃是为我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的最残暴和最穷凶极恶的工具。几乎没有一种罪行不是殖民军国主义和这种军国主义培养出来的殖民狂暴行为【德国人称之为热带精神病】所促成的［注：在这里军事刑法也采取一种特别野蛮旳形式，关于法国的外籍军团和非洲营的情况，参看杜米格著“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关于废除“比里比”（biribi）一点，见本书第38、49页］。对于德国来说，替普斯克、惠尔曼、浦比尔斯基、莱斯特、惠兰、彼得斯及其同伙们［注：作为军需品供应商业组织的替普斯克公司，普鲁士农业部长普比尔斯基以及汉堡的船舶运输商行斯·惠尔曼公司于1906年被牵涉到一个大贿赂案中。 替普斯克公司通过行贿，曾获得了对“防卫军”的全部军服及装备的长期供应专利合同，因而取得了千百万利润，冯·普比尔斯基是替普斯克公司的股东，他也分沾了这些利润。斯·惠尔曼公司通过肮脏的商务诡计，从殖民地运输业务中获取干百万的利润。 莱斯特、惠兰、彼得斯、阿伦堡等名字要对很多最残暴殖民地犯罪行为负责。——德文本编者注。］都是证人和证据。他们是殖民政策的产物，可以通过他们认识到殖民政治的实质。这种假装着传播基督教文明［注：这种伪善的同时又是忸怩作态的烟雾，现时也厚颜无耻地技抛弃了，参看以G. B署名发表于“祖国殖民地”月刊1（906年10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以及斯维兰茨在泛德意志会议（丨1906年9月）上的发言，他在会议上说："在殖民地我们并不想把人们都转变为基督教徒，我们要的是让他们为我们工作，这种人道主义的软心肠简直是荒谬可笑。德国人的感伤气质，使我们缺乏一个像彼得斯这样的人"。此外，汉瑞斯·赫特曾在1906年12月21日“日报”上写道：“传教士们的职责就是……使自己适应既定的环境”，但他们所作的是“经常给商界人士添麻烦’’。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和政府之间，在殖民地政策方面的主要摩擦就是由于这个问题引起的，这也是1906年12月"商人”杜恩宝对天主教中央党的所谓助理政府发动愤慨的攻击的唯一原因，1906年9月29日的“十字报"告诫美国说：“把印第安人部落整个地直接加以灭绝，这是一件如此不人道和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行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无法加以辩解，特别是因为这对于美国人说来并不是一个生死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是一个这样攸关的问题，那么即便自认是博爱为怀的基督徒，按照殖民基督教的观点，也应“绝灭整个部落！”］或保卫民族荣誉的殖民政策，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们在殖民地的利益，假装虔诫地放高利贷和进行欺骗，谋杀和污辱手无寸铁的人，焚毁他们的财产，强劫和掠夺他们，这对基督敦和文明是一种嘲弄和侮辱［注：参看1906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德国国会的令人难忘的辩论，这个辩论真是—针见血。］。在印度和东京（即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译者）、刚果，德属西南非洲和菲律宾，甚至像哥地和比萨罗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相形见拙了， 2．无产阶级和战争当我们在上文把军国主义的职能描述为一种用于对付外敌的国家职能时，这绝对不是说这种职能符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统治和被剥削的人民的利益、福利与愿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能期望从这种使得对外军国主义成为必然的政策得到任何好处；他们的利益和这些政策极其尖锐地互相对立的。这些政策是直接或间接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服务的。这些政策或多或少是巧妙地为无政府状态的野蛮生产方式和疯狂残忍的资本主义竞争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平道路；在这个铺平道路的过程中，对文化较不发达民族应尽的一切义务都被抛在一边。结果除了招致世界性的战争纠纷，疯狂地使我们整个文明的继续存在陷于危险境地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无产阶级对于我们当代的巨大经济发展也是欢迎的。但他们知道：只要各个贤明地倾导着的公团，本着国际谅解的精神、遵循文明的义务与利益去对待它，这种经济发展本来无需乎使用武力，无需乎军国主义和海军主义，无需乎手执海钟的三叉戟，无需乎殖民地经济制度的野蛮暴行，仍能够在和平中继续进行的。他们知道我们当代的世界政策大部分是由于企图以暴力粗暴地压下和粉饰统治阶级在国内所面临的种种社会困难和政治困难，简言之也就是企图推行一种波拿巴式的欺诈惑人的政策。他们知道工人阶级的敌人喜欢依赖狭隘的沙文主义来糊口，也知道俾斯麦所毫不犹豫地制造出来的那次1887年的战争恐惧，曾给最危险的反动力量帮了很大的忙。按照最近透露出来的［注：参看1906年11月30日的“汉堡消息报”。］—个由高级人物策划的恶毒的小计划，当时准备在“得胜军队凯旋返国之后”，就在激动的好战欢呼声中，从德国人民手中窃取国会的普选权。他们知道，这些政策从前述经济发展中所企图获取的好处，特别是我们的殖民政策的一切好处，都落入资本主义剥削阶级——无产阶级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大钱袋里。他们知道，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本身目的所从事的战争使无产阶级遭受到前所未闻的流血牺牲和财产损失［注：据估计1799至1904年间各次战争（不包括日俄战争）所牺牲的人数约达15,000,000人。］，而在事后他们所得到的款待却是：为数可怜的残废人员年金，退伍军人补助金，沿街卖唱和到处受人欺侮。他们知道，在毎次战争之后，一种像匈奴人蹂蹒欧洲那样的野蛮和卑鄙的喷泥火山，会将它的溶岩泥浆洒遍各个参战的国家，使文明重新向野蛮方面倒退若干年［注：参看本书第21页注②所引关于毛奇的话，及“毛奇全集”第2卷第288页。根据他的意见，战争被认为可以把人们的美德和聪明才干提到最髙限度，特别是可以促进道德力量。］。他们知道，自已为之作战的那个祖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切身利益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之前，一切民族利益都要退避三舍，剥削者和压迨者的国际联合必须用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国际联合去对抗。他们知到，如果无产阶级被利用于一个战争之中，他们就里被引向和自已的弟兄，和自已的阶级同志作战，因而是违反自己的利益的。 因此，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但对于军队的这种国际职务和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表示完全冷淡憎恶，而且正在认真地和认淸目标地向它展开斗争。朝这方面反对军国主义，并且和它斗争到底，这样一个最重要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无产阶级也愈来愈意识到这个任务了。关于这一点，已从国际代表大会中得到证明，也从下述这些事情得到证明：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870年法德战争爆发时互相声明彼此团结—致，西班牙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古巴战争进发时、俄国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1904年东亚战争爆发时所作的团结声明；以及在1905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作出关于一旦瑞典挪威之间发生战争就实行总罢工的决议。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1870年的战争借款和对摩洛哥冲突在国会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待干涉俄国一事的态度［注：指德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德国皇家政府对“俄罗斯事件”的干涉（企图镇压1905年革命）所进行的斗争。——译者注、］，对此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3．“对内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目的军国主义不仅用于抵御和进攻外部敌人，它还有第二个任务［注：保卫现存的国内制度这一任务，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且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是由军国主义担负的。］，这个任务随着阶级矛盾的愈来愈尖锐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成长而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使得军国主义的外部形式和它的内在本质也显示得愈加明确：也就是说，它的任务是保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当中充当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在这里它表明自己纯粹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和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结合在一起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同时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违反大多数人民的明确意志，去维护少数人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维护他们任意剥削人民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着的军国主义。它所要作的事情等于缘木求鱼一样的不可能，它武装人民来反对人民本身，企图用一切办法将人们在按社会地位划分之上再人为地进行按年龄的划分，力图将工人变为自已的阶级弟兄、自己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的压迫者、仇敌和谋杀犯，变为一个断送自已的过去与未来的人。它力图使自己成为是民主的同时又是专制的，是开明的同时又是机械的，是深得民心同时又是与人民为敌。 但不应忘记：军国主义也能够将其锋芒用于对付国内的民族“敌人”，甚至国内的宗教“敌人"［注：见1906年12月的冲突中法国的政教之争。］（例如在德国用于对付波兰人［注：见1903年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期间的骚动。］，亚尔萨斯人及丹麦人、在非无产阶级之间彼此的冲突中［注：福斯廖尔村事件，］也加以使用。军国主义是一种形态多种和变化多端的现象［注：详见本书第37至38页及第181至182页。］，而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由于德国的特别的半专制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条件，已发展到一种特别繁盛的状态。这个普鲁——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当中任何一种形式所拥有的一切恶劣和危险的性质，因而拿它作为一个典型去说明目前发展阶段中的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形式、手段和后果是最为恰当不过了。正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模仿我们普鲁士军队中的尉官（这里我们借用了俾斯麦的说法），所以迄今仍没有人能够完全模仿我们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不仅是国家之内的国家，而且简直是国家之上的国家。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其它一些国家的军队组织。当我们进行这种考察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军队的本身，而且还要包括宪兵和警察，因为后二者经常表现为一种仅是日常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特殊军事组织，同时由于它们的横暴和野蛮也显出其军事本源。 4．一些其他国家的军队组织在像英国、美国、瑞士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军队组织中，我们看到一些独特的形式。 大不列颠拥有一支雇佣军队（“常备军”），—支附有义勇骑兵的民兵，另外还有所谓志愿军——这是一支自愿应募的，大体说来不发兵饷的队伍，人数在1905年为245,000人。常备军，包括民兵（民兵中容许替代服役）在1905年共有444,000人，但其中只有约162,000人驻于英国。此外，在爱尔兰有一支按照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警察部队，为数约12,000入。常备军中有很大—部分是在英国本土以外使用的，特别是用于印度。印度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的士兵，约230,000人［注：1905-1906年为229,820人，在土著各邦中，1903年有136,837名士兵。］是土著。殖民地通常有其自己的民兵和志愿部队。大不列颠的本国军国主义及其殖民军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军事预算中看出来：例如，1897年，本土的军事预算约为360,000,000马克，而印度的军事预算约为510,000,000马克。此外，必须加上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约共200,000人。 美国的军队组织是常备只和民兵的混合物。常备军通过招募组成［注：招募已愈来愈见困难，而且招募的外籍新兵所占百分此正在增加，这个事实已使美国政府感到忧虑。］，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其人数在和和平时期最多不得超过100,000人，常备军的数字根据1905年的应募人数为61,000人（1906年10月统计，包栝菲律宾的侦察兵则为67,253人），其中有军官3,800名，大多数是在西点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同年民兵的人数约为111,000人。民兵是在一种颇为民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和平时期，民兵由各州州长控制，它的装备和训练并没有达到现代的水平。此外警察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是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的。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如果从其形式上看来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但鉴于它所具有的职能，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一些为企业主们所雇用的“打手”。有的时候他们仅是一些由企业主们武装起来的破坏罢工的工贼。（例如在瑞士和法国，这并不是一种不常见的事情。至于德国的情况，我们请读者看一下1906年汉堡的造船工人的罢工及纽伦堡事件。）美国资本家不论在什么时候手下总有一帮按照武装私家侦探［注：“私家侦探”一语原文为“宾克顿”，源出于1850年美国芝加哥“亚伦-宾克顿私家侦探社”所雇用的私家侦探及打手。此后私家侦探均称“宾克顿”。——译者注］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第一流打手。最后，考虑到1905年美国海军中还有30,000多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也一样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各种主要形式的精选代表。 在瑞士，直至不久以前，还存在一种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全民的武装。每一个能够携带武器的瑞士公民，可以在家里经常保有枪械和弹药。这就是加斯顿·莫赫在他的名著中所论述的那种民主的军队。瑞士和比利时同样享受中立的国际保证，因此自然这个国家的“对外军国主义”只能采取和保待一种特别温和的性质，这也是一种由很多其它情况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是“对内军国主义”却随者阶级对立的不断加深而发生变化。那些要统治别人的资本家已愈来愈成觉到无产阶级拥有武装和弹药这一事实是他们行使剥削和压迫这种自由的障碍，甚至对他们本身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威胁。于是在1899年9月，他们开始用拿走弹药的办法解除人民的武装，同时竭力按照军事强国体制的方向，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去发展现有的军国主义幼芽。此外，还企图运用这些军事强国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逐渐将军队中的现役部队转变为阶级统治的驯服工具。千是鼎鼎有名的瑞士民兵，就愈来愈具有使得常备军队成为文明耻辱的那些可恶特征。1906年12月21日国民会议在进行军事组织的立法当中，作出一项关于罢工期间动用军队的决议，但这没有使情况有任何改变。 比利时由于自己的中立地位，所需要的常备军队人数相对于它可以作为军队原料的“存货是少得多（约为一半）。因此，它的普遍兵役制度受到抽签制度以及出钱找人顶替的替代兵役制度的补充修改，后者深刻地改变了军队的性质。当然只有富有的人才能找到替代兵，不用说这些人也一定会广泛地使用这个办法。起初这种替代兵制度（这在过去也是很普遍的）可能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意义，但在比利时它却导致了一种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个国家拥有为数极多的无产阶级，而且在那些应服兵役和中签的人当中，工人占的百分比也很大。甚至那一部分已经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比利时军队，纵使他们不是由一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有决心去采取任何行动的无产阶级所组成，也如此迅速地信从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以致多年以来作为一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用以对付国内敌人的武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也不再用于这个用途。但人们也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比利时早就有一种称为公民警卫队的组织。加入这支部队的是一些中签但已找人顶替而自己又买得起武器和军服的人，后一条件几乎使穷人完全不能参加。这种部队在早些时候是一支穿得五光十色的游行队伍，成员大多数是自由派，组织方式是民主的。公民警卫队的成员可以在家中藏武器，军官可以举行选举，等等。后来由于常备军愈来愈不可信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民警卫队的管理和支配权从市政当局的手中转交给政府，民主制度被废除，武器从个人手中取出，锁在军事当局的军械库内。一种相当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开始实施，训练公民警卫队的职务委诸过去常备军官中那些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物来担任。年龄在20至30之间的男子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另加每两周至少有半个星期天要去受训。如果说从前的军事训练徒然使人忆起我们德国的“昔日的城市民兵”那种逍遥自在的样子，那么现时他们却是在严格管制之下受训，用处罚的办法强迫人们遵守规矩。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居民超过20,000人的行政区里公民警卫队才有这种编制，其它地方的公民警卫队仍然是一种可笑的虚饰。这个事实也说明公民警卫队是政府当局用于对付“国内敌人”的一种特殊卫队。如不包括宪兵在内，常备军的数目在1905年约为46,000人，而现役的公民警卫队人数为44,000人，两者数字几乎相等| 这样，比利时就兼有一支对付外部敌人的军队和一支对付内部敌人的特种部队，这种最巧妙的安排现时正在给予，而且将来也会继续给予比利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良好的服务。关于—点，可以从最近在选举权斗争和罢工中动用公民警卫队这些事实得到明证。 更之，比利时还有在战时以及在罢工和暴动期间执行军事任务的宪兵。他们的人数极多，散布全国，流动性很大，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集中、转移和动员。他们的流动纵队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德尔胡伦设有总兵营，在发生罢工及类似情况时，就像黄蜂一样成群飞赴全国各地。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过去军队中的下级军官，薪饷优厚，装备极好，简言之，是一种精锐部队。一方面，公民警卫队好像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任务而创造出来的，因为它所代表的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深知其本身利益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别军事动员。另一方面，那些以宪兵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看家狗”，按照“吃谁的饭唱谁的歌”的作法，在目前也扮演着同等有用的角色。 日本正处于一种和德国约略相同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阶段。它虽然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由于在对外关系上的紧张情况，最近甚至从军事观点看来也已经变成为一个德国的真正慕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军队正受着更为合乎战争用途的训拣。 5．结论俄国由上述可以得出结论说:军队的规模及其组织上的特性，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局势，取决于用作对付外敌时军队所应具有的功能。现今通常呈现十分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在驱使各国（甚至包括其本身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且要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犯的那些国家）去训练全体能够拥带武器的公民，采用最严格的军事组织形式，建立以全民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常备军。但这种紧张局势可以由干自然条件的原因，例如英国的以及美国（相对于其它大国来说）的岛国地位，也可以由于人为的政治原因，例如瑞士及尼德兰的宣告中立，而大大的缓和下来。 反之，“对内军国主义”的职能，即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职能，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却是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必然同时产生的现象；甚至加斯顿·莫赫也队为“秩序的重新恢复”是“人民军队的合法职能”。对内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表现为种种极不相同的形式，简单地是由于这种军国主义的目的迄今比较是民族的，实现这种目的并不那样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它是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达到的，所以能带有较多的民族特点。然而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常备军由1836年的27,000人增至1903年的61,000人；同期海军人数增加了一倍，陆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两倍半，海军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三倍以上，而塔虎脱先生还要求为1907年增拨的100,000,000的款子）愈来愈被迫走上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道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首先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要求；其次显然是由于内部的紧张局面，即阶级斗争的加剧。英国陆军大臣哈尔登在1906年9月突患军国主义狂热病，很难说它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强有力地出现于政治舞台只有偶然一时的联系［注：罗特斯坦所报导的事实（载于"新时代”[德文]1906—1907年年合订本第25号，第1分册第121页）揭示了哈尔登的这种极其敌视工人政党的政治立场；至于1906年11至12月在上议员和下议员之间对学校法规所发生的争执是不是这种更趋尖锐的紧张关系的征兆，在将来便见分晓。这和最近报导关于由于哈尔登的反对普遍服兵役案被否决这一情况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要求实行像瑞士那样的普遍武装的倾向（在英国尽管赞成这种作法的人进行了大力鼓动，终于遭到了否决，美国的情况可以在老罗斯福先生1906年12月4日的咨文中找到意味深长的谈话），并不是一种进步的朕兆。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军国主义和目前情况比较起来将会进一步强化，并直接导致常备军队的建立，瑞士的先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由于外部和内部防卫的特别需要在其范围和性质上是由有多种多样结合方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因此，军国主义毫无疑问要具有显著的多形性和多变性，这在军事制度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多变性的活动，从任何方面来看都被局限于军国主义的根本目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范围之内。固然，事情的发展可以暂时走着另一条道路。例如，当皮奈特执政下的法国正在热衷于大量缩短后备队和地方军队的训练时间［注：1906年12月在议会中暂被否决。］、改革“比里比”［注：“比里比”——这是法国人在北非用以惩戒殖民地军队士兵的各种残酤方法的总合名称，——译者注］以及废除军事特别法庭审判制度［注：参看副国务卿赛隆于1906年12月10日在议会辩论中的发言及1906年12月11日的“人道报”。参看本书第49页脚注①。］的时候，而德国中央军事法庭庭长冯-马索夫则于1906年秋天辞职，因为军事最高当局（普鲁士陆军部）依靠对法律的解释，正式直截了当地侵犯了军事法庭的独立性（1905年春天的公告），这种独立性的确曾因卑尔斯案件［注：卑尔斯案件——基布格尔少尉以卑尔斯的笔名写了一部揭露德国军官种肿堕落行为的小说，被法庭控告，1903年11月在麦茨对基布格尔进行军事审判。审判结果证明作者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这次审判使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受到严厉的谴责。由于审判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的，军事法庭的法官受到处分。——译者注。］中对有关法官的处分而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注解。法国的让步几乎完全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教权主义在军队中有其重要的支柱；政府在这一“文化斗争”中需要无产阶级的帮肋。这样一种结合自然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它也不是源出于一种根本的和持久的发展倾向。它是以一种暂时性的事态为基础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邢样，它完全可以和对反军国主义的疯狂迫害同时进行。 从上述观点看来，俄国的情况是有趣的，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紧张的对外关系，不得不采取普遍服兵役的办法。更之，作为一个亚细亚的专制国家，它又面临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内部紧张局势。沙皇专制制度在国内的敌人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一大部分的贵族，俄国士兵有百分之九十九，按其阶级地位而言，都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死敌。教育上的低水平，民族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以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广泛分布各地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压迫，在地区上的不利的分布情况，道路交通的不发达，以及其它情况，大大地妨碍了阶级觉悟的养成。通过狡猾的精锐部队制度（例如宪兵，或者更重要的如哥萨克，哥萨克军队通过优厚薪饷和其它物质报酬以及广泛的政治特权，并通过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哥萨克社团，确实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从而人为地和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沙皇制度企图为自已保证有一群数量够多的忠义去对付那些业已深入到军队行伍之间的骚动。除了这些“沙皇的看家狗”之外，还布契尔克斯克人［注：甚至斯维斯一罗莫所夫的区行政长官也在1906年12月4日（17日）的德维那时报谈到“嗜杀的契尔克斯克人”。］和居于这个鞭笞帝国的其它野蛮民族（例如在波罗的海沿海省份的反革命期间这些人就像狼群一样被放出来），以及为数众多的沙皇制度所圈养的一切其它武装喽罗、警察及其帮凶，以及俄国的暴徒、黑帮。 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普遏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其本身包合着显著的和惊人的奇特的矛盾，那么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以普遍服兵役为基础的军队就必然日益成为一种带有毁灭性力量和用于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武器。但由此也必须引出这样的结论：从俄国的反第国主义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只能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才可应用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力图通过金钱收买使人民进行反对他们自己的斗争，而用于这种目的的金钱又是大部分取自人民，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俄国，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沙皇制度贿买俄国革命这一绝望的和可悲的企图如何使得俄国的财政状况遭到迅速和悲惨的崩溃，尽管肆无忌惮的国际交易所金融资本家给予了种种救助。当然，借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革命的发展速度来看更是如此。但是革命既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也更不能收买，即便全世界的大资本运用他们一切资金给予援助也是不能收买的［注：甚至也不能像现时所设想的那样，用现代的方法将特权及自然资源向美国的托拉斯兜售或贴现——这从双重意义上说来是沙皇政府的“绝望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