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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4日前后
卡尔·李卜克内西
（不早于1914年12月）
在1914年8月3日的前不几天，许多同志还踌躇满志地幻想，国会党团的多数人拒绝通过军事预算，以为这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可是在7月底，如上所述，党的报纸和宣传家就已经在宣称：虽然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可是如果战争仍将爆发的话，那么它将“不会拒绝支援祖国”。到了8月1日，资产阶级报刊就已经透露，预计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会同意批准军事预算。8月3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举行了第一次的、也是决定性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同意批准军事预算的决议，很快就通过电讯而为全世界所周知。在这个时刻，所谓国会党团激进派的瓦解已经显露端倪。有三位同志——累德布尔、伦施和李卜克内西匆匆忙忙（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供利用）赶出了一份供党团提出的应急的声明草稿，表示拒绝批准军事预算。
在党团会议上，大卫首先发言。他认为，当前的情况要求我们摆脱因袭的观点的束缚，并且要重新进行思考。今天，社会民主党对许多事情都要重新思考。他以国会党团核心的多数人的名义，建议同意批准军事预算，并且认为可以发表一个声明来申述同意的理由，可是这样一篇声明应当避免任何争论，应当无保留地公开表示跟政府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起。这种声明，就连同意批准军事预算的一伙人，多数也感觉走得太远。同意批准的理由不胜枚举，所谓来自东西方的敌人的入侵是一个理由，为德国的大举进攻（例如，占领中立国卢森堡，炮击利鲍（即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港口——译者注），准备进攻比利时，关于这些，当时德国人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作张本的边界冲突又是一个理由。在会上，有“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有引用倍倍尔的热情奔放的讲演，有各种印成书面的“证据”，还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论调：“我们不应当而且不能够违反民意；饶勒斯的被刺和（当时误传的）凯洛的被刺，正说明法国的战争情绪的炽热；通过这场战争，德国可以使法国摆脱跟俄国的同盟；俄国的失败，意味着沙皇制度的崩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时刻不能置身事外；如果我们拒不同意批准军事预算，我们的党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和消灭——而说一声‘赞成’就会大大增强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因为这样政府将无法把党置于非法的地位，在战争之后，一个强大的民主浪潮将会出现。”考茨基这位紧急预算的倡议人曾提议：要求政府保证自己没有侵略意图；如果它作出这种保证，我们就同意批准预算，如果它拒绝作这种保证，我们也就拒绝批准预算。这个建议遭到普遍反对。
多数派在听取少数派的意见时十分不耐烦和不宁静。这场十分激烈的辩论由一道决议草草结束。
只有14个同志（不包括缺席的艾米尔，他后来表示了同他们一致的看法）投票反对同意批准军事预算，这些同志是阿尔勃雷希特、安特里克、波克、盖耳、哈阿兹、亨克、赫尔茨费克德、库涅尔特、累德布尔、伦施、李卜克内西、派罗特斯、吕勒和伏格特赫尔。赞成批准的有78票。有些人弃权。
哈阿兹提议由谢德曼在国会上宣读声明。霍赫和其他人表示反对，他们要求由哈阿兹来宣读声明，因为哈阿兹不仅跟谢德曼一样是党团的主席，而且他还是党的总部主席。哈阿兹坚决推辞，而在党团的许多议员的固请之下，最后作了让步。
那个把“皇上、人民和祖国”三者提到同样高度的提议，受到了反对，后经指出在提到祖国和人民的字眼时，已经包含了让步，于是提议便被多数人所通过。
接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声明草案最后定稿。8月4日早晨，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他们辛苦赶制出来的产品，它略经修改后，便被通过。斯塔德哈根要求大力修改以指明德国国内政治状况，但是没有得到支持。李卜克内西所提出的那个对法国朋友至少要表示同情和友好的建议，在受到弗兰克的反对之后，便以增添几句空洞无物的花言巧语而搪塞了事。他的另一个反对奥地利的一切侵略政策的建议被否决了；大卫就这一点指出：奥地利侵略的问题过于复杂，不宜仓猝地断然加以谴责。
在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许多社会民主党议员（休特古姆、海涅、弗兰克、文德尔等人）对首相发言的若干地方喝彩鼓掌。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利用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的有限的时间，举行了一次短短的党团会议。会上首先围绕这种“爱国主义”态度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党团作出了一个专门决议，禁止在第二次会议上有类似的表示（然而到12月2日，这种态度又再度出现，并在党团内受到海涅的褒奖）。据传，政府希望声明中直接针对征服行动的那一部分的措词说得缓和一些，因为这种措词可能会使迫在眉睫的英国干涉的危险更形尖锐。政府的这种愿望得到了满足。
十四个人要在国会上投反对票的这种企图，在最后几个小时内突然宣告流产。哈阿兹这位反对军事预算的代表人物，接受了宣读党团声明的任务；此外，少数派还抱着这样的指望，即党在其他方面仍会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采取即使在战争时期也要进行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们还认为，多数派的大部分人还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理解被滥用了的恩格斯的著作，而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尖锐冲突仍然在所不免；同时他们还有这样的顾虑，即在当前的危险的局势下，人们对党始终难免有所怀疑，在这个时候公开地从党团多数派中分裂出去，究竟是否妥当。基于以上以及其他种种理由，少数派没有公开地投反对票。于是，那种打算采取悄悄溜开不作任何决定的可悲手段的逃避思想，也就油然而生了。
紧接在8月4日以后，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很成问题的现象——沙文主义、兼并政策和阶级调和的论调；轻率地主张跟无产阶级的——昨天还是，明天也将是一死敌进行团结，这些人在大量的暧昧的团结词句的冲洗下，俨然变成为无产阶级今天的心腹契友了。
8月4日
今天，只有绞尽脑汁苦苦追忆，才能回想起在1914年8月4日少数派党团议员所处的策略地位。党团多数派的背叛，不免使悲观主义者愕然，而一向占优势的激进派的瓦解，也同样出人意外。当时，同意批准预算一事，对于使整个党团政策倒向政府一边的影响，尚不明显。当时还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即1914年8月3日的决议系由于一时慌乱所造成，会立即得到纠正，至少在以后不至于重蹈覆辙。基于以上的和诸如此类的一些考虑，当然也由于没有把握和力量薄弱，少数派试图公开单独投票的打算便宣告流产。此外，还不应当忽略这样一种因素，即当时人们还对党的纪律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特别是激进派，他们一向激烈反对党团中的修正主义议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或倾向。在德国国会党团的历史上，单独投票的行动是前所未闻的，而且是为当时国会的一般心理所不能接受的。按照老的传统，只有一种办法来坚持被多数派所压倒的意见并尽力促使其实现，这就是在党团内部展开斗争。然而，尊重多数的决定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南德的事件，没有使国会党团对这样一种心理有丝毫动摇，而恰好是激进派反倒巩固了这种心理。这样一种纪律纯粹被人们从组织形式方面来理解。对于这种纪律的应有的界线一点也没有通过实践来了解。此外，下面这种观点也起了作用：哈阿兹是在一直被视为激进派的同志们（霍赫、考茨基等，而在12月2日之前特别又加上希法亭）的鼓励下，接受在国会上宣读声明的任务的。在当时那种心绪迷乱的情况下，党团投票这件事竟被看成是“激进派”（当时人们还没有感到他们的完全破产）和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实力较量，而这种投票的结果竟被看成是前者的成就。因为就连在这件事情上，人们也不愿意让修正主义分子代表党团出面。“激进派”害怕公开暴露自己的失败、破裂和被消灭。他们力图维持一个死后继续生存的错觉，这是他们的最后奢望。
有些人还认为：党团内部的对立将来总归是要被人知道的（人们对于书报检查还不习惯！），这种对立终归会表明党团投票这件事情的内部力量状况。在国会上，党团少数人单独行动，只能使其余的人的身价提高。
此外，关于单独投票的技术问题，当时毫无明确的概念，也缺乏任何实际经验。
这种种错综交织的考虑，也妨碍了我在8月4日国会会议上脱离党团而单独行动；为了了解这种复杂的考虑，还可以加上这样一个事实：罗莎·卢森堡在12月1日给我送了一个信，说梅林和考茨基劝告我，如果我只有一个人的话，那就不要在12月2日单独投票。
这样就可以理解，在8月4日的时候，至少对于那些不熟悉符腾堡情况的人来说，拒绝同意批准预算所能作的一切，就只限于在党团内部展开斗争，然而斯图嘉特反对派当时却已经超越了这种观点。结果是，在1914年8月4日的国会会议上，党团反对派服从了纪律。
8月4日以后党内事态的演变，把情况彻底澄清了，指出了反对派唯一可行的方针。
而我，在这样的形势下，当第一次预算提案提出的时候就只局限于在党团内部进行斗争；基于种种理由——诸如党内的分裂现象还没有明显暴露，事态只像是一时误入迷途，加以党团纪律在我心目中还有很高地位，——因此没有首先同时在国会上进行斗争。到了12月，我就把那种违反党纲的党团纪律撇到一边，而在国会上公开投票反对预算。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