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却以它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之路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我也曾钻研过黑格尔的著作，但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却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恩格斯在实际上只比我大五岁，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个饱经世故、满额皱纹、有着一部显示智慧的花白胡子的人。
　　四年后，我和他第一次会面。那是1849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恩格斯已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描写得绘声绘色^[1]。在这期间，我还读过《共产党宣言》，并且知道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但是《新莱茵报》我只读过很少的几期，因为那时我四处奔波：1848年9月我被投入监狱，1849年春从监狱出来后，我又立刻陷入到革命的漩涡中去。当志愿军团出征的时候，我得悉恩格斯是在维利希的部队里，我则在贝克尔手下服务。
　　1849年盛夏，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都已转移到了日内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像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爽朗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原来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光滑的年轻人的额角后面，在他那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竟蕴藏着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那张谈吐幽默、常常发出爽朗笑声的嘴，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向那仍在昏睡中被束缚着的未来的主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唤醒和策励他们拯救自己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和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就已融为一体了。恩格斯愈靠近我，身材显得愈高大。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认真的谈话！完全没有。我们政治谈得极少，倒是互相询问了不少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在哪里？某某人在哪里？我们更多地是喝酒。那时正是“硫磺帮”活跃的时候，肥胖的福格特先生对“硫磺帮”恐惧万分。好在我们并没有去议论德意志帝国的君主们和其他的国会议员大人先生们。
　　虽然我当时才二十三岁，但是我已经和许多人、和当时大多数的“大人物”交往过，然而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 was a 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而且我后来和马克思的私人交往也就是从认识这个人开始的。
　　我们在瑞士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恩格斯又到日内瓦来过一次。他是来辞行的。我们又痛饮一番。他已安排好了家务。他想长途步行到热那亚去，然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沿着地中海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绕道西班牙和法国，到英国去。他邀请我去伦敦和曼彻斯特。我没有想到他的邀请第二年就实现了。那时，我还在瑞士，那儿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本来需要我留在瑞士。但是瑞士联邦委员会却对我的活动不满。1850年2月在穆尔腾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被警察“解散”了。我和其他几个被指控为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和奥地利的“阴谋分子”被监禁在（瑞士的）弗赖堡的塔楼里。经过两个月对我来说有时还是非常愉快的监禁之后，我被作为“阴谋分子的首犯”而逐出瑞士。
　　这时候，除了到英国去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正是我的幸运，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我才进入到―个真正学习的阶段，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也向约翰牛^[2]学习。约翰牛是最讲究实际、最老成练达的，只有他们掌握了能把我们德国人头颅里有关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各种蛛网和尘垢扫除掉的技术；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巨大的世界了望台，像勒萨日的跛脚魔鬼^[3]那样掀开世界的屋顶，让我们看看他们统治着的世界市场的经济状况，使我们从他们的现状中看到我们的未来。
　　我和恩格斯并没有像和马克思那样保持着从不间断的联系。在我流亡伦敦、忍饥挨饿、十分贫困的可怕的十三年中，我只有很少几天不去马克思家。
　　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恩格斯住在麦克斯菲尔德街，我住在这两条街之间的索荷广场教堂街。这里是真正的流亡者居住区，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住所都只有百步之远。
　　恩格斯是没有必要在伦敦过流亡者那样的“苦难”生活的。虽然他还没有回到曼彻斯特，只能从家中得到相当少的收入，但是他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却俨然是—个大富翁，因此有时候他就不得不把共产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他实行共产主义常常是这样的彻底，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我们这批常去“当铺”的人的行列。我们生活愈艰苦，也愈开心，总是诙谐戏谑，开怀大笑。“革命”的笑料和轶事、《新莱茵报》编辑部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道消息，成了我们自做饭菜的佐餐品。当时我们住在老康普顿街的模范公寓^[4]里（“红色的沃尔弗”和康拉德·施拉姆都住在那里，我起初也在那里住了几周、常常用廉价买来的肉片、土豆和洋葱做菜，再喝上一壶或好几锡壶的黑啤洒，或淡啤酒与黑啤酒各半掺合的混合酒，来助兴和增加灵感。
　　城里的英国人对我们很尊敬。我们在小酒馆里总是受人注目的客人，尤其是当我们中间有一名好歌手在场的时候。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很好的歌唱家。这种想法曾引起一次非常滑稽、令人捧腹大笑的场面。在恩格斯寓所的对面有一家酒馆。每到晚上，邻近的小市民们、小店主们就坐在这家酒馆的餐座上，吸着他们的板烟斗，喝着他们的威士忌加矿泉水^[5]，一天晚上，我和恩格斯、以及后来与维利希进行了决斗的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到这家酒馆去。
　　恩格斯的房东也在那里。他把我们介绍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十分友好地接待我们。我们的话一个接一个地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谈到了“德国人唱歌的天才”。我们自然受到了“邀请”，给这些老实憨厚的shopkeepers〔小店主们〕唱一首“德国歌”。我们三个人虽然生性大方，却也感到很为难。起先我们实事求是地解释说，我们像许许多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不会唱歌。但是我们的话没有人相信，认为是托辞而遭到反驳。我们不愿显得太不礼貌，于是不得不“唱”。我们开始“唱”起来，唱那首《刚捎信回家的莱比锡大学生》的歌。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三重唱。三个人唱得怎样呢？反正我不是三个人当中唱得最糟糕的。但是就拿我来说，在上吉森文科中学的时候，就经常被大家从音乐课上赶出来，因为我老是唱错，老是把整个班的节拍搞乱。可是在这里我倒不会把别人的节拍搞乱，因为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节拍。这首歌的“效果”怎样呢？简直成功极了。英国人像着了迷似地使劲鼓掌，害得我们不得不重唱其中几段。从此以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家酒馆，不然，每次去都得唱歌……

摘自《南德驿车夫》（Süd-Deutscher Postillon），1895年慕尼黑版，第14年度第19期。

^[1] 参阅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中译者

^[2] 约翰牛（John Bull），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中译者

^[3] 阿兰-勒内·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1668-1747）是十八世纪初叶法国著名小说家。170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跛腿魔鬼》，描写魔鬼带着一名少年来到马德里上空，把一座座屋顶掀开，让他看屋内发生的一切。小说的情节虽是借用西班牙来展开，实际上却描绘了巴黎生活的图景。参阅《外国名作家传》（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7-628页。——中译者

^[4] 模范公寓——一种供寄宿者单间居住，并设有公共厨房、公共客厅和公共阅览室以及吸烟室的公寓。

^[5] 板烟斗（shag）所吸用的是一种切得很细的烈性烟丝。威士忌加矿泉水是英国人一种民族风味的饮料。黑啤洒（porter）是用锡壶喝的；混合啤酒是用英国的淡啤酒（ale）和黑啤酒（porter）各半掺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