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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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

“血战”的开端——行路难——“洋大人”——“红头阿三”——观潮要带护照——“来呀来呀！”——娼妓问题与现社会——“五十须当寻子助”——“驾返苏杭”——“特别洗尘”——“刮脸一毛”——“不见如花密丝朱”——“只怕湖南人说官话”

　　P．K．大学虽远在北京，但上海也设有招生处，我和G君的计划既定，为省费计，拟向上海投考。我将冬季几件衣服付诸质肆，约得十余元，于某日下午与G君秘密登船赴汉，转船东下，素来爱惜光阴不肯运动的我是日因进墟买票，东奔西跑，劳顿过度，上船之后，竟致鼻孔流血，痰中带血。我从没有患过这种病，现忽睹此，心中大吃一惊。然为着自己的前程，不管它是鼻腔的血也好，肺部的血也好，只有向前奋斗，不顾一切！这样一想，又稍觉舒适一点，遂昏然睡去了。不意一觉醒来，觉得贴在肉上裤裆湿潮潮地怪难过，爬起来一看，通红一块，再看垫被上也是红猩猩地一大块。才知道便血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之中复发了。不禁又吓了一跳。但旋即力持镇静，连G君也没有举以相告。像这样的出血，带血与流血只是我以后数年中“血战”的开端啊！
　　上船的第二日，经过洞庭湖，胜地重游，一洗胸中的积闷，殊为适意。迨船抵汉口，我们因为当日要转船，不肯接受旅馆招待者的接客单，自以为省时省钱，一举两得，岂料因此为他们所恨，故意唆怂码头上的流氓来和我们为难。有些强提着行李向岸上走，有些强索“码头钱”，还有些小流氓跟在后面护送，前前后后共有十余人。我们将行李扣住，不准他们拿着走，行李固然放在地上，却被层层围住。没有法子，招呼一个挑夫来担到往上海的船上去。但江上轮船如星罗棋布，我们既不知道要开的船的日期，又不知道停泊的地点，只好乞灵于挑夫。而挑夫只听他们的指挥，担着向江岸的反面走。当我们叫他送往附近的船上时，流氓们都说：“那是东洋船，你们学生不坐的！”啊，当时正是抵制日货最热烈的时代，我们当然不愿意乘此等船；不过挑夫离开江岸，里面大有文章，不能不强制他停在中途。于是又被流氓们团团包围着。我们和他们相持足足有一个半钟头，真是弄得没有办法。因为两个人如果老是这样蹬在一起，即无从打听开轮的消息，如果分开起来，又无法对付这些流氓，说不定行李要被他们抢去。当此进退维谷之际，幸而来了一个印度巡捕，他举起警棍乱打。才把他们赶跑，此时挑夫的态度也改变了，竟肯将行李送上一个升火待开的船上，我们的困难才得完全解决。
　　汉口与上海是国内流氓麇集之所，无论何处，都不能望其项背，汉口的流氓和上海的相较，虽不啻小巫之对大巫，然已经使旅客感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初次出外，行李较多的人必须花一点小费，利用旅馆的接客者代为运送。不过像上海各小旅馆（又称“野鸡旅馆”）的接客者竹杠非常厉害（大旅馆好得多），旅客一入旅馆往往须付过船费，搬运费或马车费等等，三四元至五六元。汉口旅馆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旅馆总不能说是没有罢。
　　我们抵沪后，即报名投考P．K．大学的英文学门，一连三四日；一切试题都还得手。不过我于最后一次出场时又吐血数口。这是因天气炎热，食欲锐减，身体与精神疲劳过度所致。休息一二日，即占勿药。此行虽来去仓卒，也在各虐玩了两天，发生不少的感想，今特分述于后。
　　上海系英帝国主义者强迫开放的五口之一，且为亚洲唯一的大商埠，洋场十里，华洋杂处，奇形怪状，不一而足，然对于初来观光的我印象最深的厥有四事。
　　（一）帝国主义势力的薰天。外国人来到中国经商，要组成一种政由己出的所谓“租界”，已是国际间的怪现象，而一般操奇计赢的大腹贾跑到上海，登时变成“洋大人”，横行霸道，无所不至，我和G君走到黄浦滩一带，竟不敢在草地上散步，行经外滩公园，拟入内游览，虽不复见“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示，仍见摈于门外。于是前进至虹口附近的一个草场。因走得精疲力竭，预备在场中所设的椅上休息一下，偶一俯首，只见椅子的靠背处大书特书“For foreigners only”（意即“专为外人而设”），我们恐受印度巡捕的无谓干涉，只好劳两条腿再跑跑路。帝国主义者用中国市民所纳的税金（外国商人和制造家虽也钠税，为数不多，且都系取自华人），建设公共娱乐场所，禁止中国人享用。这不独是反客为主，直以奴隶侍我，然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不以为耻，有许多人且以接近“洋大人”，或当他们的买办为无上的光荣。所以乞丐们讨钱时的祝词也由“恭喜老爷生个少爷入学中举点状元，”而变为“恭喜老爷生个少爷当买办”。洋奴化的状态赤裸裸地从他们的口中表现出来了。
　　（二）“红头阿三”气焰的凌人。近百年来，印度受英国的宰制与蹂躏备极残酷，其人民完全变成英国人的奴隶，无复丝毫自由。然英帝国主义者故意恶作剧，招致此等奴隶来上海充当巡捕，借以宰制中国人，因此我们便变成奴隶的奴隶了。我们每次出外，总看得见这些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巡捕鞭打黄包车夫，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违犯了巡捕房的章程，只是故意寻衅，借此示威，使他们望面生畏，以便易于管理。
　　（三）流氓的敲诈。上海流氓之多还在汉口之上（据说有十几万），而其敲诈的手段也最为凶横高妙。当轮船抵埠时，他们即蜂拥而至，对于腰缠累累的人加以包围，或巧取，功强夺，非尽攫取其所有不止，最好笑的有一次我在黄浦滩闲眺，看见一位乡下老先生正在摇头摆脑，望看江水出神，忽然走来一个流氓向地的肩上一拍，问道：
　　“侬在干啥事体？”
　　老先生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见是一个陌生的人，便问道：“你说什么？”
　　“我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观潮。”
　　“观潮！带护照没有？”
　　“没有，观潮要护照么？”
　　“怎么不要！洋人就会来，知道了，要重办的！”
　　“那我走罢。”
　　“不行，同到洋人那里去，我是他派来的密查。”
　　当他们两人正在争论之际，旁边又跑出几个流氓，问明源委，于是做好做歹地判令老先生出银十元，私和了事。他见闯此巨祸，只好依言受罚，但身边无钱，不得已将纺绸长杉脱下为质。迨半小时后，果携银十元来赎取长衫，然那些流氓早已鸿飞冥冥了。
　　像这一类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我也要问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氓，不用说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自东西洋廉价的机器生产品输入中国后，国内的手工业与附属于农场的家庭工业相继破产，几百万人因而失业。有的散居乡间，流为盗匪，有的麇集城市，变成游民，他们既无正当的职业，自然要恃抢劫和敲诈维持生活。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赘疣，也是现制度的产物，不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它是不会消灭的。
　　（四）“野鸡”的拉客。我们初来上海，因服装不入时，竟为一班下等妓女所垂青，每一出旅馆（在二洋泾桥）的门，总看见她们向我招手，并连呼：“来呀，来呀！”据说四马路一带，每至傍晚，即有此等“野鸡”出来拉客，她们最欢迎的是乡下老，一经遇见，就你拖我扯地拉回妓院中去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剧！十四，五岁娇滴滴的女孩子对于四，五十岁粗笨的乡下人竟有求之不得之苦，这为的是什么？无非是想几个钱！我在前面所提及的那位“辫子先生”常说：“妓女不是卖淫而是卖穷”，这句话再确切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不应当称她为卖淫妇，应称之为“卖穷妇”。
　　娼妓之制不知始于何时。据从前有名的柏林大学教授和卫生局主任鲁本列（M．Rubner）说，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中都有妇女的卖淫，但我以为这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物，系跟着商品的生产而出现的；如《管子》载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便行商，就是一个明证（《诗经》上所载男女相悦，私奔野合之事，不能称为卖淫）。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此制也以同一比例，或加述的比例，跟着发展，而成为现社会制度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上海既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商业区域，所以娼妓特别多，而其表现的形态也特别奇怪。英租界当局于以后数年中打着“人道主义”的招牌，实行抽签废娼之举。然因法租界没有同时举行，一般妓女均以该处为逋逃薮，英租界看见花捐与商务逐渐转移于法租界，有些眼红，抽签至第三届，即抛开假面具，停止进行了。其实用禁止娼妓的办法去消灭娼妓就和禁止应用盗贼与各种恶德的名词去消灭盗贼与各种恶德一样。用严厉的法律禁娼，在表面上固然可以取得效果，但私娼和变相的娼妓必代之而兴。例如我后来留学德国所居的法兰克福城（Frankfurt am main）是没有公娼的，但私娼则随处可以见到，尤其是各繁盛街市与大咖啡馆为她们集中之所。倍倍尔说得对：“婚姻代表资产阶级世界性生活的一面，卖淫代表另一面。婚姻是铜牌的表面，而卖淫则是为其里面。当男子不满意于婚姻时，通常以娼寮妓院为寻乐之所。当他们因何种理由不结婚姻时，通常也同样以此为安乐窝。……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必需的社会体制，与警察，常备军，教堂和企业家一样重要。”所以要使娼妓或类似娼妓的妇女绝迹，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否则不过是徒托空谈罢了。
　　我们游玩两天之后。即乘轮离沪，各自返里，不到三星期，P．K．大学的取录通知书已飞到G君和我的家中，并催我们早日北上。
　　父母对于我舍弃不取分文，仅差两年毕业的高师而改入年需一，二百元，且须三年才毕业的P．K．大学，绝对不赞成，因为他们不独没有能力供给这种巨额的求学费，并且日日盼望我早些毕业谋事予以接济。“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须当寻子助。”父亲这样哼着乡间一个老调子，并且说，“我们的家务亏空了，我自己年老了，正要你来帮助，你如何能去呢？”至于母亲，除上述理由之外，更不愿我远居数千里外，终年不得见面。
　　然我的主意已定，百折不回。因向父母详细说明舍此就彼的理由，并声明，关于费用一层由我自已筹措，不要家中担负，他们才不十分反对。我虽说出这样的大话。其实自己并没有把握。当分家时，祖父母本握有最大部分的家财，不过他们有几个女儿要照顾，每年没有赢余，加之两年前祖父去世，所费不资，又各分田二十亩给父亲和叔父，祖母此时当然不肯资助我，或借钱给我，其余的亲屠虽有家财丰厚的，但他们宁愿将现洋埋在地下，不肯给子孙读书，自然更不肯借给我。所以我多次的磋商，均归失败。入大学的计划似已不能实现。然这一方面不能民功，我又转一个方向，告贷于几家亲戚，结果有一家亲戚居然代我借得湖南银行的纸币一百六十两（约合光洋一百元）。当我接到这一束银票子时，真是如获至宝，心中并常愉快，因为我的行止完全是由它决定的。
　　母亲看见我一切筹备妥贴，行将趣程，特提出铜元四十串作为我的旅费，我将纸币和铜元换成光洋，收拾几件简单行李，遂只身离家北上，当一个人从汉口顺流而下，沿途所见风景与湖南的不过是大同小异，有时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但从汉口北上，一过武胜关，情形便不相同；入河南境，则一坦平洋，尽系干地，所种为麦子，房屋也较矮小，正在表现文化低落的现象。再向北进行，穿过直隶，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虽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全国文化的中心点早已移至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扬子江流域。无怪乎北方人羡慕南中的文物，视为乐土，甚至于在吊戚友之丧时用“驾返苏杭”四字的素轴，祝其所谓“灵魂”往南方去享福。
　　市抵北京前门车站，一般旅客纷纷下车，我随着一个大块头的旅馆接客人乘着骡车离坫。不意正在登车之际，背上忽被人狠狠地打了三四下，我于诧异之余急忙回头一望，看见一个粗大女人右手执一拂帚，左手伸出来向我讨钱，才明白她是替替我拂尘。当一般大人先生们游历一个地方，例有当地人士为之设宴洗尘，我只是一个青年学子，又无亲戚朋友在此，自然不会有这种遭遇，不过这个女人将我这一打，要算是一种“特别洗尘”了。
　　然我从她的举动上即对于北京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就是北方一般人不免粗笨一些。旋到理发馆去理发，更觉得我初次的印象没有错误。其实我们用不着拿头颅去做试验品，只要看看那门口所挂“刮脸一毛”的吓人的牌子也就可想而知。
　　再论妇女的装饰，我初次看见旗婆头上所竖的那种高五六寸，宽一尺余的布帛牌楼，煞是奇异，而她们脸上的粉厚得和白壁一样，又加上一些鲜红的胭脂，更惹人注目。所谓“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她们竟兼而有之。不过这种浓妆艳抹，粗俗呆板，实不能引起人们的美感。
　　上面所述各节系就一般情形而论，并不是我具有成见，故作贬词。其实北方人也是有许多优点：例如他们骨格的匀称，性情的浑厚，远在南方人之上，而他们的毅力与南方人的脑力可以互相辉映。讲到美人，像名伶刘喜奎那样的天姿国色，仪态万方，我在南方简直没有见过。又如时常参加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会的朱三小姐也是当时最有名的“社会之花”，我虽没有睹她的玉容花貌，大概非常美丽罢，不然，决没有人肯替她加上这样的头衔；她出国以后，更没有人作出“轩名依旧来今雨，不见如花密丝朱”的诗句来思念她啦。
　　此外北方人还有好些长处和特点，我也不暇细述。特将我在北京所遇的第一种困难略说一下。这就是言语不通。北方的话和外国语一样有轻重之别，南方人的语言素无这种区分，也不知道注意这一点，所以一时要想改学官话，很不容易。我初到北京，说我县的土话，北京人不懂，遂改用一点长沙腔，以为他们总容易懂罢，还是不然，于是便用心学习他们的话，不意说出来，他们仍旧“莫明其妙”！我有一次气愤愤地向一位外省友人说：“北京人多笨，我用他们的语法和腔调对他们说话，他们总是摇头，表示不懂。”
　　“啊，这也怪不得。”他笑一笑，这样回答我。“俗语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湖南人讲官话。’你不知道么？”
　　“不见得罢！照你的说法，不是北京人笨，而是我自己笨？对呀，我们湖南人是‘骡子’，骡子当然是笨的。”我也给他一种滑稽的答复。可是惭愧的很，在北京寄居五年始终只有说几句难听的官话，这恐怕是湖南人的通病，用不着我一个人负责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