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七章 革命中的活动
比利时与法兰西土壤相接，自巴黎至布鲁塞尔是朝发夕至，故二月革命的影响首先及于比京。可是比王里阿坡尔德第一（Leopold 1．）比他的岳父法王路易·菲力普较为机警奸诈，善于处变。自布鲁塞尔的人民感受革命潮流，正要发动的时候，他就向他的臣民宣言，如果国人的公意都要求他退位，他愿遵从民意。一般指导群众运动的领袖一时为他的甘言所惑，抛弃武力革命的计划，兴高采烈，召集国民大会，筹议和平改革的方针。然霹雳一声，这种国民大会竞被比王的兵士驱逐得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比王扬言预备退位之时，他暗中已令各处的军队向京城进发，迨他的布置既妥，兵力既足，他就马上抛开假面具，和他的人民武力相见了。
比王不独是滥用武力压制本国的人民，并且还令侦骑四出，搜捕亡命京都的外国人。马克思在这些亡命客中本是一个领袖人物，他又于二月革命爆发后，出一己的私财，使布鲁塞尔的工人武装起来，他的活动既没有停止，遂被逮捕，这原是不足怪的。可是他的夫人也被捉到宫里去，并且与娼妓同幽禁在一处，至一夜之久。比京人士对于马氏夫妇横遭非法的逮捕，非常愤激，他们开会演说，慷慨陈辞，要将此事诉诸法律。后来布鲁塞尔市政当局迫不得已将那应负责任的警官革退，借平众愤，至于马氏夫妇虽于异日被放释，不致久羁囹圄，然他们却受了驱逐出境的处分。
可是比政府对于马克思方下逐客令，而法国革命政府欢迎他的信便来了，革命政府中的要人夫洛康（Flocon）原是马克思的老友，他于三月一日写信给马氏说：“勇敢和亲爱的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是一切为自由而战的朋友们的避难所。专制政治已经放逐你了，自由的法国就开门迎接你！——迎接你及所有为一切民众神圣的事业，友爱的事业而战的人们。法国政府中的每个官吏是要在这种意义上履行他的职务的。”（见马克思的《佛格特先生》一八七页。）马克思因受比国的压迫，本来要到法国去活动，他自接到夫氏此信后，遂于四日携带家眷遄返巴黎了。
当二月革命爆发后，共产党的伦敦中央局为便于在欧洲大陆活动起见，特将中央的权力付予布鲁塞尔的总团，可是该处的党人因受军警严密的监视，已失去行动上的自由，乃于三月三日议决予马克思以全权，令他在巴黎组织一个新中央局。马氏抵巴黎后，即纠合同志组织一个委员会，计委员六人，即布鲁塞尔支部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和伦敦支部的包尔，穆尔，侠白尔。马恩两氏被举为委员长。侠白尔则被举为秘书。委员会对德国发表一道道由全体委员署名的文书，这就是德意志共产党的要求，共计十七条，其内容如下：
“一、宣布全部德意志为唯一不可分离的共和国。
二、凡年满二十一岁的德国人如未受刑事惩罚，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人民代表是有偿的，庶几工人也可以加入德国人民的国会中。
四、普遍的国民武装。将来的军队同时就是工人的队伍，因此此项军队不和从前一样，仅只消费，他并且还能生产，他所生产的且多于他的生活费。
此外，这也是劳动组织的一种方法。
五、司法事务不收费用。
六、向来加于农民的一切封建的负担，赋税，力役，以及什一税等等一律取消，不给补偿。
七、凡贵族的及其他封建的地产，矿山等等都变作国家的产业。在此等地产上的产业当借助于最新的科学方法，从全体的利益着眼，大规模地经营起来。
八、宣布农业地的抵押为国有财产。农民当以此等抵押的利息钠于国家。
九、在租地制发达的地方，其地租或定钱（Kaufschilling）当作税金纳于国家。
在六、七、八、九各条中所取的手段是在减轻农民和小佃农公的或他项负担，而又不使影响于支给国课的必须之资，并危及于生产自身。
原来的地主既非农民，又非佃户，他在生产中丝毫没有参加。因此他的消费全是一种浪费。
十、以一种国家银行代替一切私有银行，其纸币有一法定的行市。
这种方法可以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调节信用制度，并且因此压倒大金融家的操纵。
这种方法逐渐使纸币代替金银，使国民交通上不可少的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廉价，并且使金银得向外面流通，为巩固保守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利益起见，这种方法毕竟是必要的，
十一、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汽船，和道路等等都归入国家的手中。
此等工具当变为国有财产，并且对于贫穷阶级，准其无偿的应用。
十二、国家一切官吏的报酬不分等级，惟有家眷的官吏需要较没有家眷的为多：故薪水也较高。
十三、教堂与国家完全分离。各种职位的牧师只由自愿供给他们的团体予以报酬。
十四、限制承继权。
十五、推行高度的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十六、创办国家工厂。国家保证一切工人的生存，并且维持一般无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
十七、普遍的免费教育。
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以全力推行上列方法。因为只有使此等方法实现，然后德国向来受少数人掠夺的——此等少数人并且更求巩固这种压迫——千百万人可以获得他们的权利，可以取得那引致一切财富所需要的权力。”（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三九至三四○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
当马克思尽力团结共产党分子，并且注全力于德意志革命运动之际，巴黎已有一种异军突起，与之相抗，原来“当时的巴黎为革命志愿军的狂热所支配，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为着图谋他们的祖国之解放，都成群结队地活动。德意志军是由黑维，波恩斯特，伯恩斯台，所领导的。”（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四一至四二页。）黑维等受了当时潮流的暗示，以为召集旅法德人组织成军，闯入德国，即可收得革命的效果。然三月六日他们开大会讨论此事时，马克思极力反对此举，因他以为“当德意志〔的革命〕正在酝酿之时，要借一种侵入〔的行动〕使革命从外面强迫输入，这就叫做使德国革命自身倒塌，为政府助威，并且将此项志愿兵自身……毫无抵抗地交给德国军队之手。”（见同书四二页。）可是法国的临时政府却赞成此举。因为当时正是工商业停滞之际，法国工人失业的极多，他想设法使外国工人离开法国，免其和本国人竞争，所以他对于黑维的志愿兵予以维持，每兵日给五十生丁，（Centime）一直到出境为止。黑维统率此项军队闯入德国的巴登，至四月二十七日被击得纷纷四散，而黑氏自己仅以身免。
至于马克思在当时不单是从消极方面反对黑维的举动，并且在积极方面进行他的计划。他除掉出其所有供给同志们作遄返德国参加革命之资外，并和恩格斯等替旅居法国的德国工人，筹措款项，令其返国。恩格斯说：“我们组织一个德意志共产俱乐部，劝告其中的工人勿加入志愿军，但零星遄返本国，从事活动。我们的老友夫洛康奉职临时政府，他对于我们派遣工人所筹的资斧，和曾经允许那些志愿兵的数目是相等的。因此我们得送三，四百工人返德国，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见同书四二页。）
共产党员返德国后，虽因人数不多，不能使时局发生绝大的变化，然他们却是革命运动中的发酵母，凡他们活动之地，都有很好的成绩。“在莱茵则《新莱茵报》为其中坚，在拿骚（Nassau）和莱茵黑生（Rheinbessen）等处则共产党员无不站在极端民主主义运动的顶点上。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南部德意志则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盛极一时。在布列斯闹则威廉·沃尔弗的活动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夏季为止，收得很大的效果；他并且还受有施列西的委任状，做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在柏林则排印工人施特芬邦恩（Stephan Born）——他前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以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活动——毕竟创设一个‘工人友谊会，（Arbeiterverbrüderung）此会传播颇广，至一八五○年犹存在。”（见同书四三页。）
恩格斯谓《新莱茵报》是莱茵地方的中坚。其实还不止此，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德国约有五十种报章和杂志出现，而以《新莱茵报》为最有名。今特分述其历史如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因为谋共产党的发达起见，常留在巴黎。可是他于一八四八年一月二九日为法国当局所放逐，因此亡命布鲁塞尔。迨二月革命爆发，马克思返遄巴黎，恩氏因旅费无着。不能同行，至三月底才赶到该处。当时德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是到处蓬蓬勃勃起来了。马恩两氏的老友杨恩写信劝他们各回特里尔与巴门去运动当选为柏林国会议员。可是他们不纳此议，打定主意，回国办报，鼓吹革命。他们于四月初旬返德，而其目的地并不在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却在莱茵省会的科隆。这是什么缘故呢？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往科隆而不往柏林。第一，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莱茵省是受过法国革命的洗礼的，是在拿破仑法典中保障着近世法律观的，并且是最重要的大工业发达的地方，就每一方面讲，莱茵省是当时德国最进步的部分。至于柏林，我们由自己的观察，知道得很深，他的资产阶级是几乎没有兴起的，他的小资产阶级是口头傲慢，实际懦弱和卑屈的，他的劳动者是完全不发达的，他的官僚、贵族无赖，和宫庭无赖是很多的，他的全部特质只是一种‘居留所。’然最重要的还是：柏林为那种糟糕的普鲁士习惯法所支配，政治的诉讼受审于专业的裁判官之前；莱茵则奉行拿破仑法典，此法典不承认什么出版诉讼，因为这种诉讼是以检查为前提的，如不犯政治上的罪，仅犯了通常罪，则受审于陪审官之前；革命以后，一个少年施勒伏尔（Schloefell）在柏林因一点小事而受一年监禁的处分。我们在莱茵则有无限制的出版自由，我们也利用这种自由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了。”（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六至七七页，恩格斯的《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Marx und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1848．Ein Lesebuch für Arbeiter．）
马恩两氏既择定富于法治精神的科隆为办报地点，他们的计划马上就成功了。恩格斯说：“当我们来到科隆时，那略带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方面正在预备办一种大报。有人要将此报作为纯粹科隆地方的报，把我们赶到柏林去。但我们——特别是借马克思的力量——于月二十四点钟之内，即将这种地盘夺到手中了，此报变成我们的报，我们相对地让步的地方就在请拨尔格斯（Heinrich Bürgers）加入编辑部。他做过一篇社论，（在第二号报上，）再也没有第二篇了。”（见同书七六页。）
这种报就是《新莱茵报》，他是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报馆的主笔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编辑部的措施统由马克思专政。一种大报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完事，这不是用别种措施所能保障一致态度的。可是马克思在此还是专政者，这自然是我们欣然承认，毫无争持的。此报所以成为革命时代中最著名的德文报，第一是由于他的眼光明了，和态度坚定。”（见同书七七页。）
我们提及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一人专政而为同事所心悦诚服一事，不能不连带介绍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段话，藉以表现马氏的性格，和此报于艰难困顿中犹能支持不敝的原因。拉氏说：“当一八四八年革命之际《莱茵报》复活，恩格斯总是从旁赞助马克思，当马氏必须他往之时，恩氏便代他主持此报。恩氏在精神方面虽有超越别人之处，然他却不能和马克思一样，对于一般同事取得同一的命令权，这些同事都系青年，是以具有才干，革命精神，和奋斗勇气著名的。马克思告诉我说，他自维也纳游历回来后，编辑部中因互相争闹而致于破裂，恩格斯不能为之解决；〔他们的〕对抗，形势非常严重，大家相信只有假手于格斗，方能了结；他要借敏捷的手段，才能恢复和平。马氏是生成的一个领袖！凡和他交接的人，都要受他的影响。首先看出这一点的是恩格斯，恩氏时常对我说，马克思自最早的幼年起，即因性情的公正和坚实，感动世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首领，一切人都充分信赖他。”（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五七页，拉氏《回忆马克思》。）李氏说：“马克思是人类中一个蔼然可亲的人，他在交际中是欢乐的，温和的。恩格斯便严峻得多。恩氏具有一点军人的严厉决切的态度，因此引起反抗，而马克思在交接中却使人心悦诚服。当马氏在《新莱茵报》编辑部时，一切事情都进行顺利。迨交给恩格斯代理，便即刻发生冲突，——这是德根克（Dronke），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告诉我的，就是恩格斯自己后来有时也卷起嘴上的胡子，带着笑容，以此相告。”（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德文原本一一○页。）
《新莱茵报》得马克思这样槃槃大才为之规划经营，自然能措置裕如，不过此报始终困于财用，而创办人因此备尝艰苦。报馆的资本原来是靠股分的收入，可是一般人对于这种革命报的投资，都不踊跃。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从巴门写信给马克思说：“此处的股分可算是少极了。……此处急进的有产者认我们为他们将来主要的敌人，故他们不愿意授我们以武器，为将来反抗他们之用。从我的父亲处也完全弄不到一点东西。自他看来，《科隆报》就已经是一个捣乱的榜样，他与其给我们一千塔勒，毋宁向我们的头上发一千弹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九六页。）到了五月九日，恩氏只招得十四股。自此以后，也不能令人乐观，所以他说：“我们以一种为数有限的股分资本，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开始营业，当时付股的很少，而一般股东更是靠不住。自第一号报出现后，股东人数即去掉一半，至是月底，简直不复有股东了。”（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七页。）《新莱茵报》的的股分既是寥寥无几，所以马克思不得不极力设法维持此报的生命。他不独是因此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新往汉堡去筹款，他自己并且早已倾囊相济了。索尔格说：“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为着此报及革命的活动，约费去七千塔勒，其中一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和他夫人的财产中的现金，一部分是出于他应得的遗产部分的‘法定契据’”。（见《新时代杂志》二十一年度第一卷七二○页，索氏《纪念三月十四日。Zum 14．März》由此可见马氏所费的精神与财力是至多且巨了。
《新莱茵报》自称为民主党的机关报，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自返德国后都加入这一党。这一党是一八四八年六月由德国八十八个民主联合会所派代表在法兰克福开大会组织的，他在德国各处都甚软弱，但在科隆却很有力量。他“在他的‘科隆人民选举纲领’中标出人民主权的原则，要求德意志立宪国会对于决定德意志将来的国家形态，以及普鲁士立宪议会对于决定普鲁士将来的国家形态，当以法兰克福国会所示的限制为根据。除掉此等普通的要求外，还有下列的特别要求：凡未经法律裁判而被宣告丧失国民权的成年国民享有普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举；当选人的委任状限期一年；国民代表的俸给制；国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无限制的集会与结社权。无条件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将常备军改为自选首领的国民军；德意志一致的军队编制。行政的简捷和公平：人民社团处理内部事务，当完全独立。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由国家创办一种为一切人民阶级及职业所需要的免费教育制度——对于教学自由，不加限制。一致的德意志立法；取消特权的裁判权；诉讼须公开并准由口头陈述；在刑事中特别是关于政治罪和出版罪，用陪审官制。司法独立以及对于司法否决的保证。人身自由的保障和家宅权的不可侵犯。普遍的德意志祖国权。取消单个等级一切优先权和取消一切特权；停止勋章，头衔以及所谓品级的给予。取消一切间接税和负担；以累进的所得税为唯一的课税法，免除生活必需品的一切税金。由国家替手艺工人，工业和农业创设一种厘正的信用制度。保护劳动。由国家极力设法保证每个人最需要的生活品。创设一种特别的劳动内阁。立刻取消德意志各邦中一切税关界限，推行同一的度量衡及同一的货币。取消职务上的宣誓”。（见汉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三三至三四页。一九二一年科隆出版。Hans Stein，Cer Kölner Arbeiterverein（1848 1849）．）
统观民主党的政治主张，他还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个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纯粹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入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而他们的《新莱茵报》又为什么要作为这一党的机关报呢？恩格斯说：“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创造他的大工业，他对于争取国家绝对的统治权一事，既没有力量，又没有勇气，也没有制胜的强制力。至于无产阶级情形正同，他是在完全精神的束缚中生长出来的，是没有发达的，是没有组织的，并且还不适宜于独立的组织，他对于资产阶级只具一种深刻利益对抗的朦胧感觉。所以就事实讲，他虽是资产阶级倔强的敌人，然在另一方面，他却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附属品。资产阶级所怕的，不是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现在状况，而是后者行将变化的将来，而是法国无产阶级现成的种子，他以为自救之道，只有和君主制及贵族妥协，虽至卑屈，亦所不辞。无产阶级还没有认清自己历史的使命，他的大群众起初必须担负有产阶级级左派的任务，德意志的工人首先要争取他们独立组成一个阶级党（Klassenpartei）所不可少的权利，即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他自己统治的利益计必须争取的，但现在他自己在惊慌恐惧之中，对于此等权利和工人争执起来了。至于几百个共产党员在这种忽然投入运动漩涡的大群众中，就看不见了。所以德国无产阶级起初出现于政治舞台，是为极端的民主党。因此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报，自然就有了这种旗织。他只能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到处都把无产阶级的特别性质——这种性质还不能一次就标在旗帜上面——零碎标明出来了。我们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如果不愿意就这种现成的，最进步的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一端而抓住这种运动，更促其前进，那么，我们除掉在一种小报中宣传共产主义和舍弃一个行动的大党而组成一小的私派外，实别无他法。可是我们不要陷在荒野中做宣传者，我们看见一般乌托邦主义者干此事也够了。此外，我们没有提出我们的计划。“（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七五至七六页。）恩氏这一段话将马克思和他加入民主党及《新莱茵报》为民主党机关报的原因都表明出来了。
《新莱茵报》的组织及其派别已如上所述，今再进而介绍此报的主张。恩格斯说：“《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是由两个主要点而成的。即统一的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与对俄战争，而以波兰复兴附入其中。当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分为两派。北德意志派欢喜一个民主主义的普鲁士皇帝，南德意志派——当时几全为巴登派——愿意依照瑞士的模样，使德意志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对于二者都必须反抗。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在阻止德意志的普鲁士化，与〔德意志〕及长久分成小邦，是在使德意志终久联合为一种民族，然后那扫除了原来一切小障碍的战场才能够出现，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比武之地。可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一样是在阻止普鲁士构成一个顶点；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组织，沿袭，和朝代，恰为内部唯一重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德意志的革命应当打倒的，并且普鲁士要使德意志分裂，将德意志的奥地利除外，他才能统一德意志。普鲁士的败亡。奥地利的倾覆，德意志真正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纲领〕——其他革命的纲领，我们是不能够要的——并且只有与俄国一战才能够贯彻这种纲领。”（见同书七七至七八页。）“从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明白看出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仇敌，即是俄国，当〔革命〕运动愈加蔓延到欧洲各处，这个仇敌便愈被逼迫而加入战争中。维也纳，梅兰德，（Mailand）柏林的事变必定延缓了俄国的进攻。可是当革命愈趋近俄国，后者的终久前进愈加确定了。然如能使德意志与俄国宣战，则恰布斯堡朝与霍亨索伦朝（Hohenzollern）都会告终，而革命在全部战线上都胜利了。这种政策出现于《新莱茵报》的每一号中。直至俄人闯入匈牙利之时为止，此时我们的先见完全验了，而革命的失败也决定了。”（见同书八○至八一页。）
《新莱茵报》本其政治纲领，发为言论，一面宣传其积极的主张，一面对于当时旧派和新派的诡计与幻想，大肆讥评。恩格斯说：“我们尽遇些可鄙的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是一致加以极端的鄙视。那阴谋诡计的王室，那些王党，贵族，那《科洛慈报》，（Kreuzzeitung）以及那为世俗人所恼的全体反动派，我们对之都只加以讥评和非笑，可是我们对待那些由革命中出来的新的伪神圣——如三月〔革命后的〕大臣，（Märzministoer）法兰克福和柏林两国会的左右派——也无不如此。〔《新莱茵报》〕第一号的社论就是讥诮法兰克福国会的空虚，及其冗长的演说之无济于事，其怯懦的议决案之适成赘疣。此文使我们失去一半股东。法兰克福国会还算不得一个讨论部，因为此处差不多毫无讨论，大概只有通过现成的学院式论文，和那激动德国庸俗人的议案，至于别种人是不措意于这种议决案的。柏林国会较有价值，他是和一种实际的势力对峙，他所讨论和议决的，不是站在空地上，也不是藏在法兰克福的杜鹃巢中。因此对待他也要更详细一点。可是该处的左派代表，如舒尔慈代立池，（Schulze-Delitzsch）伯兰斯，（Behrens）亚尔斯勒，（Elsces）和施台等等也和法兰克福的议员受同样严厉的批评。〔我们对于〕他们的优柔寡断，怯懦，和孜孜计较，尽情揭破出来，并且证明他们是一步一步地背叛革命，此举自然使那些方才制造此等新的伪神圣以为己用的民主主义小有产者发生恐慌。这种恐慌就是我们成功的指标。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传播一种幻想，就是革命以三月诸日为收束期，现在只须收获结果了，我们对于这种幻想也是同样排斥的。我们以为二月和三月要不是〔革命的〕收束，而是一种长久革命运动的出发点，他们才能够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而在这种长久革命运动中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一般人民因自己的争斗，向前发展，各党派的分离愈趋愈甚，一直到他们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几个大阶级完全一致，而无产阶级单个的地位是可以于一批战争中夺取来的。因此我们对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到处与之对抗的，他和缓他对于无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甘言是：愿意大家都是一样，一切差异仅出于误会。可是我们愈不准小资产阶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混同，他对于我们便愈柔和些。我们对于他愈加厉害，愈加决切，他便愈加屈伏，并且对于工党愈加让步。这是我们亲自看见的。”（见同书七八至七九页。）
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抨击他人反革命或假革命的主张，不遗余力，因此结怨于人，为他后半生受人毁谤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述及此事，说道：“他是一个具有热忱和合于逻辑的革命家，凡朋友与仇敌所认为革命的事，他从不〔随声附和〕，受其欺骗，他对于当时的革命和革命家所下的批评，其严厉的程度，迨不减于他对待当时的反革命和反革命家。他把一般革命的伪神圣所佩带的革命金章剥夺下来，将他们破败的庸俗浅见暴露于公众之前。使成为笑柄，后来他们内中有些人就造出这种或那种恶意的新闻，按时传达于德国及外国的报章上以图报复，这种新闻描写马克思是一个极端揽权的并且和冰样冷酷的奸雄，他是没有心肝的，他的血管中所藏的不是血，而是强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压倒别人”（见《新时代杂志》第一年度四四四页。）
《新莱茵报》的历史及大政方针，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将按照时间的次序，进而叙述马克思其他活动及时局变化的情形，和他在此报上所发表的意见。“马克思以《新莱茵报》主笔〔的资格〕于一八四八年八月末到维也纳。他到此的确切日期不可得而知。然必紧接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十八至二十三日的风潮时期之后，当此时期的最后一天，资产阶级的国防军对于那心怀不满的土工（Erdarbeiter）大肆一场杀戮。此事的起因就在没有武器的工人对于劳动大臣施蛙截（Schwarzer）所规定的减少工资，作一种游行示威运动。工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在维也纳也表现得清清楚楚了。马克思也许以为向维也纳工人活动，予以鲜明的印象是可能的。他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佛煖柏尔（Fröbel）于八月二十八日参加‘民主联合会’的大会，于八月三十日和九月一日参加‘第一总工人联合会’（Erster allgemeine Arbeiterverein）的两次大会。他在三次会中都有演说。他在第三次会中并且演讲‘工资劳动与资本。’然马克思对于当时维也纳的工人当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缺乏一切前提。工人即或参加政治运动，然他们还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精神的卵育之下的。马克思大概至九月半间尚在维也纳。“（见丹列柏格《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一三页。）
但是当马克思从维也纳遄返科隆之日，正是此处多事之秋了。这次风潮是由德意志和丹麦对于施列斯卫芝（Schleswig）及霍尔斯台（Holstein）问题的纠纷引起的。施列斯卫芝和霍尔斯台是两个间于德丹之间的公爵国，前者的北部多隶属于丹麦，而后者则为德意志的领域。此两国的公爵自数百年以来即与丹麦王室为姻亚，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丹麦便抱有并吞两国的企图，丹麦本来是一向盛行德意志化的，但他此时竭力抵制德国文化，并创造一种斯堪的纳维亚主义，（Skandinavismus）以为国魂。至一八四七年丹王格立斯提第八（Christian Ⅷ．）公然用书面宣布施列斯卫芝公国‘全部’以及霍尔斯台公国一部分为组成丹麦国的分子，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第七（Friedrich Ⅶ）继位，预备为丹麦和此二公国创造一种自由的宪法。但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影响及于北欧，两国得乘机脱离丹麦羁绊，在屹尔（Kiel）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贵族在临时政府中握有实权，他们为维持封建特权起见，遂与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勾结，求其保护。普政府正想向丹麦耀武扬威，乃令胡兰吉（Wrangel）将军用德意志邦联的名义，率军与丹麦军宣战，并击败丹麦军队。然丹麦引英俄两国为后援，干涉德国的行动，柏林政府迫不得已于五月底令胡兰吉将军队撤回本国，并不顾法兰克福国会的意志及其所举的德意志邦联政务大臣的条件如何，突于八月二十五日与丹麦订立休战条约，而条约的内容对于德国和两个公国又是很不利益的。当休战条约的消息传到德国，全国大哗，法兰克福国会于九月五日议决毁约，法城且发生一次巷战；柏林内阁因法城国会的议决提出辞职，而胡兰吉的军队五万人于九月半向着柏林附近集合了。风声所播，科隆也响应起来了。
科隆的民主党于九月七日号召群众作示威运动，并致电法兰克福国会，要求他否认柏林政府的休战，为保护施列斯卫芝，和霍尔斯台的革命起见，即引起一种欧战的危险，亦所不顾，并且要求他对于普鲁士的现政府勿再委以德意志外交的谈判；电末且声明德意志并不强迫用丹麦语的施列斯卫芝北部加入德意志邦联中。至十三日民主社又召集群众大会，威廉·沃尔弗提议组织一个保安委员会，恩格斯等赞成其议，此事遂告成功。保安委员会共有委员三十人，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等都在委员之列。十七日民主社人又在科隆下游开群众大会，由恩格斯拟就致法兰克福国会的电稿一通，声明如因普鲁士政府违反国会和中央权力机关的议决，引起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冲突，参加大会的国民愿以人力和财力赞助德意志。至二十五日晨，民众的领袖侠白尔和倍克被捕，民众于是日下午集会要求放释两人，到晚上又有示威运动，他们是非常激昂的。忽传军队要来解散大会，群众怒不可遏，即向军器店劫得军械，在街道上造成堡垒，以备抵抗政府的军队，但是晚军队没有向他们进攻，他们也于夜静深更时各自散去了。科隆的军事当局乃于二十六日宣布戒严，解散国民军，并查禁新莱茵报馆等等。《新莱茵报》的编辑多在被通缉之列，于是恩格斯和德浪克逃往比国，沃尔弗逃往普法尔次.（Pfalz）至十月三日军事当局为内外情势所迫，取消戒严令，《新莱茵报》才于十二日继续出版。
恩格斯自逃亡比国，旋由法国转入瑞士，至一八四九年一月初旬，他犹在瑞士的柏恩，因此，《新莱茵报》恢复后，一切工作都堆集在马克思的身上，同时马氏还要但任科隆工人联合会会长的职务，所以他当时真是加倍忙起来了。工人联合会是科隆一个医生哥特韶尔克（Andreas Gottschalk）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中旬发起的，哥氏被举为会长，会务非常发达，至五月八日已有会员五千人，并办有一种定期刊物，（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后来是每三天出版一次。）名《工人联合会报》。（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s）而报上的一句标语为“自由，博爱，劳动，”至一八四九年一月报名改为《自由与劳动》。（Freiheit，Arbeit）可是在一八四八年七月初间，哥特韶尔克即被捕，旋即推举穆尔为会长，自九月底科隆宣布戒严，逮捕党人，穆氏逃往伦敦，会务无人主持，会中乃于十月中旬议决请马克思担任一会长的职务。马氏亲自出席是月十六日的委员会议，他表明：“他在科隆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他从前任长官吹尔活脱（Köhlwetter）对于他回复国籍的请求所得的答案就无异于一种隐藏着的驱逐命令。然他对于此事将向国会提出抗议。在另一方面，他因一种所谓出版罪要到法庭对审。此外，他因《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一时星散，工作倍加忙碌。虽是这样，他仍预备勉副工人的期望，临时担任职务，至哥特韶尔克博士释放为止。必须使政府和有产阶级相信，不管他们怎样迫害，总找得着人，预备供工人们的驱策。”见满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七七至七八页。）
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哥特韶尔克及其同志的领导之下，原来是反对民主党和《新莱茵报》的，自马克思任会长职务后，联合会渐唯他的马首是瞻，而哥氏的影响一天一天减少了。统观联合会对于选举所持的态度即可以表见这一点。因为联合会因受了哥氏的影响，不参加选举，至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开委员会时，马克思认联合会虽不能提出自己的代表，也当和民主党联合，帮助后者，使其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他以为：“就目前的情形看，谈不到依主义的意旨做事，但在反对政府，专制主义，和封建的统治；可是单纯的民主主义者，与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就够得上做这一着，因为他们是一样很不满意现政府的。事实是怎么样，大家便必须予以承认。当自己主义上的见解不能够贯彻，为防止绝对〔专制的〕王室胜利起见，必用和一个同样立于反对地位的政党联合——要懂得这一点，已经是需要健全的理解力。”（见同书四九页。）委员会在马氏这一段话的印象之下，遂决定参加选举，并与民主党密切结合。
可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中哥特韶尔克一派不以马克思的策略为然，他们以为马氏是存心帮助有产阶级，而哥氏也自巴黎（他自一八四八年年底被释放后，前往巴黎寄居。）著论寄给《自由与劳动》发表，反对马氏。联合会虽于一八四九年二月有正式议决，拥护马克思的联合政策，并且指摘哥氏的错误，然哥氏党徒后来因马克思等宣言退出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和工人联合会宣言退出德意志民主党，遂于四月二十六日致书哥氏，声明退出工人联合会，另组新会，推他为会长，这个新会的名称是“求一切人的自由与幸福联合会。”（Verein zur Erlangung von Freiheitund Wohlstand für alle．）至于原来的工人联合会因受分裂的影响，一般会员对于会务，漠不关心，也不到会，而警察复施压迫，渐至于无声无臭。马克思等虽竭力支持，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出宣言，声明一切工人联合会密切结合的必要，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组织一个委员会，筹备于五月初六日开一个莱茵省与威斯特华伦一切联合会的总会议，但考壹当时的记载，此事没有下文，或者是因警察的压迫，不能实现。马克思于于五月被驱逐，科隆工人联合会虽继续存在，然至是年十月便改名为教育联合会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反革命的运动。维也纳自经过八月惨杀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裂口愈弄愈宽，而反革命的势力也日积日厚。至九月二五日奥皇斐迪南第一（FERdinand Ⅰ．）任命兰伯克（Lamberg）将军为匈牙利总司令，预备压迫匈牙利的民族运动，匈牙利国会宣布奥皇的命令为无效，迄兰氏出现于白斯特（Pest）即被忿怒的匈牙利民众杀死了。奥皇于是于十月四日下令解散匈牙利国会，并任命南斯拉窝尼亚（SLavnia）反动派领袖节拉契芝（Ban Jellachich）为匈牙利军民总监，因此引起维也纳民众的大愤激，因为这就是一种对于三月革命的威吓举动。维也纳的学生军，民军，以及持戈矛长杆的工人和市民等等为阻止守备队开拔去压迫匈牙利起见，群集于火车站，及其他要害处。布勒地（Bredy）将军率兵首先开衅，学生军与民军起而应战，遂将布氏杀死了。军务大臣拉图（Latour）也于是日骚动中被群众击毙了。奥皇于是出奔至属于半斯拉窝尼亚领城的阿里木次，（Olnütz）任命卫狄施格列次（Windischgrätz）将军为总司令，从各处调动军队向维也纳进攻。当节拉契芝在匈牙利被革命的将军白泽尔（Perczel）击败之后，他率领军队逃至维也纳附近，此时卫氏和他联合，兵力愈加雄厚了。至于民众方面于胜利之后，情形非常纷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相猜忌，“国民军有一部分决定不应战，有一部分态度犹豫，只有一极小的部分预备动作；无产阶级的群众数量虽很多，但缺乏领袖，缺乏政治教育，甚至于无缘无故，即惊惶失措，忿怒无常，且易为谣言所蛊惑，他们虽很愿意争斗，但没有武装——至少起初是这样的——即有武装也不完全，当他们后来去应战时，他们的组织是很简陋的。”（见马克思的《革命与反革命》八一页。）只有“三，四千学生军训练与纪律都有可观，并且勇敢，热心，就军事上讲，这是唯一可用的队伍。”（见同书八三页）至于匈牙利的革命军不能及早赴援。以至坐失事机。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从二十四日起开战至三十一日止，民众的军队虽勇敢应战，毕竟被卫氏的军队打败了。此次民众方面牺牲的人数在三千以上。卫氏自战胜后，即在维也纳宣布戒严，解散学生军和国民军，禁止集会结社，检查报纸，总之，民众的自由被他剥夺净尽了。
当维也纳变乱之际，德国民主党第二次大会正在柏林开会，这个会发出一种很长的宣言，激昂慷慨地要求德意志政府迅速救援维也纳，认此为政府最神圣的义务，又空空洞洞地要求民众牺牲一切，去拯救维也纳。马克思以为德意志的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是绝不会援助维也纳民众的，至于希望民众援助维也纳，须提出具体的和一定的要求，然后能发生效果，“谁作全般的要求，谁就是没有提出要求，也一无所得。”(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五七页，马氏《民主党大会的宣言》。Des Aufruf des demokratischen Kongress)。“然不管‘民主党大会的宣言’如何，我们希望民众从自己的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他们目前通能够对于维也纳人作一种唯一的帮助，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内制胜反革命。”（见同书五八页。）可是当时的民众不能够依照马氏所指的途径做去，过了三日，（十一月六日，）他凭吊维也纳的失败，在《新莱茵报》上很沉痛地说道：“六月和十月间无结果的惨杀，二月和三月间疲敝的牺牲，以及反革命的凶横残忍，将使民众相信，要把旧社会死刑的痛苦和新社会流血产生的痛苦缩短，减少，并且集中起来，便只剩着一种方法——即革命的恐怖主义。”（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一九九页。）
维也纳的惨祸方终，而柏林的怪剧又开始了。柏林政府与三月革命后召集的国会间本来就发生许多冲突，至十一月一日，普王威廉第四更任命威廉第二的儿子勃兰登堡（Brandenbrug）伯爵为内阁总理，布内阁即于九日出席国会，宣布普王的上谕，以免受暴民的包围和影响为理由，令国会停会，至本月二十七日再在勃兰登堡城集合开会。国会中的中左两派虽不肯承认政府的命令，但他们只主张消极的反抗，没有积极的行动。当时柏林的国民军表示愿保护国会，至于工人的态度尤为激昂，有三十个工场的工人致书国会，愿供驱策，书中说：“如果有人敢在人民代表中摧残人民的权利，柏林的工人预备服从你们的指挥：他们将他们的身手和热血献给你们，誓死反抗每种背叛你们和人民自由的仇敌。”（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四六八页。）但国会忧于反革命的势力，不敢谈及武力的抵抗。至十日下午胡兰吉率二万军队入柏林，占据议场，禁止宪法会开会，至十二日晚更宣布戒严，并解除国民军的武装。于是一切党会均被解散，民主派的一切报纸均被封禁。国会议员虽另择地点开会，但总是被军队追逐，至十五日他们议决在国会不能自由开会之时，人民应抗税，然军队又追踪而至，柏林开会之举遂从此告终了。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主张消极抵抗的国会议员竞低首下心，在勃兰登堡开会，在两次会议之后，即不足法定人数，至十二月五日，普政府使将这个国会解散，另行颁布一种新宪法和新选举法了。
柏林的怪剧就这样告终。恩格斯后来述及此事，加以批评道：“或者当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初旬企图武装的抵抗是太迟了，或者一部分军队因遇着严重的抵抗，转到国会一方面来，使后者获得优势，——这个问题是永不会解决的。可是在革命中和在战争中一样，必须时常表示一种强固的阵线，谁取攻势，谁就占便宜；在革命中和在战争中一样，常危急存亡之际，无论情形如何，必须用全力去应付。凡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没有一次是不证明这种原理的真实的。现在讲到普鲁士的革命，当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危急存亡之秋已经到了；正式站在全部革命利益领袖地位的国会没有表示一种强固的阵线，因为敌人每一进攻，他就退让；他更没有取攻势，因为他甚至于不要防卫自己；当紧要关头到了，当胡兰吉统率四万军队来敲柏林的门，胡氏及其军官本料到每条街道筑满了堡垒，每个窗户变成一种放枪的眼，不意他竟遇不着这种情形。但看见门户洞开，街道上只是充满了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无异〕将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交给兵士，令后者惊讶不置，然他们对于胡氏演了这样的滑稽剧，反洋洋得意。国会和人民如果抵抗，或会失败。这是真的；柏林或者要受炮击，千百人或者要被杀戮，而又不能阻止王党最终的胜利。但这不是他们即刻放下他们的武器的理由。一种经过顽强争斗的失败在革命上的重要，和一种容易获得的胜利是一样的。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和维也纳十月的失败，对于使这两个城市的人心革命化，一定远过于二月和三月的胜利。柏林的国会和人民或者要和上列两个城市的人民同其命运；但他们应当荣耀地失败，应当在后死者的心中留下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革命的时候，这种念头是促成强有力和激烈行动的最大激励物之一。在每一种争斗中，凡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这是自然的；但这是他承认自己被击败，毫不反抗而甘心投降的理由么？在每一种革命，凡控制一个胜负攸关的局面的人如果不逼迫敌人出于一战，而甘心抛弃这个局面，那么，他是应当作为叛逆看待的。”见马克思——本应为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九五至九六页。）
恩格斯上面一大段话可以说是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柏林国会及市民的“盖棺定论”，再明白些说，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盖棺定论”，因为国会最大多数的分子是属于这个阶级的，当时的资产阶级控制一个胜负攸关的局面，未尝不足有为，但他既怕上面的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复怕下面的无产阶级，所以他“对于保守派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是保守的”（引马克思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一三页。）因此他断然拒绝无产阶级武力抵抗的计划，而甘心采一种滑稽的消极抵抗的政策，以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他是不能辞背叛革命之罪的。
当柏林事变发生之后，“至十一月十三日，有一种假消息传到科隆，就是柏林的国民军不肯解除武装，并不肯解散，于是〔《新莱茵〕报》立刻宣言，以兵和武器急救柏林国会，这是莱茵省的义务。”（见同书六四页。）至十八日莱茵民主联合会的委员会由马克思，侠白尔，和施莱德（Schneider）署名发出一种宣言，要求莱茵省各民主主义的联合会一致履行下列各项：一、自普鲁士国会议决抗税之后，大家对于强迫征税一事，应当尽力拒绝。二、抵抗仇敌的国民军应当到处组织起来。贫民的军器和军需的费用应当由公家担负，或由自由捐助。三、请各团体明白宣布对于国会的议决案是否承认，是否愿意履行。如果各团体否认这种议决案，应设立保安委员会，在可能的限度内，并应得城镇议会的同意。凡反对国会的城镇议会应由普通的国民选举从新改组。
可是当时为全国观瞻的柏林既毫无举动，而各省的反革命势力也逐渐强固，更难望民众起来作第二次革命运动，所以虽有正面的宣言，也不能发生何种效力了。但马克思却因从事政治运动，于一八四九年二月七，八两日连受两次审判。第一次受审判是因他和恩格斯等被控为侮辱高级检察官和警察。第二次受审判是因马氏署名于民主联合会的宣言，公然鼓吹抗税和武装的反抗。
马克思在第一次受审时作一种有声有色的辩护，他的结论如下：“〔陪审〕诸君。我确切告诉你们，我愿盱衡世界大事，分析历史的进程，而不愿和地方的伪神圣及警察等挑战。这些先生们在自己的幻想中以为是如何伟大，但在现今巨大的争斗中，他们算不得什么，绝对算不得什么。我们如果决定和此等敌人比武，我以为这是一种真正的牺牲，但在被压迫者最切近的环境中替他们主张公道，这是报纸的天职。诸君啊，奴役建筑物真正的支柱是在下一层的政治和社会的势力，此等势力是直接和私人的生活及活的个人对抗的。单和一般的状况及最上层的势力宣战，是不够的。报纸必须毅然决然出而对抗此等警察，此等检察官和此等地方长官。三月革命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种革命只改造最高的政治的顶点，让这个顶点以下的一切基础——即旧官僚，旧军队，以及为着服务于专制主义而生长，发育并衰老的法官等等——存在，不加破坏。现在报纸的第一种天职就在使现时状况的一切基础根本推翻。”（见汉斯施台《科隆工人联合会》七九页。）马克思讲完之后，陪审官对于他和恩格斯等宣告无罪。
至异日，马克思，又复出现于法庭，此外，侠白尔和施莱德也因同一事件而出庭受审。首由国家检察官说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会议决抗税，在法律上是根本不发生效力的，第一，国会已奉谕迁地开会，不复能在柏林有所议决，至于迁地开会之举，不独是君主的特权，并且也是政府的义务，因为国会在柏林被人民包围，不能自由行使职权；第二，国会于各案议决，须经过二读，方才有效，抗税的议决案只经过一读，法律上的手续并不完备：第三，就实质的见地讲，这种所谓议决案，也属无效，因为国会不得对于赋税有所议决。检察官又说，这种议决案如果发生效力，便是推翻政府，构成内乱，凡服从这种议决案的人自有应得之咎；这种议决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既被证明是没有根据，所以被告诸人必须受裁判；还有一层，这种议决案是不能够推行的，因为他没有经过国会的公布，然被告诸人竟以推行这种议决案相号召，并且更进一步，要求以武力贯彻其主张，凡以法律与秩序为怀的人必觉得这种不法的抵抗官府行为是一种背叛，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要求科被告以应得之罪。
检察官说完之后，休息一刻钟，马克思开始为自己辩护，他首先说明这种诉讼如果开审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以前，则代表政府的检察官的起诉犹有意义可言，自此以后，政府犹根据一八四八年四月的法律加罪于被告，便不可解了，因为政府于十二月五日擅自颁布一种宪法和新选举法，政府已立于革命的地位，这就是说，立于反革命的地位。“君主已经举行了一次革命，他已经把原有的法律局面推翻了，他不能诉诸曾被他自己推翻的法律。当一个人举行革命，幸而告成，他可以杀戮他的反抗者，但是他不能够裁判他们。他可以把他们当作被克服的仇敌，加以剪除，但他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平常的〕罪犯，加以审判。在革命或反革命告成之后，不能够援引已轻被蹂躏的法律来加罪于拥护这种法律的人。”（见《科隆陪审官前的马克思》一一至一二页，一八九五年柏林出版。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enen．）
马克思于是继续说明一国中有两种权力互相对峙，则一种权力之下的裁判官不能应用普通刑律，认他种权力之下的人为罪犯。“在平常的状况之下，那公共的权力是现行法律的执行者；凡违犯这种法律的人或是以强力反抗公共权力推行这种法律的人就是罪犯。在我们的事件上，是一种公共权力破坏法律；他种公共权力——不管是那一种——主张这种法律。两种国家权力间的争斗既不涉及民法的范围，复不涉及刑法的范围。君主是对的，还是国会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普鲁士一切陪审官，一切法庭合拢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力量会解决此问题，这种力量就是历史。因此我不解，我们何以能够被人根据刑法典，置诸被告的地位上。”（见同书一二页。）
马克思于指出以上的大理由之后，复对于检察官所谓法律根据反复推论一番，然后说明普鲁士君主没有使国会迁地开会的权限，也没有准国会自由与不自由的权限；至于认国会的议决案未经过二读，形式不完备，尤属吹毛求疵，因为国会在政府的武力压迫之下，不能完成其手续，本不足怪，政府自身侵犯一切最重要的法律——如保护人身令和国民军法律等等——并宣布戒严，厉行无限制的武力专制主义，“在一方面是不知羞耻，侵犯一切法律，在他方面却要求小心谨慎，保持一种规则呀！”（见同书二○页。）至于检察官认马克思等的行动是超出国会议决案之外，马氏是承认的：“国会愿意自身纯粹站在法律的地位上，站在消极抵抗的地位上，这完全是对的。国会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革命。他不走这一条路。这些先生们不愿意拿他们的头颅去冒险。〔另一条路是〕抗税，这是立于消极抵抗的地位上。他走入这一条路。可是人民要实行抗税，必须站在革命的地位上。人民并不把国会的行为当作标准。国会自己没有权力，人民只是以自身固有权力的主张交给国会。国会如不履行他的职务，则他的职务就消灭了。于是人民挺身出现于舞台上，根据自己的主权，处置一切事件。例如一个国会为一个叛逆的政府所收买，那么，人民对于政府和国会两方必须予以驱除。当君主举行反革命，人民即以革命报之，这是对的。这是无须国会批准的。然普鲁士政府企图叛国，这是国会自身所宣布的。”（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
末了，马克思总括他的意思说道：“自〔普〕王自己蹂躏一八四八年四月六日和八日的法律之后，内阁不能援引这种法律，加罪于我们。……国会对于抗税的议决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是有效的。我们在我们的宣言中是比国会更进一步。这是我们的权利，并且也是我们的义务。末了，我再申述一遍，这种戏剧的第一幕是告终了。中世纪的社会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间之争斗是会从新在政治的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国会一经集合开会，这种冲突是会重行开始的。……无论新国会取何种途径，那必然的结果不出下面所说的，就是：或为反革命的完全胜利，或为新胜利的革命！革命的胜利或者要于完成的反革命之后才是可能的。”（见同书二六页。）
马克思这样侃侃而谈，经过两点钟之久，他说完之后，侠白尔和施莱德相继发言，他们说完之后，陪审官商议至半点钟之久，乃宣告马氏三人无罪。
马克思既得免于缧绁之灾，仍旧度其领导民众，从事革命运动的生涯。不过一八四九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无论在欧洲或在德国均不能令人抱乐观，因为此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命运已经由法国的一八四八年六月战争和德国的十月及十一日事变决定了。可是是年十一月罗马发生变乱，逼得罗马教皇出奔，马氏在《一八四九年的新年》（Neujahr 1849．）一文中希望欧洲的革命运动由此再开始，法国无产阶级得到胜利，并且以一种世界战争去打破宰制世界市场的旧英国，使无产阶级起而执政，然后可实现社会革命，后来这种希望虽没有实现，但此文至今犹有绝大的价值，因为英国现在更加猛烈地宰制世界市场，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要马氏的希望早日实现，全世界的社会革命才能进行顾利，因此我们特介绍此文两个重要的节段如下：
“英国使其他整个的民族变成他的无产者，他的巨大的手臂擒住全世界，并且曾经用他的金钱支付过欧洲复兴费的，他自己怀中的阶级对抗已经达到最显著最无耻的形态，——英国像一种岩石，革命的波浪因这种岩石而受挫折了——新社会已经伏在母胎中了。英国宰制世界市场。欧洲大陆每一国国民经济状况的革命，即遍及全欧洲，如果将英国除外，便是一个玻璃杯水中的风暴。每个民族中的工业和商业市场是受他自己和其他民族的交通支配的，是以他自己对世界市场的关系决定的。可是英国宰制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宰制英国。
欧洲的解放无论其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或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破灭，是以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为条件的。但法国每一种社会革命遇着英国资产阶级，遇着大不列颠人工商业的世界统治，必然要受挫折。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每一种局部的社会改革如果要有一定的意义，那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和虔诚的志愿。只有假手于一种世界战争才能够打倒旧英国，只有这种战争才能够予宪章党——英国有组织的工党——以起来反抗庞大的压迫者的条件。要宪章派站在英国政府的头上，斯时社会革命才从乌托邦而达到实现的境地。然每一种牵涉英国的欧洲战争是一种世界战争。这种战争的出现在坎拿大，或在意大利，在东印度，或在普鲁士，在非洲或在多瑙河，（Donau）都是一样。欧洲战争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种结果。英国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将站在反革命军队的顶点，但因这种战争，他将投身于革命运动的顶点，并且赎他对抗十八世纪革命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崛起，和世界战争——这就是一八四九年的指标。（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不幸一八四九年不独法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没有成功，世界战争没有出现，即一般的民众运动及其领导者一直到四月为止，也到处销沉下去了。例如在职责上应指示民众奋斗的德意志民主党自成立以来，不独不能再接再厉，并且愈趋愈下，这种衰败的情形在一八四八年十月第二次大会中即已充分表现出来了。这一党本以莱茵民主联合会为支柱，到了一八四九年四月，联合会更是意见纷岐，争端迭出。《新莱茵报》乃于四月十五日登出马克思，侠白尔，倍克，和沃尔弗等退出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宣言，其要点如下：“我们觉得现今各民主联合会的组织所包含的分子过于庞杂，要想有一种达到目的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据我们的意思，愿意各工人联合会有一种密切的结合，因为他们是由相同的分子组成的”。（见同书八○页。）至异日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也议决退出莱茵各民主联合会的组织了。
马克思在退出民主党之前，即决定一种新的策略。就是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组织，从四月五日起，《新莱茵报》上开始登载他前在布鲁塞尔演讲的《工资劳动与资本》，他在退出民主党的宣言中更明白指出工人须有密切的结合，后来又组织委员会，筹备于五月初间开莱茵省与威斯特华伦工人团体的总会议，以便形成一种革命的工人运动。可是这种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忽因法兰克福国会与普鲁士政府间的冲突，引起德国各处的变乱，结果是反革命获胜，不独马氏的计划无由实现，《新莱茵报》且被封，他自己也被驱逐了。今特分述诸事如下。
德意志国会为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产物，他是五月十八日在法兰克福集合的。至六月二九日他选举奥地利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为德国政务大臣。（Reichsverwerfer）此外，国会的时间尽花费在无聊的讨论上面，至于国利民福之事，他是不肯措意的。可是到了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却选举普王为德意志皇帝。普王对于国会的盛意不肯接受，起初声言须征求各邦诸侯的意见，至四月二十八日，他便很决切地谢绝国会的皇冠了。当时的民众对于法城国会本久已失掉信仰和同情，不过在君主和国会冲突之时，久受压迫的民众即一致起来帮助国会，因为此举就是拯救他们自己。从五月初三日以后，诸勒斯登，莱比锡，布列斯劳，欧尔柏菲尔德，伊色罗，（Iserlon）巴登，普法尔次相继发生变乱。欧尔柏菲尔德为恩格斯的家乡，在此处的变乱中，他叁加军事委员会的保安委员会，并且受命视察战壕，巩固阵地，他在战壕作工，竟于路上遇着他的父亲了。（参看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三五八至三六一页。）
可是各处变乱大半相继失败，普鲁士政府便运用高压手段来对付《新莱茵报》。恩格斯说：“诸勒斯登和欧尔柏菲尔德的变乱被压平，伊色罗的变乱被包围，莱茵省和威斯特华伦受军队的威胁，而这种军队是要开去镇压普法尔次和巴登的。最后，政府便于充分压迫普鲁士的莱茵地方后，敢于向我们进攻。编辑部有半数人是被告发，还有些人以非普鲁士人而被驱逐。在另一方面，一整个军团站在政府的后面，便无能为力了。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堡垒，但我们是挟着武器和行装，举起最后一号红字印刷的旗帜，堂堂正正，退出来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八五页。）普鲁士政府久已视《新莱茵报》为眼中钉，本拟早日除去。他曾要求科隆当局再在科隆宣布戒严，用军法封闭《新莱茵报》，但遇着意外的阻力，不能实现。后来他又拟以强制力拘捕马克思，借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科隆的陪审官已两次宣告马氏无罪，恐终难枉法殉私，因此未果。迨五月间德国各处乱事发生，《新莱茵报》的的革命热忱愈加飞跃纸上，普政府遂挟其武力，于十一日下一道命令给《新莱茵报》的主笔，其内容如下：“《新莱茵报》在最近的论文中愈加煽动〔民众〕蔑视现政府，从事武力破坏，并企图建设社会共和国。该报主笔马克思博士滥用外宾权利达于极点，应即剥夺这种权利，他既没有获得再行居留于各联邦的允许，应于二十四点钟内离开各联邦，不得滞留。他对于这种命令如果不愿意奉行，即当驱逐出境。”见同书二六五至二六六页。）
新莱茵报馆于十六日接到这种命令，此报于十九日发出最后的一号就告终了。这一号中除掉佛莱利格拉有名的告别诗外，还有编辑部对于科隆工人阶级的启事，其全文如下：“我们同人最后警告你们，在科隆不要有何种暴动。按照科隆的军事状况，你们的失败无可救药了。欧尔柏菲尔德的资产阶级怎样将工人送入炮火之中，怎样卑鄙龌龊地暗中背叛工人，这是你们已经看见的。科隆如果戒严，一定败坏全莱茵省，你们此时每一种骚动必然的结果就是戒严。你们如果安静，将使普鲁士〔军人〕失望。《新莱茵报》编辑部于临别之时，感谢你们所表示的同情。同人最后的话，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时，只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同书二六五页。）
马克思于四月半以后，即离开科隆，往各处替《新莱茵报》张罗款项，当驱逐他的命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威斯特华伦，此报的股分既收不到，而报纸的销路又一天好似一天，后来每日竟增至六千分，因此开支更大，亏累尤多，而报馆常陷在窘迫的境遇中。马克思除掉牺牲他所有的私产外，复四处张罗，以维持报纸的生命，当《新莱茵报》陷入孤城落日的景况时，他犹向一个军官痕截（Henze）借得三百塔勒，并入他从邮局所收的报费一千五百塔勒，用作偿还排字人，印刷人，纸店，书记，通信员，和编辑部人员的欠数。至于他自己此时已有儿女三人，又当预备出亡之时，家计至为困难。他从痕截借一个旅行提包。盛着他的妻子的银器，送往法兰克福质钱以济家用。他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后来是极为革命的同事所称道的。
马克思在遄返科隆的途次中接到被驱逐的消息，他旋和恩格斯等同赴法兰克福，“希望在横逆压迫之下的德意志国会对于收集争斗势力的各政府和因争国家宪法而崛起附从革命的人民两者间必须有所取舍。保罗教堂〔按即国会开会地点〕的人们苟且因循，不知所措。他们的无能为力现在才为世所共知，恩格斯和马克思至少也想从此等人中间打出赤的火花出来。马恩两氏以为国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现在只要表示勇气和决心，一切事还有可为。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们以其勇敢的建议去震动左派中那些领袖。他们宣言，只要国会有一种议决案，就可以召集巴登和普法尔次的革命军到法兰克福来保护国会。恩格斯在后来尚相信，当时这样的一种议决案可以拯救时局。有了这种议决案，国会便一举复行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黑生和丹穆斯达（Hesse-Darmstadt）军队的失败，鱼腾堡（Wurttembarg）和摆阳的依附新革命的，确是可望做到的，中部德意志各小邦也一样要转入革命漩涡，普鲁士自顾不暇，俄国的军队后来向匈牙利进逼，倘若德国有这样一种猛烈的运动，俄国必定将一部分军队撤回波兰。因此匈牙利也在法兰克福被拯救了，在德国向前胜利的革命印象之下，巴黎革命的爆发——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当时每天所希望的——也不致像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激烈市民’那样不经战斗而败北了。”（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三六二至三六三页。）
可是法兰克福国会的分子除掉极少数外，都是畏首畏尾，毫无革命精神与策略的，德国各处的变乱虽是为拥护宪法而起，但国会完全不能领导这种运动。马，恩两氏虽有良谋，遇着这样的国会，也自然是无由见诸实行，他们遂于五月二十日离开法兰克福，前往革命运动正在热烈进行的巴登和普法尔次。但他们一入巴登境，即觉得该处军事的领导不得法，至卡尔斯罗合（Karlsruhe）观察军事情形，更觉失望，乃往恺撒斯劳腾。（Kaiserslautern）他们在此处遇着德斯脱，（D’Ester）德氏是普法尔次临时政府中的主脑，他请马克思当普法尔次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前往巴黎，与正在预备争斗的山岳党（Montagne）接洽一切。马恩两氏回来，路过黑生，当地军队把他们当做参预乱事的人，加以逮捕，并将他们解至丹穆斯达，转送法兰克福，但他们在此处旋被放释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此以后即分途进行他们的事业。恩氏仍返恺撒斯劳腾，在威里系（Willich）所组织的自由军中当副将。马克思则衔民主党之命，于五月底前往巴黎。他于六月七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处伏处于王党的反动之下，比在基佐之下更觉无耻，只好和一八一五年以后的反动相此较，巴黎景况惨淡无光。……虽是这样。然巴黎革命的烈火大大的爆发，是指顾间的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四页。”但马氏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山岳党所筹划的暴动方略不出一星期完全失败了。至七月十九日，法国内务总长命警察总监下令驱逐马克思出巴黎。马夫人的记录中说：“我们在巴黎寄居一个月。但此处也不是我们的棲身所，有一天早晨，一个相熟的警察来到我们家中，宣称马克思及其夫人必须于二十四点钟之内离开巴黎。还有一种向我们示恩的说法，叫我们移居摩俾翁（Morbihan）的瓦内。（Vannes）我们自然不能承认这样一种放逐，我再收拾行李到伦敦找一个避难所。卡尔已经先我们前往该处了。”（见马克思《革命与反革命》编辑者序言第六页。）
马克思虽接到即刻离开巴黎的驱逐令，但未能如期出境。他当时受金钱压迫，达于极点，逐驰书向佛莱利格拉和拉萨尔告贷。他于八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于当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至九月五日，他写信给佛氏，说他的妻子将于十五日来伦敦，自此以后，马克思即以伦敦为长驻地，至临终时止，共居三十四年之久。他自一八四三年出游巴黎，至一八四九年离开巴黎，中间不过七年，然他因投身无产阶级，从事革命运动，由法而比而英而德而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自此次到英后，因时局的变迁，复潜居研究室中，过其静悄的生活，与前此迥不相同，因此他的奔走时期（第二时期）即以离开巴黎为终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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