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三章 朋友与仇敌
德国一个警探说，凡在马克思家中过访的客人常是受最大友谊的待遇。”（参看本篇第五章．）雷士列也说：“马克思的家对于每个诚实的同志是开放门户的。（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一页，《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Arbeiters an Karl Marx．）马氏为工人运动的领袖，自然乐意和群众及同志接交。不过他生平不喜滥交，因此和他真正亲密接触的朋友或同志，为数甚少。我们现在特就此少数人中举其较为重要者如下：
马克思生平第一个共患难同生死的同志是恩格斯，这是人所共知的。当他卖文为活时，恩氏时常替他作文，使他得借此增加收入，当他穷困时，恩氏时常汇款接济他，或一，二镑，或五镑十镑以至数十百镑不等。我们试翻阅恩格斯重居曼彻斯特后他们两人的书信，便时常发见恩氏汇款，或马氏收款的话。即此一端，已足表见他们关系的深切了。
可是大凡相知愈深的人，相处即愈不拘形迹，或相责愈切，因此有时不免发生波折。所谓“白首相知犹按剑，”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思与恩格斯虽交称莫逆，然他们也发生过一次误会，几乎要闹到凶终隙末。今特详述其经过于下。
恩格斯虽是一个单身汉，从没有和任何女子结婚。但他不独非独身主义者，并且还是一个风流种子。倍倍尔说他有三种嗜好，就是工作与酒色，这是丝毫不错的。当他从一八四七年寄居巴黎时，常到各跳舞场中去找女朋友。他有一次写信给马克思说：“没有法国女子，简直值不得生活。”（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二页。）我们已经知道他从前在曼彻斯特所找的爱人名玛丽·白恩士。玛丽是一个爱尔兰平民的女儿，在苏格兰作工的。迨恩格斯再返该处任事，和玛丽重温旧梦，爱情甚笃。至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恩氏忽写信给马克思说：“玛丽死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当莉希（Lizzy按此为玛丽的妹妹，恩氏后来移其爱玛丽之情转爱莉希。但至一八七八年后者又死了。）十二点钟正要去睡的附候，她已经死了。这完全是骤然的心疾或中风。我今天早晨方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是很好的。我此时心中的感触怎样，简直向你说不出来。这个可怜的女儿是用全副心肠爱我的啊。”（见同书第三卷一○六页。）
马克思接到这个凶耗，于异日回信说：“马丽的死信使我惊愕不置，并且心绪纷乱。她的性情善良，口才敏捷，她对于你是恋恋不舍的。”（见同书同卷同页。）马氏对于玛丽之死仅此寥寥数语，竟没有一句话安慰恩格斯，这自然是不合情理的。他在这几句话后，接着将自己穷困的事写了一大段，最后且说，如果筹不出大批款项，则家中的经济状况连两星期都不能维持。这样一来，表见他好像只顾自己的利害，不管别人的死活。
恩格斯在悲惨之中接到马克思这封信，心中极不高兴。他于是月十三日回信给马氏说：“我自己这一次的不幸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使我绝对不能早日回你的信，这是你当能感觉得到的。这种事变关涉我至深且切，凡我的朋友因此事向我所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出乎我的希望以上，连带相识的庸俗人，也是如此。你于这个时候却觉得保持你那冷静思想方式的优越处是对的，那么，就是这样好了！”（见同书同卷一○七页。）
马克思本来是恩格斯生平唯一的知已，此次对待恩氏反不及一个“相识的庸俗人”，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恩氏说：“我以为应过一些时候回答你，才算妥当。你我的状况都难‘冷静’地观察这种情形。我写那封信给你真是不对，那信一经发出，我即后悔起来了。然此事决不是因全无心肝演出来的。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当日早晨到的，）全身震动，和遇着我最亲爱的人的死亡一样，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可以替我证明这一点。但是当我晚上写信给你的时候，正遇着在最绝望的状况感触之中。我的家中当时来了房东所派的催款人，同时接到屠行的期票拒绝证书，家中又缺乏煤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燕妮女儿复卧病在床。我在此等状况之下，通常只知道借愤世疾俗主义（Zyuismus）来作救援。还有一桩事使我特别发昏，就是，我的妻子以为我没有将家中真正的情形实实在在地充分报告你。”（见同书同卷一〇八页。）
恩格斯看过这封信，才知道马克思前此没有对他表示相当的哀悼之意，是为艰苦的家境所压迫，意乱心烦所致，确实情有可原。过了两日，恩氏回信说：“你的真诚坦白，我很感谢。你自己觉得你最前一次信使我发生何等的印象。一个人在一个女子的房里同住这许多年，对于她的死不能不视为很可恐怖的。我觉得我青年时代最后的一幕是和她长埋在地下了。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入土。我告诉你，那封信盘旋于我的脑际，至整个星期之久，我当时不能忘掉那信。可是现在不要紧了，因为你最近的一信足和那信相匹敌，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不致与玛丽同时失去，这是我所庆幸的。”（见同书同卷一一〇页。）
马克思看见恩格斯这样特别原谅，于感激之余，觉得犹有余愧，他在二十八日的信中复说：“现在不讲什么客气，我老实告诉你，最近几个星期中我虽受过许多压迫，然对于我没有一种压迫是比得上我们的友谊破裂这种恐惧的。我几次向自己的妻子说，不能于这个时候安慰你？反因受家常细故及因此而生的烦恼之刺激，将我私人的困难来烦扰你，把这件事一想，什么事情都不在意中，都比不上他了。……妇女总是令人可笑的，具有智慧的妇女也大概如此。今天早晨，我的妻子哭念玛丽，叹息你的损失，对于自己在日间集中起来的不幸之事因此完全忘记了，今天晚上，她以为除掉我们外，凡世上的人没有催款人在家，没有小孩子要抚养，就没有什么事可引起忧虑。”（见同书同卷一一二页。）马克思这段话的前半截表见他自己不文过和待恩氏的诚意，后半截并不是一种寻常的趣谈，还藏着一点意思，就是，燕妮在平日也有时和恩格斯通信，上次玛丽死去，她没有向恩氏致哀悼之词，好像休戚不相关，所以马克思特将她哭玛丽之事随带写出，借此表明燕妮对于恩氏及玛丽原是一样关切的。马恩两氏自定交至死别，共历四十年之久，此次因疏忽与误会而发生的波折是他们如胶似漆的交谊中的最初一次，也是他们如胶似漆的交谊中的最后一次。
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除恩格斯外，要算威廉·沃尔弗。沃尔弗于一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德国施列西的达闹（Tarnau）一个农家。他幼时不独深悉农民受压迫的痛苦，并且自己家中也备尝这种痛苦；他的母亲又常以农民受无耻剥削和虐待的忿怒侵润之，因此他对于农民的压迫者发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及长，历尽艰苦，才得入士外德尼次（Schweidnitz）中学与布列斯劳大学肄业。他在两校时最大部分的生活费是由自己教课得来的。迨大学将毕业，忽于一八三四年因党案被捕，因受不住牢狱生活，以致生病，至一八三九年才被放释。他旋往布列斯劳任家庭教师，在此地连住数几年之久。然因屡与官僚及检査书报的人宣战，又为政府所捕，卒得解脱，乃于一八四六年往伦敦，至四月间转赴布鲁塞尔，得与马恩两氏接触。
沃尔弗的为人，性情坚实，举止光明，态度安闲，容貌和蔼，在侪辈中罕有其匹。因此他与马恩两氏交接不久，即获得他们的信任。他在比京担任党的工作（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二篇）和文字的鼓吹，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在该处被捕，继被驱逐出境。他于是前往巴黎，和马克思等共同组织共产党中央局，旋返德国，至布列斯劳从事革命运动。后又来到科隆，助马氏办理《新莱茵报》，倍极勤劳。自革命失败后，他逃往瑞士苏黎世，借家庭教师的位置维持生活。至一八五一年六月，他重到伦敦，又参加共产党重新改组的事务。但此后因谋生不易，陷入困境，至一八五三年年底已经负债三十七镑。旋经友人介绍，于一八五四年年初到曼彻斯特一个私人家庭教书，与恩格斯往来甚密。恩氏说：“他因工作过度，于一八六四年春季得剧烈的头痛病，逐渐成为一种失眠症。他的医生恰不在本处，而另外延医，他又不愿意。要他在短期之中将教课停止或限制一下，这种请求都没有效；他一经担任的事务，即愿意一直干下去。迨他到绝对不能支持的时候，才时当将教课停止。可是此事已经太迟了。〔他〕那因脑充血而发生的头痛愈加剧烈，失眠症愈加没有间断。〔他的〕血拥入大脑，脑筋经过几次流血后，〔他〕遂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九日与世长辞了。马克思和我因此失去一个最忠诚的朋友，而德国革命因此失去一个最有价値的人。”（见《沃尔弗全集》恩氏序言二九至三〇页。一九〇九年出版。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Wilhelm Wolff．）
沃尔弗在未死的前几年从他的父亲处获得一种遗产，在将死时特立遗嘱书，将此项遗产赠给马克思，共计英金八百余镑。马氏痛挚友的早逝，复感死者的盛情，遂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卷首题名篇上大书特书敬献此书“于我永不能忘的朋友和无产阶级勇敢的，真实的及高贵的战士沃尔弗”。梅林说得对：“当那些替世俗伟人竖立的铜铁纪念碑早已消灭的时候，这个纪念碑是会长久存在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七年度第二卷三六一页，梅氏《论沃尔弗》）沃尔弗令名真是与《资本论》同其悠久了。
马克思最亲信的朋友除恩格斯和沃尔弗外，就要算威廉·李卜克内西。李氏于一八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德国继盛。他五岁丧母，六岁丧父，然因出身于富有教育的官吏家庭，幼时曾受严厉的教育。他自己在小时候也很好学，常通夜读书，不稍休息。至十六岁即在中学毕业，旋入继盛和柏林两大学习神学，哲学，言语学，兼研究圣西门的著作及其他社会主义的著作。至一八四六年，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拟往美国，加入威斯康星（Wisconsin）的共产居留地。当一八四七年秋季，他往苏黎世，迨二月革命爆发，驰赴巴黎，仅遇着恩格斯，尚未与马克思谋面。
李卜克内西到巴黎的目的是在投入黑维的志愿军，虽有马克思等的警告，也熟视无视，然卒因自己患病，未遂目的。至是年九月，考斯道夫·斯特鲁味（Castov Struve）在瑞士组织一小队志愿军，要闯入巴登，在该处建立共和国，李卜克内西即加入其中。事败，李氏为反动的农民所捕，送往夫赖堡（Freiburg）监禁，他在狱中得识监狱长十四岁的美丽女儿亚列士丁·蓝多尔特，（Ernestine Landolt）彼此一见倾心，遂互相恋爱，后竟成为夫妇。到了一八四九年五月，巴登又发生革命运动，李氏因得放释，复投入军中，旋退入瑞士，寄居日内瓦。“当他在苏黎世的时候，已经时常参加该处的工人会议；他到日内瓦，变成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未几且当联合会的主席。”（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二卷五四三页，施维协尔《纪念李卜克内西》Robert Schweichel：Zum Gedächtniss Wilhelm Liebknechts．）
李卜克内西于一八五〇年二月复在瑞士被捕，旋被驱逐出境，他于是取道法国，前往伦敦，以教言语学和任报馆通信事务维持生活。“他在伦敦亡命十三年，有时要受极大的穷困的压迫，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有结果的时期。他在此处才亲识马克思，他是当感谢马氏的。在他生平遇着的一切人中，只有马克思〔就以许多智识〕灌输给他。”（见同书同卷同页。）
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因得到马克思的指导，获益非浅，在马氏方面也极端信任李氏，且倚之如左右手。当一八六二年代的初期，德国的工人运动逐渐复兴，马恩两氏既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当然不能忘情于此，不过德国在一八六〇年虽颁布政治犯的赦令，他们两人却因种种关系，不能亲返德国。他们于是令李氏于一八六二年夏季携家眷往柏林，相机活动。此时适有李氏前在瑞士认识的老革命家布拉斯（A．Brass）创办一个大规模的民主主义报，名《北德普通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他遂加入编辑部。至是年九月底，俾斯麦秉政，他旋发见布拉斯变为毕氏走狗的事实，即与此报脱离关系。自此以后，他靠替各处报馆通信，维持一家四口（一妻二儿）的生活。同时马恩两氏有时也予以接济。例如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对于我们极关紧要，無論如何，我們必使做站在那里，稍予以維持。你現在如果寄钱給他，他一定很高兴，你如果认为再有必要時，可写信給我，以便我送你一張五镑票子转給他。”（见《恩格斯与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七〇页。）
李卜克内西是将作工人运动而来柏林，所以他力求与工人的组织接近。至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的健将施韦泽（Schweitzer）在柏林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初时每星期出版三次，后来便改为日报。李氏因施韦泽的聘请，列名编辑。同时李氏又介绍石氏于马克思，请其合作。
马克思于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信后，即于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信征求恩格斯的同意，并且说：“据我的意见，我们可允许偶然投稿。在柏林找着一种机关，甚为重要，尤其是为我在伦敦共同创造的团体〔指国际党〕和我所著的书〔指《资本论》〕的缘故。我们如果要干，当共同来干，这是更关重要的。”（见同书同卷一九四页。）恩氏于两日后回信赞成合作，不过不可表现热烈的态度，一因李卜克内西非外交家，不能十分依赖他的远见，二恐哈慈费尔德伯爵大人从中操纵，三则不知道施韦泽为何如人。“但《社会民主报》，这是何等的一个名称！他们为什么不称为《无产者》呢？”（见同书同卷一九六页。）马克思旋回信也承认“《社会民主报》是一个不好的名称。然〔此报〕或致于失败，正不必急于给他一个最好的名称。”（见周书同卷一九七页。）
《社会民主报》获得马，恩两氏加入合作的允许，即于二、三期报上刊出马氏所送的德文《国际党的开幕词》。至一八六五年一月下旬，他应施韦泽之请，对于刚才去世的普鲁东作一篇长文，登在十六、十七、十八的三期报上。同时恩格斯也将古丹麦的农歌翻译给此报登载。可是他们旋因此报登载黑斯从巴黎所发怀疑国际党党员托雷（Tolain）的信和联合运动的事，殊不满意。恩氏于二月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叫“他们应抛弃向反动派送秋波的态度，对于贵族和反动派的论调，应适如其分，但对于这些派别和资产阶级也不必诟詈，因为在平静的时期，这是用不着的。”（见同书同卷二二五页。）马克思于是月十三日也写信给施韦泽道：“我从你们的报上看见内阁含含糊糊宣布取消联合禁令。在另一方面《泰晤士报》的专电报吿这是以保护为名，废去拟议中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泰唔士报》这次的电报如果非常正确，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对于由联合产生的工联作各种联合，这不独是团结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争斗的最重要的方法——此事的重要除其他证据外，还可由美国工人虽享有选举权及共和的利益，犹不能缺少联合一点表现出来——联合权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并且还足以打破警察威权，与官僚政治，歼灭乡村中的奴仆制度与贵族经济，总之，这是一种使‘百姓’达于成年期的方法，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就这是说，普鲁士资产阶级每个反对党——如果没有发颠，他提出这种方法，可以比普鲁士政府和现在的俾斯麦政府早一百回！在他方面，普鲁士王国政府赞助协作社——凡能认清普鲁士现状的人预先看得出这种必然的畸形——在经济的手段上是无效的，同时保护制度却因此扩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软化，而〔劳动〕运动也被削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党从前真正相信，在‘新时代’中，因摄政王的恩惠，政府将落入他的怀中，现在因此受人非难，并且饱经困苦，现今的工党如果幻想黄金般的苹果，在俾斯麦时代或其他一个普鲁士时代，将由君主的恩惠，落入他的口中，那么，他的受人非难将比从前资产阶级的党厉害得多。拉萨尔一种不幸的幻想是：普鲁士政府的一种社会主义的干涉，现在对于拉氏这种幻想会发生失望之心，这是要继续增长，没有疑义的。事实的逻辑会证明出来。但是工党的体面却要求他在经验中识破此等幻想的虚无漂渺之前，即当予以排斥。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否则便是无足轻重的。”（见同书同卷二三〇页。）
施韦泽接到这封信，即于同月十五日复一信，表示每种理论上的指导都甚欢迎，至于评判一时策略上的实际问题，则须置身于运动中才能正确。马克思看见此信后，在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石氏是“决心不准我们在《社会民主报》上向德意志的工人有所指示。既须与此子决裂，不如趁早。关于徳意志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随便他们怎样去叫喊。其中可用的部分迟早必定是要再集合在我们周围的。”（见同书同卷二三一页。）
同时他草就一种致《社会民主报》编辑部的宣言，与恩格斯共同署名，发登德国五，六种报纸，其内容如下：“〔本宣言的〕署名人曾允许参加《社会民主报》，并承认将他们的姓名列入编辑者之中，而以报纸的编辑根据他们参议的简明纲领的精神为明白条件。他们对于《社会民主报》的困难地位，没有一刻误会过，因此对于柏林的机关没有过甚的要求。然他们屡次要求〔《社会民主报》〕对于内阁及封建专制党至少要用他对进步派人所用的一样勇敢的论调。可是《社会民主报》所用的策略使他们不能再行参加。本宣言的署名人对于普鲁士王国的政府社会主义和工党对于这种引诱应处的正当地位所持的意见，已于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在德文《布鲁塞尔报》第七十三号发挥了，这就是答复当时科隆《莱茵观察报》第二百零六号所倡‘无产阶级’和‘政府’联盟去抵抗自由资产阶级的提议的。我们在当时宣言的每个字，至今还是签字承认。”（见同书同卷一三一页。）
马恩两氏发表上列宣言后，李卜克内西也跟着退出《社会民主报》。历时不久，李氏因攻击普鲁士及其政府，被驱逐出境。他初到汉诺威，（Hannevr）后往莱比锡，因此得与倍倍尔相识。倍氏也是此后的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在讲他和李卜克内西共同活动之前，对于他的身世当略说几句。
倍倍尔是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德国科隆一个下级军官的家中出生的。他的父亲于一八四三年因病去世，他的母亲旋改嫁于他父亲的双生兄弟。倍氏的继父于一八四四年在一个大监狱中任看守之职，因此他幼时感受监狱悽惨痛苦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一八四六年，他的继父又去世，他遂随母亲往一个亲戚家，度贫苦的生活。至一八五三年，他的母亲也死了。他于是从一个车工主人习车工业，期满后，流离转徙于中部德意志各地，于一八六○年来到莱比锡作工。
倍倍尔的为人，才干优长，性情坚实，又能发愤自修，所以他在工人中崭然露头角。旋因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在德国工人联合会中便成为一个有力的人物。他自和李卜克内西相识后，情投意洽，顿成良友，因此得益很大。倍倍尔后来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比我大十四岁，当我们相识之时，他已经先我而具有一种长久的政治经验。李氏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为学甚勤，这种学识的教育是我所缺乏的。他后来又在伦敦住过十二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等过从甚密，因此学识上很多长进，这种交际也是我所欠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对于我自然要发生极大的影响。……我和李卜克内西的交际使我迅速地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没有疑义的。他实具有这和功劳。”（见倍氏《我生回忆录》第一卷一二九至一三〇页。）
倍倍尔所谓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指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独是这样，他并且还变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的朋友。他和李卜克内西于一八六七年同当选入北德意志国会。自此以后，他们两人在国会中，工会中和社会民主党中共同奋斗在三十年以上。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尽了极大的责任，并获得美满的成绩。
可是在北德意志国会中充任议员时的李卜克内西还不能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见解不免有幼稚的地方。例如他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演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Ueber die politische Stellung der Sozialdemokratid）主张当选的民主党议员只到国会提出一种抗议，即行离去。关于这一点和其他幻想之处很受马克思严厉的批评。马氏在是年八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大家只能利用国会做一种煽动的工具，切不可在里面从事于合理的和直接关涉工人利益的活动呀！因为俾斯麦‘喜欢’说亲善工人的话，一定不致反对真正谋工人幸福的方法，忠实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这种幻想真是令人迷惑！……威廉不知道现在的政府固然向工人送秋波，但他们深深知道他们唯一的立脚点是在资产阶级里面，因此他们是用亲善工人的话去威吓这个阶级，可是永不能真正逆着这个阶级的意志进行。（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一八八页。）马克思这一段话不独批评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深中肯棨，并且还是近世无产阶级政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右派机会主义的警钟。
马克思亲密的朋友除上列数人外，本来还有好些，不过因他们和马氏的交接，在他的中年时代无可纪述，故略去不提。我们现在将从另一方面叙述他和他的仇敌的交涉，这自然也是以这个时代为限的。
马克思自寄居伦敦后，因共产党的分裂，德意志工人教育会的退出，对于革命观察的独标新论等原因，引起一般亡命客的反对，他们不是斥他为反动派的机械，即骂他是革命党的叛徒。他在伦敦的生活本极困难，然反对他的人偏要散布谣言，说他为资产阶级所收买，一家生活是怎样丰裕。他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日写信给维德梅耶说：“我的状况十分悽惨，你是可以想得到的。这种状况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我的妻子就会因此牺牲。各种不断的烦恼和一切最琐细的家常磨折把他拖倒了。此外，还有反对我的人无耻的行为，他们从没有在事实方面攻击我，只是猜疑我，散布一些难以言语形容的蜚语，借快他们报复的弱心理。……我对于这种诬蔑自然要付之一笑；我的工作也并不因这种骚扰而停止片刻，但是你知道我的妻子饱经忧患，从早至晚，困顿于最不适意的家常苦恼中，她对于愚蠢的播弄是非者每日从民主主义污浊的阴沟中向她发散的蒸气，是不能感觉愉快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五七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在伦敦的亡命客不独是造谣诽谤马克思，并且还有要向他动武的。马氏因共产党的事和威里系意见不合，形成对峙的两派，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他们两人在一八五○年九月十五日的争执非常激烈，威氏这个纠纠武夫迁怒马克思，达于极点，后来竟要求与之一决雌雄。马氏对于这无意识的举动自然是不睬。可是威氏对于他便再接再厉地加以侮辱，称他为叛贼，说他是懦夫。因此激怒了他的少年朋友施兰姆，要去代他和威氏决斗。他们决斗的武器为手枪，威里系是一个娴于军事的人，施兰姆对于使用武器却完全是个门外汉，谁胜谁败，自然可以预先料到。他们两人渡海到比利时的海滨安提维本（Antiverpen）决斗，威里系一枪将施兰姆打倒在地下。恶耗传来，马家和一般朋友无不异常哀恸。可是施氏竟于决斗的第二日回到马克思的家中，因为他在决斗时仅头部微受枪伤，晕倒地上，威氏以为业已结果他的性命，急忙离比返英，迨他醒过来之后，也跟着回伦敦了。
马克思初到伦敦遇着这个用武力的敌人，几乎丧失一个侠义的朋友，隔了十年，他又遇着一个笔锋的敌人，使他感受不少的刺激，并费去许多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德国卡尔·佛格特。佛氏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之时，曾为法兰克福国会左派领袖之一，并被举为国家摄政者之一。他后来寄居瑞士，在日内瓦当地质学教授。至一八五九年，有所谓意大利战争出现，他竟做拿破仑第三的走狗，而大肆活动。这种战争的起缘不独和佛格特与马克思相争的事件有关，并且还是马，恩两氏与拉萨尔的政治意见大相径庭之处，故我们不能不先在此说一下。
法国有一个《时代》（Siècle）杂志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登出一些论文，说法皇拿破仑第三已经决定在欧洲创造新形式和新原则的国家生命，帮助各民族实现国家的组织，并攻击阻挠这种国家组织的反动势力。拿破仑第三这种意思，第一就是指帮助意大利独立，第二就是指帮助多瑙河诸国独立。拿氏自然只是打着帮助民族独立的招牌，引起国外的战争，借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并企图扩充法兰西的势力于欧洲。然意大利各邦因想脱离奥地利的羁绊，也就倾向于他。他遂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日邀请意大利的撒地尼亚（Sardinien）王国首相加富尔（Gavoru）伯爵会于普隆比挨，（Plombieres）筹商共同攻奥的策略等等。加氏允于成功时，以隆服雅（Savoyen）和尼撒（Nizza）两地给予法国，而拿氏则承认伦巴底（Lombardei）和威尼西亚（Venetien）归撒地尼亚管辖，以便造成一上部意大利王国。同时巴黎有一种小册子出现，名《拿破仑第三与罗马尼亚问题》，书中说明民族的原则系文明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奥地利是欧洲最退化的国家，因为他宰制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实为一切民族的仇敌。
至一八五九年一月一日，拿破仑第三接见奥国驻巴黎公使许布列（Hübner）男爵，说：“我们对于你们政府的交谊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亲善，不胜遗憾，但请你转告你的君主，我对于他个人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过了十一日，撒地尼亚王在殿上演说，“寡人从意大利各地方所听得的悽惨的呼声，不能置之不顾。”奥地利君主对于这一类言论的用意何在，自然明白。奥政府为先发制人计，于四月十九日向撒地尼西王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撒国于文到三日内开始裁减军队。撒政府于二十六日拒绝这种要求。不到三日，奥国军队已侵入撒国边界。但是到了六月初，奥军即被法撒联军逐出撒国，后来又为联军所败。拿破仑第三和撒王于六月八日进至梅尔德，（Mailand）宣布意大利至亚得里亚（Adria）止，完全独立。结果意大利有几个王公出亡，各处多组织临时政府，要求撒地尼亚的保护。至一八六〇年三月，拿破仑第三也如约取得萨服雅和尼撒。
然在意大利战争之前，拿破仑第三因奥地利属于德意志联邦，恐怕普鲁士因这种关系，帮助奥国，使他不能预操胜算，遂派人向普鲁士作有力的宣传，令普国于开战时严守中立。他又收买德人，到处替他作种种活动。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佛格特从日内瓦向伦敦的亡命客佛莱利格拉等送出一种政治纲领书，内中所说的是德意志民主主义的党对于意大利战争应持的态度，他并要求佛氏加入瑞士新出的一种星期周刊中。佛氏将这种纲领书转给马克思，并请他加以批评，马氏当时的答词是‘下等酒店的政策。’他旋于是月二十二日对恩格斯说明纲领书的内容，并批评道：“国家摄政者佛格特要造一个新‘党’的纲领书……是德意志舍弃德意志以外的所有地带。不帮助奥地利。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业经过去，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却存在着。大家要使两个专制主义流血以至于死亡。（对于拿破仑的几分倾向显然可见。）德意志武装中立。佛氏‘从最好的根据证明’我们一生中不要想及徳意志的革命运动。所以奥地利一经被拿破仑歼灭，德国马上就自然开始呈出一种国家摄政式的温和的自由民族发展，而佛格特或者还是普鲁士的弄臣。”（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二〇至三二一页。）
佛格特又曾致书于亡命伦敦的德人布林德（Karl Blind），说及他的政治纲领的事。布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且为马克思的朋友。他于五月九日遇着马氏，说他获得实据，可以证明佛格特为拿破仑第三所收买，暗中干那背叛祖国的勾当，并且向南德一个著作家献三，四万戈尔顿，（Gulden）不过他不便举出此人的姓名罢了。后来《人民报》的编辑毕士坎蒲（Biskamp）来马克思家请他作文，他偶然谈及此事，俾氏归后，没有向他声明，即利用布林德的话做材料，作一篇滑稽的论文，称那位国家摄政为国家叛逆，登在《人民报》上，“并邮寄一份给佛格特。佛氏接到此报后，即在瑞士一种商业报上辩驳，并警告德意志工人，防备伦敦马克思手下的匪徒陷害他们。马氏向来不怕他人攻击，此次对于佛格特的任意诽谤，虽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斥为胡说，却无意与之作笔战。
然李卜克内西也是《人民报》编辑之一，他于是年六月初在此报的印刷处发见一种反对佛格特的小册子，名为《警告》，（Zur Warning）内中含有布林德前此所说的话，不过没有署名。李氏询问排印人，据说系布氏所作，嘱令付印的。李氏同时又为德国奥格斯堡《普通报》（Allgemeine Zeitung）的通信员，因将这种小册子寄给《普通报》，说此为德国一个最有体面的出亡者所作，内中的事实是可加以证明的。《普通报》将这种小册子登出来，佛格特便以故意毁坏他的名誉为理由，向法庭起诉。《普通报》的编辑部向李卜克内西索取证据，而李氏则转求之于布林德。但李氏虽屡次函催，他总是置之不理，后来他虽在《普通报》上发表一种宣言抨击佛格特的政策，然始终不承认《警告》那个小册子是他做的。
佛格特复于是年十二月刊布一种小册子，名为《我对于〈普通报〉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书中所叙述的，除掉诉讼事件以外，复涉及马克思。内中说马氏是一个匪党的头目，而这个匪党又专靠向德国人民敲诈金钱维持生活。这一党的党徒常向德国人民写数十百封恐吓信，令他们在一定时期内，送若干款项到信中所指定的地点，否则他们就会被宣布为与这种革命或那种革命有关，必受官厅的惩罚。这种小册子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拉萨尔于一八六〇年一月底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在认识你的人中，这种小册子不能伤害你。但在不认识你的人中，便于你大有损害。还有一层，这小册子共有三千本，依照《科隆报》的报告，已经售罄，正在赶印第二版。此间的《国民报》（Die Nationalzeitung）对于这本书已做过两次社论，每次都有所介绍。总之，此事在公众之前显然发生了大效果。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党将因这样的描写而受一种大损害，因为他杂入一半事实，描写得十分巧妙，能使一般眼光不锐利的人相信内中所说的事都是真的。”（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三卷二四一页。）
佛格特的小册子固然虚构事实，极力攻击马克思，然《国民报》三十七号和四十一号的长篇社论更借讨论此书为名，推波助澜，对于马氏横加诬蔑。因此引起他的一般朋友的愤恨，都要替他作不平之鸣，或代他证明他的品性。如本篇第二章所引德那一八六〇年三月八日的信是属于第二类，而英国宪章派的领袖琼斯（Ernest Jones）是年二月十一日的信，则属于第一类。琼氏说：“我已经看见《国民报》上一批反对你的可耻的论文，对于作者的虚伪与恶毒极为惊讶。凡认识你的人应当证明你的品格的高尚和清廉，这种证明虽没有必要，我实在觉得这是一种义务。当我回忆许多年来，你替我的小杂志《人民之声》（Notes of the People）和后来的《民报》作过多少论文，完全不受报酬，我尤应加倍地履行这种义务；你这些论文对于人民的主张是很有价值，对于本报很有裨益的。我希望你将严厉惩罚那卑鄙的诽谤者。”（见马氏：《佛格特先生》一八八页，一八六〇年伦敦出版。）
马克思怎样能够“严厉惩罚那卑鄙的诽谤者”呢？他想只有假手于法庭，或容易达到目的。可是拉萨尔说得对，马氏“映入普鲁士裁判官的眼帘中，至少仍带着一种过于深红的彩色。”因此他的诉讼当然得不到胜利。他在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汉堡（Hamburg）《改革报》（Reform）的宣言中叙述诉讼的经过说：
“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对于《国民报》的负责编辑杂柏尔（F．Zabel）在柏林提起一种诬蔑我的诉讼。我的律师韦柏（Weber）是个裁判顾问，起初择定一种刑事诉讼的手续。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八日，检察长对于杂柏尔的诉讼，批示不准，因为此案‘缺乏公共的利害关系’。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高等检察长复认可这种驳斥的批示。
我的律师此时取民事诉讼的手续。一八六○年六月八日，普王地方法庭的批示禁止我进行这种诉讼，因为杂柏尔实际诽谤的‘批评和议论只是援引别人的话，’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一日，普王高等法庭的批示宣布，所谓援引语句的形态不能改变社论的过失，但内中所含的诽谤各节无损于我的‘人格’。此外，‘在本案上’侮辱的意思是‘不能成立的’。普王的高等法庭因此复批准地方法庭驳回的批示。我于一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到普王的大理院一八六○年十月五日的批示，这个机关以为普王的高等法庭‘在本案上’并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对于杂柏尔的诉讼就被这种禁止诉讼的批示所决定，公然进行诉讼一事也不能够出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四一八至四一九页。）
马克思对于杂柏尔的诉讼拖延九个月，毫无结果。在另一方面，他对付佛格特所费的时间超过九个月，所得的结果却比这种讼案好得多。他因为要证实佛氏和拿破仑第三的秘密勾当，写了许多信给法兰西，瑞士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四处侦查，并将侦查的结果著成一部书，名为《佛格特先生》。他将自己的金钱和朋友的助款（波克海姆——Borkheim——十二镑，拉萨尔八镑，）合拢来，得英金数十镑，作为在伦敦印刷此书的费用。书系用小字密行排版，约二百页，若照普通版排印，差不多有四百页。马克思在书中不独是洗刷自己的事件，证明佛格特受拿破仑第三的贿赂，并且大体把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历史，特别是把一八四八年党人的行动史一起叙述出来了。此书鉴于佛民的罪状呈出铁的证据，遂予他以一种致命的打击。至一八七〇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失败后，共和政府在皇宫中查出拿破仑第三的秘密款项薄据上有付佛格特四万法郎的一笔账，佛氏是一八五九年八月在巴黎具领的。由此益足以证明马克思指他为拿氏所收买，不是信口雌黄的了。
《佛格特先生》一书是争辩文字中一种最有价值的名著，凡当时读过此书的人，不论其为马克思的朋友或仇敌，无不异口同声，交相赞许。恩格斯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写信马氏说：“这的确是你的著作中一种最好的争辩的作品，此书的体裁比《拿破仑》〔指《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更为简洁，然却具有同等的效力。”（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四二五至四二六页。）拉萨尔也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写信给马氏说：“当我念此书时，伯爵夫人和我笑得像发狂一样。……许久以来，她没有像念这个小册子时那样愉快。……我的记忆虽于最快乐之中，逗留在我的发笑的筋肉这种稀有的刺激上，但诙谐的方面并不是此书最大特长，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在那一方面，这是一种最好的东西。”（见《拉萨尔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三四七页。）此外，就是马克思的老仇敌卢格于读完《佛格特先生》后，也称赞他是一种很好的滑稽。
“《佛格特先生》一书虽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然德国的群众却很少知道的。此事的原因有二：一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不肯予以介绍，二由于马克思不听恩格斯与拉萨尔的劝告，将此书在德国印刷发行，使人得就近购买。可是在伦敦方面，他却发生不少的效力，马氏因此得新结识一些朋友，并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重新恢复友谊的关系。
然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因佛格特事件和向来一个好友发生嫌隙。此人即是首先将佛氏政治纲领书报告马氏的佛莱利格拉。佛氏对于马氏的私交本来很好，自一八五六年夏季以来，他因任瑞士一个银行的伦敦经理人，收入增加，时常将自己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得的薪金，接济马氏。然当马克思对付佛格特事件，正在紧急之际，他却在报上发表一种宣言，表示对于马佛两氏争持的事件没有关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很容易推测他这种行动是左袒佛格特而反对马克思。但马氏却屡次写信给他解释误会，维持友谊，因此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和马氏告诉拉萨尔的一样：“在世人之前，始终还是‘朋友’。”
马克思在中年时代除掉遇着两个文武敌人外，还碰到一个似友而实非友非敌而却是敌的人。这就是德国的布合。（L．Bucher）布氏当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为普鲁士国会议员之一，迨反革命出现，便亡命伦敦。然他和马克思没有何等关系，更无友谊可言。他后来自附于英国厄赫特一派，更为马氏所不满。（参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八六页。）
在布合一方面，对于马克思颇呈出一种殷勤的态度。他曾写信给波克海姆，说《佛格特先生》一书证据充足，行将作文登在奥格斯堡《普通报》上，予以介绍；但此事毕竟没有现实，不知是他未践前言，还是《普通报》没有登载他的文字。至一八六一年，他因普鲁士已下政治犯赦令，重返德国，在柏林与拉萨尔相友善。旋于一八六二年七月随拉氏至伦敦，因得与马克思相接触，马氏于是月三十日告诉恩格斯说：“布合现在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人，但也是一个奇怪的人。”（见同书第三卷七六页。）他后来依附俾斯麦，服务于普政府的外交部。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致恩氏的信中斥他及其他人等为：“狐群狗党，柏林一切——马尔克（Mark）和邦墨（Pommern）——的狐群狗党！”（见同书同卷二○四页。）由此可以证明马氏对于他始终没有交情，并且始终表示不满意。
至一八六五年十月五日，布合忽写信给马克思说：“《国家指导报》（Der Staatsanzeiger）每月想要一篇关于金融状况的报告。（关于商品的市情自然也是要的，因为两者不能分离。）有人问我能否荐一个人，我当时答道，没有一个人比你还相宜。因此他们现在要求我向你代达聘请的意思。至论文的长短，不加限制，论文愈彻底，包罗愈宏富，便愈好，关于文字的内容，自然只管依你的学问做去；然你须将此项问题中最重要的中心点明白描写出来，而避去争辩的论调，这种顾虑是为着读者方面的利益计，不是为着编辑部设想的。此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论文由你于每月一定的日期寄到此间。你是否担任此事，有何条件，并于何时起任事，统希写信吿我。”（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二二三至二二四页。）
马克思接到此信后，回信给布合，谢绝他的推荐。此信已不可得见，不知内容如何。马氏在平日无论何事，必函告恩格斯，但他于是月二十日将亲往曼彻斯特访恩氏，故在前一日的信上只有句话报告达到的时刻，并未涉及此事。此外，马克思致其他友人的书信，就现在所发见的讲，对于布合的要求也没有不满意的明白表示。他的内心作何感想，既无明文表现出来，遂使后人议论纷纷，各持一说。有些人以为《国家指导报》是普鲁士政府的机关报，布合能服务于普政府，为俾斯麦的左右手，对于马克思及没有什么交情，且知道马氏素来反对普政府，今忽作此请求，必由于俾斯麦的授意，想借此进行收买的工作。又有些人以为马克思一直到一八六五年的秋季为止，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没有一点势力，俾斯麦系一个顽固的贵族政治党人，向来不措意于劳动问题，更未必知道他在政治上和学问上是个重要人物，要使之入彀。所以布合推荐他替《国家指导报》作文是由于尊重他的学问，未必含有政治作用。
布合的信有无作用，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固不能加以臆断。然马克思在当时恐怕未必不联想及此，否则他当时的境遇并不佳，何以辞而不就？他于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布合自己曾要求我做普鲁士王室《国家指导报》的经济通信员，我如果没有弄错，此事已经告诉你了。我要是愿意利用此等机关，那么，没有第三者的介绍，也能做到，这是你见得到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三页，一九二四年柏林出版。——K．Marx：Briefe an Kugelmann．Berlin．1924．）这就是表示他不利用普鲁士政府的机关报，免致反为政府所利用。至他对于俾斯麦，尤其是远而避之。他曾于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发一信给柯格尔曼，因柯氏出游，至九月二十七日才收到。他以为此信为普政府所没收，因在十月十三日致柯氏的信中说：“这种截收信件之事的确令人不欢，因为我不愿意使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反之，他如果愿意知道我对于他的政策的意见，尽向我直接接洽，我一定对他直切说明出来。”（见同书二二页。）又一八六七年五月，马克思从汉堡回伦敦，船上遇着一位女士，要在伦敦一个车站上车，因携带许多行李，觉得难于处置。马氏像一个善良的骑士一样，特送她到车站，并于开车前同逛海德公园（Hyde Park）至六点钟之久，又同入饮冰店取饮。这位女士旋告诉马克思，说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从柏林俾斯麦的家中出来的。马氏在六月十日给柯格尔曼的信中述及此事，并且说：“你试想一想，自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的民主主义者看来，此事是我和俾斯麦的阴谋的何等好材料！”（见同书二六页。）以上两点都足以表见马克思非常鄙视俾斯麦，当他接到他平日认为“深沉的”（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二〇页。）布合那封十分殷勤的书信时，自然要联想到俾斯麦，所以他便毅然拒绝了。
俾斯麦是近代德国一个所谓大政治家，有人还把他和马克思相提并论，说他是代表现世一种成熟的运动，马氏是代表一种未来的运动。（参看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中文译本。）因此他们彼此间的言论和交涉，値得我们在此再说几句，以补上文之不足。
恩格斯于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德意志的历史自我看来，现在较为简单。自俾斯麦将小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计划和普鲁士的军队连贯起来，并获得这样巨大的成效以后，德意志的发达已经决切地向这一方面前进，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和别人一样，必须认清这种完全的事实。……政治将使俾斯麦帮助资产阶级，并利用这个阶级去抵抗贵族诸侯。目前也许不致如此，因为现在威权和军队还够维持一切。但他为着替中央权力向国会获得必要的条件起见，必须给予国民一点东西，局势自然的发展将一天一天强迫他或他的承继者再求助于国民，所以俾斯麦现在虽不能尽可能地多给国民一点东西，是会愈加走入资产阶级中的。就好的方面讲，此举将局势弄简单了，因此使一种革命易于进行，并且消灭各小都城的骚扰，促进国内的发展。一个德意志的国会毕竟将与一个普鲁士的议会完全不同。全部小邦制度将被牵入运动中，各种最坏的地方势力都要销声匿迹，各派终久也要变成全国的而非仅限于地方的。就坏的方面讲，主要的是德意志免不了要为普鲁士所操纵，这是一种很大的坏处。于是将有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将使斯拉夫人即刻向拨门，默伦，（Mähren）和坎腾（Karnten）进发。可惜对于此两事都无能为力。依我的意见，我们除掉明白承认事实而不加赞成外，别无办法，我们除掉在可能的限度内，利用现今所呈的很容易着手的状态，使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形成全国的组织和联合外，也别无办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三六至三三七页。）隔了两日，马克思回信，说他对于恩氏的见解完全同意。俾斯麦的立脚点与马恩两氏的完全相反，他是真正的敌人，马氏不愿和他及其手下人发生私人的关系，这是当然的事。
但在俾斯麦方面，却不能忘情于马克思。当一八六七年马氏回德寄居柯格尔曼家中时，有一个律师名瓦列博尔德（Warnebokld）的，以俾斯麦使者的资格，访问马氏，并遵俾氏的训令，劝他运用他的盘盘大才为德国的人民谋利益。此事足以证明俾斯麦知道他是不可轻视的。当一八六五年的时候，俾氏正想竭力制服奥地利，为先谋国民一致对外起见，使他的手下人设法收买——-至少也是接近——-革命党领袖的马克思，自是应有之事。此外，俾斯麦在公众之前，也曾谈及马克思，就是，他于一八八五年在国会一个取缔社会主义法令讨论中说，马克思是否养有刺客预备暗杀他，却是一个疑问。在一方面，马克思之视俾斯麦，和他的女儿艾琳娜所说的一样，只是一个小丑，用不着养刺客暗杀他，也没有力量养刺客去暗杀他；然在另一方面，俾氏的话适足以表见他对于马克思不无戒心，他和他的手下人想设法收买——至少也是和缓——革命党领袖的马克思，也自是应有之事。
我们对于中年时代的马克思的社交关系，已经说得不少，可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值得我们在下面用专章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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