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評介（馬騰雲）

《先知三部曲》評介

馬騰雲

《先知三部曲》
伊薩克·多依徹著
王國龍、周任辛、施用勤、張冰、劉虎等譯
中央編譯出社1998年出版

　　多依徹著的《先知三部曲》分別在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在英國出版了，該書立即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譽為最詳盡、最全面的托洛茨基傳記，早已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今天在中國翻譯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夠欣賞到這本優秀的作品，對研究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

　　書名用「先知」三部曲表明托洛茨基不少的預言得到應驗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萬能的「先知」。多依徹同樣指出了托洛茨基沒有應驗的預言。由此可見，作者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論托洛茨基。

　　作者為了寫好這本傳記，博覽群書，取材非常廣泛，除了《托洛茨基全集》，托洛茨基檔案之外，還使用了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日記、札記、著作、多種報章、雜誌以及多種會議記錄，還訪問了托洛茨基夫人、秘書及托洛茨基的友人、相關的政府人員、政黨人員等。

　　作者正是在廣博的資料基礎上描繪了俄國革命的壯麗場面，托洛茨基機智、靈活、勇敢的領導了十月武裝起義。托洛茨基克服了種種困難與阻力創建了紅軍、進行艱苦的戰鬥，戰勝了白衛軍，取得內戰的勝利。

　　作者澄清了長期以來對托洛茨基的誤解和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重要理論。人們長期以來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說是抄襲了德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1904年，托洛茨基在德國帕爾烏斯家裡住了一個時期，這更使人們相信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來自帕爾烏斯。帕爾烏斯提出俄國革命建立工人政府，而托洛茨基不是也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嗎？表面上來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似的。但是多依徹指出，帕爾烏斯要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托洛茨基要建立的工人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帕爾烏斯認為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則認為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故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有本質上的不同。

　　無疑，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都是來源於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托洛茨基1904年住在帕爾烏斯家裡時，還沒有形成「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根據1905年俄國革命建立工人蘇維埃的實際革命經驗，在1906年監獄中醞釀而成的。他是把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結合俄國1905年革命經驗發展而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精闢的闡述了俄國的不斷革命，並不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才有不斷革命論思想。作者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已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他們的思想從不同的出發點，通過不同的過程向前發展，走向他們此刻的會合點。」（《先知三部曲》（以下簡稱《先知》）第1卷第285頁）。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宣稱，對俄國革命問題「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

　　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一個組成部份，於是有人攻擊托洛茨基要輸出革命。作者指出，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是反對輸出革命的。他反對進軍波蘭華沙，「他（托洛茨基）在談到波蘭戰爭的後果時提出警告，反對用武力輸出革命。這種警告像一條紅線般地貫穿在他這個時期的文章和演說中。」「在一次辯論中，他憤怒地指出，有誰想靠紅軍作戰取代外國的革命，那麼，就讓這個人給自己脖子上掛上磨盤投身到海裡去更好。」（《先知》第1卷，第516－517頁）。

　　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確信歐洲、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處境所驅使必然走革命的道路。「任何代替他們的革命或用刺刀試探和促使他們革命的企圖都是絕對有害的。」（《先知》第1卷，第516頁）。所以，托洛茨基的「推動世界革命」並不等於「輸出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紅軍佔領進行的「輸出革命」，最後的結果：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首先脫離蘇聯獨立，恢復資本主義。隨後是東歐諸國先蘇聯而瓦解，走向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對斯大林批判的時候，有些蘇聯學者，批判斯大林的工業化和農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實行了托洛茨基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多依徹仔細地把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的主張區分開來，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並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1925年至1927年托洛茨基或聯合反對派多次提出工業化計劃和農業集體化計劃。早在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就指出，工業生產緩慢，遠遠落後於私人農業經濟。工業品價格高而農產品價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越來越大，這就會破壞工農聯盟。要縮小「剪刀差」就應降低工業品價格而不是提高農產品價格。故此，就要使工業合理化、現代化，就要進行工業化計劃，進行計劃經濟。

　　1926年7月，聯合反對派（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聯合反對派），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出稅制改革，提高產業工人工資，對新經濟政策產生的資產階級按照利潤交納高額稅（累進稅）。而在農村，對富農徵收高額稅（累進稅），對貧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免稅。應該開始進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農業集體化。政府以信貨政策資助農民購買農業機器。同時，反對派提出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五年計劃。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拒絕免除貧農捐稅、提高富農稅額，也拒絕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到了9月，當權派為了免使工人為反對派爭取過去，搶先允諾提高低工資工人的工資。「斯大林開始盜用托洛茨基關於工業化政策的思想時，進一步混淆這個問題。他到那時為止，還絲毫沒有準備去實現全面工業化；但在形成的決議和聲明時，他卻從托洛茨基那裡抄襲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整段整段的文章。」（《先知》第2卷，第308頁）。

　　1927年11月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制訂五年計劃、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提出的《政綱》，批評斯大林的中央準備向大會提出的《提綱》。托洛茨基批評道，中央的提綱提出了工業化，製定了五年計劃，進行農業集體化，報刊上宣稱「向左的急劇轉變」。其實，恰恰相反，口頭上宣傳「轉變」，實際上仍像以前一樣向左派開火。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提綱。決議開展農業集體化及工業化，通過了5年計劃，規定年增長率為8.9％（托洛茨基提出將速度提高到12-18％，而被否定）。正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之前所指出的，中央並沒急刻轉變，只是口頭上宣稱要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928年，糧食問題更為嚴重，國家的糧食收購任務沒有完成。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右派的同時，號召向富農進攻，要加速工業化。1929年4月召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五年計劃方案，進行工業化計劃，採用了托洛茨基工業化計劃的一些指標，以及電氣化計劃、建設水電站，開展農業集體化。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實行農業集體化。

　　五年計劃實施一年後，工業化計劃取得了進展，成績顯著。斯大林在1930年提出加速工業化，拋棄托洛茨基的指標，從工業化12％提高到30-48％，並且五年計劃要四年完成。對農業集體化更是不顧農民是否自願，不顧工業是否能提供農業機器，用鞭子把農民趕入集體農莊。對富農則是掃地出門，把幾百萬不願意農業集體化的富農、中農、貧農趕出家園，遣送到邊遠地區。強行農業集體化，使農村呈現一片悲慘景象。先是農民大肆屠宰牲畜，大吃大喝，到後來是饑荒。

　　1929年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得知中央反右派，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都很高興，認為反對派的綱領得到實施了，中央會召回反對派恢復工作。托洛茨基持冷靜的頭腦，靜觀事態的發展。1930年得知工業化不顧人力物力，不顧各個工業部門的平衡發展，過份側重於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為了實現過高的生產指標，追求產量而不顧產品質量，造成大量廢品，浪費了物資與人力。農業集體化更不是按照托洛茨基主張的，以農民自願為原則，以工業能提供農業機器為前提，長期的逐步的進行；對富農徵收高額稅而不是消滅富農。那就完全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綱領，而實行的是斯大林的綱領。托洛茨基批評道，斯大林是「從右傾轉變為冒險主義」。（《被背叛的革命》，第34頁，春燕出版社，1939年）。

　　托洛茨基長期為俄國革命而鬥爭，1905年革命，他就是俄國第一個彼得堡工人蘇維埃主席。1917年10月革命，就是在彼得堡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領導之下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多依徹稱譽托洛茨基是「共和國之父」）。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創立了紅軍，轉戰各個戰場，抵禦多個國家的干涉軍，消滅了反革命的白匪軍，取得了內戰的勝利。托洛茨基對革命對蘇維埃國家作出卓越的貢獻。托洛茨基在蘇聯人民中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僅次列寧。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托洛茨基與列寧是蘇聯人民經常歡呼的兩個名字。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逐漸地被孤立、被排擠、被革職、被開除黨籍、被流放、最後被驅逐出國。

　　有著崇高地位、卓越功勳的托洛茨基為甚麼會失敗？這是傳記讀者所關心的問題。多依徹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全面的詳盡的描述托洛茨基失敗的整個過程；用各種色彩的線條、從各個角度描畫出托洛茨基的「失敗圖」。

　　1923年列寧中風，病倒在臥榻，不能視事。掌握黨中央決策權的政治局七個委員中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抱成一團，被稱為「三駕馬車」。其他四人：列寧病倒，布哈林，托姆斯基是附和於三駕馬車，加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一個六人的秘密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外。一切問題都預先在這個秘密核心組織中作出決定。他們訂立了攻守同盟，保證彼此不進行爭論、攻擊，而要找尋根據、集中攻擊托洛茨基。在地方組織也有類似的秘密核心組織，以嚴密紀律與莫斯科的「六人集團」聯擊，他們使用密碼聯繫。黨和國家幹部的任用都要經過選擇，選擇的標準只有一個，即要反對托洛茨基。這個組織在列寧病逝後就公開進行，人員的選擇直到基層組織，如不表現為反托洛茨基的人，就不能擔任基層的負責人，（參見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36-437頁）。

　　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員又是組織局書記處總書記。實行的是委任制，人事的安排是由書記處任命。斯大林掌握了任命人員的大權。黨十二大後，斯大林加緊把可能追隨托洛茨基的人，從中央到各省的重要職位上清除掉，然後任命追隨三駕馬車的人。那些被任命為地方黨書記的人很明白，他的地位不依賴當地黨組織，而是依賴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斯大林。他們俯首貼耳地聽命於總書記，由書記們組成的群體逐漸以自己「取代」黨，他們習慣於在總書記的命令下行動，這個總書記到後來就取代黨。在表面上黨仍然是受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支配，但後來黨代表大會僅僅成為騙人的招牌。照例只有總書記任命的人才有機會當選為代表。黨代表大會成為總書記操縱的代表大會，那就更不用說中央委員會了。

　　1923年2月初，列寧在病中嚴厲批評工農檢查院，並將此事通知政治局。雖然斯大林早已離開工農檢查院，而列寧的批評是指斯大林任職期間的錯誤：「官僚主義惡劣作風」、「反覆無常」……等等。列寧要工農檢查院作一次大檢查，縮減編制，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執行工農檢查院的職能。托洛茨基要求公佈列寧的批評，但政治局拒絕了。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提出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所屬機構進行大改組計劃。托洛茨基的方案與列寧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駕馬車竭力誇大這些不同。三駕馬車認為若要毀掉托洛茨基作為列寧的接班人，最好搞一場流言攻勢。說：不論甚麼問題上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他們對托洛茨基的這些指控，寫進政治局會議的記錄裡，然後借口要檢查而向全體中央委員公開，而中央委員很快又秘密地洩露給下級。於是造成了無論甚麼問題，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假象。

　　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有些委員……說列寧同志的方案在維護黨的團結，而我的方案則是製造分裂。這種含沙射影的說法是由一個小集團泡製出來的，而這個小集團卻向全體黨員隱瞞列寧的信件。我向政治局提出發表列寧的信件，政治局卻不同意發表。」最後他說：「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黨面前揭露事實真相的權利，駁斥這種含沙射影的攻擊」。托洛茨基只是採取威脅的態度，他並沒有實行把列寧的信件公之於眾，也就不可能擊破那些流言蜚語，含沙射影。

　　1922年12月，列寧與托洛茨基一次談話，列寧要與托洛茨基「聯盟」，來反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關於格魯吉亞問題，列寧得知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反對斯大林的大俄羅斯主義，列寧準備好在黨代表大會上向斯大林投一顆「炸彈」。「列寧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軟弱和動搖，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作出的『不可靠的妥協』……要不發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夥進攻」。（《先知》第2卷，第99頁）。列寧決定要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三駕馬車得知列寧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猛烈反對斯大林。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駕馬車來看望托洛茨基。他顯得垂頭喪氣，準備接受懲罰並安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德報怨。他忘了列寧的告誡，接受三駕馬車的「妥協」。列寧打算把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撤職，把奧爾忠尼啟則開除出黨至少兩年。托洛茨基卻向加米涅夫保證，他本人不會建議採取如此嚴厲的報復舉動。他說：「我反對消除斯大林，反對開除奧爾忠尼啟則，反對解除捷爾任斯基的職務……但我實質上同意列寧的意見」。他所要求於斯大林的僅僅是改正自己的行為方式，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停止侮辱格魯吉亞人，修改格魯吉亞問題的決議案，並保證格魯吉亞人和烏克蘭人的民族權利。基於這些條件，托洛茨基準備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職務。

　　列寧對斯大林雷霆之怒，使斯大林面臨著政治毀滅的威脅，如今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寬恕之手，真是感激涕零，於是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條件完全一一照辦。（《先知》第2卷，第97-102頁）

　　托洛茨基沒有按照列寧所囑託的堅決的毫不妥協、動搖的反對斯大林等人，撤他們的職。托洛茨基卻去和三駕馬車妥協，鑄成了大錯！完全可以借助列寧的權威把斯大林打下去，而取得勝利，卻去寬恕斯大林，挽救斯大林，真正是「姑息養奸」（註1）最後托洛茨基的失敗，這是關鍵的一著錯棋。

　　斯大林不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沉默寡言，不善言詞，托洛茨基不把他看在眼內。列寧從斯大林粗暴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事情上看到了斯大林暴戾的本質，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而托洛茨基卻沒有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沒有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是把季諾維也夫看作為政治對手。

　　1923年4月，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了。列寧再次中風，不能出席大會。托洛茨基並沒有遵照列寧所託在大會上向三駕馬車投放「炸彈」，托洛茨基遵守他對三駕馬車的諾言。他在大會上沒透露他與三駕馬車的分歧，而默默的坐著，而三駕馬車的代理人卻在代表中間散播謠言，說托洛茨基會是法國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以此來抵消在開幕式上自發的向托洛茨基致敬，及黨組織、工會、工人和學生團體向列寧、托洛茨基致的賀詞。

　　三駕馬車在大會呼籲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季諾維也夫宣稱，「對黨路線的任何批評，即使是，所謂『左』的批評，目前在客觀上都是孟什維克式的批評」。季諾維也夫定下這個調子就是不容許對黨中央任何批評。如果批評黨中央就被視為孟什維克，是黨內的反對派，就要遭到鎮壓。季諾維也夫這個「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卻為大會所通過。就是這樣，及後的托洛茨基反對派遭到鎮壓。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擴大中央委員會重新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托洛茨基沒有阻礙這項任命。斯大林逃過了列寧的難關，保住了原職，保住了人事任免的大權。這是後來斯大林取得勝利、托洛茨基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1924年《托洛茨基全集》中的第一卷出版，序文是《十月的教訓》，揭露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十月革命起義，刺痛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瘡疤。季諾維也夫暴跳如雷，他以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來回擊托洛茨基，於是掀起了「不斷革命論」的爭論。三駕馬車在群眾中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進行歪曲，說托洛茨基輕視農民，不要農民；說《不斷革命論》要鼓吹世界革命，輸出革命。

　　蘇聯人民經過世界大戰，三年內戰的困苦，蘇聯人民已疲乏不堪，他們不願意打仗，他們祈求過著安穩的日子。當三駕馬車把《不斷革命論》歪曲，說托洛茨基又要發動世界革命、輸出革命的時候，群眾就不願意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三駕馬車也就達到把托洛茨基的威信打下去的目的。

　　托洛茨基對此說道：「列寧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復回到領導崗位上來，使不確定的臨時局面長達兩年之久。如果革命發展處於上升階段，這個拖延對反對派將是有利的。但當時革命正在國際舞台上遭到一個又一個的失敗，這樣的拖延只能是對民族改良主義有利，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斯大林官僚主義，而對我和我的朋友不利。」

　　「以徹頭徹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斷革命論，對它一無所知甚至愚蠢地造謠攻擊，就是從這些心理源泉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時時事事都為革命，也應該為自己』這種思想情緒可以譯成：『打倒不斷革命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嚴格要求和政治嚴格要求的鬥爭，在這些人手中，逐漸採用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方式。在這面旗幟下進行著布爾什維克中的市民解放。這就是我喪失權力的原因，就是它決定了喪失權力發生的形式。」（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40-441頁）。

　　1924年1月16日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開幕，托洛茨基評擊老近衛軍的《新方針》在代表會議召開之前還沒有發到各地方支部。托洛茨基因病遵醫囑去蘇呼木養病，沒有出席代表會議，而三駕馬車準備好一個決議，譴責托洛茨基及46位簽名者是「偏離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派性」。由於會議的投票完全被書記處操縱，因此，只有3票反對譴責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各黨支部多數票贊成反對派，首都衛戍部隊黨支部有三分之一贊成反對派，學生支部也是如此。

　　列寧逝世，斯大林故意把列寧出殯日期說是星期六（1月26日），其實出殯日期是1月27日舉行。斯大林用此詭計，使托洛茨基不能趕來參加守靈和葬禮。出殯的行列不見托洛茨基，三駕馬車以此來使群眾猜疑托洛茨基與列寧有芥蒂，托洛茨基不會是列寧的接班人。

　　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落實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反對托派反對派的決議，越來越多的反對派擁護者被開除、降級或受到懲罰。

　　為紀念列寧徵收新黨員，有24萬名工人參加黨。其中有真誠為共產主義奮鬥，也有不少是投機分子、鑽營者。「『為列寧徵集新黨員』，在實際上給三駕馬車輸送了一批俯首貼耳的追隨者，他們很快就要驅使這批人去與反對派鬥爭了。」（《先知》，第2卷，第148頁）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樣操縱在書記們的手裡。代表的選舉是間接的，需要通過好幾級選舉才能產生。而在每一級，書記們都盯著有多少反對派的同情者當選，然後他們想方設法在高一級選舉中使其落選。莫斯科基層支部選舉中投贊同反對派的選票究竟有多少，從來沒有公佈過。46人聲稱：在比基層支部高一級的地區會議上，他們獲得的選票不少於36％；而在更高一級的州會議上獲選比例減少為18％。這個說法沒有被否認。反對派的結論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數從基層支部到最後選舉一直按照相同比例減少，反對派仍為莫斯科組織最大多數（《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第131-133頁）。差不多可以肯定,這是真實的；不過，高踞於最大數之上的卻是書記們。

　　在表面上是民主討論、民主選舉，實質上總書記斯大林操縱了會議，控制了各級黨支部的選舉，任何民主討論、民主選舉的「民主」都成為掩飾物。托洛茨基反對派及後來的聯合反對派，不管意見是多麼正確，也無法衝破這個怪圈。在一切討論、一切選舉中，反對派就必然歸於失敗。

　　在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之前，全體中央委員會以及資深的代表於5月22日集會。克魯普斯卡婭在會上宣讀了列寧遺囑。遺囑嚴厲批評了斯大林，並要撤去斯大林總書記職務。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搭救他，說錯誤並不嚴重，斯大林已改正了錯誤，說服同志們，不要把斯大林撤去總書記職務。眾人都看著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一言不發。於是列寧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未被採納。托洛茨基又一次錯過時機，不利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這次錯過時機以後就再沒有可能使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了。

　　由於沒有接納列寧撤消斯大林總書記的建議，列寧遺囑就不能公佈了。儘管克魯普斯卡婭提出抗議，中央委員會仍以多數票通過，將遺囑扣押下來不予公佈。斯大林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幫助之下，逃過了這次險峻的難關。斯大林再次得救了。

　　5月間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整個大會是譴責托洛茨基，咒罵托洛茨基。在幾個月前季諾維也夫提出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甚至逮捕他。在這次大會上，要托洛茨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要一個黨員改變觀點、繳械投降是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後來斯大林也用這個方法來對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聯合反對派）。

　　「托洛茨基只為自己辯護了一次。他的發言平靜而有說服力。他含蓄地承認失敗，但他堅決拒絕收回他的任何批評……他的一切批評都是根據政治局關於新方針的決議，並且他說過的和寫過的一切沒有不是他的政敵們用這樣或那樣方式說過或寫過的」。「在他那充滿巧妙推理、犀利論據和動人呼籲的發言中，這些話以其極度質樸和堅定不屈而顯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靜和克制激怒了黨的書記們。服從而又不服從，遵守紀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們。」（《先知》，第2卷，第152頁及153頁）。

　　1924年，軍事人民委員部的領導權，一點一點地從托洛茨基的手中失去了。三駕馬車通過伏龍芝和溫什利赫特逐漸控制軍隊的全體政治委員。在召開全國政治委員代表會議上，通過了解除托洛茨基軍事人民委員部主席職務。

　　所有的宣傳機構開展一個宣傳運動，「使全黨都能瞭解……從1903年開始直到《十月革命的教訓》為止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布爾什維克性質」。同時，要使全體人民及黨員都知道，托洛茨基對工農聯盟的危險性。卻不容許托洛茨基申辯，這就是人民群眾單方面錯誤的理解托洛茨基一向是反布爾什維克，是反對工農聯盟的。

　　「就這樣，帶著被塗滿恥辱的一世英名，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叫罵聲，甚至不許自己申辯，他離開了他在漫長而又關鍵的7年裡所領導的軍事人民委員部和蘇聯紅軍。」（《先知》第2卷，第178頁）

　　1925年4月三駕馬車開始出現裂痕。斯大林提出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反對。夏天谷物上交未達到預定的數量，城鎮糧食短缺，糧價上漲。布哈林要向農民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布哈林向農民號召「發財吧」！他堅持要取消對農業資本積累的限制。列寧格勒人憤怒的反對布哈林對富農的庇護。列寧格勒黨人要求黨向貧農呼籲去反富農，而斯大林則堅決制止在農村中發動階級鬥爭。

　　於是，因為這些問題三駕馬車分裂了。斯大林與布哈林、李可夫聯合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尋求與托洛茨基結盟。托洛茨基早就主張向富農徵收重稅，貧農和中農免稅的農村政策。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早就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內容之一。

　　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斯大林又施展他那總書記人事安排的權力，悄悄地把加米涅夫在莫斯科黨委員會裡的人員撤換，用斯大林、布哈林可靠的支持者代替，在列寧格勒，斯大林一時無法更換季諾維也夫的人。10月到翌年2月間，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展開鏖戰。

　　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兩派都拉攏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說好話。托洛茨基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靜觀兩派的爭論，並不表示態度。他覺得列寧勒人的發言所說的是托洛茨基早已說過的，早已批評過的對富農的右傾政策。

　　斯大林操縱十四大。1926年初列寧格勒反對派被粉碎了。列寧格勒人不得不服從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是等於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員會挑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並不打算這樣幹。

　　直到1926年4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托洛茨基私下會晤。「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晤，充滿著內心的反省，驚人的忏悔，悔恨與欣慰的嘆息、預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滿希望的計劃」。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描繪斯大林的狡詐、剛愎自用和殘酷。「他們堅持認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沒有幹掉托洛茨基僅僅是因為害怕一些年輕狂熱的托洛茨基派成員進行報復。」（《先知》第2卷，第288頁、289頁）。

　　此時，托洛茨基才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但是已經太遲了。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充滿不切實的幻想。他們認為只要三人團結起來，就足以喚起布爾什維克的激情，引導黨回到正確的道路來。「托洛茨基搖搖頭，他對他們的樂觀情緒很不以為然。他比他們更瞭解失敗的滋味。這些年來當黨的機關開足馬力反對他，把他趕下野的時候，他已感到了它的全部重量。」「官僚集團的墮落，黨機關後面舊俄尚未被驅走的深不可測的野蠻。他還擔心他的新的盟友的反復無常和不負責任。他無法忘記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寬恕了他們，而且盡量鼓舞他們去進行一場長期而又艱苦的鬥爭的意志。」（《先知》，第2卷，第290-291頁）

　　1926年7月14日聯合反對派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托洛茨基宣讀了聯合反對派的政治聲明。他們宣佈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把黨從其「機關」的暴君手中解放出來，爭取恢復黨內民主、他們要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富農，反對新經濟政策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官僚集團。當前迫切的要求是提高產業工人工資。進行稅制改革，減輕貧苦人的負擔，對資產階級按照利潤交付高額稅，對貧農和30％-40％小土地所有者免稅，其餘農民繳交累進稅，提高對富農的稅率50％。發行強制性的糧食公債。實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逐步的集體化。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綜合的具體的五年計劃甚至八年計劃。

　　聯合反對派的聲明引起激烈的爭論。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的要求；拒絕豁免貧農納稅、加重其他農民的稅率，並抵制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斯大林指控反對派領袖在黨進行派別活動，是違反黨禁止派別的規定。他指責季諾維也夫濫用共產國際主席的職權，從自己總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舉行秘密集會。中央委員會決定把反對派的奧索夫斯基開除出黨，把拉舍維奇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軍事人民委員部，免去季諾維也夫政治局委員職務。

　　聯合反對派在第一次交火中就遭受到慘重的失敗。

　　聯合反對派無法衝破斯大林所控制的中央會議，他們只有向下層黨員、工人群眾宣傳反對派的政綱，以便取得基層黨員、工人群眾的支持，而向中央施加壓力。1926年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指示他們的支持者，要使全黨知道他們的政治、經濟的主張，散發政治聲明、傳單和提綱。反對派領袖們親自下工廠和車間向群眾演講。「黨的機關跑在了他們的前頭。它的奸細、狂熱分子和挑釁者到處用嘲弄輕蔑迎接他們，用可怕的嘈雜聲音淹沒他們的演講：恐嚇群眾，破壞會場，使群眾根本聽不清演講者的話。托洛茨基發現自己面對群眾束手無策，這還是30年來的第一次……面對辱弄鼓噪、偏執的噓聲起哄，他那出類拔萃的辯才，天賦非凡的說服力和高亢洪亮的聲音都無用武之地了，而其他的演講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顯然，反對派第一次同心協力訴諸黨內輿論的行動遭到失敗。」（《先知》，第2卷，第307頁）

　　反對派指責斯大林煽起反對他們的人都是流氓無產者及暴徒、無賴，他們不能容忍正直的黨員群眾接受反對派的觀點。斯大林為了破壞反對派向群眾宣講反對派的主張，是甚麼手段也使用得出來的。不過，這並不能充份解釋反對派的屈辱遭遇。「這批流氓無賴之所以能夠破壞大型集會，是因為多數人即使不是贊成他們這樣做，起碼也是漠不關心」。如果群眾有熱情於聽反對派的演講，他們會制止搗亂分子搗亂，維持會場秩序。可是，「在那些流氓無賴及其噓聲的背後站著的是沉默的人群，他們是那樣馴服和冷淡，……歸根到底，正是基層群眾的麻木使反對派遭到了慘敗。」（《先知》，第2卷，第307-308頁）

　　為甚麼工人群眾這麼麻木、冷淡？多依徹解釋這種現象是由於工業戰線上的數百萬新工人主要是來自農村。他們把農村的文盲、馴順和宿命論帶到了工廠居民區。工業生產機制很快改變了他們，使他們習慣於工業的節奏和紀律，把黨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號牢牢刻在他們的頭腦中，他們沒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抗議。在工人階級中仍存在有十月革命那一代幸存者和20年代培養出來的年輕工人，不滿意農民個人主義對企業的侵襲，不屑於為工資及形形色色的物質奬勵而進行鬥爭，但這些人只是少數。國家把那些有教養、精力充沛的優秀工人調到管理機構和行政部門工作，失去精華的工人階級不斷分裂。（《先知》，第2卷，第116-118頁）

　　反對派向基層黨員群眾，向工人群眾呼籲遭受到失敗，也就是最後決定了反對派不可能取得勝利，終歸失敗的形勢。

　　斯大林揮舞大捧，把反對派一個一個打下去，把托洛茨基趕出政治局，取消中央委員職務，到最後開除出黨、流放、驅逐出國，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砍死。

　　在托洛茨基與斯大林長期的搏鬥中，最後，斯大林勝利了，斯大林是醜惡的勝利者；托洛茨基是失敗了，托洛茨基是閃耀著熠熠光輝的失敗者。

　　作者對事件的議論，對人物的評論佔了本書很大的份量，那些議論有許多真知灼見；對人物的評論更是入木三分。但也有個別的問題不見得作者的意見是正確的。順手拈來數個問題，分述於下。

　　作者說「托洛茨基態度傲慢，獨斷專行」。（《先知》，第1卷，第337頁）。對托洛茨基這個評論是不恰當的。托洛茨基對人的態度雖然沒有「和靄可親」，也並沒有「驕傲自滿」的傲慢態度，更沒有「盛氣凌人」的傲慢態度。至於說到「獨斷專行」，更是不合事實。作者沒有舉出任何一個實際的事實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獨斷專行」就是沒有民主，不經過民主討論、民主決定而「獨斷專行」。這個與作者多處說到托洛茨基要求黨內民主、要求無產階級民主，要求民主集中制是相矛盾的。

　　作者沒有舉出實際的事例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是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乘坐鐵甲列車奔走於各個戰場指揮作戰的時期。對每個戰役的作戰計劃、戰鬥的佈置不可能召集全體指揮員、政委來討論決定，尤其是當戰機緊迫的時候，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的。這種「獨斷專行」誰也不會去責備托洛茨基。但是重大的戰略決定，全局的軍事佈置和各條戰線高級指揮員的任免，托洛茨基則提出政治局作決定。他並沒有以軍事委員部主席的權力來「獨斷專行」。

　　伏羅希洛夫人攻擊托洛茨基最多的是托洛茨基殺共產黨員的指揮員。其實，被槍斃的只有一個共產黨的司令員，他擅自率領部隊撤離陣地，造成不利的軍事形勢，被交由軍事法庭審判，法庭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例只有一個，而且並不是托洛茨基「獨斷專行」槍斃他的。

　　1920年發生工會問題的爭論。進行爭論的是列寧為一方，托洛茨基為一方。這次爭論是十月革命後發生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爭論甚為激烈。這次爭論對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投下了陰影，對托洛茨基有重大的影響。後來，斯大林派等人借用列寧批評托洛茨基的話來攻擊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後來說：「不可否認，所謂工會問題爭論一度損害了我倆的關係」。又說：「在這場爭論的政治內容裡，現已被傾倒了這麼多的垃圾，因此，對於將來要搞清事實真相的歷史學家，我不會感到妒忌」。（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冊，第510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多依徹在第二卷的「前言」裡提及到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堆起一座垃圾山，作者寫這一本托洛茨基傳記就是要推倒這座垃圾山的。可是，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作者並沒有如托洛茨基所希望那樣去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對這個重要的爭論，並影響了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的爭論，作者只作了簡單的論說（第1卷，547頁-558頁，第3卷的555頁），而且完全沒有提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

　　工會問題的爭論，開始時，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改組工會而引發起來的。列寧參加爭論後，轉到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問題的爭論。工會成為國家機關是列寧製定的《黨綱》所規定的。歷次工會全國代表大會都遵照黨綱所規定而作決議工會國家機關化。列寧也曾多次說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話。托洛茨基是按照黨綱的規定，提出逐步實行工會國家機關化。而列寧改變了意見，反對工會進行國家機關化，即使是逐步進行也不應該。工會要成為國家機關，應在很遠的將來。爭論中列寧用了不少激烈的言詞批評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受到很大的屈辱。對於這些事情，多依徹並沒有提及到，並沒有把爭論的真實過程敘說出來，更沒有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詳見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蘇共黨內工會問題的爭論》）

　　後來列寧多次要托洛茨基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托洛茨基多次拒絕了。托洛茨基不願意當列寧的副手，和這次工會問題的爭論有密切的關係。

　　作者說，布爾什維克是篡權者（《先知》，第2卷，第11頁，12頁）。他說工人階級已經渙散了，布爾什維克就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來掌權，布爾什維克黨就是篡權者。

　　這樣的論斷是不正確的。布爾什維克黨組建政府，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授權的，是合法的，並不是從誰手上篡奪政權。經過三年內戰，優秀的工人都到前線去作戰，而補充到工廠工作的是農村來的農民，帶著農民意識的工人是成為戰後工人階級渙散的原因。但當農民進入工廠當工人時，不管他仍保有農民的意識還沒有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意識，作為階級的劃分，他們只能作為工人階級。而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黨員，布爾什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也就是工人階級執政，就不能說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了政權。至於後來斯大林凌駕於黨、蘇維埃、工人階級之上的獨裁政權，是另一個問題了，而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政權的問題了。

　　作者說：「必須強調的是，歸根到底，托洛茨基的力量與弱點都同樣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他的失敗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作為一種運動陷入主要困境的一種縮影──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看法與階級鬥爭及革命實際進程之間的矛盾與脫節」。可是實際情況卻是無產階級革命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先知》，第3卷，第554-555頁）。

　　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發生在生產力與生產係矛盾尖銳化的時候，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就是生產關係已不能容納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認為英國是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客觀條件，無產階級革命會在英國發生。但馬克思認為，不用等待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尖銳化到劇烈程度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比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法國及德國也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而且，馬克思估計無產階級革命首先開始於法國或德國（《黑格爾法哲學批評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頁；《機密通知》仝上，第16卷，第472頁；《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48年11月8日的信》仝上，第36頁，第230-231頁）。而在19世紀50年代、或70年代、80年代，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比不上1917年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在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和德國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俄國在1917年當然也能夠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並沒有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進程相脫節。

　　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40頁），即使是資本主義發達的英國。一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必須其他國家也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共產主義只有在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共產主義才能存在並能繼續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了，但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革命一個一個失敗了，沒有實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所以，托洛茨基的失敗並非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的失敗是由以上所說各種條件、各種因素匯合而成的，並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至於俄國革命取得勝利後，其他國家的革命沒有成功；或者第二次大戰後，希臘、法國、意大利、印度尼西亞都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優越形勢，但沒有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都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而是領導的錯誤。

　　作者說：「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認為，官僚集團或它的一　部份是資本主義復活的代理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團會變成新的有產階級的假說」。（《先知》，第3卷，第330頁及331頁）

　　作者沒有活到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如果作者親眼看到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就會改寫上面這段話了。

　　斯大林官僚集團是寄生於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階層。他一方面為追求集團的利益而損害公有制；另方面又要保護它的寄生體──公有制。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在蘇聯幾十年的歷史中，有時候保護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有時候損害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托洛茨基所說的「官僚集團是潛在的資本主義代理人」是沒有錯的。當到政治氣候適應於官僚集團向資本主義的追求時，官僚集團就掙脫公有制度的束縛，甩開公有制這個寄生母體，復辟資本主義。蘇聯解體後我們已經看到各個宣佈獨立的共和國首腦人物都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原本官僚集團中的一員。

　　托洛茨基早就指出，蘇聯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就是走向資本主義。不幸應驗了資本主義的前途。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正如托洛茨基在50多年前所預言的那樣：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產。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18-219頁，春燕出版社）。

　　本書雖然有上面指出一些錯誤，缺點和不足的地方，但從全書來看，依然是一本優秀的傳記作品。

　　多依徹的《先知》出版後，法國托洛茨基研究學者佩里·布魯耶花了30多年時間寫了《托洛茨基傳》巨著，於1988年出版。第四國際活動家、政治經濟學教授厄爾奈斯特·曼德爾對多依徹和布魯耶這兩本托洛茨基傳記作出評論，他說，多依徹的《先知三部曲》是側重於評論和議論，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是作歷史的敘述。

　　希望中國翻譯界能早日把佩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翻譯成中文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從這本巨著中來加深認識托洛茨基這個俄國革命的偉人。

2000年1月12日

注1：後來托洛茨基解釋：「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及他的遺囑還無人知曉。倘使我獨自行動，就會被說成是我個人要爭奪列寧在黨內和國家內的地位，一想到這，我就會不寒而慄，我認為這會在我們隊伍內引起相當大的混亂。即使是我們勝利了，我們也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我的生平》下冊，第53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