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平梅
我的回忆
刘平梅
我出生于一个早已破落的中山石岐刘家大宅院里，我是在上海出生的，父亲在上海一个怡和公司当师爷（管帐）。母亲去上海和兄弟姊妹团聚，我就是在1920年3月30日（农历2月11日）在上海出生。刚出世后不久，祖父病危，我随父母返回中山石岐，为祖父送终。自始就生活在中山石岐祖屋里。当我三、四岁懂事时，三条三进的祖屋已败坏不堪，除了我家住的头厅厢房之外，二厅三厅一部分已被后代败坏了，能卖几个钱的楼板、地砖均被拆卖一空，我的堂兄弟做纸札淂些铜钱过活，甚至在外做小偷。他们早已不住在祖屋。
我七岁入读第四国民小学，由于没有前期启蒙教育，入学后老师讲的什么却不懂，背书背不出来，常被老师罚站立，“留堂”（不准回家，两三个小时后才准回家食饭）。我读二年级时，祖屋卖掉，我家搬迁到四方井真君里李屋典房子居住。我结识了住我家附近的顾申。顾申是在县立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他劝我转学去附属小学。我于1928年冬报考二年级插班生，获得取录，就读于附属小学。
在附属小学，我的学习成绩大为转变，每个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三名之内。
1929年秋，我随母亲去上海。在上海入不了小学，因不会上海话而辍学一年，1930年回到中山石岐未能入附属小学，在私塾读了半年，才转到附属小学三年级。我升到五年级时已十五岁，我决定跳级考中学。时父亲失业，无能力支付十多块白银供我读普通中学，于是，1935年我报考不收取学费而又免费供给书本及一套校服一双皮鞋的简易师范学校（四年制）。按照该校规定，必须年满十六岁才能报考入学，我只有十五岁。学校破格对十五岁的三名学生由于成绩优越而被录取，我也在内。
1936年初,换了校长,新校长唐颖波,也换了一批新教师,缪国权、高擎宇、黄静波等。
1937年秋，新学年开始，学生自治会改选。那时，学校设高中师范班（三年制），校长认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应该由高中师范班的学生担任，而四年制的简师班的同学却认为应该由三年级学生当主席，我被推举为候选人。
当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我被大会推举为大会主持人主持大会。
当召开学生大会前，校长唐颖波对我说，学生自治会主席应该由高年级（即高中师范班）学生担任。我说，谁为学生会主席由同学大会来决定。当召开学生大会时，唐颖波亲到大会讲话，“学生会主席应当由高年级学生担任”。全体同学大会召开，同学推选我主持大会，大会推举两名候选人：高中师范班的马国英[1]，简师三年级的刘广秀。进行选举时，赞成马国英的二十多票，全是高中师范班的同学；赞成刘广秀的是简师班的同学，五六十张票以上。于是，我宣布刘广秀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1936年暑假简师学生组织了一个其中有女学生参加的宣传队，在石岐宣传抗战，演出抗战话剧。我参加了这个宣传队，我担任化装工作。
宣传队是由缪国权、高擎宇两位老师领导的。宣传队在暑期去小杭演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使一些妇女甚为感动。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到我们驻地，要求领养“被鞭打”的女孩。我们告诉她们，我们是学生宣传队，是演剧，不是流浪人。两妇女悻悻地离去。
1938年，战事紧张，学校迁往中山南屏乡。简师与县中、女中合并为“中山联合中学”。南屏乡在珠江口，对面就是澳门，学校随时准备迁往澳门。我也随校到南屏乡。我家庭贫穷，无力支付我生活费用。我的伙食费是由同学为我支付的，后一学期是由缪国权帮助，我才能读完四年级毕业。
1937年暑假，简师、女中、县中三校部分学生，组织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中青团），做抗战宣传、演抗日话剧、出版墙报、宣传抗战。团本部设在中山二区豪吐乡，二区中学校旁一座荒废的书院里。初时有三、四十人，后来发展到五、六十人，并且在溪角建立一支队，象角乡建立一支队。发展最盛时合共有三百多人。
初时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长是二区中学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郭光，其后他辞职，由刘秀担任团长。服务团的活动除了平时宣传抗战、演抗日话剧、演唱抗战歌曲之外，还到前线做救护工作，帮助士兵写家书等。
日军进攻中山，前线是东乡的张家边。中青团立即派出刘秀、刘泓、刘仲英、吴渭川、吴眦、毕生等六人到前线张家边做救护工作。到张家边不久，日军转向中山二区进攻。我们随指挥部夜间转到二区。我们在二区溪角刘仲英、刘泓家里住宿，第二天后，立即去围口[2]与军队会合。当我们去围口，半途遇见二区县大队长朱国强，他对我说：“军队与中青团合建游击队”。我当即表示赞同。不久，日军占领石岐三天后退出中山，建立游击队的事就没有进行。
有一天，日军飞机轰炸石岐及河上的船只。中青团派出郑铿为首五人救护队前往石岐做救护工作，不幸郑铿被炸弹片炸伤胸部，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1938年8月的一天，高擎宇对我说：“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问我是否参加。我答说，这样的大事，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你“。
中青团团部早已有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社会科学二十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左派幼稚病》、《革命叛徒考茨基》……等，我只读过《社会科学二十讲》及《大众哲学》。对社会的发展，必然走上共产主义社会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好，没有阶级，没有穷人，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书读。应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经过三天考虑后，我决定参加为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同盟。
当我把决定告知高擎宇，高擎宇带我去见黄静波。黄静波讲述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组织系统，及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自此我就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党员，那时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产党不同的是什么。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自此，我就忠实地奉行托派的革命路线。
1938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四战区收编大天二[3]，袁带土匪队伍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驻扎中山三、九区，他们的辖区是番禺、顺德、中山一带，驻地是在中山三区的小杬镇。袁带为司令，副司令兼政训处主任为周守愚。
中山三九区在1925—1927年时期农民的土地革命很活跃，托派计划派人打入第一游击纵队，把游击纵队改变为农民武装部队；如果不成，就借游击纵队的关系与当地农民接触，组织农民武装，在抗战时期进行抗战，革命到来时为革命武装部队，进行革命。托派高擎宇去会见副司令兼政训处主任周守愚，建议派中青团的学生到部队去宣传抗日。周守愚同意，即以司令部政训处政训员的身份到部队工作，无军衔、无薪酬，只能在部队食饭。于是派刘秀和中青团团员李鹏到游击纵队工作。
我（刘秀）被分派到驻于港口的中队，中队长是烧猪金（浑名）。我到港口后，不见一个士兵，他们都在赌馆，赌摊收“税”。我深入到其它中队，见到的中队长都是抽大烟，不见士兵的踪影，这样的部队并非农民部队，是土匪行伍。想改变他们为农民武装是不可能的。老百姓（农民）见到他们都避而远之；故此，想通过他们来建立农民武装队伍也不可能。除非深入到民间，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在三九区建立农民武装队伍。我把情况向托派组织反映了，由于我们不可能派人深入三九区农民中做工作，建立农民武装的设想就只好作罢。
1939年5月，我考完毕业考试，就回到中青团工作。此时驻在团本部的人只有四、五人。
早在1938年，国民党县党部换了书记，林卓夫为书记。林卓夫原是县中校长，动不动打学生，罚学生站立，他是进行法西斯式的教育，学生给他一个封号：“法西斯”。他在联中演讲时，就说：“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个党—国民党”。
在中山有两个群众团体：在东乡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在西乡是托派领导的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林卓夫是想消灭这两个有政治背景的群众团体。他对这两个群众团体拈拈份量，抗日先锋队在东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武装力量，人员众多，而且县长张惠长为队长。而中青团群众基础薄弱，人员不多，更没有后台。于是，林卓夫首先向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开刀。
1939年5月我回到中青团不久，就接到林卓夫电话通知，要团长刘秀到县党部谈话。我知道，要我到县党部，不过要我服众“三个一”（“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当然是谈不拢的。我就没有理它。后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电话，我也不理它。
过了不久，林卓夫指派县警备司令部的武装部队三十多人去中青团镇压，逮捕团长刘秀。我们得到县长的秘书刘博通知，“武装部队即将到中青团镇压”。我们在团本部的人立即疏散。半小时之后，武装部队到达，搜查一遍毫无所获而离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潜行到南屏乡，见到郑铿，向他报告中青团情况，中青团再也不能存在了，只有自行解散。郑铿立即草拟了一份“告中山民众书”说明中青团被迫自行解散，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对镇压抗日的群众团体。
我跑到澳门，印了三百份，潜回中山石岐，与中青团团员李鹏合作，在石岐张贴及散发。张贴后不久，我发现全部被人撕毁了。
这样，我再也不能在中山逗留了。于是潜行去澳门，1939年冬在澳门一间小学教书。这间小学地方很小。日间我没有地方休息，没有改学生习作的地方，晚间只能睡书台。这样的生活环境，我只好写信去香港寒君，我提出去香港工作。寒君接我信后，要我去香港。1939年底我到达香港，住在筲箕湾的木屋，后来不久，与寒君、钿姐同住。我做些工人工作。
1940年3月，托派中央出版的机关报《斗争》，刊登中央解散华南组织的通告：“华南组织不纯，予以解散”。中央事先没有与华南组织讨论过，也没有征求华南组织的意见。当华南组织向中央提出质问时，中央说，华南组织没有从黄杰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注意到同志的社会关系，如今又发生蔡振光充当日军的翻译，与日军同坐军车，招摇过市。
蔡振光不是自愿投奔日军，而是日军占领中山时，听闻蔡振光在日本留学，懂得日文日语，把他捉到日本军队，要他充当日军的翻译，他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
华南组织解散后，寒君为了不使托派人员散失，保持个人联系，不作组织活动，停止对外活动。中央发出托派人员重新登记的三个条件。被解散的托派人员认为接受这三个条件，即承认中央解散华南组织是正确的。有一部份人接受这三个条件登记了，恢复了组织关系，有一部分人不接受这三个条件，就退出了托派，有寒君、钿姐、刘秀、邓旭、罗新、阿马及一个电气工人、甜芝、阮龙耀、董惠卿、卢少珍、方少侬、林榕盛、李云仙、斑黄等十多人，大部分是工人骨干或做工人工作的干部。他们都是反对解散华南组织的措施，他们认为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要把华南组织的一百多人都背上黑锅，实在不应该，故此，他们不接受三个登记条件而离开了托派。1941年，我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凹版部工作，是烘纸房工人（印钞票的纸先打湿，然后在印机上压印，再把印好的钞票或印花纸送去烘纸房烘干）。我是临时工，每天都要加班12小时工作，连加班费一个月只有24元左右。长工日工资2元，长工不加班。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九龙，18日攻打香港，从湾仔到筲箕湾分4个地方向香港岛登陆。6日开始日军在九龙向香港发炮，从电气道至筲箕湾沿线遭到炮击。我们一家人及友人住在春秧街，炮弹落到我们住地的附近，居民纷纷跑到对面的半山腰躲炮弹，我们一家人母亲、姊、妹及朱某三兄弟和母亲一同到山上的茅屋躲避炮弹。17日我见半山腰躲避炮弹的布帐不见了，人们都撤离跑到湾仔去了。我见情况不妙，这里一定不安全，时已是17日下午五时，因为入夜从山上走山路不方便，准备明天一早转移去湾仔。
18日半夜，日军分六处向香港登陆。明园西街是日军登陆的一处地方。18日晨日军已占领了山头，我看见一个日军指挥官，坐在一块大石上，日兵带来了几名印度兵和英军。日本指挥官说了几句话，一挥手，俘虏被带到旁边，几响枪声，全部被枪杀了。
山上有几间茅屋，日军搜查茅屋，有些人被放走，有些人被刀砍死。我母亲见有人走下山，她不知好坏，随着也自行下山，日军并不干涉。
日军搜查到我们住的茅屋，打手势，叫我们出来，先出去的是友人谭邦耀，一刀砍到他喉咙，立即倒地，大朱走出去，立即被日军砍，他乱跑，跑不出日军围着的圈子，杀得他大叫大喊，就这样被乱刀砍死，他母亲跑出来去救他，也被日军在她腹部捅了一刀，肠子漏出来了。我见此退了一步，日军举起刀就向我砍来，我用左手一挡，刀把我左手砍伤，我站不稳，倒在地上，日军用指挥刀在我颈后部插进去，“沙、沙”两刀，意欲把我头切下来，刀在颈骨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血涌流出来，淋到我面部，是暖暖的。
昏晕一阵过去后，我想我不久就会死去了，流血这么多，也会失血过多而死亡。
我仰望天空，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天色晴朗，气温并不寒冷，我只穿件卫生衣也没觉得寒冷。天空曾飘下丝丝细雨，一会儿就停止了，我的衣服没有打湿，只有几珠水花。
我早上八九点被砍头，直到下午一、二点钟仍没有死去。我摆摆手臂，有知觉。我转转头，颈没有断（颈断了早就没有知觉而死去）。那时，我听妹妹对姊姊说：“哥哥没有死，他还活着，他在动呢！”我听见她们谈话声，知道她们没有被杀害。我在想：这样躺着不知道哪时死去，如果天下雨，身体淋湿了就死得辛苦了。于是，我就考虑爬入茅屋好过在外等死。正在这时，我见两个带着指挥刀的日本军人，在检查被杀的人，在有的人身上刺一刀。当他们走到我身旁，我装死，屏着气不呼吸，可是，两个日军却看着我不走，我不呼吸只能20秒钟，我忍不住了，大口气呼吸，颈血管破裂，涌射出血，血淋到我脸上是暖和的。日军人说着话，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猜是说：“没死”。日军用指挥刀撬起我的头看颈喉咙有没有刀伤。他们讲完话就走开了。
我被砍伤后，一直没痛。我想，日军再用刀砍我或捅我，就难保没有痛了。我想，最好是无痛苦死去。我倒卧的地方距离茅屋门口只有三尺左右，只要一两步就到门口，只要我能走到门口，她们就会把我扶进屋内。
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太阳已偏西了，我决定爬起来走向茅屋。当起来向前走时两眼看不见东西，我是朝茅屋门口方向走去，我只是盲目的向前走了两步，妹妹立即开门扶我进屋睡在床上。床上朱母睡在里，我睡在外。朱母不断的呻吟，她的两个儿子躲在床下，不敢出来。
那天晚上，天下大雨，我口渴得很，妹妹盛雨水给我喝，床下有一窝鸡蛋，母鸡不见了。妹妹拿一只鸡蛋给我生吃。
第二天早上，有的茅屋的人出来下山了，日军看着他们走没有阻止他们。姊妹要把我抬下山，日本兵对一位长官说着话，一个年纪有五十多岁的军官，帮助找一条绳，我睡卧在床板上，用绳把我和床板扎起来，并找来一条竹杠，姊妹俩把我抬起来，但是迈不开步，有力把我抬起，但无力把我抬走。于是，我对姊和妹说：“日军已容许你们下山走了，你们就快走。你们到山下找人来抬我下山吧”。他们只好放我下山去了，朱裔勤背着他母亲及小弟亦下山去了，茅屋只有我一人了，我躺在床上决定装死。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外面的死人开始埋葬了。日本兵见我躺着对日军官说话，我不懂他说什么，我猜就是怎样处理我，军官可能对他说，他家人要把他抬下山去救冶。
傍晚，一个长满胡子的日军俯下头胡须刺到我的脸，一阵酒气，他用手摇着我的肩膀，“喂、喂”。我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只是不动，不反应。看来，日军知道我是活着的。见我不动，没有反应就走开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把我埋了，我没死，活埋也是辛苦的。不见有人上山来抬我下山，我想没有人敢冒险上山来，这是想当然的。只有自己想办法……，想想就睡着了。到天亮醒来，就埋怨自己忘记了逃生。
那天白天，我决定晚上天一黑，就爬行。在茅屋不远就是山溪，山坑水一直流到明园西街，我只要沿着山坑向下爬就可以到达明园西街。即使不慎跌死，也好过活埋。
天黑了，大约七时左右，山上不见日本兵。于是，我爬下床，坐在地上，两脚伸向前跨，双手撑着地，抬起屁股，屁股提起向前移一步。这样的移动屁股爬行，我觉得很好。于是，我爬出门外，一直向山坑爬去，很快就爬到山坑了。我休息一会儿，并观察山坑的石头布置，计数着从那块大石头爬去那块大石头。于是我爬下山坑，从石头中爬行。有时山坑水把我从这块石头冲下到下面的石头。那时，我甚为口渴，张开口尽情的喝山坑水。当我爬到山下明园西街时，天已蒙蒙亮。
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住在明园西街×号的三楼，我爬上三楼，我想换一下围着伤口的毛巾，因为它已被弄湿了。可是没有人应，突然门一开抛出一个钢盔，及一套黄色制服，这些是救护队的衣服。人们怕被日军发现作为军装军人而受害。而他们把这些东西抛出来，是嫁祸于我，真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见此，立即爬下楼，睡在街边上，有些好心人，送上一碗粥给我吃。
我爬行到明园西街的街口，对面就是春秧街我住的地方，马路有一日本军持枪巡视，我就不敢爬去春秧街。
我受伤后第四天早上，春秧街的居民提水桶、铁罐来明园西街取山坑水，因自来水管被炮弹打坏了没有水。于是，我把白衬衣撕下一块布，拾地上黑色煤块，写了我家的门牌号数及楼层，通知我家人扶我回家。
第二天（即我受伤的第五天，12月23日）母亲去了附近亲戚处，她闻人说“有一伯爷公受伤，在明园西街”。母亲闻此猜疑，我不是伯爷公，受伤的是谁？她放心下去，走去春秧街隔马路看见我，她立即跑过来，她不管日军准不准过马路，即奔向我身旁，把我扶起来，慢慢的一步步走回家。家门为房东上锁入不得，要请人开锁，街坊立即搬一张藤椅给我坐下。开了锁，进入家里，我叫母亲在附近的药材店买些硼砂开滚水来洗伤口。衣服完全是血，浆硬了不能脱下，我叫母亲用剪刀剪开衣服。头发浆着血。用水洗头及抹身，换过衣服。
24日，香港英军投降，25日交通恢复。寒君闻我已回家。寒君、我姊妹立即雇一人力车，送我去中环华人行写字楼我表兄处。我表兄少基是上海某药房的会计，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请他找医生诊治我伤口。医生检查过说，很难得没有发炎，没有什么问题了。医生开了两种药水，一种是洗伤口的，一种是在洗过伤口后在伤口的边沿涂上药水。就这样，伤口慢慢地好起来。大约两个多月伤口才开始结疤，半年后才好。
回到中山石岐，中山已为日军占领。我过去长期从事抗日活动，是抗日的激烈分子，在中山认识我的人很多，我不宜在中山多逗留。
同屋的L女士，想离开中山到内地去。于是我伴同她一道离开中山奔向广西梧州。我们在中山二区乘小船偷渡，半途为强盗所劫，现金被抢走。问我们在香港做什么的，我说是卖布小贩。问我们去哪里，我回答说，去肇庆，他们把劫去的钱拿出三五块给我们。幸好L女士早有准备，在一本圣经里藏有几百块钱，我们到达梧州时，还有四十多块。L女士投奔梧州省立女子中学的同学，她把四十多块钱全部给我。我住在小客栈，每天四块钱。我每天只食一些最便宜的松糕，过了几天，钱就不多了。
有一天我见到“中山日报阅览室”，免费供人阅报，看管阅览室的是广东人刘侃君，我和他交谈起来。我说，半途遇盗劫，住在客栈，四块钱一天，现在钱不多了。刘侃君说，“你可以住在阅览室，早上八时前起来，下午五时以后你就可以在阅览室休息了”。他把阅览室的锁匙交给我，暂时住的地方解决了，但生活问题还需解决。于是，在报纸上我关注招聘的广告。有一天，报上登载梧州卫生院招聘画宣传画的人员，我立即去应聘，卫生院长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广东中山人，走难来到梧州，想找一工作维持生活。他要我画一幅宣传画。我立即画了一幅传染病的宣传画。他说，画画得不错，可是，我们已内定有人了。他拿出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中山日报馆的刘主任。
我拿他名片去见中山日报社长刘主任。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中山人。（刘主任也是中山人）我在香港是以卖文为生。他说：“编辑部没有人缺，你先到校对室工作吧”。就这样，我当了校对员。
不久，我就发现中山日报馆是乌烟瘴气。我月薪三十块钱，但每月只发给十五块钱，只能食粥（稀饭）。每周星期一开纪念周，社长讲话。我才知道《中山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并非我想象那样是中山人办的中山报纸。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想离开中山日报馆，另找工作。有一天，社长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报馆人人都要加入国民党，你也要加入国民党。我不哼声，我心里说，我怎会去加入你们的国民党呢？这样，更促使我设法早日离开中山日报。
校对室连我在内三个校对员。无论是新闻稿、社论稿大家分着来校对。有几次我校社长写的社论稿，我毫不客气的指出用字错误的地方，文法不对头，章法欠妥……等等。社长接受了我的意见，改正之后再发来校对。就这样，我得到社长对我的赏识。以后，凡是社长写的社论都交由我来校对。1942年8月，有一天，刘社长找我谈话，要我担任校对室代理主任。（要经过总社—韶关中山日报总社批准后就是正式的校对室主任）。我早就想离开中山日报，另找出路。我当即回答说：“我不想当校对室主任”。刘社长愕然。
“人家争做校对室主任，委派你为校对室主任你却不做！”刘社长生气了，他在纪念周讲话就指责我，“有人被委派担任工作，他却不接受，这是不允许的”。这样，我就被迫当上代理校对室主任。
有一天，中山日报刊出“私立培桂中学招聘语文、数学、英语教师”的广告。
为了摆脱中山日报的校对工作，又为了生活，我决定去应聘。我没有读过大学，我只好伪称某师范学院毕业，毕业证书遗失。1942年10月，培桂中学招聘我为文史教师，高一历史，初三外国史。教了一年，我交不出毕业证书，把我辞退了。
1943年8月，暑假期间，我去梧州卫生院割痔疮，正好这时，广西南宁派出一队武装人员到培桂中学捉拿异党分子刘平梅，校方说该教师已离开学校，武装人员退走。我算幸运，避开一次灾难。
那时，平南县立中学校长陈访，闻说培桂中学的刘平梅是托派。陈访给我信，聘请我为教师，并寄上一千元给我。我接受聘请。割痔疮的第三天吐血，我未能去平南县中任教，得到培桂中学学生吕汝穗的帮助，付清医药费去他家乡陆川县米场养病。
1944年1月，赴平南县中任教，是初二班语文教师及班主任。1945年1月，平南县中，开设高中师范班。那时学校来了两位教师广东东江人：陈维扬和许云勤，以及陈维扬的妻子，她就读高中师范班。校长委任我为高中师范班班主任。开课不久，日军从湖南攻打南宁，学校停课，陈维扬、许云勤及陈的妻子三人回到东江去，我随学校避难思旺陈访家。
1945年2月得到陈访介绍在思旺袁少莱家任家庭教师，母亲从大鹏山接来袁少莱家居住。在大鹏山口遇盗匪抢劫，把衣物抢去了，母亲脚痛，雇请的轿夫也走了（他俩和盗匪有关系）。我只有扶着母亲下山，在陈访家留宿一夜。县中一位刘姓同事，接母亲到他家里住了几天，我在平南租到房子，接母亲到平南居住。
中国抗日战争卷入世界大战，与英、美、苏一方对抗德、意、日。美国参战，盟军取得节节胜利。日本在太平洋逐渐败退。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在中国，日军攻入广西的部队就退走了。日军在广西退出之时，在水井中，小河中投放病菌，平南县城，就有多人患霍乱症而死亡。
战争结束，我托友人郑民兴护送母亲先回广州，过些时候我也准备回广州。
1946年初，我肺病复发，吐血不停，寒假之前，学生轮流守夜照顾我。他们在放假回乡时，捐了一笔钱给我。我在离开学校回广州时，写了向同学们致谢信，贴在居室的门旁。得到同事梁士奇的帮助，由梧州天主教会送我在梧州的一间基督教会的医院留医，住了约一个月。天主教神甫对我说，教会再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了。于是，我出院回广州。和姊姊、母亲及彭荣住在一起，生活费用都是依靠彭荣的工资。那时，彭荣是五仙门电力厂锻造车间工人。不久，姊姊去香港，我们仍住在那里。
刘潮卖了在乡间的房屋和炳赞来到广州，他租了高第街水母湾30号三楼一层，我们就搬去他那里住。
几个人的吃饭，刘潮的钱很快用光了，彭荣来支撑，甚为吃力。于是，我托朋友为我找教席。后来，我得到中山大学助教的帮助，介绍我去新会县立第一中学任教。从1947年3月至10月，10月间我又吐血，回到广州，辞去新会一中的教席。
我身体好了些，又想找工作做。李礼德夫妇在番禺江村德基中学（教会学校）任教，夫妇要去香港生活，于是，他们请我去代替他们。我和刚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徐燕荪去接替他们。
德基中学是新办的，是由德基小学“戴帽”，缺乏中学教师，我们去教，学校是欢迎的。
以前与我们同屋的李惠颜和母亲，住在西华路凉亭坊5号。1949年初战事紧张，李惠颜要我母亲迁去他那里住，陪伴她母亲。母亲迁过去了，我仍在德基中学居住，星期六回广州看望母亲。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广州托派组织无人主持，我找人代课，回广州，主持托派组织。但是，我母子两人要食饭，我又不得不找工作做。经介绍去开平县县立开平中学任教，从1950年8月到1957年1月，我又辞职回到广州。同时开平中学同事王超筠（女）亦辞职来到广州。她认识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她找冯乃超介绍我及她找一份学校工作。冯乃超决定我们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王超筠教高中数学，我教高初中文史地。
此时，在广州的托派人员很少，彭荣去了香港，党员只有三四个人，团员有七八个人。
刘潮在1951年发现盯梢，他决定回中山溪角乡暂避。回到溪角乡不久就被捕了。
此时在广州建立一个以党员为主的领导机关，已有困难。党员只有李永爵、刘秀、卢基（刘潮介绍入党的，刘潮被捕，我觉得此人不可靠），李棠（因保管《不断革命论》而把它烧毁，受党纪处分，停止组织生活一年）。
1952年秋，在中山纪念堂前召开的中学教师一次集会，我坐在地上。纪念堂旁边是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组织部的郭杰，是联中的同学，他走出来到我面前察看。他已认出我了，虽然我已改了名“刘平梅”，已经无济于事了。显然，他这次特别从中共委员会走出来，就是要辨认刘平梅是不是刘广秀。显然是认出刘广秀了，我觉得事情很糟糕了。我要准备随时被捕。
为了保全广州托派组织，既然不能够建立以党员为领导机关，只有建立以青年团员为广州市领导机关，万一我被捕（极有可能）有人接替我，维持托派组织。我选了陈××、胡××、叶××三人，组成广州托派领导机关，我仍为领导，有决定权。
12月22日，是冬至日，22日是星期天，23日早上我有课，我在21日晚提前食了“冬至”饭，就回去学校宿舍，22日晚上12时许，校主任敲门，我从床上爬起去开门。门一开，冲进一个人，手上展开一张逮捕令，逮捕令写着“逮捕反革命分子刘平梅……”。我高声抗捕：“我不是反革命！”那个公安人员说：“到里面去说吧”。就这样，把我双手上了手铐，走到楼下，有两位拿着长枪的士兵押着我走出校门，上了停在校门前的小轿车，直奔黄华路广州第一看守所，关押于二楼第二间的监房里，然后解开我的手铐。
不久，叫我出来，在一小房子里见到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我是通过他在附中任教的）。我第一句话就责问他：“那些双手染满革命者鲜血的人（我是指李济琛这些人）不逮捕而逮捕我？”他审问我问不下去，挥手把我关回监房。
以后就不停地审问。我被反手扣在背后，戴上三十斤重大镣。白天黑夜不停审问。
在二楼的一条监仓，全部关押托派人员，我唱着国际歌和《夜半歌声》，试探被关押的人反应。我从门缝中窥见戴着脚镣的李永爵，从咳嗽声住在我隔壁房的何若平。何若平有一天傍晚时昏，对着窗口向外高呼革命口号，立即被看守的人开门将他殴打，用绳把他五花大绑，从我房门走过，我从门缝中看得很清楚。我听见从远处飘来小孩的哭声，我辨别出来是我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女儿哭声特别，先是“咳、咳、咳”然后放声大哭，我知道妻子和小女孩也来了。她们是关在最后倒数的第二间仓房，面对水房，放风时拿马桶、面盆水去水房冲洗，并打回一面盆水。我见这间仓房没把门销挡上是没有关门，就是妻子与小孩的仓房。
到了1953年3月间很少开仓门，即很少提审了。四月间，把我调到地下在办公窒接近的仓房。有一天，多个仓门打开，犯人在门外站着，听见有人讲话……后来，我从妻子得知，是对托派犯人的口头宣判，随即押去武汉劳改场劳动。把我调到这个仓，也是准备宣判到劳改场去的。我没有去劳改场，仍留在看守所的仓房里，可能是为了便于查问有关托派的事和人。
过了三、四天，把我调到别的仓房，有时一个人独居，有时二、三个人，有时到大房五、六个人居住。
在大房时调入一个学生，是中等农科学校的学生，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写些街头巷尾的传闻，在报纸上摘抄些记载，改头换面的“报导”，作为“情报”交给国民党特务组织捞取十块二十块钱。他带有一本初级的俄文教科书，我借他这本俄文读本，请他教我俄文字母读音，我读了俄文读本。我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外文书店买几本列宁著作的小册子，俄文的及中文译本的小册子。我就以俄中文对照来学俄文。自己编了一本小“字典”（按照读过的俄文字用中文注释）这样学了半年左右，我可以阅读俄文的政治书刊了。我要母亲送来俄文版《共产党人》期刊，我已能阅读了。（我想，这些书刊是政府工作人员买来给我的，母亲不会买）。1964年初，母亲送来《苏联共产党史》，我把它读完了就被押去上海。这是后话。
1956年初，有一天调来一个五十多岁瘦老头，自称犯了法的法官。那时，外面有报纸报导，法官到狱中与犯人同住，暗中办案。我想，他也是到狱中来调查研究吧，不过，我和他没有谈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向我询问什么事情。住了一个月把他调走了。
1956年4月，把我调去附近的广东省第一看守所。在一个地下的仓房，已有林华、徐一清及一位姓关的人，整个仓房只有我们四人，白天仓房大铁门不上锁，夜上才关上。我们白天在仓房内可以自由行动。
把我们几个人集中，是到外面去参观。参观了一些工厂、合作社。参观后，写改造总结。后来，我得知上海被关押的托派也集中去参观，他们去东北的大工厂参观，参观后写改造总结。此时，政府对托派分子准备减刑释放。在武汉劳改的托派，就有不少人减刑释放，在劳改场工作或在外工作。其中有李永爵、姜君羊和胡××。
1956年5月，管理人员交“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给我：判决书写道：“托派刘平梅，犯反革命罪，毫无悔改表现，从严惩办，判处无期徒刑”。我把判决书放在皮箱里，皮箱放在犯人的保管室，我曾把判决书给徐一清看，我说：“判决书却没有机关的大印”。参观学习之后，把我调回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取出皮箱，捡看判决书，判决书改写为“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书”，下款“广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处”，并盖上“广州市人民法院印”。判决书的内容没有改变。
我被调回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监狱，初时一个人住，后来调来了一位四、五十岁的人，清瘦、戴眼镜，他自称是天主教神父。早些时候从监狱中的广播，我已听到天主教神父某某被捕。他常有“护送”（外面的亲属送衣物，食品给被关押的人），送来有糖果饼干，他都分给我食，我是食了他不少东西。
他叫我要家里人买一本法文书给我，他教我法文。我写信叫母亲在旧书店买一本法文书给我。不久，外面送来一本《法文文法》的书。（后来，我得知母亲并没有送法文书给我）。我读了这本法文文法。法文文法比较简单，变化都是有规则的，无规则的很少，比英文文法容易学得多。
有一天，看守所管理人员叫我出去问话。问神父的情况，问我认识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问神父有没有念经（诵经），我说，见他有时喃喃自语，声音很小，听不清楚，不知道是否念经还是祈祷。又问，“他有没有说反动的话？”我回答说“没有”。
有一天，神父和我争吵。他说冬至日日间最短，我反驳说，冬至日日间最长。我和他吵起来，声音很大，管理人员也听见我们争吵，过了几天，把神父调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住的仓房大清洁，要把木床的木虱消灭。调我在附近小洋房，是监房式的。叫我早上出来打扫楼板，我看到地下后方站着一个矮胖的人，身穿缎绸衣服，听见下面的人叫他神父。我想，这个才是真的天主教神父。我出狱后，有一次去上海，消息灵通的熊安东对我说：“还想把你送去法国呢……”把我送去法国做什么，熊安东没有说，但我心里明白……。
过了半个月，又把我调回看守所，单独一个人关在小仓房里。
1964年6月间，把我调到与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年青人同住。从他责备一个在仓房工作的劳改犯的举动中，我看出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那时从外面送来了一本俄文《苏联共产党史》和《俄汉大辞典》，我认为母亲无能力买这样大本书给我，一定是那个“犯人”买给我的。他说了一句非犯人身份的话：“到上海后好好学习”。由此，我知道即将去上海。
1964年4月，调我去上海，林华同行，我们被扣上手铐，由一个管理员及两个执长枪的士兵押去乘火车到上海，入上海提蓝桥监狱，在入监登记见到中山二区申明亭的杨少侬，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可见他是随车与我们同到上海的，是押送我们的，只是在路上不露面，到上海入监时才露面。在1939年间，我已见过他，并与他谈过话，黄静波问我，是否适宜吸收他加入托派，我说，他农民意识还很浓。于是作罢。想不到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次见面时，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我被编入住在第一仓（关押重刑犯监仓）二楼仓房托派小组。那时，托派小组有王国龙、周仁生、陈莽、沈文铨、谢公墨、蒋振东、叶春华、李培、郑良、在广州去上海之前，管理员给我一张报纸，说郑是音乐学院右派，我和林华编入这个小组。另外一个未决犯的小组，是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尹宽（此时他因病住在第八仓，就是病人住的仓）是住在后面的仓房。两个托派小组是分开学习的。不久，谢公墨释放，郑某调去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后，两组合并为一个小组。早上学习，讨论广播的讲话或报纸的社论，下午或者劳动，拆棉纱物下脚料为“威士”（抹机器的棉纱），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一些人做毛主席徽章，后来狱中开办油漆工场，油漆螺丝刀的木柄。
1965年8月小组学习时，籍云龙（学习主持人）问我：“托派是不是汉奸”，我回答说：“托派不是汉奸”。又问我：“托派是不是反革命”，我回答说：“托派不是反革命”。于是，我成为反改造，在小组上进行批斗。那时的批斗还是“和风细雨”的。自始，我一直被视为顽固的反改造分子。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小组与我们组合并。8月开始犯人批斗。小组对郑超麟的“干部主义”，“干部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和批斗。那时的批斗，还是温和的批斗。随后就批斗我的反改造。
直到1971年5月，再次批斗郑超麟，郑超麟被迫书面写下“我是反革命”就停止批斗，随后批斗蒋振东，第二天蒋振东中风，送去医院。其后批斗我的反改造，我不认罪。
在批斗会上，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你说毛主席的著作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林副主席说‘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你说不了解？”
我回答说：“毛主席说‘无论个人、政党都会犯错误’”。（也就是毛主席的话不会是‘句句是真理’）。此时藉云龙把我拉到毛主席像前，要我对着毛主席认罪。我不说，叶春华要我跪下，我不肯跪，叶春华用脚蹬我后膝窝，使我“卜的”跪下。我不低头，叶春华和李培用力按我的头。
军队驻监狱的军代表提出三个问题，要我作出书面答复。我对三个问题答复如下：
1、毛主席的著作为什么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答：“我说毛主席著作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是指毛主席著作提到有关托派性质的问题，总括起来是两个问题，托派是反革命和托派是汉奸的问题。”
“根据我在托派组织内部亲身所体验到的事实，托派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汉奸。现在我把一些事实简单的分别说明如下：
“托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以及对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性质，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和共产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推翻旧社会制度这些重要问题上是和共产党基本上是相同的。托派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
“托派是把国民党、帝国主义看成主要敌人，在反对这些共同敌人时是把共产党看成是友军。”
“托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不合法存在。”
“解放后托派中央指示广州组织支持共产党的一切进步措施。
“抗日时期，托派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党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2、为什么说你不是反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支持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希望共产党打败国民党。”
“在解放后，我的态度是：国民党被推翻只是中国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革命不会停顿下来，不是向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可能会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解放后首先要防止反革命复辟，因而我支持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支持共产党一切进步措施，拥护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
“革命一定会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只要共产党领导群众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就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在解放后，我的基本态度是拥护、支持共产党革命，并不是反对共产党革命。所以，我不是反革命。”
3、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为什么你说“不理解”。[4]
“我‘不了解’的原因如下：①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们曾经有过错误；列宁也说，做过不少蠢事；毛主席也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②要认识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首先要对毛主席每句话都能深入透彻的理解，而我对毛主席每句话并不是完全弄通弄懂了，因而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就谈不上已理解到了。”（我书面答复的日期是1971年6月24日。）
我把军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书面答复后，就改变站立批斗为坐下来在小组批斗。
1971年11月，林彪坠机身亡。犯人批斗停止了。监狱长召集托派犯人谈话，我听不出有什么变化。
1972年5月，托派犯人调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把我并入其它犯人小组。
1972年9月间，监狱长和我谈话，问我“托派犯人调走了，你想他们去了那个地方。”我答道：“调到别个监仓，或调去劳改场”。
1972年11月30日，监狱管理员叫我收拾行李，下到地下仓一间小房间，有两个外来的工作人员，我猜想可能把我调去劳改场。于是，我再次说明：“我不承认犯了反革命罪，托派不是反革命”。两个工作人员（后来我知道，一位是法院法官，一位是公安局干部）。立即离开（我猜想是回本单位请示）。到了下午二时左右，两位干部回来了，立刻办理释放手续，两手掌和十个手指一起打印。两个干部带我出门，交了一张通行纸（放行证吧）给卫兵，坐一辆吉普车而去。在车上，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调你到别个地方住”。车子到达时，来开门的是熊安东，原来这个院子住的是托派，下车后进入院内，一位工作人员（我猜他是法院法官）对我说：“争取回到人民内部来”。
在院子里住的有熊安东、叶春华、周仁生、黄鉴桐和我，不久，从劳改农场调来郑良。他自称是托派，我不认为他是托派。在广州狱中，有一天管理人员送一张报纸给我看，登载一则新闻，上海音乐学院揪出右派分子郑良。这是在我去上海之前的事。所以，我一直认定他是右派不是托派。
从周仁生那里得知，托派分子分两个地方居住，一个小组是青浦青东农场，另一个小组是奉贤县诹甫的劳改工厂。无论在青浦的、诹甫的托派分子都没有劳动，主要是学习，间或做些劳动，种菜、种药材。
在小组学习讨论，我从来不批评托派、托洛茨基。在小组季度、年度学习总结，总写有批判托派、托洛茨基的话，要每个人签名的。我在总结加上附言：“对托派，托洛茨基的批评，我保留意见”。（如果我不作出这样的声明，就会是同意对托派、托洛茨基的批评）。
到青浦后，政府每个月发给生活费60元。伙食及零用，我只花去二十多块钱，余下有三十多元。我把这些钱买《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别人引用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正确不正确，理解得对不对。就必须学习马、恩、列著作，才能分辨出来。
我从队长那里探问到胡洛卿在武汉的地址：从妻子那里，我得到女儿的情况，并与她通讯。
1979年6月5日，法院、劳改局、公安局三个单位，召开大会，对托派落实政策。宣布未决犯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三人恢复公民权。已判决犯熊安东、黄国龙、蒋振东、叶春华、周仁生、及刘平梅，给予公民权。每个月发给生活费，公费医疗。不愿意回家乡或不能回家乡的则在上海安排居住。生活费每月六十元。以后有所增加，我到了现在（2005年11月）是330元，属最低收入（上海和温州的早已五百元）。
我决定回广州居住。女儿来接我回去。1979年7月4日抵达广州，潘队长与我一道到广州，他向有关部门交待我的情况以及政府对我处理的政策。
在给予我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其中有说“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我不知道“有悔改”是指什么。我一直不认罪，不承认是反革命，在释放的当天，我对工作人员说：“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我和女儿住在一起，她结婚后我一人独居。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以及读了托洛茨基的著作、《第四国际文献》等。
我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俄共（布）党内争论问题的历史回顾》，纠正了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并纠正了争论的历史事实。2000年我写了《先知三部曲》评介，署名马腾云，发表于《十月评论》。2000年6月，写《陈独秀脱离了托派、脱离了第四国际了吗？》，署名刘秀，发表在日本托洛茨基研究刊物上。
2002年8月27日，写出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2003年1月，写《斯大林下令捕杀托洛茨基分子》，署名刘丹，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上。
2003年，我编写了《中国托派党史》，2005年2月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我是针对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而写的，虽然没有半句话批评《中国托派史》。
1973年拆迁居住于郊区沙涌南时各种各样的病最多，我记录下来的有：皮肤起疙瘩、皮炎、阴茎溃疡、皮肤溃疡、皮肤起肿块、胃溃疡、血三脂奇高、高血压、早搏、心跳、心律不整、心气痛，颈、背、肩痛、左手肘痛、上吐下泻、发寒热、鼻孔出血、感冒、舌痛、牙痛、牙周炎、牙齿脱落、失眠、眼珠充血、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膝关节痛、足跟痛、足踝关节痛、腰腿痛、关节痛、脚抽筋、右腿麻痹、尿频尿急、尿失禁、尿管刺痛、呕吐、腹泻……等。我迁出沙涌南，在白兰花园住时，疾病大为减少，只有胸痛一项。
以前李鹏总理当政时，曾说过“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我的生存权被大打折扣！
2005年11月7日
[1] 马国英，解放后闻说他是共产党员。是某地的政协主席。
[2] 围口，中山处于珠江三角洲，沿珠江两岸是冲积层，土地肥沃。称为万顷沙。地主在广阔的农田里设立农舍，为耕农居住，是称为“围口”。
[3] 广东人称土匪为大天二。
[4] 在文化革命时期，不能说林彪的话是错误的，只能说自己不了解、不懂（对毛主席的话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