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的曲解 (二)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倒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了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鲁迅的自白比之那种八股的机械的阶级分析论者,使我们更易了解他思想的变迁之迹,要解释鲁迅思想的发展,一定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到一九二二年止,他虽然参加《新青年》,作了小说和杂感,自说“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也止于呐喊而已;一九二四年以前,《新青年》的主将已从议论进于实践,但鲁迅却“减少了热情”,自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了;一九二五年底,他作《华盖集》题记,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所以他在一九二四年写《我的失恋》那样的讽刺诗,与此后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的论争相比,不过是开开玩笑吧了,真称不得大阵仗!如果要在这里去找“阶级意识”,那么鲁迅说得好:“大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乎革命文学之慨……了。”对于这种恭维,鲁迅一定“敬谢不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