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鲁迅和他的日记

　　最近国内外的文坛上，正大谈鲁迅，谈鲁迅有捧有贬，捧的不必说，仿佛他生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实行者，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之中最忠实于毛泽东的人，忘记了他生前反对周扬正因为周扬是正统的共产党第二次联合国民党政策的执行人之一，鲁迅死后二年，毛泽东正写着《论新阶段》，肯定“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它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可见那时毛泽东与王明之流奉行的都是史大林在生前决定的“联合战线”政策。鲁迅只是根据他对革命的观察与经验，深恶痛绝那些“人面东西”，他们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这种帮闲的工作，在劝诱别人“犯而勿校，勿念旧恶”，以此去出卖革命。
　　毛泽东与王明的政策分歧，一个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自主”，一个则主张“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毛泽东到六中全会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确定地提出这个立场，精神上才算和鲁迅早已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相符合，这口号包括有严格的阶级意识，而“国防文学”口号只是王明的“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政策在文学上的应用，它的实质是投降主义。
　　那么鲁迅确有政治上先见之明么？他不可能见得那么远，也无从了解共产党中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有什么不同。他所反对的周扬，以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刽子手，要到一九六七年他才算倒了台。鲁迅死后，他和周扬的争论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何况，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精神上是反对鲁迅作风的。
　　今天鲁迅之忽然行运，只是毛泽东利用其争论打击新敌人，和鲁迅全无关系。
　　但相反，有一部分人则从鲁迅的《日记》上，证明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争时，托庇日人，有不可告人之处，像老吏断狱，深文周纳，甚至以鲁迅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我要骗人》为证，证明鲁迅在《日记》上早已骗了人，这种论据，真是别有用心的。
　　鲁迅的《日记》，本来不是为死后发表而写的，所以他记的都是零星事项，为自己备忘之用，他在《日记》中有时流露出好恶的感情，但绝对不记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都在所写的杂文中，完全与人以共见，我们今天看重他的《日记》，正因为他在《日记》中豪不伪饰，从他的《日记》中更可见他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有时简直和我们一样的庸俗，他在杂文中那种剑拔弩张的斗志不见了，他骂人是狗，在孔庙中陪祭，和孩子上屋顶放爆竹，给母亲买才子佳人的小说，为稿费请律师，帮朋友的儿女找医生，如果把他失记补记的《日记》，认为是他自己或别人有意作伪，那么作此种论证的人，他一定是富有机心的人，我读这种论证时，常常为之悚然的。
　　纪德是非常内省的人，读他的日记正如读他任何一本小说，那种剥茧抽丝一样对思想感情的解剖，使人觉得他具有的一片至诚，引导人去重走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托洛茨基只当他没有机会让他发表文章时，才把他的斗争思想倾泻在日记里。他们的日记生前都亲自发表了，这和鲁迅的《日记》不同，如果鲁迅生前有习惯记零用账目，死后给人发表了，我们也一样欢迎的，因为这可以供后人查考当时的物价和生活程度。《鲁迅日记》并不是自愿发表的，用不着在当时预先作伪，至于说有所不记的事就是他内疚神明的事，那是可笑的“莫须有”，你尽可以说只因为他和日本人做朋友，在日本杂志上做文章，不必说他在《日记》上没有记上许多不可告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