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章士钊·鲁迅

　　为了章士钊，引出了正反两种议论，正面的议论，讥他为冯道，反面的议论，说他不是冯道，据论证：“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爱国的，拥护革命的章士钊，不可能是冯道。
　　时代变了，历史条件不同，人物评价的标准当然也不同了，我们不可能从变乱动荡的五代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冯道，比喻二十世纪的章士钊。史上有毁冯道的，固然说他历事“五姓八朝”为寡廉鲜耻，奴颜婢膝，但当时也有誉冯道是孔子复生的，孔子不是圣之时者吗？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如果个个人能“大节不亏”，那真是“盛世”了！我们对历史人物，应该了解他的时代，不在表示个人爱憎。
　　以章士钊比冯道，未免看重了章士钊，他虽短短地贵为总长，其实他的大半生不过做做“食客”。在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名下做“食客”，和在“现代孟尝君”杜月笙名下做“食客”，实质上并无什么分别，他那有冯道那样的“位高而势尊”。
　　章士钊是以柳子厚自况的，这却无人说过。这种自况，我也以为拟于不伦。他自己设问：“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他举出“八长”以证明柳子厚“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处”，因为他是“为民打算”的，这样的一个“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
　　这样的一个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钊的化身？他怕的是诚恐社会觉得多此一人，致生龃龉而已。
　　我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章士钊认为“倘中唐绝无柳子厚，而此时欲得一士，作为承先启后，并裨辅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则，势将通涉历史，旁皇无可措手足……”好了，幸而有个柳子厚，幸而有个深通“柳文”的章士钊，为这“文化革命”得大时代“指要”，只此一点，已足证我的说法不诬了。
　　有人引郭沫若的悼词，说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我也深不以为然，这方面，章士钊并无贡献可言。如果有人认为“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的一伙”是冯道之流，难道章士钊竟在和冯道们谈统一大业吗？招降纳叛，国共双方本来都有一手，但如果必须招冯道之流来完成统一大业，那不是诬蔑毛主席为五代的耶律德光吗？这算什么话？
　　章士钊和杜月笙关系之密切，二十余年前他来香港“招降”的故事，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这种事当然不会写入有关他的任何“行述”，但写《杜月笙传》的人并不讳言这一点。幸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证明了革命的公道，章士钊的“招降”不过是徒劳。

　　“这一场斗争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认真说来，它应该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算起，一直算到民国卅九年，共产党占领上海一年后，露出狰狞面目，全面搜捕反共分子，其中多的是黄杜张一系列人物，逮捕人数据中共报道即达三万余人，市郊刑场，血迹不干，共产党终于血债血偿了。”（《杜月笙传》第二卷第九六页）

　　我不禁要问，章士钊是否有光荣参加过这个业绩，反共时期和镇压反革命时期的两种业绩？
　　固然，又有人会辩护说：人是会变的，“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变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
　　这种人物太多了，李济琛、杨虎、杜聿明、李宗仁……从第一流的到第×流的，长长一大串，他们“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生则在北京颐养天年，死了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们如果今天还在台湾，按照某种说法，应该都是冯道，要是今日台湾的冯道，能共同来完成统一大业，那就一变而为“章士钊”！
　　又有人引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文章做标准，认为如果鲁迅还活着，“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原则，一本其政制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
　　也许是见仁见智，我觉得说到鲁迅的“政治标准”，首先得了解他的革命观点，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他已有了这个观点，他说：

　　“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

　　这是一般的说法，他还有更具体的话：

　　“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

　　这句话应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那时青天白日旗完蛋了。
　　孤桐先生就是章士钊，他不是“来革命”的，革命已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完成了（经过千百万人的牺牲才完成的），他是来“拥护革命”，享受革命的。
　　可惜鲁迅死得早，没见到革命的完成，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从事革命（当然限于文学方面）工作，并不期望有一天会享受革命，他早说过如下的话：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

　　革命成功了，革命文学家吃不到牛油面包，这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对待革命文学家的无情，而是正如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所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于是他们统通给清算掉了！吃牛油面包的，甚至吃鱼翅席的，另有其人，章士钊之类便是，他们懂得“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
　　鲁迅对革命也实在悲观，他说：

　　“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说鲁迅如果活着，会用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人，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鲁迅，更不懂得章士钊的。

附：论冯道

葵　堂

（一）

　　上一个月，有几个人好像得了什么指使，竟不约而同的骂起冯道来。最巧的是在七月七日那一天，竟有两家报纸都把冯道抬出来痛骂一番。
　　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冯道是应该骂的。尤其是当时对入侵中国的辽国主耶律德光，他摆出了奴颜婢膝、苟且贪生的一副谄媚恭顺的奴才相，更令人痛恨。他的对外恭顺柔媚，竟给异族侵略者耶律德光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而特别信任他，特别赏识他的奴才的温顺。耶律德光入汴，责刘继勋为后晋出帝谋绝两国之好，刘继勋胆小怕死，委罪于冯道，说冯道是宰相，是他为出帝谋议，遂致“南北失欢”。可是耶律德光对冯道的奴才德行早有好感，因说：“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
　　像这样的媚事外族的冯道，甚至今天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三民主义”也好，“反共”也好，只要投靠外国势力，谄事异族而有冯道之行的，都当鸣鼓而讨之！
　　我们不妨抄下一段“和尚骂贼秃”的妙文，以供大家欣赏：

　　“契丹灭晋，冯道朝见辽主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他事变无能，冯道不能对。又问何以来朝，冯道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讥之，问：‘你是何等老子？’德光喜其恭顺，以之为太傅。只看这一个故事，便活现出一个无耻糊涂腐臭的家伙，只要有官做，便什么都没有问题了，耶律德光正需要这样的走狗，也便把他当狗来豢养。”

　　读报纸的人都记得：有一个姓任的曾一如事实真相而毫不掩饰地指出蒋集团是美国人的最忠顺的看门狗。就此说来，试把上边所抄的一段文章，把冯道换上另一个名字，把耶律德光换上“美帝国主义”，那该多么合于而是多年来的历史事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张二不曾偷”，痛骂冯道的那几个人，首先请你们照照镜子！看看今天，在中国神圣的领土——台湾省——上，究竟还有谁依然做着走狗，被人“当狗来豢养”？

（二）

　　过去历史上，评议冯道、认为最不能加以恕免的大罪是说冯道的历事“五朝八姓”，对他所事的国主“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因而讥之为无廉无耻。例如：
　　薛居正“五代史”论冯道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这里有褒美，认为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也有贬斥，斥之为有如一女嫁六夫，不够贞节。
　　“通鉴”（二九一）引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论冯道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大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司马光的评论也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责？大节已亏故也。”
　　以上都是过去封建专制社会时代地主阶级史论家的议评。
　　站在进步的、人民的立场来看，我们认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统治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倒是要拍手称快的。
　　同时在以家为天下的古代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史论家口中的所谓廉耻、大节、忠贞……其实都是谎言一句耳！
　　像严复这样的遗老，由于他略读过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著作，所以对于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如此的分析：“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人民特奴婢之易主者耳……”（“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
　　人民对冯道的事沙陀李家，或是事石家、刘家、郭家、柴家倒没有兴趣，因为归了包堆这些东西都是残害、剥削、压迫人民的豺狼祸水！
　　做了一家的奴才就高洁过做了两家的奴才吗？不见得，其为奴才者一也！如果从这里分定什么名节的高低，那正是由于笃信“奴才家法”的缘故。就人民的立场说，评者被评者都是一丘之貉，二者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
　　再说封建社会历史上，又岂止一个冯道！多得很。就在和冯道的同时，就有张昭远其人，历仕唐、晋、汉、周，以迄北宋，为“五朝元老”。试问，有谁曾指斥其不当？
　　同时尚有郑韬光。“五代史”本传称：郑韬光“自襁褓迄于悬车，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此外还有很多，无法尽举。
　　这还是五代时的历史，试上溯汉魏以来以迄隋唐，又是怎样情形？
　　“陔余丛考”（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称：“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歧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不必其以身殉也。”
　　这又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不止五代如此，甚至汉魏以迄隋唐也莫不如此。
　　再往上追溯一下，儒家素以“先儒”称之的叔孙通，据“汉书”（四十三）本传称：叔孙通首为秦博士事秦始皇，又事秦二世；陈涉起义兵起，欲降于薛，不成，又投靠项梁；项梁兵败定陶，叔孙通转而从怀王，怀王徙长沙，又回头事项王；汉王入彭城又转而降汉王。后为汉王刘邦谋立朝仪，派人赴曲阜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来，则斥叔孙通说：“公所事者十主，皆面谀亲贵。”
　　“身事十主”的叔孙通能为刘邦定朝仪，为统治者帮了大忙，极得后世儒家人士的颂美，冯道的事唐、晋、汉、周等四朝十君，也不过向先儒叔孙通看齐而已！
　　薛居正和司马光的以女事夫比作臣的事君，这正是出于儒家孔孟的道德观，所谓“忠”、“贞”、“节”又全是儒家的主张。就历史事实证明，也正是由于儒家孔孟的学说思想尊君上、抑臣下的奴才思想，才产生了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冯道。
　　冯道者，也正是行孔子之道、孔子之教而已。
　　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除了鲁定公外，他还想重作冯妇，再改嫁事人，向七十余君求官作；不过列国之君不想纳这个冯妇而已。孔子不得已才返鲁讲学。其一生所讲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君”的学问。“学而优则仕”，这是孔子高门子夏的话。子路也有“不仕无义”之言。孔子弟子学好“事君”的本领，大都做了大官僚、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帮凶和帮闲。尊称孔子的所谓“万世师表”者，实际是官僚政客之万世师表而已！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中庸，其行为是，“圣之时者也”，主张“无可无不可”，正因为孔家思想的主张中庸、调和、折中、骑墙，于是在后来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冯道！试看“通鉴”所描述的冯道面目：“为人清俭宽宏，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这不是一个行孔子之道、实践孔子之教的纯儒的最好典型吗？薛居正“五代史”对冯道的褒美，称之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这不也正是孔子教为官僚政客的最高的目标吗？
　　试细读冯道本传，冯道青年时代“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养亲”作孝子之外，“惟以批诵吟读为事”，好一个孔孟儒家学派的好弟子。
　　及至作了官，口不离“仲尼圣人”，所秉笔为文，“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口口声声自称“儒臣”，自以“在孝于家，在忠于国”自许。在推广、弘扬孔孟之道上也极为出力，为同州镇官时，出俸钱修孔子庙；又以诸经纠谬，乃“取西京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通鉴（二九一）还为此大书一笔：“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清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胡三省并于此注曰：“史言圣人之道所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冯道对孔孟儒家的功劳该多么大？像冯道这样的尊孔崇圣、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倒是和今天蒋集团是很好的一伙！
　　那少数几个文人骂冯道，却正骂到蒋集团他们自己的头上了！
　　我们认为：冯道这类人物，正是孔孟儒家、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产物。不论今古，凡是崇拜十三经，自以为是负了什么“道统”，大倡保存国粹、继承封建文化之辈，他们身上大有可能附着“冯道型”的鬼，远的有叔孙通，近的有曾国藩、袁世凯、段祺瑞和今日的一小撮人。
　　孔孟儒家思想，也正是培养、制造“冯道”的最好温床！与其痛骂冯道，不如提出彻底的办法：打倒孔孟封建反动文化思想，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反共”者敢于如此的彻底解决冯道问题吗？
　　再举一个极富于讽刺性的好例，以见尊孔读经的儒生颇多无廉耻的“冯道”，反而是不读诗书，不明史法的人民群众，却能够明黑白，辨是非，其识见、见义必为的胆量往往决非熟读经书的孔孟儒生所能比。就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评论里所说：

　　“予于五代得全节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欧阳修的慨叹自是历史的实情。批儒者之服，以学孔孟之道自居的，颇多不免做“冯道”！一为儒者，那就很难陷入“冯道”的污泥潭里而难于拔出脚来！
　　欧阳修也是儒者，因为他生在一姓之主的“太平之世”，暂时作稳了奴才，所以没有出过丑，但在他的裔孙欧阳玄身上却显了原形。
　　“元史”（一八二）“欧阳玄传”称：“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欧阳）修，同所自出。……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弱冠后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原委，尤为淹贯”。这些儒家学问，也正是“事君”的资本，只要能“事君”，谁又管他是什么“君”，甚至是哪国之君！于是在蒙古朝照样赴考（仁宗延佑十二年中进士），照样作官。“元史”本传称：欧阳玄“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即国子博士——引者），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屡主文衡，两知贡举”。
　　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丁卯八月十二日，欧阳玄这个国子博士，有授业生两人分别于左右榜进士第一名及第，你看他乐得什么样子，竟作“喜门生中状元”诗以纪其荣。其中两首：

　　“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临轩。小臣报国无他技，馆下新添两状元。”
　　“都人举手贺升平，不羡黄金遗子赢，进士从今成典故，唱名才罢拜先生。”

　　真是肉麻当有趣，使欧阳修裔孙丧失其本心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孝经”、“论语”这些玩意儿！
　　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暴露其阶级内部的丑，我们是愿意从旁欣赏的，因为革命人民就是要在巩固、发展自己的革命新文化的同时，全力扫荡封建孔孟反动文化，封建史学家的暴露与其互扬臭史，是对人民有利的。
　　实可以仿老子的话改成这样的一句：“圣贤不死”，冯道不止！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结什么果。只要依然是尊圣崇古、提倡家天下的封建孔孟奴才思想，力倡拜孔读经，那就一定源源不绝地造出大批的冯道！
　　有人于爱国拥护革命的章士钊老先生来港医病之时，妄以冯道作比附，足见其毫无历史知识，幼稚无知的可笑，可怜！又有人任意诬人“你有资格当冯道”！这简直是无赖！在今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而言，确可仿“孝经纬”的话说：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眼前暂未解放的台湾省正是“冯道”的大本营、无廉无耻的官僚政客的培养所！而在某些报纸上恬不知羞耻地骂冯道的少数几个人，照照镜子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披着孔孟皮而实为冯道骨的奴才！
　　至于革命的新中国，正努力彻底、干净地消灭产生“冯道”地封建文化与封建社会思想根源。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

附：鲁迅评价人物两例

葵　堂

　　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在文艺创作和文学思想理论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在评事论人，褒贬善恶，臧否人物这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学习取法的正确原则。
　　鲁迅一向主张“党同伐异”，在评事论人的褒贬善恶、评价人物上要有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要有政治标准，要旗帜鲜明。
　　在鲁迅文集里，有两篇评价人物的精彩文章，一是“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集”）；一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鲁迅取人论人的正确原则和标准。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刘半农到西北和内蒙进行考古和方言调查，不幸染上回归热症，医治无效，病死于七月十四日。
　　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不公正的论评，有人批评他“浅”；有人特别拿了刘半农的生活上的趣事，打诨取笑，奚落刘半农；更有些陷沙鬼对刘半农进行诬蔑，要把刘半农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先生却独排众议，以正确的革命历史观点，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对刘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
　　首先就革命历史，肯定了刘半农早期在“新青年”撰文时代，在当时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功绩。肯定了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又赞扬他是“好伙伴”，在对敌人进行战斗之际，是可信赖的好战友。
　　其次也批评了刘半农的“浅”。但是鲁迅的批评又不同于一般的含混的批评。鲁迅又以分析的方法，客观的立场，得出刘半农的“浅”的可爱处。他说：“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不如浅一点的好。”
　　于是，鲁迅就运用了正确的历史观点，把刘半农的一生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十年前“新青年”时代的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员猛将的刘半农；一是十年后躲进研究室、成为专家教授而渐据要津、脱离时代，不问政治，“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刘半农。因而作出这样的评价：“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鲁迅又运用了同样的观点和立场对章太炎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苏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各地官绅、以及章氏门人纷纷为章太炎开追悼会，编印遗著，颇为热闹了一阵，事后也就终归寂然，无人再提。至于纪念、追悼章太炎的，无不众口一词地推尊之为“纯古文学家”，“清代朴学押阵大师”，又是什么“余杭之学，可谓汇合浙西经学浙东史学二大派而自成新派者”（邵祖平“治学刍言”）云云，对章太炎一生的真精神、真价值从无人道及。
　　鲁迅特为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一生作出了最精当而正确的评价。
　　鲁迅首先肯定章太炎一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又肯定章太炎主持“民报”时代的革命战斗文章，以为这“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纪念章太炎的最好办法，是校印、流布章太炎的这些战斗文章，这才使章太炎和后生相印而永久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鲁迅也批评了章太炎入民国以后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一段历史时期，但也认为这只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而颂美章太炎的早年革命历史，并予以高度的评价说：“考其升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像这样抉发了章太炎真精神，评定了章太炎一生事业的真价值的大文章，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并世并无第二篇！
　　综观以上两篇文章，可以得出鲁迅评价人物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标准：
　　一、鲁迅论人以政治为首要标准，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在革命历史阶段中，凡拥护革命、提倡进步事物的，都予以称许，予以肯定。
　　二、鲁迅评价人物决不沾有主观主义色彩，绝不片面，决不一成不变的看人论人。就如分析刘半农的历史为十年前、十年后两个时期；论章太炎又把他区分为民国前、民国后两个时代的言行而下评定。
　　三、鲁迅评价人物全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立场，定是非，别善恶，对善有热烈的爱，对恶有热烈的憎，决不模棱两可，决不吞吞吐吐，含含混混。
　　此外，鲁迅对人，即或对待正面相对的敌人、也从不采取横暴手段，把敌人一棍子打死。例如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特别揭出这样革命者对待革命敌人的态度：“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南腔北调集”）
　　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曾定下判断人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大标准，那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标准全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所作出的论人，评是非的政治标准。
　　写到此处，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假使鲁迅今天还在，假使他看到了当年和他敌对并站在和他相对抗的战线上的章士钊转变而成为拥护革命，并对中国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他又该是怎样评价章士钊呢？
　　那毫无疑问地，鲁迅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地原则，一本其政治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
　　章士钊的一生确实走了许多曲折的弯路。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中山先生，赞成革命；可是后来正如鲁迅所评论的某些人一样：“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致章川岛的书简），这便是一九二五年前后的章士钊。但是章士钊并没有老死于黑暗中，他中年迷途，老闻真理，他有这种幸福活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试看逝世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所作的盖棺论定，称之为“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郭沫若在追悼会上所作悼词），这就是今日的章士钊不同于昔日的章士钊的具体表现。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有这样的话：“要注意‘变’为世界基本的现象，不变只是变的一个抽象的特殊情形”。（王浩“谈中国之行”）
　　世界在变，一切的事物在变，人也在变！章士钊就是从变中变过来的随时代而前进的爱国人士。
　　“变”的道理说来似乎新鲜，其实也不新鲜，因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就是遵循“变”的常规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例如在封建社会历史，有名的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史”本传）的人，可是四十岁后，当德佑初年，江上报急，恭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诏，尽以家财为军费，最后计穷被俘不屈而死。
　　假若以四十岁前德文天祥作为文天祥的一生来评价，这样的人若不是昏虫也必定是神智不清的呆鸟。
　　又如明末的李定国，他本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养子，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他是“叛贼”、是“流寇”，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永历帝展转黔贵西南大后方，李定国却成了独支明朝暂时不亡的唯一支柱，保卫明朝社稷的忠臣。最后竟和明朝的命运相终结！
　　假若以崇祯时代的李定国来论定永历时代的李定国，那么这样的人也难免昏虫之讥的！
　　早些时候，章士钊来港探亲，有人说：“你歌颂五四的领导者鲁迅，但你歌颂五四的‘反动者’章士钊……”。最近又有什么“鲁迅笔下的章士钊，却是一个杀学生的军阀走狗，无耻政客……然则是鲁迅对呢？抑或鲁迅不对？……这到底是怎样解释呢？”
　　像这样的，把历史人物都看成一成不变的僵石，看文天祥，只知道有一个“声伎满前”的享乐者，看李定国，只知道是张献忠起义军反明的余部……那又有什么办法！也惟有一任其充昏虫、做呆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