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托洛次基

　　鲁迅晚年所写的二封信，影响非常大，一封是致托派的，他应用一生所痛恶的“卢布”说，诬托派是“卢布”党，另一封是给徐懋庸的，指斥他们动辄诬人为“汉奸”，为“托派”之不当。这二封信至今仍广泛为当权的共产党所利用，但从没有人劳神去说明二封信之间的矛盾。
　　我曾用当时的政治背景说过鲁迅致托派信的事实经过，迄未有人给以任何驳复，我现在要谈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之前直接所受托洛茨基文学观点的影响，这又是一般谈鲁迅的人所讳言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立刻波及到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跟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国民党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鲁迅参加编辑的《新青年》向左右分裂，可是他既不跟着陈独秀李大钊向“左”，也不跟着胡适之向“右”，他站在中间阵地，先加入“语丝社”，随后又和几个青年人发起“未名社”，印行《莽原》和《未名丛书》，没有什么政治思想，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但由于出身关系，对旧社会的了解非常深刻透彻，所以他自以为只是和“黑暗”斗争，他并不想像未来是否是个光明世界。
　　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期间，他和“正人君子”及章士钊面对面的斗争，真不愧是个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可是这种向漫天黑暗的个人斗争，终竟使他疲倦而旁皇了，他从火热的北京走出，投向了荒凉的厦门。
　　他的立场虽属于中间阵营，思想上仍不免受十月革命的侵袭，当“创造社”在提行浪漫主义时，他已在“未名社”介绍了《苏俄文艺论战》（一九二五年），介绍了《十二个》（一九二六年），介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九二八年）。
　　《文学与革命》的译本虽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但他受这本巨著的影响，则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日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ト文学》一本（按：应为《文学ト革命》）。”
　　《十二个》出版时，鲁迅从《文学与革命》中译出第三章“亚历山大·布洛克”，当作附录，而且介绍托洛茨基说：

　　“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与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纪念文中，又说到托洛茨基。他说：“托洛茨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题，也不是革命的艺术。”
　　这当然是《文学与革命》中的意见。
　　《文学与革命》是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从一九二六年起，鲁迅在与李霁野的通信中就已不断地谈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们从他的信里知道，此外傅东华也译过这本书，登在《中央副刊》上。“未名社”出版这书时，他已经在广州目击过残酷的历史大事变，不料初回上海，却给革命文学家骂作“有闲阶级”，痛加围剿了。
　　鲁迅是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广州的，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真实的在职期间甚短，到八月二十九日他向大学“辞一切职务”，十月三日就已回到上海。前后八个多月，他曾在广州和香港演讲多次，但保留的讲辞只有五篇，三篇在清党之前，二篇在清党之后，清党之前的三篇，二篇在香港演讲，即《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另一篇则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在黄埔军校讲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主要论据都是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这本书上借来的。
　　《鲁迅日记》：“四月八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演讲，夜归。”
　　（应修人早年是湖畔诗社的诗人之一，后来成了共产党员，他牺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那时从苏联回来上海不久，立三路线正得势，他担任经济方面的任务，据他的好友谢澹如对我说，这任务主要是变卖苏区“打土豪”得来的金银珠宝。可是当时的白色恐怖委实厉害，他时时为这样一个问题烦恼，即如果被捕该怎么办？他是和丁玲潘梓年等人同一天被捕的，结果完全不同，丁玲后来证明“政府在养她”，潘梓年徒刑十年以上，在南京军人监狱服刑，抗日战争发生前出狱，应修人则挑选了自杀一途，他从很高的旅馆窗口跳下来，肝脑涂地。）
　　四月八日距离十五日只有八天，李济琛继蒋介石之后动手杀人了。
　　鲁迅回到上海后，鉴于当时和他论争的人，攻击往往“未中腠理”，所以他译了《文艺政策》，陆续发表在《奔流》上，这是苏联文学论争的结集，有各派不同的意见，主要的脉络，也可说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派与托洛茨基一派的对立，所以鲁迅在“编校后记”中说：

　　“托洛茨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束的预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这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以后不断爆发为中国文学上的争论。在当时，则鲁迅时时引用托洛茨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张目，如：

　　“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又如：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托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亡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又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差不多的。……”（《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对于当时苏联内部为了中国革命引起的托史之争，自然不会清楚知道，但对于失败了的托洛茨基则还没有势力之见，关于他在没落两字上加了引号可知。大约在一九二八年末，有几个留苏学生回到上海，他们都是托洛茨基派，我认识其中一个，当时革命失败，共产党内完全受盲动情绪支配，一经托派分子把当时托史的争论介绍过来，对于苦闷无出路的革命者，恍如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我参加过这种讨论，记得冯雪峰也参加过一次，我和雪峰的认识是由谢澹如介绍的，他们都是湖畔诗社的诗人；雪峰已和鲁迅来往，鲁迅当时正在译苏联的文艺理论，虽从日文重译，但遇有难解之处，则用俄文参考，雪峰常常衔鲁迅之命，把某一段文章请我找留俄回来的托派代译，每条不过几十字或几百字，但鲁迅一定给与稿酬一元或二元，当时翻译一千字的稿费不过一、二元，所以说来无人相信，鲁迅和托派并不是毫无渊源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有云：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革命以前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

　　“政治先行，文学后变”，鲁迅说得多么好，多么简单明了。但如果你读过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那么便知道鲁迅不过在阐述托洛次基的基本观点罢了。
　　可是到了一九三零年，以鲁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界限，他从此不再提及托洛次基和他对于文学的观点，因为三零年代起，史大林已是全能的神，苏联的历史得从头写过了，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他却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也是受到某种符咒禁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认为鲁迅用间接的批评，反对对于托洛次基的无耻诬蔑。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次基特别推崇革命诗人别德纳衣，可是在反托狂潮中，别德纳衣写了首长诗《没有功夫唾骂》，登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四日苏联出版的《真理实报》，从托洛次基的祖宗三代骂起，全篇都是用最下流的“粗口”组成的。托派在中国既已生根，成长，发展了，给王明打下了台，在悔过书上自称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的瞿秋白，便以反托工作自效，他把这首长诗译了出来，登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上，接着有人模仿别德纳衣的笔调，也是祖宗三代的骂胡秋原了，鲁迅立刻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批评这种下劣的文风。其中所说，都可以移用作者对别德纳衣的批评的，如果你还保存得有《瞿秋白文集》，大可以覆按一下。至于瞿秋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定为叛徒，连尸首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移走了。
　　到鲁迅晚年，在O.V笔录的致托派信中，他用讽刺的笔调，对托洛次基本人加以挖苦和诬蔑，有云：

　　“……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斤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

　　鲁迅是懂得读历史的，这种成王败寇，出主入奴之见，我相信决不是鲁迅固有的衡人衡事的标准，但他宁愿做个“势利小人”，不仅诬蔑中国托派为汉奸，而且诬蔑托洛次基本人不得不用“敌人金钱”，他和周扬还能有什么分别？难道为了托派这个共同敌人，必须唱一样的调子么？这调子在鲁迅一生骨梗的斗争史上，在他和周扬的最后决裂上，又何其不协调？
　　鲁迅在反托论调，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他在不利的情势下，必须与敌手竞争对于所属政治派别的忠贞，于是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连平日最最痛恶的“卢布说”都用上了，他之堕入这种恶劣的政治派系斗争，和他的思想弱点也有联系，即他虽然信从了阶级论，思想上始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九二五年说过“……主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与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任何手段……”这是主观唯心论，但可以说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尚未服膺科学的唯物论，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已受过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洗礼，但他在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上仍是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以为是不错的……”基于此，他自然成为势力之徒，即成为成王败寇论者了，其实，“为目的不择手段”，这只不过是马嘉唯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主张目的与手段互相依存的，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达到正当的目的。
　　鲁迅写致托派的信时，正在病中，连写简单的日记都不能了，但不论O.V（雪峰）能给他多少影响，这封信总是鲁迅本人认可的；到他病愈后能亲自回答徐懋庸时，他仍变为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到他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就有“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了，而一摆脱派系的拘束，他就公然反对共产党“不念旧恶”的联合战线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