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滓的泛起”

　　本年（一九七三）七月廿五日《大公报》第一版刊登了两篇文章，无独有偶都和鲁迅生前有关，我们且摘引一下。
　　第一篇是王芸生写的，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他看见一位翩翩潇洒的老者，和其他一行人进入北京饭店，就是章行严先生。据他说，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涵育中，经常在一起学习党的路线政策……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章行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他在写作《柳文指要》一书，王芸生在座，因此结了文学因缘，他认为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版，实在是一件盛世。他说“行严先生曾深自谦抑地说：‘吾之此一臃肿庞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却自设一题‘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就与当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盛治相联系了。此文列举柳有八长，说‘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从而断言：‘子厚生在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就是说，柳宗元如生在今天，以他的学行修养，也必然热爱伟大的毛主席，热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一分力量。行严先生以此诩许柳子厚，也正是他的‘自道’。……”
　　王芸生说得好，章行严拉着柳子厚的皮盖着自己，只有一个目的，让“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而已。至于说他临死前还在“怀念台湾的故旧，关心祖国的统一”，那是“官话”。“祖国的统一”寄托在与章行严同时代行将就木的那些“故旧”身上，不寄托在台湾被压迫的工农无产阶级的自求解放身上，这就说明了成立政权二十四年的“祖国”的实际蜕变的政治状态：对外“和平共存”，对内“和平演变”。
　　说到“故旧”，我们就得引用第二篇文章：《访奉化溪口有感》，作者毛翼虎，前国民党立法委员，当今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宁波市委员会副秘书长，这样的官衔，当然比不上章士钊的显赫。但他所怀的故旧中，有一个和鲁迅很有关系，而且在鲁迅的斗争历史上，其作用不下于章士钊的，那就是一九三零年前后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的许绍棣。

　　文章说：“最近看到旧同事许绍棣‘集唐’感时诗云：‘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许兄长期漂泊异乡，‘白首思归’之情是可以想而知的。但所谓‘归不得’的想法，又未免太消极悲观了。祖国的大门对一切爱国者始终是敞开的。”

　　这是公开的“招降纳叛”吗？不，这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国策，欢迎一切国民党人来归，如果你以前残杀革命者越多，便越欢迎，因为这就表示你两方面的业绩更重要，李济琛在四一五，章士钊在三一八，都是卓著的人物，一旦识时务，生得崇敬不必说，死了还可以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里呢。
　　为此，我们得从旧籍中搜罗些许绍棣的业绩，以便为他有朝一日归来后替他作起居注者的参考。
　　鲁迅谈到《语丝》“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这个人，就是许绍棣。
　　接着是《萌芽》在浙江被扣留。
　　一九三零年二月，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主其事者也是许绍棣。
　　鲁迅以后的“隋洛文”笔名，出典就在这里。
　　加入“自由大同盟”的有郁达夫，那时他正深恋王映霞，而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日益加甚，郁达夫退缩了，他想和王映霞隐居到杭州去，鲁迅写了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达夫不听，卒在杭州建了“风雨茅庐”和王映霞同住。可是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在乱离中王映霞移情别恋，郁达夫痛哭流涕写了“毁家诗纪”，这次弄得郁达夫家破人亡的，也是这位浙江省党部委员老爷许绍棣。
　　后来郁达夫在星洲作“回忆鲁迅”一文时，就后悔不听鲁迅的忠告。
　　鲁迅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写过一篇《沉滓的泛起》，说：

　　“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但鲁迅没有更深一层地讨论这个臭池塘，沉滓是寄存在臭池塘里的，如果沉滓堆积得太多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否有变成臭池塘的危险？专爱用棍子搅起沉滓的人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