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常常引用一句成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于鲁迅小说的批评，真是多极了，但鲁迅大多不加理会，有时不得不回答几句，目的也不在乎反驳或申辩，不过借此说明当时创作的动机，至于这种创作能造成何种影响，更不是他事前事后所能计及的。只当一九二八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风起云涌，而且宣布阿Q时代已经死亡时，他才非常有意识地主张他的创作，在当时实在是一种“革命文学”。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运动，先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鲁迅认为他所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出现，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践”的，因为《新青年》初出版时，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开辟了用白话创作的风气，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那时“颇激励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他认为这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所以他自己看重这篇作品。
　　虽然如此，鲁迅自己却深深苦于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但因那时的主将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也“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珍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鲁迅最出名的小说自然是《阿Q正传》，这小说引起的毁誉也最多。他在北京参加《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时，“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乎已有了好几年”，由于孙伏园催促，他在晚上逐渐写了出来，在《晨报》揭载之后，便引起人们猜测，以为鲁迅在揭发他们的阴私，借阿Q骂他们。过了四年，鲁迅在替俄文译本作序时说：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鲁迅认为中国是“民分十等”的国家，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又因圣人和圣人之徒的教训，更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他说，四年来，百姓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阿Q正传》发表之后，有的加以谴责，有的说是病的，有的说是滑稽的，也有以为是讽刺的，以为是冷嘲的，这使鲁迅自己也疑心“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他在一九三零年说到它时，承认“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哀怜为目的”。一九二八年在厦门时，他认为阿Q的时代或者竟还有二三十年之久呢！
　　《新青年》同人风流云散之后，鲁迅还是做小说，他认为“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鲁迅自己也很少谈到它们。
　　《呐喊》、《彷徨》之后，鲁迅不在创作小说，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杂感，我们不在这里论列。此外，尚有可称之为散文诗的《野草》，回忆式的《朝花夕拾》，运用古代题材的《故事新编》都懂得一谈。
　　关于《野草》，他自说“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野草》作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例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太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要想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以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他又“从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作了《失掉的好地狱》。
　　《野草》虽然颓丧，因为是预言式的，故富于时代的气息。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回到上海后，不久就遇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围剿，他在回答他们时，引用《野草》上的字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
　　他说：“这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这预言后来自然实现为真正的革命，但革命实在也并不能烧尽一切，旧的阿Q时代还是会回来的。
　　《朝花夕拾》十篇，据鲁迅所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这寓所不是八道湾，而是西三条胡同。他们兄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失和，他于八月二日迁出八道湾，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定居在西三条胡同的。“中三篇是流难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这三篇是《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写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六月，那时他正为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后五篇写于厦门大学的楼上，他虽然对环境很不满意，发发牢骚，但这些牢骚究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这十篇回忆的编集，却是在惊心动魄的反革命风暴之后，他给血吓得“目瞪口呆”，只能躲在广州一所叫做白云楼的房子里，做这与世无碍的不急之务。他说，“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在鲁迅的战斗生活中，简直是一片空白。
　　《故事新编》的写作，从开始到编集，历时十三年之久，第一篇《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最后三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据鲁迅所说《不周山》原本编在《呐喊》里的，他当时试想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来做小说的，——

　　“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还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先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了。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我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到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关于《故事新编》，自己还是不满意的居多，他说这是塞责之作，除《铸剑》外，毛病主要是“流于油滑”。即如其中的一篇《奔月》，就是由于他听说长虹以太阳自比，以月亮比许广平，以黑夜比他而写的。如果不是为了长虹的攻击，他对许广平还不敢坦白的说，“我可以爱”哩。在这以前，他说他虽然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先在知道长虹的攻击不过为了“月儿”，这就使他愤怒，因为过去他一向在闷葫芦中，他说，只要他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他都不管的：
　　鲁迅常常说：他对青年们不还手，为的是究竟自己还受得起践踏。果然，鲁迅一动手还击，长虹一伙全都没入了黑暗之中。但《奔月》发表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是关于长虹的“小玩笑”。
　　《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为什么事隔十年之后，鲁迅又忽然想到借古代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呢（而且在同一个月中连续写了三篇）？鲁迅没有透露原因，我们只能作如下揣测，鲁迅自一九三零年加入左联之后，过了不久，就和左联的领导人发生龃龉了，一九三六年，这种龃龉变成为公开的冲突。他在序言中说：“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言外之意，深可玩味。
　　正是这篇《出关》引起了许多批评，鲁迅写了篇《出关的‘关’》作了总的回答。他说：“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评批评的权利……”为什么鲁迅竟一反缄默的老例呢？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一次文学的批判，而是有关共产党改变政策后的政治的批判。
　　鲁迅并不看重另一种批评，即以为这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他阐释了小说如何在现实中取材模特儿，即使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相像的”，他以为傅东华如果一进小说，就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他并不轻视这种资格。可是他的模特儿，实在不是傅东华。这种专门从作品去揣摩讽刺的对象为谁的人，像是“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
　　另有一种批评却是政治性的，当时已流行一种对鲁迅个人的批评，说他“个人主义”，说他“破坏联合战线”，所以同样在左翼阵线的丘韵铎（他本是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对《出关》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的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的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

　　鲁迅回答这位批评者，既然知道他的“本意并不在这里，但是没有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实在他的本意是非常简单：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子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

　　说来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在政治上抱有成见的人看来，在坚持宗派主义的人看来，不仅觉得他（老子和鲁迅）是一个“全身心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而且加以忠告，希望“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鲁迅说得好：“一为而‘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丘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堕入孤独和悲哀去’……”所以他疑心丘韵铎和他同一类作家的本意，只是想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去封闭他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用“人民阵线”代替“第三时期”策略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也随之改变了。这种改变并不是中国国内共产党所决定的，它只是由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第三国际作出决定后，命令中国共产党去执行。改变开始于在莫斯科发表的“八一宣言”（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起草，用中国苏维埃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然后指派代表（林育英）去延安传达这种政策，由中国共产党正式加以接受。这政策主要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鲁迅是反对这种政策的，丘韵铎的批评就是共产党的话，翻成了政治语言，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窑堡会议中所作的报告：“党内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事后证明，毛泽东对如何实现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王明（实则史大林）大有分歧，但在一九三五——三六年，这种分歧并不明显，鲁迅只是凭他的直觉，反对这样的联合战线。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冯雪峰《回忆鲁迅》）所以他借着回答丘韵铎的批评，作了个反批评，他认为联合一切成为巨大无比的力量之后，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只不过是徒作大言的空谈罢了。
　　这是借文学批评进行的政治斗争，它又表面化而为“两个口号”之争，四个月后，鲁迅对周扬一伙开展了攻击，但我们当在另一篇文章里专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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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主张“为人生的”，他在日本学医不成之后，就相信可以利用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二册《域外小说集》就是这种信念的结果。以后他认为他的《狂人日记》是当时的革命文学，这话也毫不夸大。到一九二八年，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翻译了《文艺政策》之后，他对于“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只能暂时置而不谈，他认为“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一翼的时候”，这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集外集》单行本一六六页），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必须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
　　鲁迅相信文艺本身的阶级性，他在和“第三种人”争论，主张……“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人，也就是忠实他本阶级的作者……”
　　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不因而自命为无产阶级作家，他相信自己是本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携贰分子，有时简直自称为“破落户子弟”，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肖军信说：

　　“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得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那么鲁迅是不是“破落户子弟”作家呢？不是，他是阶级的移行者，本阶级的叛徒，因而他是新兴阶级的同路人。
　　但他对于自己所写的创作说：“我并未自己所写的人物感动过。各种情形刺激我，早已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并不觉痛。”
　　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鲁迅和他的创作，就会破除最近许多关于鲁迅的“神话”！

一九七四·一·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