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前鲁迅的革命观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是一九二五年接触了苏联文学之后形成的，他最先注意的是苏联的文学思想与批评，我们从他附录在《日记》后面的书帐中可以知道，一月六日，他买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二月十四日，买了《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八月十一日，买了《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八月二十六日，买了《文学与革命》……这些都是日译本。在三零年以前，他深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经常引用他，经常复述其中的意见，在和创造社的争论中，经常用托洛次基的文学观点为自己张目。
　　在文学作品方面，他最先介绍的是布洛克的《十二个》，这本书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我记得，癞皮狗似的资产阶级，在风雪中行进的十二个红军兵士……加上生动的木刻插图，至今仍保持着新鲜印象。为了解释布洛克，鲁迅特地译了《文学与革命》的一章——“亚历山大·布洛克”，作为附录。
　　可惜这本书绝了版，以后也没有人肯化力气去重译。对于鲁迅和托洛次基文学思想的关系，崇拜鲁迅的人更讳莫如深，因为一涉及这个问题，便会被人视作异端分子。鲁迅自己后来也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竟嘲笑诬蔑托洛次基的被迫流亡，完全堕入了势利观点。
　　鲁迅虽然熟悉《文学与革命》的评断，他却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陌生的广州，正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之前，他深夜坐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还搞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别，他个人仍是一贯地无法与现实调和，他说：“那时我对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中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这样索漠的心境中，他“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是]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鲁迅全集》（4）第二三页）

　　鲁迅的“索漠”，是不是由于共产党妨碍他做“大作家呢”？我们不知道。但他对于革命的态度说得很明显：

　　“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命起来，或者我所熟悉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鲁迅全集》（4）第二五页）

　　在鲁迅看来，“革命”之于他，不如吃一杯牛奶更好。
　　鲁迅所引布洛克的话，不是布洛克说的，他因为手头没有《文学与革命》这本书，所以记错了。（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李霁野说：“托洛次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在写给密斯许，托她在寓中一寻……”）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主要是“同路人”文学，他们来自旧社会，他们虽然肯定了革命，却和共产主义格格不相入，所以他们保有道德与艺术的两重性。托洛次基说：

　　“在娜杰希达·巴夫洛维奇（Nadezihida Pavlovlch）写的布洛克回忆中，有如下一句话：‘布尔雪维克并不妨碍你写诗，但他们妨碍你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主人；他要是一个主人，他就感到他的创造底轴心，且能保持他内心的韵律。’ ……布尔雪维克派妨碍一个自觉为主人，因为一个主人，他的内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无可否定的轴心，布尔雪维克派却已推翻了这个主要的轴心，没有一个革命底‘同路人’内心中还带有这个轴心。”（《文学与革命》——双山译，四八页）

　　鲁迅凭记忆错引了关于布洛克的话，因之把这个话的原来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同路人”之自觉失去了轴心，那是由于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缘故。共产党本身并不会妨碍什么人自认为“大作家”的。
　　由于鲁迅错误的引用，因而也使他发生了错误的了解，他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却始终没有失却作为他个人的轴心，他保持这个轴心，所以能够在死前反对共产党联合阵线的投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