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

　　读鲁迅的《清明时节》，不免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中国人其实向来没有宗教的，轮回的思想，鬼神的祭享，都不是有规模的宗教，中国人又倾向于多神教，所以更没有占统治的宗教，中国人有的是祖先崇拜，这是家族制度的反映，也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完全没有出路，它在发展中途早已腐烂了，它瓦解了家族制度，却仍残留着祖先崇拜的落后意识。
　　这种落后意识不仅支配了个人，也支配了国家的统治阶级。
　　这是一九三四年，满洲国已经成立，华北也特殊化了，全面抗战没有开始，国民党还在力求和平相处之道，于是溥仪皇帝派人到关内来祭祖，国民党也派戴季陶、邵力子、杨虎城等到咸阳周陵去祭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又到茂陵去祭汉武帝、霍去病、卫青的坟。前者的功绩是“屏四夷”，后者的功绩是“驱匈奴”。至于溥仪的目的，也许是要凭先王之灵，长驱入中国，可惜他们满足早已与汉族同化，名存实亡，现在只能为日本皇帝作先驱了。
　　鲁迅写《清明时节》，是把“扫墓救国当作笑话讲的，”因为“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鲁迅的讥笑也许并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一片“诚心”，因为他们向来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
　　再过了二年，即一九三八年，又是清明节，共产党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县去陪国民党祭黄陵，他乘机脱了党，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据他的回忆记述，“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们没有兴趣研究张国焘所说的“政治意义”，黄帝不过是中国民族的历史传说，这传说富有神话色彩，“几堆大土堆”，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免贻鲁迅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之讥，即使共产党的行动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段，那也是卑劣的政治手段，为鲁迅所不齿的。
　　但读了今天（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大公报》的一篇文章，简直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且引开头的几句话如下：

　　“一九六零年五月的一天，在万里长城山海关外的‘孟姜女’庙前，来了一帮子衣冠楚楚的‘祭客’。他们围着庙宇又是瞻仰凭吊，又是顶礼膜拜，十分动情。
　　“这伙人中，为首的就是那个一有机会就恶毒咒骂秦始皇的林彪。”

　　作者接着考据孟姜女故事的历史衍变，证明这故事是反对秦始皇的儒家编造出来的。林彪反对秦始皇（实则是毛泽东），所以崇儒尊孔，对孟姜女也“非其鬼而祭之”了。
　　九大时手拿着小红本子跟在毛泽东身后亦步亦趋的林彪形象，我早觉得是小丑一个；但那时他是四个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谁敢冒生命危险去揭发一九六零年林彪祭拜“孟姜女”那样的小丑行径？
　　神话是拆穿不得的，创造神话的人既然是小丑，那么神就不再是“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十万的人变成了“鬼”，现在还有谁去提起？

一九七四，五，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