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死”的观念

　　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给景宋的信中，就已谈到了对死的观念，他说：

　　“……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

　　这是一个学医的人的看法，把死视为生理上的必然，故不足悲哀；又是一个战斗者的看法，把生当作人间苦，必须去减轻，减轻就需要斗争；又一个这人的看法，对生尽生的责，对死尽死的责，对于两者都处之坦然。
　　时隔约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胁痛”，八月九日，“胁痛颇烈”，虽不是大病，也迁延了几个月，“开始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经过几回检查，他相信没有死症，而且借着“养病”之名，“不看经书，不管柴米账”，只是躺着看《蜀碧》、《蜀龟鉴》，和《安龙逸史》等线装书，这又使他“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病愈后，他写了《病后杂谈》和《之余》，结末他说：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门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

　　他虽说“用不着写遗书”，实际上这就是“遗书”，可惜知道他死后，没有人遵照他的“遗书”办事，而且也没有人省下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去印他所希望的明清人著的《野史》。
　　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的旧病复发了（他于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到过的，就都是这病……”）。三日《日记》：“夜肩及胁均大痛”，延至六月五日，简直不能记日记。三十日才在五日之下补写了如下的句子：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终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以后，他一直写《日记》，直到十月十七日为止，第三天，他死了！
　　在这大病期间，他仍写了许多文章，最用力的是化了四天功夫写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至此，他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彻底决裂了。
　　在大病中，鲁迅有意识地面对死的问题，这使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写下了《这也是生活》和《死》两篇文章。

　　“……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这里所说的“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是一句很沉痛的话，因为自一九二七年以后，常常有许多鲁迅所爱护的，或他所不识的青年们“模模胡胡”的死掉了。
　　鲁迅的病，经过美国医生D的诊断，因为他自己是学医的，认为极其准确，即：“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他不介意于他的宣告，但因为“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
　　想的结果，他归纳出七条“遗嘱”，关于自己的，除老朋友外，“不得收受任何人一文钱”，要“赶快收敛，埋掉，拉到，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关于许广平和海婴的，要她“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最后两条，是他一生经验的积聚，它有普遍的意义，不仅对于他自己的亲人为然，那是：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最后的一条，如果与他接着写的《女吊》合起来看，那么意义就更明显，《女吊》的结尾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防文学”的争论，鲁迅在死前不久，做出了这样必要的结论，但人们从来对这点避而不谈。
　　鲁迅不是消极的接受“死”，只要他能觉得“存在”，便将生活下去，即使是从“无欲望状态”中苏生过来，他也希望能“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也是生活呀！”
　　他由此悟得生活本身之重要，生活是全面的，平凡的生活也是重要的，他说：“删除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鲁迅认为有一些事从未为人所注意，他在病中才经验到“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久病又使他记起年龄，由年龄又想起体力恢复后应该着手做的事情——“要赶快做”。这是一个毕生从事斗争的人的心情，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然，“死”是会到来的，他在默默的躺着时，就发生了“更迫切的思想”，认为“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痛苦”。此外，他不再谈到死后的事，但我不能不记起他在二年前悼念韦素园时说的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已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一九七四，五，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