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

　　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在大陆久已成为禁书，他竭力要把鲁迅说成是“左联”的领导者，不能不谈到鲁迅对“左联”的不满，这就触犯了手执毛泽东文艺上方宝剑的周扬之忌，他的被清算是命定的。
　　鲁迅其实不是“左联”的领导者，表面上看，鲁迅受人尊崇，他是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一面大旗，可是鲁迅非常清楚他和左联关系的限度，他和他们是亲而不密的，如果说他有既亲且密的年青朋友，那么“未名社”时期的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章川岛；“左联”后期的胡风和雪峰；站在“左联”之外的萧军肖红等都是，他能和他们谈谈心底里的话，情谊至死不渝。
　　鲁迅加入“左联”，当然是他一生中的绝大转变，按照他全部的战斗史看，这种转变并不突然，他从参加《新青年》开始，无时无刻不在和“漫天的黑暗”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对国际文学社问》，仍说：“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旧社会的坏处，依鲁迅看来，“正人君子，第三种人，民族文学家，奴隶总管”都是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中，鲁迅又认为只有二类人：“破落户子弟”和“暴发户子弟”。他无情地和他们斗争，他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
　　鲁迅的思想进步很踏实，他固然因为“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救正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他还是从经验上吸取的为多，他说：“我何尝懂得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
　　必须先明白鲁迅独立的思想根源，才可以谈到他和“左联”的始终。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左联”开了成立大会，鲁迅出席演说，劈头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我曾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一文说过，鲁迅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笑，鲁迅的话是“认真的”，他不会如周作人晚年所批评的“故意与人家拗一调”，因为不久之后，鲁迅的警告就应验了。
　　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同盟’。”……然而他在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都是“茄花色的”，所以不得不又有作“梯子之险”，但他看到他们太低能，“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呢”，不免叹一声哀哉了。
　　这封信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才发表，非常具体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的心情，同样意思的话，我们还可从《鲁迅书简》中拾缀出来，例如他在一九三零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到一九三零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
　　过不了几个月，“左联”本身起了变化，这当然由于国民党的压迫，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信说：“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的五个作家遇难，鲁迅哀悼殊深，这些殉难的青年，是维系鲁迅向前斗争的精神支柱。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函胡今虚说：“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
　　可是鲁迅和“左联”逐渐发生了龃龉，原因起于鲁迅的批评，这种批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作为史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最容不得批评，他们用所谓“自我批评”来抵挡真正的批评，鲁迅却犯了“批评”的错误。
　　一九三二年鲁迅写的文章最少，搜集在《南腔北调集》的不过九篇。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战事，鲁迅全家仓皇走避，二月十九日才回家，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和“左联”的关系说来，决不能说是亲密的，更不必说他起了什么领导作用了，反之，他在十二月十日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以通讯方式登在周起应（即周扬）编的《文学月刊》上。
　　这篇文章有挑战性，他先称赞第四期的《文学月报》上出现了几个新的作家，打破了沉闷的局面。这话的反面，也可以解释做“左联”一向持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倾向。
　　鲁迅的批评集中在一首“芸生”署名的诗——《汉奸的供状》上，说作者对于敌人的辱骂与恐吓，那是在把“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
　　他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学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表面上，周扬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他指使祝秀侠（笔名首甲）伙同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在《现代文化》上写了文章反击，后来鲁迅在给萧军信说：

　　“那个杂志（按：《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鲁迅这话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说的，时隔二年有余，鲁迅的心“还没有热”，可见他和“左联”的实际关系如何了。
　　后来，在周扬领导之下，对鲁迅时时发出冷箭，最主要的冷箭来自周扬化名芷因，廖沫沙化名林然，田汉化名绍伯，张春桥化名狄克。鲁迅的反应是，说得好些，“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说得坏些，“上海有这样‘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在一九三四——三六这三年中，鲁迅对于周扬一伙，简直到了深恶痛疾的程度。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一日，他致郑振铎信：“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
　　十二月六日致萧军信：“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十八日致杨霁云信：“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鲁迅创造出“横站”二个字，真是语言上的一绝，对于一个斗士说来，他主要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但自己阵营里时时有冷箭射来，于是他只能“横站”着作战，你看这是“怎样的苦事”！
　　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的压迫不仅凶残，而且精致，他们从史大林和希特拉那里学会了种种特务方法对付革命者，“左联”内部不断有人动摇以至叛变，最著名的见于鲁迅文章和书信的，有下列几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十七日信：“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他致郑振铎信：“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唯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们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的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
　　对于田汉，因为他发射的暗箭最多，便不像对蓬子似的多恕辞了。
　　鲁迅是公开明显地表示憎恶田汉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答戏周刊编者信》上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一集》的附记上说：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一九三五年二月，田汉在上海被捕，迅即递解南京，曾有一首狱中作的七律传来，慷慨激昂，壮志冲天，当时左翼作家忽然都做起旧诗来，和者甚多，我到现在仍记得田汉原作中的一句：“剧盗何妨并枕头”，可惜现在已无从觅得全诗了。可是过不多久，他在南京大演其戏，变化之速，使人瞠目结舌。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在《鲁迅书信选》上第一次发表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有云：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按指变节事），我们的战友之一（按指周扬）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鲁迅和周扬一伙不断的明争暗斗，往往在给朋友的信中发泄他的怨言，给萧军和胡风的信中谈得最多，他甚至阻止萧军加入“左联”，他说：

　　“……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是怎样的苦境。”

　　这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对于左联的工作与捐款，他都与周扬唱对台。六月二十八日的信说：

　　“……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八月二十四日信：“昨天遇见了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方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也有些‘浪费’。”
　　九月十二日信：“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
　　鲁迅所谓“元帅”，所谓“状元”，简直呼之欲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史大林作风，党即是王明，后来即是毛泽东，从三零年代的上海文艺界说，党即是周扬。
　　一九三六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和周扬发生了正面的激烈冲突，在左翼作家中，这问题实现为二个口号之争，争论期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了鲁迅一封信，使得斗争更形复杂，表面上，鲁迅是赞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而且也不一定反对“国防文学”，实质上，他彻底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决不妥协。
　　周扬为了实行第三国际决定的投降政策，背着鲁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别组“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并不否认曾经同意解散”，这是曲笔，不可信的。鲁迅对于这次解散不断攻击，例如他在四月五日致王冶秋信说：“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又于五月四日信上说：“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按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样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鲁迅自己也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周扬通过何家槐，要求鲁迅参加发起“作家协会”，鲁迅坚决拒绝，他于四月二十四日回信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极，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所谓“集团”，当然指“左翼作家联盟”，所谓《文学生活》，那是周扬一伙秘密出版的油印刊物，目的在乎“打击鲁迅，制造分裂”的，所以鲁迅看不到这些刊物。鲁迅声明不加入之后，周扬又通过徐懋庸加以诘问，鲁迅回信说：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二、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收。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在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到此，鲁迅斩钉截铁地和周扬（他代表共产党的文艺一翼）们决裂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鲁迅说过：“一向坐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他不会就此放下武器。
　　鲁迅不参加“作家协会”，于六月十五日联合六十三个作家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他们没有组织什么团体，我想主要是因为鲁迅在病中，鲁迅的病始终一月三日，他仍力疾工作不辍，直到六月五日，他躺下了，连日记也无法载记，七月一日起，他可以记日记了，病仍缠绵不已。这时，“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于是鲁迅不得不化四天功夫，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他认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因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但他无力完成预定要做的工作。他曾于五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也许他写了这篇文章的，共产党不愿意它发表出来，正如我们第一次在《鲁迅书信选》上看到未曾发表的许多书信一样。
　　徐懋庸八月一日给鲁迅的信，诚如鲁迅所说，“横暴得可以”。鲁迅不怕他们围剿，但对于其他青年，鲁迅的劝告不一，譬如萧军，他主张不要加入“左联”，对于时玳，则劝他加入“作家协会”，我想这是他衡人衡事的结果，萧军夫妇新到上海，鲁迅不愿他们卷入无聊的纠纷，宁愿自己化钱替他们印书，这是爱护他们；时玳大概是久居上海的青年，必须和这“一群”人发生关系。他给时玳的信说：“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写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
　　鲁迅给徐懋庸的信太出名，凡是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不会放过，所以我们不必具引，这里也有许多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这篇文章是他们一面极好的镜子。
　　鲁迅断定“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是“溃散”，一点不错。以后的“文艺家协会”再也不像“左联”似的成为一个斗争团体，因为“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国防文学是有的，鲁迅批评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他指的是夏衍写的《赛金花》剧本，当时被称为国防文学的实绩。
　　对于他们，鲁迅认为“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但以后周扬在毛泽东支持之下，飞扬跋扈了三十年，关于鲁迅和“左联”的龃龉，我们引用姚文元的说法，作为那些年头官方统治意见的证明：

　　“鲁迅逝世前那一段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企图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然而，尽管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误解，使他心中很不愉快，但终掩盖不了上述的鲁迅的真正的立场与观点。经过反胡风斗争与反右派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姚文元著，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三四页。）”

　　姚文元的话正是当时周扬一伙的官方意见，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读者自能判断。我只是想用鲁迅自己说过的话，说明他和“左联”关系的始终，拆穿后来附会在他身上的许多“神话”而已。

一九七四，六，一零。